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质性研究不是新闻采访——兼论教育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论文,采访论文,基础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8-0026-07 由陈向明博士大学人才培养问题研究引起质性研究方法争论始于十年前。侯龙龙博士于2001年1月在《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以下简称“侯文”)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侯龙龙，2001)；同年，陈向明博士在《社会学研究》第二期发表《文化主位的限度与研究结果的“真实”》(以下简称“陈文”)文回应侯龙龙博士(陈向明，2001)；次年三月，阎光才博士也在《社会学研究》一刊发表《也谈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以下简称“阎文”)参与该议题讨论(阎光才，2002)。这场学术争鸣的加深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质性研究的认识，为质性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同时也留下许多有待讨论的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争鸣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总结争鸣过程中对实证研究方法学基础讨论，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区别于新闻调查的关键所在；第二部分论述实证研究的方法学基础，并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和质性研究的异同；第三部分列举了因实证研究方法不当造成结论失真的案例，总结了确保实证研究真实性的方法程序。 二、争鸣回顾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十年过去了，这场争鸣中对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仍余音未了，对“真实”、“建构主义”、“实证主义”等诸概念的争论仍值得讨论。在前述三篇文章中，学者们争鸣的焦点有二：第一，质性研究的“真实”为何，即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第二，如何确保真实，即社会科学的方法学基础。通俗地讲，第一个问题社会科学中有无真实性相关，第二个问题则关于“如果真实性在社会科学中是成立的”，应该用怎样的程序、方法或手段保障其真实性相连。 可将学者们的讨论结果简要总结如下： 1.社会科学中“真实”是存在的，但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对“真实”地解读方法和判断标准不同。无论是侯文、陈文、阎文都未怀疑社会科学研究的“真实”性，只不过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范式导致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真实：一种真实强调社会事实及与之相随的因果关系，另一种真实则揭示个体行动的主观目的，强调个体对具体社会事实意义的追寻(陈向明，2001；阎光才，2002)。 2.确保“真实”的方法问题。如果社会科学中的“真实”是存在的，那么，不同的认识范式将指向不同的真实，因此，就要解决“如何找到‘真实’”及“如何判断其‘真实’性”，即如何找到“真实”的方法问题。这也是侯文质疑的关键。他认为陈向明的研究(以下简称“陈研究”)错误地使用了文化主位分析方法，在试图回答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相关的研究问题时，该研究方法不能确保研究者得到关于所关注问题的正确答案，反而陷入新闻报道陷阱。陈文的回应表示侯文错误地理解了文化主位研究方法，她澄清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方法间的关系，认为主观并非不真实，文化主位的方法仍然可以使得研究者找到研究问题的答案，逼近事实的真相。 总结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质性研究不是新闻调查：质性或量化的研究只有风格上(stylistic)而无方法上的差异。他们有着共同的逻辑推断方法(King，1994：P3)，共享统一的科学研究方法程序。本文案例的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实证研究中出现过的一些经典讨论分析实证研究失效的原因，进一步说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作出有效和无偏的推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为什么质性研究不是新闻调查 1.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特性 长期以来，质性研究者和量化研究者之间争论不休，在东西方学术界都长期有关，学者们就研究程序、样本选择、数据分析等各环节争执不休(参见Becker，2009；Small，2009)。若将争议搁置，一个普遍共识是：无论量化和质性研究的差异为何，质性研究仍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方法，其目标是通过方法取得证据(evidence)、回答研究问题、做出推断并最终得到研究结果。(King，1994)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总结为目标、程序、结论和方法，并认为这是社会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关键。下文将介绍(King，1994)的分析框架，分别论述前叙四步骤在质性研究中得应用，并讨论这些研究程序如何将社会科学研究与新闻采访区别开来。 第一，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目标是推断(inference)。该目标决定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必须通过观察现实社会、搜集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给出描述或者解释性的推断。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诸多不同类别的推断，一些是描述性推断(descriptive inference)，即基于已经观察到的推断未观察到的事实；另一类则是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即根据已有的数据推断因果效应或者因果机制(参见King，2008)。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都只是观察收集数据，做出推断的方法(King，1994：P7-8)。但新闻调查目标却不同。新闻调查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是提供事实的真相，即“提供事实”在此过程中；新闻记者往往也会与科学研究者之间互动。在新闻调查的过程中，记者通常也会通过对某领域专家的访问及对其研究结果的报道来进一步的呈现事件的真相。然而报道本身却不具有提供科学推断的能力。第二是讲述与事实有关的故事，即“让其他人对我们感兴趣的真相也产生兴趣”(布隆代尔，2006：P3)。因此，新闻写作仅仅是将学术研究发现的“真实”呈现或汇报给读者，而非做出推断。 第二，程序公开(the procedures are public)。社会科学有严格地表达、编码及数据公开的方法，通过严谨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程序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真实性(King，1994：P7-8)，满足该标准的研究才是社会科学研究。这要求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必须保留相应的编码和数据，保证研究可复制性和同行评议(peer review)，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新闻采访则不同，尽管新闻采访也需要程序公开，但是这种公开不以可复制性为目的，仅为说明采访来源真实性，用以确保新闻写作的客观真实性。其次，在许多新闻采访及撰稿过程中，因涉及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和保护，往往不能真正公开采访内容，不能对采访内容编码，因而不能如科学研究般的程序公开。最后，由于新闻报道强调时效性，这就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就新近发生的某一事件做出采访和报道，因此新闻采访所提供的素材得出结论的过程短暂，无法经历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程序公开及同行评议的过程，这也使得新闻调查的程序公开与科学研究的程序公开相区别。 第三，结论不确定(the conclusions are uncertain)。不确定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知识的永恒特征。它表明，通过观察和数据的收集，研究者必须在不确定的基础上做出理性(reasonable)推断(King，1994：8-9)。因此任一个宣称得到确定答案的研究或者未能认识到研究不确定性的研究都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不确定性要求任一实证研究的命题都是可证伪的，研究者只能通过研究的推进不断地发现，从而越发的接近事件的本质真相(谢宇，2006)。然而新闻采访却缺乏此特征。新闻采访的目的是为随后的报道提供一定的佐证，其采访的对象可以是某领域的专家，也可以是新闻事件的当时人，它的结论往往是一种充分条件的解释(sufficient conditions explanations)，因此它不具备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缺乏深入的因果关系探寻，因而只能成为新闻调查而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 第四，内容即是方法(the content is the method)。科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原则保障推断的有效性。因此，方法程序为社会科学的提供内涵“科学”，因此，针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才得以成为“科学”而不是其他，即所谓科学在其方法而非其肉身(Karl Pearson，1892：P16)。科学研究的这一特点既是对前述三点的总结，也是其区别于新闻采访的关键。新闻采访只能为记者撰写新闻提供部分的佐证，不仅缺乏严谨的方法程序，同时采访结果本身也只是新闻调查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在新闻稿中，没有所谓内容即方法的特征。新闻报道永远是力保真实的前提下，追求时效性创作的结果。这使得新闻采访不能够拥有科学研究一般的推断、程序公开和结论不确定性的特征。 量化和质性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都具有上述的特性。尽管他们有着诸多风格上的差异，但它们却拥有共同的方法内核。以上述特性审视陈研究，不难发现陈研究仍然是一项完整的科学研究而并非新闻调查：第一，陈研究根据实证观察的数据得出相应的推断；第二，陈研究清晰记录了数据获取和编码的过程，遵循程序公开原则；第三，陈研究阐明该研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随后发展的可能；第四，陈研究的内容遵循“内容即是方法”的原则，有着严谨的方法程序过程，有效地保证了其研究的科学真实性和有效性。 2.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methodology discipline) 前文综述质性与量化研究具有共同的科学特性，二者是遵循科学逻辑但风格相异的方法。本部分讨论质性和量化研究共同遵从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基础，包括：研究问题、理论、数据以及数据使用，四者彼此交织，相互影响(King，1994：P12)。 (1)研究问题。相较于其他步骤，选取研究问题没有决定性的标准，一般而言，好的研究问题通常具有较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加深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好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必须是具体的、集中的、富有原创性的(彭玉生，2011)。需要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与研究者本身的经历交织，但“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为其提供了选取研究问题的动机，但却并不是确定研究问题的决定性因素”(King，1994：P13)，它是社会科学者从事研究的原动力。 (2)理论。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中涉及的第二个关键。它是针对研究问题的简练和理性的答案，暗含很多特殊的描述或者因果假设(King，1994：P19)。科学研究的理论有几个重要的特征，包括，首先，该理论必须与现有证据吻合(Lieberson，1992)；其次，它必须是可以证伪的(falsifiable)，它表示社会科学的理论一定可以找到反例，使其不能被证实，而那些从逻辑上有没有可能被证伪理论则不能称之为科学；最后，理论必须是清晰而具体的(as concrete as possible)，精练、清楚而具体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被证伪(King，1994：P19-20)。 需要注意，实证研究过程中理论和实证证据往往交替出现，要杜绝根据数据找理论或者根据理论套数据的行为。任何数据都不能表达全部的理论，同时理论也不能解释全部的数据。社会科学研究致力实现的因果解释是有条件的且有概率的，其本质是不确定的。社会现象是许多错综复杂机制的结果，我们不能找到任一社会现象的充分必要解释，它只是概率或者条件性的结果。 (3)数据。它是研究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测量得到的证据(evidence)。数据也是造成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风格差异的关键(King，1994：P23)。一般而言，质性和量化研究在数据收集、编码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质性研究方法通常通过观察、访谈等手段获得数据；而量化研究则通过问卷、量表等方式获得数据。数据获得方式不同，其编码的方式也存在差异，质性研究常常对文本进行编码，而量化研究则更多的依赖数字编码。 数据风格不同，但背后指向的方法学相同。量化和质性研究的数据差异可理解为：量化研究的数据像是不同时间、不同变量的观测点的集合；质性研究的数据则是少数案例的事件集(events)，它同样也具有许多不同的变量以及观测点。 King(1994：P24-25)提供了一些帮助研究者判断研究数据好坏、提高数据质量、明确记录数据收集过程及收集数据的原则，包括尽可能多的收集数据；提升数据的有效性；提高数据收集方法的有效性；通过对数据收集方法的记录保障数据收集的过程是可以被复制的。 (4)数据使用。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中第四大组成部分，意味着研究者根据理论提出假设并通过数据证明或者证伪理论。有两个标准可用来判断数据使用是否合理：第一，数据使用能否减少现有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偏见；第二，数据使用能否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推断的有效性(King，1994：p27)。要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提升推断的有效性，要求研究者能够做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本质，使其与新闻采访式的数据收集、分析区别开来。 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审视陈研究，不难看出该研究遵守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规范。首先，陈研究中的研究问题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其次，陈研究通过对文化主位概念的使用，反映了社会构建的事实，丰富了文化相关的理论；此外，根据研究的需要，陈研究详细地记录了案例的选择以及数据收集和编码的过程，保障了在该采访对象可以被找回的前提下该数据收集过程是可复制的；最后，陈研究合理的使用实证数据论述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基于此，可进一步肯定陈研究是具有科学内涵、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科学研究而不是新闻采访。 四、研究方法运用与社会科学研究失“真”的案例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鲜明的科学特征，并有严格的方法学程序以保障研究的真实性。但在真实的研究中仍然由于方法使用不当造成的研究失“真”的案例。本部分旨在讨论一些“失真”的个案，讨论如何利用方法学的约束更好地开展实证研究的可能。 1.热浪之争与区位谬误 2002年，社会学家克兰纳伯格(Klinenberg)出版了一本针对1995年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研究，克兰纳伯格运用社会学视角回答在芝加哥热浪事件中，不同社会群体及邻近街区间的死亡率差异。他指出贫困的黑人族群聚集地区社群的生态环境是高死亡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生态因素包括高犯罪率、街道空置率、低人口密度及随之而来的个体孤立(Klinenberg，2003：P124)。该书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获得多项学术和图书类的奖项，被视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2006年，社会学家邓奈尔(Duneier，2006)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撰文，批评克兰纳伯格的研究存在致命的缺陷。他认为克兰纳伯格仅仅只是收集到社区层面的数据而并有任何个体层面的信息，其推断结果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通过实地的回访(邓奈尔回访了克兰纳伯格研究中涉及街区的死者亲属及街坊邻居等)，他认为克兰纳伯格的推断难以成立。比如他发现独居人口更多的白人社区死亡率更小。回访获得证据表明，酗酒和吸毒者更容易在热浪来袭过程中死亡。邓奈尔判断，吸毒和酗酒的人士在热浪来袭时独处在没有空调的家中才是黑人社群死亡率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批评克兰纳伯格推断存在着明显的生态学谬误(the ecological fallacy)，导致整个研究结果的偏差。 区位谬误并不是新鲜名词，它由社会学家罗宾逊(Robinson)在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随即引起广泛的讨论。区位谬误指的是以区位为单位得到的结果也可以在区位的个体中获得证实(巴比，2009：P102)。以克兰纳伯格的研究为例，更高层级的数据即是社群的生态环境，他试图用社区生态环境的证据说明社群死亡率的差异，推断个体死亡的原因。Duneier强调，克兰纳伯格的数据只代表了两个社群状况的不同，它与死亡率之间二者的相关关系也有可能是伪相关①，可以将该证据作为两个社群存在死亡率差异的佐证，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社群中的个体为什么会死亡的原因。他强调，基于田野调查、观察、采访等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尤其要注意避免生态学谬误的问题，运用更高层级的数据推断个体的行为更需要小心谨慎。 2.萨摩亚人的争论与质性研究采访 米德(2008)针对萨摩亚群岛的人类学研究引发的争论则是另一段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使用相关的案例。1925年，美国学者米德前往美属的萨摩亚群岛做田野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采访，她发现萨摩亚年轻人所享有的性自由使他们得以顺利地从少年过渡到成年。因此她推断，就青春期的行为而言，后天的文化因素要比先天的遗传因素更为重要。她据此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成为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对后来的女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有深远影响。 20世纪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2008)对米德的研究产生怀疑，根据他在萨摩亚所做长达四年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曾接受米德采访的萨摩亚妇女的重访，弗里曼全面否定了米德的研究，并据此撰写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他认为，米德的结论过于轻率，萨摩亚年轻人的性生活并非米德所说的那么开放，米德未能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因而未能分辨采访对象话语的真假，同时她亦在采访对象面前展露自身的偏好与期望从而诱导研究对象作出符合预期的回应。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指出，弗里曼的结论同样存在诸多疑点。首先，作为一个男性与异性谈论其年轻时期的性生活极有可能影响后者的回答；此外，弗里曼在米德之后四十年登岛，当地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随着西方文化在岛上的传播和散布极有可能导致被访者有意无意地“遗忘”过往经验，反而将其当年所提供的证词贬为玩笑，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Orans，1996)。 上述争论成为人类学历史中的一段著名的公案。撇开谁是谁非，这些争论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人类学研究强调的“真实”以建构主义哲学为认识论基础，强调不存在“所谓客观、脱离具体情境的‘真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研究所获得的数据不可公开，不可复制，同时也不代表运用人类学质性研究方法的数据收集程序没有判断的标准和依据。这段公案告诫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研究者在实地采访取证的过程中不仅要真正理解被采访者，了解其所处社群的文化，以求得到有效可靠的、基于建构的“真实”结论，同时亦告诫研究者在数据复制过程中应尽力避免和控制因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力求重回现场、再述“真实”。 3.量化研究的失“真”案例 量化研究依赖实验、社会调查及相关的数据通过统计推断得到研究的结果，但这并不表示量化研究没有失真的可能。如果不严格遵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量化研究同样也可能失真。量化研究的失真，按其来源有二：第一类失真与概念操作化过程，即概念的测量(measurement)有关；第二类失真则与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等统计模型设定有关。一般而言，量化研究从理论到实证一般要经历如下过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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