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与格拉斯对理性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涅论文,拉斯论文,理性论文,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五月，德国文学界在杜塞尔多夫市隆重集会，纪念伟大诗人兼思想家海涅诞辰200周年。会上，如何从现代的角度来理解与阐释海涅，如何看待海涅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似通过他与当今德国文坛泰斗君特·格拉斯理性观之比较，探讨海涅作品于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启迪与警世的作用。
海涅与格拉斯的共通之处可谓俯拾皆是：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大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主题往往不离对社会，尤其是对德国状况的批判；在艺术手法上，两位作家都以反讽见长，风格有时甚至近乎怪诞与乖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下文着重论述的三部作品——海涅的《旅行杂记》以及格拉斯的《鲽鱼》（1977）与《母老鼠》（1986）——在结构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散文与诗歌交织的布局让人联想起德国浪漫派著名的文艺主张。也许正由于这些外在的相似之处过于明显，人们往往忽略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识，即对启蒙精神中理性概念的怀疑与批判。
两种理性观
“理性”一词源于拉丁语Ratio， 意即“人类与生俱来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86页。）在17世纪，理性受到笛卡尔、布法罗与莱布尼茨等人的推崇，在欧洲广为传播，从而对欧洲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普谢米甚至称哲学上的这一时期为“理性的时代”。（注：参见S.汉普谢米尔《理性的时代》，陈建民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页。）进入 18世纪后，“理性”更是成为启蒙主义者的万验灵丹：解放人的思想与个性，发展科学技术，使人类摆脱宗教迷信的桎梏，从而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智慧之光。然而理性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二律背反，并在法国百科全书派和英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发端处就不可避免地兵分两路了。早期启蒙主义者如伏尔泰、狄德罗同时要求天赋人权与科学进步，理性在他们那里亦是自由、公正与自然秩序和谐的代名词；可惜工业文明与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快打破了这种自由主义的短暂平衡统治，以科技为主导的工具理性一跃而夺取了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它以度量与驯服自然为己任，以定量定性、数学化、标准化、控制化、操作主义为特征，扬言能以精确有效的手段处理人类的一切事务。（注：参见赵一凡《法兰克福旅美文化批评》，《美国文化批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15、216页。）在现代性滥觞之际，海涅敏感地意识到后一种理性精神可能为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在散文中对此给予了辛辣夸张的讽刺，呼吁启蒙向人文理性回归。（注：Vgl.dazuGerhard H
hn," 'Blutrosen' der Freiheit. Heinrich HeinesGeschichtsdenken",in:ders.( hrsg.) ,Heinrich Heine,
sthetisch-politische Profile,F/M 1991,S.177f.）一个半世纪之后，海涅所预言的种种恶果皆成现实，格拉斯重拾旧话，并将它在新的维度上进行了拓展与深化。在他的两部反乌托邦小说《鲽鱼》和《母老鼠》中，对绝对化了的理性与启蒙精神的批判已上升为创作主题。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面目出现的童话英雄鲽鱼，同时也是理性、求知欲与进步的象征，纵观在它的精神指导下的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也就是由男性主宰与书写的人类战前、战中与战后史，鲽鱼深感它的“彻底失败”，最终将希望寄托在“第三类”，即女性非暴力的统治原则之上；《母老鼠》中的观点则更趋悲观，作为地母与黑暗化身的母老鼠认为对男、女两种性别的教育、启蒙均是不成功的，因而它预言，不仅是男人，而且整个人类正濒临毁灭。
折翅的想象力与感性
海涅与格拉斯首先揭示的是抽象化、理论化了的理性所造成的想象力与感性的受损。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装扮古怪滑稽并总是将“理性是最高原则”挂在嘴边的阿舍尔博士，正是海涅心目中这种干巴巴理性的生动体现：“理性？现在每当我听到这个词，眼前总是浮现出索尔·阿舍尔博士的身影：两条抽象的腿，穿着窄小的灰色先验的外套，摆出一副可以给几何教科书当铜版画的严酷，
僵冷的脸。
”（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111.）作者以为，阿舍尔博士正是由于笃信这扭曲了的理性原则，而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从生活中尽数思辨出去了，阳光，信仰，鲜花”，（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 ǎ nden, F/M:Insel Verlag,1994,Bd.2,S.111.）以及一切感官与生活的欢乐。阿舍尔的亡灵愈是想通过理性论证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理性分析说服“我”这世上并无幽灵的存在，“我”愈是吓得魂飞魄散：“这期间我背上淌着冷汗， 牙齿像响板一样颤抖得咯咯有声”。 （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113.）因为理性是不会，也无法禁止人的想象力与感性的。在只知经商赚钱的市侩庸人那里，干瘪的理性哲学化为贫乏的想象。面对布罗肯峰壮观的日落，年轻的商人只会感叹：“大自然一般来讲是如此美丽！”（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 nden, F/M:Insel Verlag,1994,Bd.2,S.128.）如此空洞乏味的赞美， 顿时让诗人的浪漫情怀全消，使他又“回到世俗生活的情绪里”。这歪曲了的理性精神也使当时的学术氛围深受其累。学者们或囿于一些无聊的论题，如诗人趋之若鹜的“哥廷根女子脚掌之大小”研究；或吹毛求疵，围绕着“罗马法典一个大标题下的每一个小标题”而争论不休，人的创造力就此被完全扼杀。正义女神泰米斯终于无法忍受这一切而痛哭失声，因为科学已背离其宗旨，成了为其自身目的服务的游戏，不再有助于人类的解放事业：普罗米修斯厄运重重，仍被锁在苦难的高加索山岩上。
格拉斯对想象力的批注更是独辟蹊径，自成一格。自70年代以来，在与赛坡·考夫曼和S·伦茨的访谈中， 格拉斯提出要加入想象力来扩充现实主义概念的主张，因为它不仅是“生存必需”，而且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注：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 ǎnden,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Ⅹ,S.112f.）理性也应包括童话、传说、潜意识等想象力的世界。（注：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 nden, 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Ⅸ, S.794.）它们并非“产生于现实之外”， 或“一定引起消极的阴暗”，而是“为了将我们在生存的困境与迷惘中更清晰地展示出来”。（注：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
nden, 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Ⅸ,S.794.）仅是《鲽鱼》和《母老鼠》的童话风格，便能显出格拉斯对想象力的重视。在《鲽鱼》一书中，比目鱼与女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总要重新讲述并改编口头流传的童话，将其视为“另一种真实的载体”，它与大多由男人书写的历史真实往往是相得益彰，互为辅翼的。两者均是童话，又都为现实。
在《哈尔茨山游记》中，海涅只描述了理性由于忽视想象力而造成的种种可笑现象，而格拉斯却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阐释了这种趋势发展的后果：从被压抑的想象与无意识中爆发出来的非理性。《母老鼠》毋庸置疑也可视为一篇启蒙运动庞大的理性工程失败的报道。失败的缘由对于作者“我”来说显而易见——虔信的启蒙主义者们不该一味强调理性，而将无意识的潜力，想象力的疆域与梦界的影响力抛诸脑后。格拉斯明确指出：
欧洲启蒙运动的发端——如果您读读蒙田的话——是包含着一切潜意识，一切被康德称之为“弯木”，并任其自然发展的东西的。这根弯木不可能被扳直，因为它属于人类。（注：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 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Ⅹ,S.348.）
然而遗憾的是，后世的继承者们却渐渐篡改了启蒙精神的本义，非但没有在启蒙之光中给这人类不可或缺的“弯木”以一席之地，反而陷入了由数学化、还原论主导的理性梦魇之中。他们发起肃清运动，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消灭一切异端分子与持不同意见者，将人类的所谓“垃圾”，“渣滓”，亦即所有与现存制度不相容的干扰因素赶尽杀绝。“可悲啊／肮脏的人们”，由“纯洁化原则”产生的是众所周知的暴力政策。在集中营内，大批所谓“引起恶心与仇恨的劣等民族”以及“离经叛道者”便在高度理性的技术管理下被无情屠杀了。（注：Dieter Stolz, Vom privaten Motivkomplex zum poetischen Weltentwurf,Konstanten und Entwicklungen im Literarischen Werk von GunterGrass (1956—186),Wurzburg:Knigshausen und Neumann,1994,S.327f.）
“这样，人类的教育终于
几近完成。巨大的光明
照彻每个角落。可憾，自此之后
天色更加昏暗，无人再能
找到他的学校。”（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nden,a.a.O.,Bd.Ⅶ,S.170.）
可惜照亮这寰宇的并非理性，而是原子弹升空的光芒。这解放人类的理性带来的恰恰是理性和人类的灭亡。
为了恢复想象在绝对化了的理性中的地位，海涅与格拉斯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重返自然的构想。早在《哈尔茨山游记》的序曲中，海涅就表达了愿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热望。格拉斯也多次强调，趾高气扬的理性早应成为“历尽磨难的自然的臣仆”。值得一提的是，在海涅与格拉斯的笔下，自然都不同程度体现为女性的化身，反之亦然。海涅认为，“当表象世界与人的情感世界融为一体，绿树、思维、鸟鸣、忧郁、蓝天、回忆和青草的芳香织成一幅美妙的织锦时，那感受是无比幸福的”，而“女人们最熟悉这种感觉”。（注：Heinrich Heine, 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143.）格拉斯更为直截了当，在《鲽鱼》中，女主人公们就是活生生自然现象的体现：维加看起来像大萝卜， 阿曼达“长着一张土豆脸”， （注： 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a.a.O.,Bd.Ⅹ,S.82.）怀孕的伊莎贝尔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颗南瓜籽”。（注： 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a.a.O.,Bd.Ⅹ,S.19.）作者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能拯救世界的“第三类”上，而它实质上就是与男性破坏性的进步原则对立，代表自然与坚忍的一种女性统治方式。（注：Dieter Stolz,a.a.O.,S.149.）
进步，进步，疯狂的进步
由于深受圣西门主义，法国革命历史学家加贝，尤其是黑格尔历史辩证学说的影响，海涅对“自然界中伟大的进步法则”深信不疑。（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a.a.O.,Bd.Ⅳ,S.54.）但在他的历史自信中，却又夹杂着一种悲观情调，两者方枘圆凿，互不相容，交替贯穿在海涅一生的作品中。这份悲观与理性精神的直接产物——畸型的文明与科技发展进程——密不可分。在《鲽鱼》与《母老鼠》中，这种畸形进步的致命后果更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一）以理性为标志的文明进程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胜枚举，首先便反映在个体在大众中的孤独与异化感上。在《北海》中，当地岛民生活在前现代、传统、同构的社会里，“思想一致，感情相同”，让当时作为现代人代表的“我”深感孤独。因为在岛上，沟通都是直接的，而“我”生活的那个现代社会却让人感到“精神孤寂”，在与他人充满误解的生活中，诗人感到“处处受到限制，处处陌生，且处处都身在异境”。（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 , F/M: Insel Verlag,1994,Bd.2,S.150.）
在《鲽鱼》中，这种孤独感突出地体现在失败的两性关系上。在菲勒斯（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要么像“循规蹈矩”的阿曼达和苏菲那样，必须忍受男人对其个性的压抑，肉体的凌辱；要么便如在“父亲节”一章中所描述的，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刻意模仿男性行为方式，如说话粗俗，站立撒尿等，可最终还是以一场悲剧而告终——女主人公之一的比莉遭强奸并被男人谋杀。除了对立之外，男人和女人更常见的相处方式是在社会规定的角色中各自无聊而机械地履行其义务。书中，伊莎贝尔在一家印度服饰店兴致勃勃地试穿着孕妇服，而“我（她的丈夫）也点着头，若有所思，对我并不喜欢的东西表示赞许，恰如其分地扮演着我的角色”。（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a.a.O.,Bd.Ⅹ,S.404.）这实质上已经完全破裂的夫妻关系让“我”最终感到极度的“空虚与孤独”。 （注： 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a.a.O.,Bd.Ⅹ,S.280.）孤独还以另外一种看似匪夷所思的方式表达出来——“观察大便”。 （注：Vgl.Gertrude Gepl- Kaufmann, "Der Kunstler als Burger.Selbstverstndnis und Ausdrucksform im literarischen,,bildkunstlerischen und politischen Werk von Gunter Grass",in:Gunter,Grass,Werk und Wirkung,hrsg.von Rudolf Wolff,Bonn1986, S.43f.）对格拉斯而言，排泄物是人存在的一种证明与标志。在远古时期，“我们总是集体大便的”，（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a.a.O.,Bd.Ⅹ,S.74.）单独大便意味着被群体抛弃，是最严厉的惩罚之一。由此，现代人独自上厕所的经历在格拉斯看来就成了人类生存危机的象征。
独自在厕所内
和我自己的屁股一起
上帝国家社会家庭党派
滚出去，统统滚出去，
发出气味的，是我。（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a.a.O.,Bd.Ⅹ,S.284.）
在这无孔不入的孤独中，可依靠的便只有感性经验了。
（二）理性指导下的进步还造成了文化乃至人类的平均化趋势。因此，在《北海》第三章中，海涅并没有将司各特历史小说成功的原因归结于对“苏格兰民间壮丽景色挽歌般的凄诉”，而将小说风靡视为对文化平均化趋势的感伤情愫。苏格兰“正在受着外族风俗。统治与思维方式的压迫”，“这是一种对民族特性损失的巨大痛苦，民族特性在新文化的普及中正丧失殆尽”。（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170.）虽然海涅觉得现代社会的同一化是进步带来的负效应，但他同时认为这是人类解放必须付出的代价。
关于人类的格式化与个体的平均化问题，《母老鼠》的描写则可谓别出心裁。格拉斯不惜让他的成名作《铁皮鼓》中的主人公奥斯卡复活，以示对该主题的重视。在祖母安娜107岁的诞辰上， 奥斯卡送给卡舒贝家乡的孩子们一大堆模仿人类各种动作与生活场景的小玩具假人。在奥斯卡的眼中，人本身就是“预先生产好的玩具”，只不过是“经过特殊的制造达到了成人现有的体格”。（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nden,a.a.O.,Bd.Ⅶ,S.281.）“生活如戏”！人们只不过是这如戏人生中的一堆玩偶罢了。因此，人与人之间全无本质差别可言。书中那些通过基因技术合成的新人类——鼠人，说的仍然是“玩具人的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们同样也是计算机“编程”后的产物。在全球化的年代里，随之而来的平均化趋势同样也势不可挡。
（三）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滥觞于自然科学与技术长足发展的年代。它们以科技为工具，以期达到开发自然、启蒙人类的目的，而在实践当中，却演变成对自然的功利性征服与大肆破坏。《哈尔茨山游记》中那位来自高斯勒的庸人一再提醒“我”注意自然的实用性。“树是绿的，因为绿色对眼睛有好处”。（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114.）大自然由此在诗人眼中“黯然失色”。作为回答，诗人辛辣地讽刺道：世上之所以有牛和驴，是因为前者可供人作佳肴，后者可用来骂人。海涅主张，人们应该欣赏这世间的壮丽景色，而非无节制地从中攫取。
只可惜这呼声并未被文明进程听到，《鲽鱼》中呈现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便是明证。作为童话摇篮的森林，同时也是人类逃遁纷扰尘世与系统化的思维方法、进行冥思、获得灵感的地方。但是《母老鼠》中的森林却已濒临绝境：“处处在被砍伐，铲平，用钢筋水泥加固，还下着臭名昭著的酸雨。”（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nden,a.a.O.,Bd.Ⅶ,S.49.）“枯枝条、病牛、烂树根”， “垃圾、 有毒的罐头瓶”随处可见。 （注： 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nden,a.a.O.,Bd.Ⅶ,S.162.）森林以外的地方也不见得更好，“散发着恶臭的河流，负荷过重的海洋，沙漠面积的扩大与沼泽地的锐减”，（注：Gunter Grass, Werkausgabe in zehn Bǎnden,a.a.O.,Bd.Ⅶ,S.165.）等等。作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生态学的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危机。森林的消失不过是人类灭亡的前奏，因为它是被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所扼杀的。（注： Vgl.dazu Volker Neuhaus,Gunter Grass,2., uberarbeitete und ervweiterte Auflage,Stuttgart 1993,S.176.）而没有这片“情感的树丛，非理性的藏匿之所”，没有这无法用数学单位度量的想象世界与迷失的梦幻之国， 人类将变成“可怕的东西”。 （注： 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Ⅹ,S.356.）“那里，希望不再／随森林而湮灭的／还有童话的世界”。（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nden,a.a.O.,Bd.Ⅶ,S.15.）这大概是海涅当年始料未及的。
（四）工具理性最终导致了唯技术论。早在《哈尔茨山游记》写成的那个年代里，人们要按质按量度量自然界万物的僭妄就已初露端倪。叙述者“我”满心欢愉地送给一位年轻女士一朵无名小花，她的陪同却殷勤备至地数着花的雄蕊，干巴巴地补充道：“它属于第八科。”（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139.）使诗人光火的还不仅是生灵万物按照外表被枯燥地分类，他更感忧虑的是，这种数学测量的方法终有一天会统治人类的整个思维。在《关于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一书中，诗人告诫道：“处在永恒运动状态下的精神是容不得固定的。就像不能通过数字确定一样，它同样也不能被直线、三角、四角与圆圈锁住。思想既不能数，也不能量。”（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a.a.O.,Bd.Ⅳ,S.126.）因此，海涅对科技与进步的态度颇为矛盾。当火车首次在欧罗巴古老的大地上将马车远远抛在身后时，他一方面肯定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黯然”，觉得“我们完整的存在也就顺着这新的轨道被抛得远远的，撕得粉碎”了。（注：Gerhard Hǒhn,a.a.O.,S.194.）
海涅以浪漫主义的态度对技术问题的批判毕竟无济于事。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人类无法遏制的征服欲只能加速事物与思想的系统化进程。对此，格拉斯又借对于传统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的解构性阐释，在《鲽鱼》中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依格拉斯之见，在原来的版本中，并非是渔夫的妻子贪得无厌，而是渔夫本人想要“耸入云霄”的房屋与塔楼，“能在水下航行的船只”，在战争中“攻无不克”，“统治世界”和“号令自然”。（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a.a.O.,Bd.Ⅹ,S.411.）《母老鼠》中的空想家们更是受着无休止贪欲的驱使，企图使陌生的世界也成为自己的臣仆，因此他们总想将无法命名的一切立刻命名、度量与定性。格拉斯认为，这“过分清醒，自诩为‘科学’的理性将一度涵盖极广的‘进步’概念局限在技术的维度上，将它降至为仅供技术操作”之物。 （注： Vgl. 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Ⅸ,S.887.）人类笃信这无处不在的系统化、可操作化的万能，以至对安装有灭亡地球的程序、控制着核武器的计算机也万分依赖。在《母老鼠》中，由于主持中心的一只老鼠错摁了启动键，人类便这样莫名其妙地在核弹的巨大爆炸声中最终自食其果，戏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真是对技术中性论的绝妙讽刺。
技术迷信与进步狂想的后果是严重的。人类要么就像海涅在《雷·格朗》第15章中所述的那样：发明了火药、拥有了枪炮的理性的人们，在帐帷中以“最平静、温和与理智的方式”发动着“毁灭性的战争”；（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F/M:Insel Verlag,1994,Bd.2,S.225.）或者正如格拉斯预言的，人类以“精确的技术”为自己编写了一道“未世程序”。 （注： Vgl. 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 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Ⅸ,S.793.）在“理性”话语掩护下的“理性”概念却使人类逐渐丧失了理智，最终在进步神话中遗忘了本真的人性。（注：Vgl.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Bnden,hrsg,von Volker Neuhaus,Darmstadt und Neuwied,1987,Bd.Ⅸ,S.172.）
历史观的多棱镜
海涅与格拉斯对启蒙精神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对工具理性与线性进步观的谴责也在各自的历史观中显露无疑。
海涅曾坚信启蒙精神的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对进步理念充满了信心；然而，当他亲身经历了18世纪那段战争与失败交替、死亡与沉沦并行的最黑暗的年代之后，他对历史中的理性存在开始感到困惑并提出质疑：这个世界果真是由“理性的思维，或思考着的理性”所左右吗？抑或只是“一个笑着的街头流浪儿，一个上帝——巧合在支配着这一切？”（注：Heinrich Heine,Werke in vier Bǎnden,a.a.O.,Bb.Ⅲ,S.607.）历史进程此刻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往复的循环：“阳光下没有新事物。 ”（注：Vgl.
Heinz
Pepperle,"Heinrich Heine als Philosoph", in: Heinrich Heine,sthetisch-politische Profile,hrsg,von Gerhard Hhn,F/M,1991,S.171f.）这两种矛盾的历史观交替贯穿在他一生的作品之中。在《不同的历史观》一文中他甚至将两者都否定，因为启蒙主义者的进步模式只着眼于将来，而历史学派的循环模式又只针对过去，它们都忽略了作为“权利”存在的现世生活。复杂的历史观使海涅对人类的前景仍存一线绝望中的希望，确切地说，即他在对自身完全绝望的“床褥墓穴”中，对人类这个种族仍信心百倍。“但我倒下时并未被征服／我的武器／没有折断。”
与海涅相比，格拉斯的历史观就要清楚明了得多了。格拉斯与他的恩师德布林一脉相承，也视历史为荒谬进程，认为其本质就是重复。《鲽鱼》的结论发人深省：“1378年以来，但泽或吉但斯克发生了如下变化：过去的城市贵族如今改名换姓了。 ”（注： 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nden,a.a.O.,Bd.Ⅹ,S.140.）历史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在《母老鼠》中，奥斯卡欲成立“后将来”电影公司，拍摄人们未来的行为活动，这再次印证了尼采的万物循环往复说。因为“我们以为是新鲜体验的东西，在别处早已公演过；在它成为事实之前，就已作为故事流传开来了。我说什么来着：没什么新知识！冷咖啡热了又热！”（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nden,a.a.O.,Bd.Ⅶ,S. 280.）“所有的事情都是重复发生的……”（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 Bǎnden,a.a.O.,Bd.Ⅶ,S. 282.）在《母老鼠》一书中，格拉斯对人类前景似乎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假借主人公之口一再感喟，要改造这被滥用了的启蒙与理性，这次真的是“太迟了”。（注：Gunter Grass,Werkausgabe in zehnBǎnden,a.a.O.,Bd.Ⅶ,S.161.）举目望去，危机四伏。
英雄所见略同
从18世纪下半叶现代技术兴起至今，与之相对抗的人文主义运动也未曾停息过：从浪漫主义视新生的机器为恶魔，到非理性主义重视生命的表现与人的历史性。（注：参见高亮华《人文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进入本世纪， 则更有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两支人文主义劲旅。其中，尤以后者对启蒙与技术的批判最为深刻，令人信服。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将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根源也算在原想取代神话、却最终成为神话的启蒙精神的帐上。这畸形发展的启蒙的症结则在于它本身内含的工具理性。它以知识为武器，技术就是这种知识的实质，意在“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注：Max Horkheimer/Theodor W.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M:Fischer,1988,S.10.）
海涅与格拉斯对理性造成的恶果的文学描述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里上升成哲学论断。洞悉了技术控制自然与人的本质之后，两位哲人指出：“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只会在后者受到摧残时，更加严重地陷入其强制之中。”（注：Max Horkheimer/Theodor W.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M:Fischer,1988,S.19.）海涅、格拉斯关于自然与思想数学化、机械化的观点也与法兰克福学派不谋而合。阿多诺和霍克海姆认为，启蒙精神预先将“经过推论的数学化世界与真实等同”，“思维与数学是一回事”。这种方法“正像它自己所认为的，使思想变成了事物，变成了工具。”（注：Max Horkheimer/Theodor W.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M:Fischer,1988,S.10.）这样，思想就在从神话到逻辑的演化过程中失去了反思与批判的能力。“当思想归结为数学公式”，“思想中消除了质量”时，人就变成了“单纯的类本质”，与“实在相同”。（注：
Max Horkheimer/Theodor W.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M:Fischer,1988,S.44.）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在这种伦理观的下面，隐藏着可以通过暴力进行控制的权利。正如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所强调的：当今社会，统治“不是通过技术，而恰恰是以技术的方式存在并拓展。”（注：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面对知识与权力的整合、即技术治国论， 浪漫主义的传统批判显然已力不从心。
理性与现代性造成的诸多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想象力与感性世界的枯萎；个体在群体生活中日感严重的孤独与陌生化；文化的单一性及人的平均化趋势；对自然的功利性掠夺与由此产生的全球环境的恶化；自然与人类思想的系统化与机械化，这些都是当代哲学、文学大师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关注的焦点。格拉斯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而作为诗人的海涅却早在170多年前就敏锐地发现了理性概念中隐藏的悖论， 并生动地描绘了工具理性可能造成的危险，向人们提出了回归自然、回归启蒙精神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告诫。
18世纪末理性主义浪潮方兴未艾之际，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曾以“理性之梦招来妖魔鬼怪”为题创作了一座浮雕，暗喻理性在政治上招致了拿破仑的血腥战争。（注：纪树立《两种文化间的仿徨》，见《读书》1997年第8期，第67页。 ）时值本世纪，则更有在理性旗帜掩护下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纳粹主义的一度死灰复燃。科学在近两个世纪以来自顾一路高歌，从核武器、生化武器、计算机技术的研究，直到今日对克隆技术的尝试。在探索终极宇宙之谜时，时空界定的上限处，虽有宏观引力论的成功，而在探求微观世界物质结构的下限时，却遇上了量子力学这个致命的障碍。就像詹恩·霍根所说的，当代科学也与当代文学一样， 业已沦为消极反讽， 困惑地走进了“反讽科学”（irony science）的死胡同。（注：纪树立《两种文化间的仿徨》， 见《读书》1997年第8期，第69页。 ）由于“梦想”在西班牙文中也可作“沉睡”解，我们亦可将戈雅的浮雕理解为“理性的沉睡招来妖魔鬼怪”。究竟是理性的精神惹来祸端，还是理性的昏睡造此恶果？今天，终于到它运用自身的力量来降妖伏魔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