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我们的立场与目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文学批评论文,中国论文,立场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6 —0084—04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似乎一直都笼罩在西方／传统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当中，也就是说，外来的西方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思维与概念直接牵动着它，同时，中国自身的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思维与概念也左右着它。前者总是伴随着“走向世界”的开放的大潮，人们很容易地承认，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不是独立自主的结果，而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的影响和渗透下的演化，在已经过去的将近一百年中，借助于近代以后逐步输入中国的各种系统化的西方理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阐释模式与概念系统。后者则往往作为前者的某种对抗性力量，与“民族文化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每当前述的那些西方文化与文学批评概念不断形成对我们的挤压，以至迫近我们的心理底线之时，我们也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势的“反弹”，那就是竭力标举“民族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大旗，试图借助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力量反拨外来文明的挤压。
如果我们承认，“走向世界”与反抗外来的心理压迫是一个无法简单改变的事实的话，那么也就理解了这组“二元对立”长期存在的现实。
当然，理解历史的事实是一回事，而分析和挖掘其中的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时至今日，回顾百年文学思想史，我们逐渐发现，处于这样的“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实际上始终与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相纠缠：不可否认的是，外来文化在“突入”现代中国的时候也介入到了我们文化的“结构”当中，这样，它们的一些概念包括思维方式在成功参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想建设的过程当中也逐渐融入了我们的“本土”，与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实际现象有了更多的贴合，因而显得行之有效；然而，毕竟还有另外一些概念根本就不可能脱离开固有的文化背景与知识体系，只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力量（诸如追赶外来新潮或服从意识形态的要求等等）的作用而大行其道，在这个时候，一些进入我们现代批评语汇的外来概念与中国自身的复杂现实之间始终就存在不同形式的隔膜。而在我看来，严重的倒不是这样的隔膜本身，而是我们面对于隔膜所表现出来的冷漠甚至顺应：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其中一些没有经过严肃勘定的概念已经构成了我们基础知识的一部分，而我们显然又无力作新的拷问和反省。
在某种意义上，不时传响的“民族文化的复兴”吁求可以说也是一种反省，然而，可惜的是，借助于西方／传统这样一组简单的“二元对立”所形成的力量并没有指向现代批评建设的复杂形态本身，它更多的不过是一种情绪的表征，而且它试图复活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批评，同样可能存在与现代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概念同样无法准确传达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感受，仅仅就文化背景的隔膜而言，其实取法传统与取法西方并无什么根本的不同。过去我们常常喜欢用“本土”一词，似乎西方属于外来，因而便不是“本土”，中国古代依然属于中国，所以它就是“本土”，这样我们常常在讨论“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似乎这一命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与之同时，却从来没有讨论过“古代文化的本土化”，似乎这一问题根本就不成立，似乎古代的中国天然地就与现代的中国遭遇着相同的问题。显然，如果提升到文化的“问题”层面，如果我们承认任何的文化与文学批评归根结底都不过是对当下“问题”的发现和分析，那么，那种超越时空的“本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关注和讨论的是有具体“问题”的本土，是“现代”时空条件下的本土，这样的本土，既不应该成为外来思潮的附庸，也不会就是古代思潮的后缀。
提出“问题”的本土观，其实便是将包括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这样的“本土”事件与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联系起来：无论对于异质文化概念的单纯的顺应还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简单“追慕”，实际上都是我们自身文学批评丧失主体性的表现。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文学的言说脱离中国自己的文学现实，或者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纷至沓来，中国文学几乎就成了外来理论的实验场，一时间，能否不断追随西方“与时俱进”在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无形的标准；或者古代的文学批评被复活，现代的文学也可能被扭曲地卷缩在古代文学的概念体系中。当我们放弃当下，将自己的独立意志交托给外来文化或者古代文化，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一种浓厚的功利主义心态呢？问题是或外来或古代的概念在脱离当下“问题”之后，能否完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呢？鲁迅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如果它真的属于“批判现实主义”，那么又如何理解其中被称为象征主义的东西？或者相反，我们称它是“文以载道”，称颂它所继承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艺术，但对一生警惕儒家文化的鲁迅究竟与儒家的“文以载道”有着怎样的联系，或者说现代的小说艺术如何从古代的艺术技巧（如所谓“白描”）中脱胎而出，这里所需要的论证还很多很多，远非取法几个概念所能够解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名”问题：“用独立的名称指代中国现代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用它们自身的逻辑思考他们自己的特征，思考他们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思考他们自身演变的脉络以及与其他文化或文学现象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现代的文化与文学的历史。”[1] 我以为，建设和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项卓有意义的工作尚没有系统展开。
在我个人的设想当中，这一工作至少可以包括几个重要的部分。
1.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模式主要问题的检讨与反思。总结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并加以检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主导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是文学作品分析中的“中外文学交流与影响”的模式，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可能形成对创造主体独特体验的忽略，将“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简单“输入”与“移植”；二是文学理论资源不断向西方批评“归宗认祖”的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国批评将相当的精力放在向西方话语溯源而非解决现实的问题之中，仿佛中国文学批评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学自己提出来的，它们不过就是西方思想早已揭示的普遍问题的一个局部的证明；三是从机械的理论立场出发，不断制造评价体系的“二元对立”的模式。
2.中国新文学批评基本概念的检讨与反思。这主要是指近百年来在中国新文学批评中高频率出现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与语汇，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生活”、“真”、“善”、“美”、“国民性”等等约50余种，加以考证，追溯其来龙去脉，重新核定其意义。
3.现代体验与中国新文学批评“正名”的可能。这里我们将结合新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功范例，在提炼现代人生体验与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关于新文学批评“再命名”的种种设想。新的命名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尝试一系列具有概括力的新的批评术语，二是对新文学批评史上依然富有生命力的批评术语的再阐释和再扩展。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正名”应当从何入手呢？我以为其中需要辨析的基础性理念是自我生命体验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对自我生命的体验之于文学批评的决定性意义加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回归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基础，为此，在2005年，我们与国内同人共同发起过“文学感受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系列讨论；就文学批评概念的具体清理而言，我以为第一步的工作应当是“清理”，我们有必要对目前被广泛运用的文学批评概念加以认真的考察，梳理其来源，勘定其流变，分析其效能和限度，这样的工作将为我们重估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可以这样说，现在中国中曾经出现并且在今天依然运行的文学批评概念都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讨论，即便是某些表面上看来通俗简单的术语，其实也布满了历史的尘垢，需要我们仔细擦拭。例如鲁迅文学表述中的“为人生”，这一概念因为看似简单已经被后来的文学批评加以了太想当然的理解，例如“左倾”时代的批评家一度将“为人生”与“为艺术”对立，并以前者来否定后者，新世纪前后的批评又反过来，用“为艺术”来质疑“为人生”的功利主义。这样的理解都似乎没有耐性来仔细考察当年的鲁迅究竟用意如何，鲁迅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和阐发“为人生”的。如果认真梳理“为人生”的概念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在鲁迅的全部著述中，“人生”、“为人生”都反复出现，可以说已经构成了鲁迅的核心语汇，而鲁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强调文学追求与现实人生的本质联系方面，这与作为艺术目标的“为艺术”根本就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例如他批评传统的文学：“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2](p.240) 谈到文学的差异，他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3](p.82) 他又特别强调了“现在的文艺”与人生的紧密联系：“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4](p.547) 这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文学是不可能离开人生而存在的。 即便是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在鲁迅看来，其实也仍然生活在人间与人生当中：“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或者专讲‘梦’，专讲将来的社会，不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到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得不逃开去。”[5](p.240) 如果说，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一文中，鲁迅将“为人生”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相联系，突出了文学“为人生”的特定的社会作用，那么，在其他更加广泛的论述中，鲁迅则深刻地分析了“为人生”之于文学的普遍意义，——不仅现代的文学将人生作为自己主要的关注对象已经成了现代的文学的特征，而且就是那些号称要离开人生的作家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地达到目的。① 只有回到鲁迅自己的语言世界里，我们才能把握他“为人生”的特别的含义。
而且这样的重视也并不仅仅能够在“社会功利性”追求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因为鲁迅每当论及这样的文学观与一般人的“艺术”追求的差异时，总是充满了反讽、调侃与揶揄的口吻，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显示着对于“艺术精神”的新的认识。鲁迅表示，自己“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之为文学家”。[6](p.511) 既然如此，鲁迅在这里所完成的关于“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的表述，就并不能够作为单纯的“功利性”的表白加以阐释，它的确包含了鲁迅对于文学社会作用的关注，但其细微的思想指向又超过了一般意义的“功利”，从本质上讲，代表着鲁迅对于现代文学意义的新的建构方式。在其他的许多表述中，鲁迅则更加鲜明地传达出了对于传统的主流的文学观念的差异，甚至常常流露出对于这样的文学认识的厌恶和轻蔑。他声称，自己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7](p.389)，“我不是批评家，也不是艺术家，……因为并非艺术家，所以并不以为艺术特别崇高，正如自己不卖膏药，便不来打拳赞药一样。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人类如果进步，则无论他所写的是外表，是内心，总要陈旧，以致灭亡的”[8](p.82)。谈及自己的杂文，鲁迅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谢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9](p.4) 他讽刺性地为我们勾勒了所谓的“艺术之宫”：“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10](p.432) 通过这些追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鲁迅的思想与艺术世界是由他自己一系列十分独特的概念所构成的，鲁迅有着属于他自己的语汇，也有着他自己的对于文学思想和艺术建构的追求，但我们却不能够最充分地考虑到这样的“独特”性，而仅仅满足于从一般的主流思想概念出发完成对于鲁迅的解读和阐释，就很可能严重地曲解着鲁迅，毕竟，鲁迅的思想与艺术观念直到今天也并不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思想，并不真正属于过现代中国的主流（虽然在十年文革期间他也曾意外地受到了推崇）。这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单纯从社会革命的追求来肯定鲁迅和今天有些人又从“功利性”追求来否定鲁迅，都很可能远离了鲁迅本身。
要全面理解鲁迅的“为人生”，就必须回到鲁迅自己的语言方式中去，回到鲁迅自己所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去：为人生，鲁迅道出了我们文学活动与人类自身的现实联系，道出了所有文学活动的“原点”，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的生命问题，正是这样一个现实生命的问题决定了现代中国人的其他所有问题，人生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众多命题的“原命题”；为人生，鲁迅建立着属于他自己文学主题、感受方式，“直面惨淡的人生”是鲁迅文学区别于许多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的一以贯之的追求，是他与现实世界密切对话又保持自己思想艺术个性的最好的方式；为人生，鲁迅以这样的语义编码传达着与当时许多艺术旨趣的差异，他的艺术不是空虚的幻景而是现实人类生存的需要，“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11](p.263) 只有深昧于传统中国文学艺术空幻的人才能体验到鲁迅以“为人生”强调现实生命观照所具有的真正的“现代性”。这里，为了人生，甚至一切传统的艺术模式都被打破，小说是如此的奇异，而杂文这一独特的方式也进入到了文学的世界，不理解鲁迅“为人生”的思维，就不能意识到鲁迅杂文这一最独特的鲁迅文体的现代性与艺术性，海外汉学家对于鲁迅杂文的轻视，根本原因即在于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鲁迅的艺术世界中。
收稿日期：2006—08—01
注释：
① 参见《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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