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开支与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彼得#183;林德特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彼得论文,美国论文,社会福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经济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自美国《挑战》杂志2004年7/8月号
问：不仅在外行中，而且在许多经济学家中都有一种传统的认识，以为政府开支在国家经济中所占比例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可能放慢。而你说不存在支持这种主张的认真严肃的证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提出这样的主张，认为庞大的政府开支会损害经济增长？
答：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和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如果政府管理不当，就会将经济增长拉下来。
问：令人信服的理论？
答：这个令人信服的理论认为，如果政府光以人们的生产力为基础向他们征税，并将收到的税款给予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鼓励他们成为不事生产者——那将使大家都工作得更少，风险冒得更小，并且创新得更少。
问：那么，那种理论是正确的吗？某些经济学家确实提出了旨在支持那种理论的证据。他们中值得注意的有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哈佛大学教授和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实际经验证据？
答：大部分证据是不切题的，大多属于有关将发生于虚构世界里的情况的证据。当你看到计算机模式或总体平衡模式，或带有供求曲线的常见经济模式时，他们是在想象一个世界，一个出自他们自己想象力的世界。实际上他们没有使用来自现实世界的资料。现在还有一些提出更大的政府开支是以实际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工作，但其中多数仍是不适当的。例如，某些研究使用许多个人作为实例来表明，如果人们税后工资较低，他们可能工作得更少。但那不是一种足可改变经济中整个激励机制的政策试验。它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只能表明适用子不同工资率的不同的人如何决定他们作为个人应做多少工作。所以这个研究是不切题的。
问：为把问题讲清，请解释一下，当你说那不是一种政策试验时，你的意思是什么？
答：通常，研究工作所用的资料都来自这样的背景：人们全都面对着政府的某一具体政策。在那个政府的政策范围内，有着不同工资率的人们决定做出不同量的工作。但是那些情况是在一个政策体系内的个人之间的差别。那种研究不能告诉我们，如果你改变了整个体系，改变了全部税率和激励机制，情况将会如何。
问：能否举出另一个例子？
答：现在有一些研究十分接近于我们想取得的最好结果。它们也是立足于微观经济的，就是说，它们是关于劳动如何对已变化了的环境做出反应的研究。这些就是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著名的最低收入补贴试验。由于是一项政策试验，它们具有几个月时间的效力，而且它们确实面对着享有不同税务体系的人们。那么，那些试验表明了什么？答案是：它们没有表明对人们工作倾向的任何重大影响。而且，它们没能考虑到福利国家的其他方面，如医疗保健、养老金等等。在它们这些界限内，它们表明的是，如果你给人们慷慨的失业和福利补助，会使工作产生不大的损失。但是有人不同意我对这些试验所作的概括。其中就包括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他是严厉批评福利制度的保守主义作家。但是他所做的工作是在这些最低收入补助试验中进行选择，而他所挑选的是他所喜欢的结果。特别是来自西雅图和丹佛的结果似乎表明对劳力供应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可是审计工作者发现他所选来说明问题的西雅图和丹佛的结果似乎说服力不强，因为他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接受临时福利补助的人具有隐瞒部分收入的动机。所以事实上，它们产生的作用大于原先所说的。
问：所以你认为提出的实际经验证据几乎总是有着严重的缺点，或并未出现所谓已出现的结果，是不是？
答：对。好，最后一类证据是国际联合研究，研究者们在那些研究中比较了许多国家多年来的经验。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开始接近我的研究结果的方向：用于社会福利的高额开支并不阻碍经济增长。在我认为我已在他们的检验标准的基础上有了提高时，乔尔·斯莱姆洛德(Joel Slemrod)、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及其他人已经在我之前发现了这个令人感到费解的结果。
问：原先那些研究工作是在何时进行的？
答：它们全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在那以前，并没有出现过对许多国家多年来情况加以检验的事情。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对这些结果的性质的认识没有出现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并没有什么国际联合研究，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数据。
问：你作了什么样的提高？
答：从本质来说，这些提高是技术性的。我更加注意同步的反应、不按比例的非线性发展和错误变化中的差别。让我作一点解释。在同步性方面，在这些研究的任何一个中，你必定会看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身是对政策选择的一个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就越可能出现更高的社会福利支出。所以我们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除非我们认真努力考虑到这种反应。
问：所以你试图考虑到这一点？
答：是，我考虑到了。我以前的研究却没有考虑到。现在，我研究的结果（《更为公开：18世纪以来的社会福利支出和经济增长》，2004）与斯莱姆洛德等人的研究结果并无根本的差异，但我使它成了一个额外的步骤。
问：你更注意与政府开支相对的社会福利开支，或者更注意政府开支的更大增长？
答：在考虑我的研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我不仅撇开了非社会福利性的开支，如军费开支、道路修建费用、对生产者群体的补助等。我的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研究，还在于我界定福利国家的方式有所不同。
问：请解释一下。
答：我认识到我必须在研究中说明福利国家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那是一种一般以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工人再培训、失业救济金，特别是养老金等形式将相对普遍的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给大多数人的制度。但它并不包括保护职业或商业集团不受竞争或国有化企业的影响的工会权力、特别的法律。我不去衡量这些做法的影响，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各不相关的，我情愿赋予它们某个不同于福利国家的称号。我认为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以往阶级斗争的副产品。
问：各种补助怎么样，比如抵押借款利息的课税扣除或课税减免？
答：我在书中对这些给予了理论上的关注，但是我的统计工作并不包括它们。我没有把课税扣除视为福利开支。人们可以建议我应该那样做，但我不认为它会影响结果。
问：你的结果最后表明了什么？
答：说到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而言的较大的福利国家作用，有两个结果是我需要加以强调的。第一，我离开了历史上实际出现的情况而做出了假设性的推断。我采取了一种极端的事例：一个假设的国家仅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国内生产总值的40%——它对富人甚至中产阶级征收重税。我以失业救济金的形式把它全部归还——是的，连我的统计模式也说明，这对那时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和增长率来说将是代价十分高昂的。接着就是第二个结果，那是实际生活中没有人做过的。它从未出现过。没有一个福利国家做过像我们在批评福利国家的说教性寓言中所描述的蠢事。
问：那些说教性寓言说福利国家是危险的？因此我们过分简化并夸张了这种福利国家，制造了一个易受指责的世界，因为它实际并不存在。
答：对。实际上它并不存在。这些虚构想象的进发在一个可能尝试过这般错误的世界将是对社会有用的，但它们从未发生过，而且一直被严重地夸大了。
问：那你的统计结果表明了什么？
答：统计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进入社会福利转移（像在英国或日本的社会福利计划那样）与33%（像在瑞典那样）进入之间的差异几乎是零。
问：所以结论是它毫无结果？
答：它对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产生什么后果。
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或水平呢？
答：对任何一个都没有产生后果。
问：你调查了哪些时期？
答：迄今为止我调查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但最重要的资料取自1960年至1995年期间。有人问我，如果你将时间推到1995年以后，情况会怎么样？从那时起，对福利国家来说，末日是否已经突然来到？我的回答是“不”，你和我可能想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问：是。
答：这里有人们所说的事……这是真正吸引人的。看一看社会辩论在这些领域如何运作是十分有趣的。人们惊人地善于选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想要的情节，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会找到对他们似乎有用的一种情节，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些想要评论福利国家与低预算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人使这一辩论变成欧洲与美国的对比。特别是，我们已经见到有人说，自1995年以来德国比美国差了多少。这种说法十分善于选择，因为德国从与东德进行代价高昂的合并以后遇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在那段特定时间，美国正经历着高科技的蓬勃发展。在这样一种比较中，结果就正如人们按照传统理由所想的那样——高额社会福利支出阻挠了经济增长。但我们不能那么善于选择。有许多年份和许多国家需要进行研究。我可以轻易地反驳这样的比较。我可以说：请将1995年以来，高支出的瑞典同低支出的日本的增长率，或将某些福利国家如丹麦或奥地利同低支出的瑞士进行比较。在每一案例中，福利国家都增长得比较快。因此这能否证明福利国家对经济增长是极为有利的？当然不能。你必须研究所有的经验。人们在如何选择他们想听想见的东西上，做法是令人吃惊的。欧盟自1995年以来的低增长确实反映了德国的经验，但从那些未经加工的一手资料来看，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情况通常与北美相同。
问：那么这个理论错在何处？为什么政府巨额开支不妨碍经济增长？在将这分解为若干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取得一个总的答案。
答：这里有一个全面的看法。实际生活中的民主政府，由于认识到他们可能被赶下台，因而知道他们必须通过减少高开支和高税额的弊病并增加额外好处的方式来设计制度。什么弊病，什么好处？这是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答案。第一，他们设计了一种人们意识中更有利于增长的税款混合体。人们十分吃惊地发现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欧洲人并不只是对富人征收重税。相反，他们所采用的税种正是传统的主流北美经济学家所想要的；第二，关于对那些接受公共转移者的激励，他们认为他们在基本福利计划中所做的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错误。
问：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带来抑制工作的因素？
答：抑制工作的因素并不像我们传统想象中所说的那么坏。第三，某几种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确实具有提高生产力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积极作用。最好的例子是公共卫生。某些工人再培训计划也属此例，当然，还有教育。我的新书没有太多地强调教育，因为它不是福利国家引起争议的一个方面，而且把来自公众纳税用作教育开支也很难说不是美国的做法。美国在这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问：让我们回到税务制度上。当你说那是许多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愿意提倡的一种税务制度，你指的是什么？
答：在专门研究财务和劳力的美国经济学家联合起来时，他们说，“我们愿意不对资本课税，我们宁愿你们去对劳动征很多的税。”一般说，英美经济学家早就说过消费税强于收入税，因为收入税意味对储蓄存款加倍课税。那些就是对一种好税务制度的传统愿望。我们喜欢采用固定税之类的东西，并对特别的“罪恶”商品（比如汽油和酒精）征税。这些愿望在福利国家要比在社会福利开支极少的国家实现得更好。
问：福利国家有着规模很大的增值税？
答：是。
问：但是它们实行累进的所得税？
答：不比我们多，不。即使以整体结构而言，瑞典的税制仅比上世纪80年代起的英国或美国的税制略多一点累进的色彩。目前，来自劳动的高收入——尤其是医生的收入——在欧洲是被课以重税的。如果说福利国家有某个富裕群体受到税制的很大损害的，那就是高收入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医生更因其收入受到公共卫生制度的限制而怨言更多。那些国家对资金的征税较为宽松，因为它们不想让资金逃走。但是任何人都得为其劳动所得付出高额税款。
问：现在来谈第二点，我们一直看到福利国家具有抑制工作的因素。比如，高额失业保险可能导致人们不愿意费劲寻找工作。在福利国家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确有其事？
答：它并不真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它们的制度更为全面。它们并不在你获得工作或收入增加时随即将你排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和英国的制度对一位失业的单身母亲说：“不要去工作，否则我们会重重地向你征税”，因为它们会对确实是否应予补助进行经济状况调查，从而限制了整个支出。所以一旦你获得一种工作，你就会失去各种补助，因为你已脱离了1%收入最低者的范围。那是美国的一个缺陷，它形成和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提出的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中，而在第一任里根政府时得到恢复。那些妇女在获得工作的同时失去了各种补助。这是欧洲福利国家没有犯过的错误。它们有更加全面的浮动计算法。你可以在工资等级表上有所上升时仍能获得某些补助，因此你可以在工作的同时保有某些额外收入。上世纪90年代，美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英国在2000年跟进，它们减少了这些抑制因素，而且产生了作用。一个是在1993年扩大了减免税的范围，另一个是1996年的福利改革。我知道自由主义者对减免税是颇感得意的，却认为福利改革不起作用。但是看来这还是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挺过了最近的经济衰退。
我们依旧搞得不对的领域是家长假期和儿童日间照料。这些在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在瑞典要处理得好得多的。为什么这对经济增长有帮助？那是因为在收入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人力资本和技能的发展，并且知道如何在一个具体企业内工作的经济实体中，在回到自己工作中去并且得到高质量的儿童日间照看的机会方面，欧洲能给你提供保持你自身发展和你自身技能的更好时机。如果你必须退出，后来又回来寻找一个新的工作，你就得在较低的层面上开始，你永远也赶不上你过去的状况。我希望我能告诉你，这得付出多少国内生产总值。我没法将它量化。你可以看到，那些不为儿童日间照看和家长假期提供这些慷慨大方的计划的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对妇女实行相对低得多的工资。而且，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可能存在着对所有妇女的统计偏见，因为公司认为妇女中总会有人离开劳动大军。因此，它们不提升妇女，不为她们投资。
问：美国应该从你的研究结果中吸取什么教训？
答：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做得最好的一些社会领域，再看一看美国做得最差的一些领域，从而以最大的努力进行变革。美国在高等教育上做得最好。我们确实做得最好，因为我们充分调动了各种激励因素。我们实际上是从纳税人那里得到资金的，由为知识的进步值得给以资助。我们迫使每一个公立学术机构同其他公私学术机构进行竞争。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竞争——为政府拨款，为最出色的教师，为最优秀的学生而展开竞争。在美国，甚至教师也得由他们的学生进行评价，这在其他国家是办不到的。这对它们不利。这里说的只是高等教育，但正是在这个领域美国出现了极大的优势。美国最大的劣势在于公共卫生，在这个领域我们已接近排名经合发组织末位的国家。
问：就结果而言吗？
答：就结果及为取得结果所付出的代价而言。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在医疗保健质量方面将美国排在全世界第37名。就结果而言，由于我们的制度，我们挽救的生命较少，我们所具有的这个制度比美国人通常所认为的体现了官僚主义精华的政府体系还更官僚，行政管理费用更高。它使我们付出极多，我们在所有这些服务上都有较高的涨价幅度。人们说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已陷入危机——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是我们政府在医疗保健领域内的主要项目——是的，它是处于危机之中，不是因为政府的医疗保健出了什么问题，而是由于它必须在价格不断急速上升的环境里运作。
问：让我们来直接讨论基本情况。
答：好吧。我们堕入了陷阱。如果能够走出这个由某种阶级斗争辞令强加给我们的陷阱，那当然是很好的。我们有使用“肥猫”之类短语的民主党人，他们不喜欢任何看似将对普通百姓征税，而不是只向富人征税的做法。我们也有使用“骄傲自大的福利王后”这样的短语，特别是诅咒“公费医疗”的共和党人。这就是陷阱。社会福利项目如果管理得好，就能够促进增长。它们可以降低费用，为教育、人力与社会资本、卫生提供筹资和有益计划。较高的税率不一定限制经济增长，但税务管理体系必须是小心地建立起来的，并承认普通百姓必须像富人一样缴付他们的份额。然而，美国忽视了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妇女的社会资本及其他的重要问题。我们造出了一种想象的福利国家来加以攻击，但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