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及其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取向论文,中国论文,新兴产业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正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发展前景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非常重视，纷纷对此进行研究，力图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前布局，抢占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在此，从技术经济范式研究的视角，归纳总结技术经济范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替的一般规律，剖析与第五次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提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政策取向。
一、技术经济范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更替
技术经济范式是由技术创新经济学家佩雷斯和弗里曼提出并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其本质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主导技术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和水平。技术经济范式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即它不仅导致产品、服务、系统和产业依据自己的权利产生新的范围；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几乎每个其他领域，即它是一个亚模式[1]。这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以一个或几个主导技术群构成了不同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第二，这些主导技术群决定了一定时期内世界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水平；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导技术群也会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也会随之改变，进而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增长范式的更迭。也就是说技术经济范式演变的过程就是打破常规和建立新范式的过程，而技术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技术经济范式
一次技术变革的生命周期大约是50年，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基本一致。佩雷斯(2002)把每次技术变革的头二三十年称为导入期，后二三十年称作拓展期[2]。为了考察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佩雷斯进一步将导入期和拓展期一分为二，即整个技术变革周期由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构成(见图一)。在爆发阶段，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衰败，新核心技术的实验室发明逐步产业化，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呈爆炸性增长特征，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形成，金融资本也开始介入；在狂热阶段，新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大大提升，可观的利润率诱导各种金融资本强力介入，新技术体系、新产业和新基础设施蓬勃发展。承担主要融资功能的资本市场被新经济板块所带动，一路向上攀升，甚至常常出现脱离实体经济而疯狂飙升的现象。随着泡沫破裂，狂热阶段也宣告结束；在协同阶段，技术开始缓慢增长，政府和社会通过重新设立专门监管机构，起草条文法令，积极干预和管制金融资本，使之适应需要向纵深拓展的技术生产体系，最终达到技术创新和金融资本的相对协同，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都随之上升，技术进步带来的新范式在生产和社会结构中的充分展开，高速增长得以继续，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到来；在成熟阶段，核心技术的创新潜力逐步耗尽，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虽然仍有新产品和新产业诞生，甚至也会波及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但这些创新的数量比较少，重要性大大降低，曾经作为增长引擎的核心产业的市场开始饱和，技术创新的收益递减，利润率下降，产业接近成熟，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会走向持续的萧条，失业率上升，金融资本开始退出并寻求新的机会。成熟阶段也是新的核心技术和战略性产业的酝酿和培育期。佩雷斯特别强调由于在驱动力、性质和功能上的不同，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和拓展期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图一 技术革命的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佩雷斯(2002)。
Krugman(1979)在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创新引入规范的贸易理论模型，构建了一个“南北贸易模型”[3]。“南北贸易模型”认为世界贸易模式由不间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所决定，发达国家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创新，保持领先的创新能力，这是国际贸易达到动态均衡的基本条件，否则将会导致全球经济的失衡。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的迅速崛起和美国两次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历史实践证明，全球性主导技术结构和主导产业更替的脱节与断裂，即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二)日本的范式创新与第四次技术革命
日本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对下降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剧增的根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是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其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引进的技术大多是欧美逐步淘汰的技术专利，产品的附加值也不高。日本科技厅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的技术发展能力指数仅为美国的14.6％，70年代前期有所提高但也仅为美国的30％[4]。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使日本低附加值产业遭遇到成本上升(石油涨价)和美国需求疲软的双重打击。这促使日本政府和企业开始改变技术引进方式，大力提升产业能级，逐步形成了以企业引进技术为主导的科技体制。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把欧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采用的较为先进的重大技术项目基本引进。此后日本企业开始侧重于购买处于实验阶段的基础工业技术，并通过加强员工的职业培训，从引进的技术中广泛吸取各国之长，加大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力度，抢先把实验技术投入规模化生产，进而占领国际市场。以企业为主导是日本研发投资的最大特征，日本科研经费近80％由民间企业负担，而美国的科研经费政府一般负担近50％。1996年日本研发经费的14.3％为基础研究经费，24.3％为应用研究经费，61.2％为产品开发研究。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引进战略成功地使日本在80年代初实现了产业升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美国虽然在80年代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引导一大批人才和创新资源推动互联网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开发与应用，但这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生产力。正是传统制造业的节节败退和新兴主导产业的青黄不接使美国在80年代初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见图二)。
图二 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1981-2008年)
注：2008年数据为1～9月的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2009年总统经济报告。
日本以企业引进技术为主导的科技体制非常适宜于经济长波周期成熟期的发展。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正好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周期协同和成熟的拓展期，核心技术的根本性创新已经完成，核心产业接近成熟。这一阶段的创新主要是基于核心技术的渐进式创新，主要是针对现有产品或生产工艺的改进，通常是在“干中学”或“用中学”的过程中完成的，创新的风险相对很小，但这些渐进式创新的综合作用非常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日本引入了现代化的大型生产装备，使钢铁、石化等基础材料型重化工业获得巨大发展。70年代汽车、机械、电子等加工组装型产业得到飞速发展。日本以企业引进技术为主的创新模式，非常有利于经济技术变革成熟期的产业化效率提升，同时与日本的企业系列制、下包制和独特的劳动雇佣制等制度创新结合在一起，将第四次技术变革形成的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技术经济范式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80年代初日本纺织、钢铁、造船、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适宜于第四次技术变革的拓展期的日本技术创新体系，面对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五次技术变革却无从应对，未能及时转换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没能及时培育出新兴的战略性主导产业，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的经济低迷埋下了隐患。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R&D投入虽然持续增加，占世界第二位，但在信息通讯产业方面的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却远落后于美国，基础创新上几乎没有把握住主导产业的趋势，从而陷入了超过10年之久的增长低迷。其中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日本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化的应用研究比较强，但对风险极大的突破性创新常常望而却步，政府有限的基础研究经费也难以引导社会创新资源转向新兴的主导产业；第二，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的开发日新月异，周期较短，很难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实现技术跨越；第三，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制造能力，美欧等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新兴技术的保护力度，开始限制高精尖的新技术向日本转移；第四，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制造加工能力的提高，生产成本的逐步增加和老龄化社会的出现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开始将企业的生产活动向国外转移，出现了“产业空洞化”问题，贸易顺差也开始逐年减少，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三)美国的创新战略与第五次技术革命
1993年，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优势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克林顿政府提出了美国信息基础结构的行动计划，并对科技创新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改变了过去重大科研计划主要以军用技术为目标的做法，宣布降低国防研究投入，提高民用研究投入，开始强调军用民用技术的紧密结合。同时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以信息、微电子、航天、基因为主攻方向的战略规划。1994年4月，美国政府决定在5年内重点扶持5个特定技术领域的发展。通过政策调整和政府资金引导，美国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民间参与信息技术研发商业化的高潮。此后，美国R&D资金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在这一阶段研发总投入的增长主要是源于非政府(产业界)的研究开发投入的大幅增长(见图三)。同时，美国政府也加大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引导了社会金融资本的投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其中风险投资增长非常迅速(见图四)，扮演了关键角色。1992-2000年美国私人对信息设备和软件投资的平均增速高达18.0％，1995-2000年间，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GDP的实际增长平均贡献高达22.4％，信息技术产业带动下的扩散效应对美国社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至少达50％[5]，同时美国的经常性项目逆差也逐步缩小。
20世纪末的互联网出现狂热迹象并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风险投资额迅速下降(见图四)。根据佩雷斯的技术革命周期理论，技术泡沫是技术革命发展到狂热阶段的市场自然反应，同时也是世界第五次发展技术革命从导入期到拓展期的转折点。如果顺利度过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全球经济将会迎来二三十年的“黄金时期”，即技术革命的拓展期。在这一阶段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整个潜力可以被充分挖掘出来，产生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贾根良，2009)。
技术革命从导入期到拓展期转折的实质是主导技术、主导产业和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向整个经济社会体系的扩展，实现技术供给、产品生产和市场需求的相互匹配。佩雷斯(2002)指出实现转折必须满足三个条件[6]：第一，长期投资决策要在没有股票市场压力情况下作出，因此，金融资本必须向生产资本移交经济的领导权。第二，生产的扩张反过来需要扩大需求，而这种需求扩大常常是以收入分配为前提的，因此它意味着福利型的政府政策。第三，为了从普遍的增长中获益，社会价值观念要从个人主义的生存竞争转变为对合作和集体福利的强调。
图三 美国研发支出结构变化(1953-2007年)
注：2007年数据为估计数字。
数据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atistics,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http://www.nsf.gov.
图四 美国风险投资增长率(1995-2000年)
数据来源：Thomson Reuters.
互联网的技术泡沫破裂本应成为实现及时革命转折的契机，可以迫使金融资本向生产资本移交对经济的控制权，消除技术创新过度虚拟化带来的消极作用，继承技术变革导入期留下的积极遗产，实现金融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协同与整合。但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美国，不仅没有从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矛盾冲突入手，积极营造和创造实现技术革命转折的必要条件，反而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大力推行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市场制度。过于充沛的市场流动性，在实业投资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涌向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在总利润的比重越来越大，从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2002年的36％，而同期制造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2002年下降到6.29％(见图五，下页)。进入21世纪，美国高技术产业也出现了罕有的逆差(见图六)。实业资本利润率的下降，严重地挫伤了生产资本扩张技术革命成果的动力。同时，美欧等发达国家把大量的工作外包给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成本的降低和更低的消费品价格暂时缓和了发达国家市场饱和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等东亚地区的外汇盈余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再投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投机(贾根良，2009)。这样就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酿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了技术革命向拓展期转折的进程。
图五 美国金融业、非金融业、制造业和国外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1959-2008年)
注：2008年为上半年数据。
数据来源:2008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http://www.gpoaccess.gov.
图六 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进出口和贸易逆差：(2000-2006年)
数据来源: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8.
二、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内在要求与发展趋势
第五次技术经济范式的内在要求和核心特征已经在导入期逐步形成，当前仍然属于技术变革周期中的重要转折点，属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重组、范式成熟的重要阶段。因此通过新的制度创新、范式设计和政策措施，推动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第五次技术革命由导入期顺利迈进拓展期，引领全球经济走向新一轮黄金增长期的根本途径。准确识别、判断第五次技术经济范式的内在要求、核心特征和发展趋势是推动和培育战略性主导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的着眼点。与第五次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内在要求与基本趋势主要有：
(一)模块生产网络将成为主导的产业组织模式
在20世纪末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机制，这种国际分工体系即模块生产网络适应了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内在要求。中国在21世纪初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和主要的贸易顺差国、美国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模式都是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作用的结果。
模块生产网络是第五次技术革命导入期形成的一种重要范式。在20世纪末，随着产品或产品体系设计、研发、生产的模块化和组织形式的模块化以及大量面向外部供应商的外包子系统的出现，模块生产网络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模式。Sturgeon(2002)认为模块生产网络所体现的主要组织创新是新产品开发的公司规模从产品制造的规模经济中分离出来，这样成功的创新并不必然导致公司的巨型化。模块生产网络可以通过公司间、地域间可编码信息的交流、传递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节点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7]。在这种新型组织模式下，空间的集中与分散是兼容的，并且具有相互增强的趋势(Sturgeon,2003)。跨国公司借助模块化带来的组织柔性和组织接近效应，纷纷进行了相应的战略和组织结构调整，更专注于本身的核心能力，将非核心能力业务外包，因此促成了专业代工的兴起。全球性的领导厂商和系统设计师以外包为基础，以产品设计为龙头，以开放共享为标准，在全球经济范围内重新建立战略体系，将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企业或企业集群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势的互补，这样就形成了模块化虚拟再整合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8]。
模块生产网络的本质是通过公司间、地域间可编码信息的交流、传递来把分散的节点整合为一体的产业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模式下，空间的集中与分散是相容的，并且具有相互增强的趋势。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内嵌在各种专业化产业集群中，在美国的硅谷，主导厂商依赖本地的地理集群特性创造了支配全球性模块生产网络的机制，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和控制中心。在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快，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在加速，以跨国并购为表征的产业重组，也逐渐让位于以虚拟再整合为治理机制的国际分工体系[9]。这种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与早期跨国公司运营的组织结构和战略特征不同，一方面这种全球范围内整合的强度更高；另一方面更关注整个体系的整体效率。也就是说单一企业或工厂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范围内整个价值生产网络之间的竞争[10]。彼得·诺兰、张瑾等(2006)把这种全球商业革命范式概括为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国公司重组并购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产业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对其所在价值链所进行的“系统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统集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价值链各个层面的巨大的集约压力，即所谓的“瀑布效应”[11]。
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是全球战略性主导产业链条上的财富再分配。虚拟再整合的模块化生产网络非常有利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分工利益。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游戏规则占据了国际产业价值链附加值高的环节；另一方面，也通过借短(外国愿意购买美国流动性强的美元资产)贷长(美国向国外供给长期贷款和投资基金)，作为“世界风险投资家”获得了超额的投资收益率[1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企业在国外获得的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明显增加(见图四)。这种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模块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牺牲全球的资源、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一旦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效应消耗殆尽，全球的资源、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时，这一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当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不能在全球获得超额利润时，就会寻找非实业型的投机目标，出现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严重背离，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虚拟再整合的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形成具有其合理的一面，未来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组与整合将在此范式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完善，并通过构建科学有效的资本/资产估值定价体系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定价机制，迫使金融资本向生产资本交出控制权，最终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成果拓展的新范式。
(二)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仍将是产业国际竞争的利器
在工业化时代，技术专利与标准是相互排斥的，先有产品后有标准，一项专利只能影响一个产品；但是在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往往是标准先行。当一项专利或专利池成为国际标准或主导设计时，就决定了一个产业的技术路线，从而影响整个产业的组织结构和竞争能力，甚至还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21世纪，技术标准业已成为最为重要的产业游戏规则。谁掌握了标准制订权，谁的专利成为标准，谁就掌握了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市场的主动权，成为最大受益者。发达国家正是通过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来控制全球产业链、攫取超额利润的，跨国公司也是通过这一全球性战略工具来遏制竞争对手。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特别是一些垄断企业通过国家标准战略、企业标准战略、国际标准组织和规则，将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糅合在一起，拥有高科技各个领域标准的发言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维护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秩序。这样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和规则、市场势力、政府谈判和知识霸权等种种手段，强化自己的全球垄断地位，不断打击标准秩序中的竞争者，过分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不惜损害和压抑公共利益的发展。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不仅增加了发达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且诱导了技术后进国家在战略路径上的跟踪模仿和过度依赖[13]。抑制了这些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使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三)低碳化、生态化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最基本要求
进入21世纪，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特征的低碳经济受到了广泛关注，低碳化甚至零碳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低碳为主的经济结构将加快新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转型。
在新产业崛起方面，主要是低碳技术的产业化，低碳技术将成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发动机”。当前一些必要的低碳技术已相当成熟，如英国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中有一定优势，有望形成一个价值达数十亿英镑的全球市场，这一前沿技术将为英国带来可观效应。在寻找可替代能源方面，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生物燃料技术，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乙醇燃料生产国。此外，风能是美国能源新政中最大的亮点。在这些技术的带领下，环保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到2015年，全球环保产业将达到7万亿美元的规模，并提供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发展低碳能源产品和基础设施将在2030年前产生高达33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信息、生物和现代医药、现代服务业、文化及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等低能耗、低排放产业，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作为经济的主体带动经济结构的轻型化、知识化、低碳化、生态化。
在传统产业转型方面，主要是实现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除了传统能源产业自身的清洁生产外，整个制造业特别是资源加工业如冶金、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将全面推广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生产工艺突出节能减排、资源的综合高效循环利用，使污水、废气、固体废料、粉尘基本实现零排放，成为无污染的绿色工厂。机械加工制造业在向自动化、信息化不断升级的基础上，将向节能节材、绿色制造如绿色家电、绿色照明、绿色日用品等方向升级。绿色、低碳正成为市场准入的标准和竞争取胜的必备条件。传统产业的转型需要高技术服务业的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是高新技术发挥辐射与带动作用的重要载体。高技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加快低碳技术、清洁生产技术、信息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与融合。
(四)物联网、智慧城市将成为战略性主导新兴产业
进入技术革命的转折点后，信息技术创新的势头始终不减，新一代宽带网络、感知网、云计算、系统级芯片等新技术、新应用极有可能推动信息产业实现新的质的飞跃。物联网、智慧城市、智慧地球等愿景目标日益清晰。在未来20年左右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拓展期内，高技术产业发展呈现新一轮的信息化特征，制造的服务化与服务的产品化特征将更加突出。智慧城市、智慧地球通过更透彻的感知和度量，更快捷的信息交流，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具有微型计算和通信能力的各种物件设备通过联网，使商业系统、社会系统与物理系统融合，形成一个个全新的、智慧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网络群，包括智慧城市、智慧物流、智慧电网、智慧医疗等。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全面的互联互通，呈现出更深入的智能化，将深交互的方式。据美国权威咨询机构forrester预测，到2020年，世界上物物互联的业务，跟人与人通信的业务相比，将达到30∶1。专家预测10年内物联网就可能大规模普及。物联网用途广泛，遍及智能交通、环境保护、政府工作、公共安全、平安家居、智能消防、工业监测、老人护理、个人健康等多个领域。
三、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培育的政策取向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要以体制改革为主线，以抢占战略性新兴主导产业制高点为重点，以提升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为目标，紧抓全球产业技术革命由导入期到拓展期转折的战略机遇，按照国家科技发展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加快新型产学研机制形成，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基地建设，完善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努力抢占产业高端，提升重点产业信息化水平，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不断加快、重点产业科技含量和集约度不断提高的产业发展新局面，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支撑。
(一)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过度泡沫化，着力引导社会资金真正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度发展的虚拟经济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过度泡沫化的虚拟经济则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根据佩雷斯的技术革命周期理论，在狂热阶段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任务：引导新范式深入地传播，并修建和检验了新的基础设施[14]。2000年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破灭，表明过去引导变革的金融资本因其过度追求短期利润的投机行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贾根良，2009)。佩雷斯进一步分析了2007年缘起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与2000年的互联网技术泡沫的本质差异，特别指出面对双重泡沫，第五次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转折点上的制度变革不能再被延迟，必须迅速有效地把投资和创新从金融赌博中拯救出来[15]，使其进入生产和实体经济，以使全球进入第五次技术革命的拓展期。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都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而过多使用国家信用的后果，货币因素已经深刻地影响着经济主体的行为预期，并正在酝酿资产的“隐性泡沫”，全球通胀的预期已经非常强烈。资产市场泡沫的出现，一方面是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减少了企业的营业利润；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投资于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的收益大幅度超过实体经济回报，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入虚拟经济领域，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并导致投机活动盛行，资金需求剧增，诱使银行等金融机构盲目扩大信贷，放大金融泡沫，诱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在这一特定背景下，中国必须严密监测房地产、资本市场走势，坚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和“以监管可控为前提”的渐进式发展原则，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膨胀规模和膨胀速度[16]，防止虚拟经济出现过度泡沫化。国家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出产业规划、科技创新、融资渠道等方面的通盘战略部署，严格防范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上的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要制定出一套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创新机制及相关政策的激励体系，着力引导社会资金真正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真正进行自主创新。此外，中国还应该在规范全球金融资本行为规则和国际金融秩序上积极发挥作用，重新构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调节框架，重塑需求规模，激发出真正的全球经济，从而推进第五次技术革命拓展期的到来。
(二)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产业资本主导金融资本的有机耦合系统
在技术变革的拓展期，产业资本需要居于领导地位，因此中国需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资源配置的主要做法，进行适宜于第五次技术革命的范式设计与制度创新。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释放科技资源的创新效能，形成产业资本主导金融资本的有机耦合系统。
1.健全投融资和风险规避机制
借鉴国际经验，健全投融资和风险规避机制，构建适合新技术革命内在要求和特征的高技术产业化投融资体系。为了满足创新型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根据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规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特征及企业首次融资难等市场失灵问题，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采用多方合作的方式，借助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和优化局部投融资环境，促使优质资源和要素向有竞争力的优势创新企业集中，使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的多元化有效融资需求通过市场机制得到高效满足。
积极探索新兴战略产业投资基金或股权投资基金，建立具有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步探索拓宽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和规模覆盖面，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不断增强其主板地位和市场影响力；积极发挥以中关村高新技术类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为交易对象、以各类机构投资者为投资主体、由优质证券公司进行保荐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市场，逐步稳妥地向全国辐射；加快推进各地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产权市场进行交易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研究不同层次市场间转板机制，尽快制定相关转板制度、办法，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系统、市场交易系统互联互通，最终建立统一互联的、与国际市场适度对接的资本市场体系。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科技型企业融资担保机制，鼓励银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建立适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特点、专家参与的风险评估、授信尽职和奖惩制度，大力推广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融资。
以政府引导、民间跟进作为新兴产业投融资的主要模式，发挥政府自主创新投入的导向性作用，健全自主创新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对风险投资的引导力度，发展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大幅度增加全社会科技投入，尽快形成以公共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探索、试点政府投入资金的退出渠道，完善政府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当项目投资步入正常轨道后，通过股权转让，政府资金逐步退出。创造条件使更多企业能上市直接融资。通过提供信用担保和政府贴息等手段，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
2.整合创新激励机制
目前中国各类创新主体创新动力仍然不足，这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善、尚未到位直接有关。因此必须强化对创新人才的激励。完善创新激励机制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承担，从政府层面来看，目前已经出台了大量鼓励创新的政策，但具体到特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激励体系，因此必须对相关的激励政策进行整合。因此需要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及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政策，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制订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加快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工作环境、学术环境、人际环境和生活环境，真正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支持企业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建立创新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鼓励科技人员投身研发第一线，对经认定的科技成果作为无形资产参与入股投资和增资扩股，鼓励科技企业和实施科技项目的企业以期股、期权等分红形式，奖励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
3.强化中介服务与技术转移机制
要大力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支持自主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强化中介服务与技术转移机制。完善中介服务机制的任务，一是要完善中介组织服务体系，要特别加强竞争情报分析能力，协助企业搞好情报分析工作，分析全球产业需求与技术资源，为新兴产业提供信息服务，探索建立技术和专利信息交流服务机制、完善诚信保障机制，开展信息交流服务；二是推动科技中介组织运作机制创新；三是要加快各类中介人才的培育；四是着力提高中介服务质量。
4.形成交互学习的氛围和环境
积极营造有益于交流的氛围和环境，探索建立旨在交互式学习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如各种技术协会、社团、联盟、会所等松散的企业或个人团体，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是创新的主要源泉，又是创新扩散的主要渠道。它们往往是基于共同的知识基础、相似的文化背景或便利的交流条件形成。
5.探索构建创新资源协同创新的机制
积极探索整合跨国研发力量的渠道与机制。充分发挥北京、上海等在人才、科研、地理、教育、国际化程度高等方面优势，抓住国际产业技术转移的契机，开展以吸引跨国公司、台资企业高新技术项目和研发机构的科技招商活动，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建立研发机构和技术中心，促进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本地化。组织产业配套和技术交流活动，在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建立起技术合作、技术贸易、委托设计开发的渠道，以外资企业先进技术水平和严格工艺要求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提高创新能力。
努力探索研发联盟、协调创新的新机制。针对目前我国自主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弱的问题，尽快完善科技创新资源的组织动员机制，促进产业研发联盟建设，加强相关企业及科研院所之间协同设计、协同研发、协同制造及(跨)产业价值链的协同管理，完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资源的合作机制，探索完善国际科技资源和民用科技资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最大程度地集聚创新资源，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资源的作用，最终实现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由于我国高技术企业的规模较小，且习惯于单打独斗或小规模结盟，研发能力普遍不强，通过产业研发联盟建设，协助整合相关企业和研发机构形成战略联盟，结合企业在市场、产业化方面的信息优势，由龙头企业主导研发方向，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持，联盟厂商得以共享研发成果，促进不同参与单位人员间的隐性知识交流，攻克关键技术，进而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制定并实施全球创新资源配置和产业链整合战略
战略技术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直接推动力，随着重大技术的突破，新技术创造出新的需求，产生新的供给。技术和需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战略产业的形成。战略技术是对国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体现当代最高科技水平的前沿技术。战略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战略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风险和收益都高，更重要的是发展战略产业可以引导整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战略产业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其研发门槛很高，能否发展往往取决于国家的规模和政府能力。
引进技术不能代替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创新的技术引进只能导致技术依赖。发达国家不可能向我国转让核心技术，战略技术的溢出更是受到西方国家的严格控制。只有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逐渐积累技术创新能力，才可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必须要从战略技术入手，积极引导、配置和整合国内外的各种创新资源，强化引进消化吸收能力，打造技术创新平台，积极培育本土的“高级”比较优势，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
主导企业和品牌制造商是整个产业链的组织者和整合者。针对目前高技术产业上下游脱节、自主创新资源分散、整合能力不强，远未形成整体合力的现状，龙头企业必须尽快通过产业链整合战略，提高大企业的集成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建立完善的创新资源整合机制。最大程度地集聚创新资源，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资源的作用，推动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交互式学习和互动，加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合作，打通战略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资源的有效整合。比如，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发展的关键就是促成整机企业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开发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设计新产品，提高自主品牌产品的市场份额，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来打破国外厂商设置的知识产权壁垒和标准陷阱，提高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民族企业，逐步形成自主创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
按照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整合模式，通过产业链内部整合，不仅能够同时达到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还能够有效地缩短新产品的上市时间。而且我国内地市场具有足够大的规模支撑整个产业的发展，因此这种模式更适合我国产业的发展。大企业是集成创新的主要力量，也是自主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只有大企业才能大规模地进行专利的申请、购买、储备、加工、改进和产业化，大量进行集成创新。
产业链整合应通过政府重点扶持潜力企业和股权控制、知识控制、标准控制、产业联盟等途径逐渐形成。政府应加强引导支持大公司资产重组和优势互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优先扶持对产业发展有明显带动作用的大公司。在政府采购、重大专项、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科技经费、对外合作项目、双软认证、投融资政策、基地(园区)建设、产业化示范工程、重大产业化项目等方面重点向大公司倾斜，特别是对产业发展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大公司要给予优先扶持；支持具备条件的大公司通过跨国合作和跨国经营，提升企业在国际分工合作中的地位和水平。
(四)通过产业组织模式创新，构建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
在“十二五”期间，必须通过政府引导，尽快形成与第五次技术革命核心技术产业化相适应的产业组织模式创新。新型的产业组织模式必须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创新与创业脱节的困局，能够承担起贯穿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个系统链条的重任。能够把创新前端的基础研究、前沿研究，中端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易，后端的投融资服务、项目产业化、创业孵化、人才培训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创新创业网络。第一，站在专利池战略和标准竞争战略高度，构建以龙头大企业为核心的开放式创新网络的“前端控制”机制，进而通过专利池运作和标准平台打造自主创新高地。第二，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定各产业的技术路线图，整合各种重新资源，形成创新合力。第三，实施自主知识产权战略，抢占产业链高端环节超前培育和扶植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对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超前研发布局，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主线，进一步拓宽视野，创新思路，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不断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实施自主知识产权战略，逐步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的制订权和主导权，进而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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