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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政策的主流化现象
社会政策是“影响公共福利的国家行为”，是国家用来专门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增进社会利益，谋求社会秩序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规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政策为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及被社会所关注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在新中国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政策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政策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又淹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战略之中，成为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辅助工具。
然而，历史规律是永恒的，历史现象却是暂时的。2003年的“非典”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性危机，促使中国的决策高层认真检讨了过去的政策行为，在战略思想上越来越意识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在行动上逐步加强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公共政策领域也出现了结构调整的现象，其趋势是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政策的做法，越来越注重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运用。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社会政策主流化”。
二、社会政策主流化的内涵与特征
所谓社会政策主流化，是指社会政策摆脱从属于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地位，逐渐成为公共决策关注的焦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决策层与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社会政策所追求的社会公正价值，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并通过制定与实施数量众多、覆盖面广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提升社会生活质量。
第一，社会公正价值观念的普遍化。这是社会政策主流化的逻辑起点与社会心理基础。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公正理念、福利意识形态为背景的。因此，社会政策的主流化首先应该表现在社会公正的价值理念得到普通公众和国家决策层的认同上。这不仅是社会政策主流化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政策主流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只有在公正理念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中，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关注民生问题，并就改善困难群体的不利地位达成共识，从而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第二，社会政策体系的完整化。这是社会政策主流化的外在表征。首先，社会政策完整化意味着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出台了数量众多的社会福利政策。起初，国家只是从最感迫切的领域着手，制定相关政策来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继而，国家改变零敲碎打的决策方式，加快了社会政策决策的步伐，增大了社会政策的存量。其次，社会政策完整化也意味着社会政策的覆盖面不断拓宽。在政策领域上，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拓展到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及住房政策等方面；在服务面向上，从关照弱势群体发展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在功能发挥上，从社会维持转向社会促进。最后，社会政策完整化还意味着各项政策之间的互动配套。
第三，社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制度化。这是社会政策主流化的权威标示。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叫做剩余模式；另一种就是制度模式。实行制度模式的社会就是社会政策主流化的社会。它把社会政策看成是一个社会须臾不可缺少的常规化制度安排，强调由政府出面建立一种用以解决广泛社会问题的再分配机制，其主要特点是普遍性、结构性、政府性、大面积覆盖和专业化管理。
三、社会政策主流化的时代根源
社会政策主流化趋势的出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首先，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客观上需要充分利用社会政策。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社会问题多发期，稍有差池，就会陷入所谓的“拉美化”陷阱。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已无法应对当前的情势。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靠经济政策的做法，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加入社会政策的维度，实行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重。理由之一是，社会政策能出生产力。社会政策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它使社会中的贫困者能够获得一部分稳定的收入，从而在保护弱者的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持着一个稳定的消费市场，并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对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破坏。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策将社会资源直接投向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不断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与身体素质，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大批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政策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理由之二是，社会政策可以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社会的发展不仅有数值方面的要求，也应该有质量方面的要求。衡量社会发展的质量有一系列具体的指标。其中，贫困治理、保障水平、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状况等许多指标，正是社会政策所要关照并致力于改善的领域。
其次，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求执政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社会政策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内含公民权利主张，追求社会公正价值，通过收入转移来防止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出现过大的贫富差距，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二是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通过社会政策来加以保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政策常常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各政党为了争取选民而求得竞选获胜，无不在竞选战略或施政纲领中阐明自己的社会政策主张。中国尽管不实行（也不能实行）竞争性政党政治，但如何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仍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课题。解决这个课题，关键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政策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其他政策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社会政策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民众政治参与广度与深度是衡量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尺度。由于直接关系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福祉，社会政策可以成为吸引民众参与政治的有效工具。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更是直接凸显了社会政策的时代价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所困扰，如失业问题、贫困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劳资纠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尽管非常复杂，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缺少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在这个背景下，建立健全兼顾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基于社会公正理念之上的社会秩序，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各项权利，实现社会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个社会整合机制中，社会政策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社会政策有利于“对现存利益结构进行调整，缩小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收入分配中的不公正现象，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分层结构中造就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从而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和谐运转。
摘自《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湘潭），2005.4.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