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清代漢宋之爭“風氣”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不讀漢宋書论文,也爭漢宋學论文,風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的漢宋之爭通常被作爲“學術思想”的問題來處理，這自有充分的根據。但有時候，漢宋之爭卻未必與嚴格的“學術思想”相關涉。汪士鐸曾感慨其時爲學有五難：“好學難、聚書難、身心閑暇難、無漢宋之意見難、求友難。”①從中透露出一個信息，即如何處理“漢宋之意見”幾乎是當時的求學之士們皆須面對的難題，而並非已經學有所成的漢學家或宋學家纔爭論的問題。鄭珍也説：“吾見宗宋學者交攻漢學，問其曾見漢儒書幾家，而不能舉也；見有宗漢學者交攻宋學，問其曾讀宋儒書幾種，而不能言也。”②這個現象透露的信息與汪士鐸之言相似，即那些參與漢宋爭論的人未必對“漢學”或“宋學”作過深切的研究。
因此如果我們的眼光不限於極少數的專業學人，就會發現漢宋之爭在清代通常只是一種“風氣”，大量讀書人受這種氣氛的感染而加入到這一論題的爭論中來，然而無論對“漢學”還是“宋學”，他們往往並没有很高的修養，乃至根本就是不入流的門外漢。晚清的趙之謙打算寫一部《漢學師承續記》，他曾寫信給漢學家胡培系説：
近日名流，多務皮傅。有高譚小説(《劄》本作學)而恃(《劄》本作持)者《字説》，力攻(《劄》本作改)康成而得者《聖證》。作字則墨(《劄》本作黑)光方體，作詩則温李皮陸面貌。未見《説文》部目(《譜》本作首)，便罵宋人不識字。一肚皮八比本領，便推大作家。東西南北，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向者姚鼐、方東樹一流，其出不爲無因，未必喪心病狂至此極也。《師承續記》首篇擬重作一通。蓋(《劄》本無蓋字)此書原不與不讀書人看之，若再爭閑氣，適爲若輩助敵(《劄》本無敵字，《譜》本作焰)，致吾道墜地，與彼吐棄一切、不讀書之滿街聖人等，甚非謂也。③
此書作於同治七年(1868)，其時趙氏在京師。④這段話反映出一個事實，那就是他清楚地意識到當時的“漢宋之爭”大致有兩個層次，一個是他們這類學人的學術思想層次的爭論，而另一個是“不讀書”的“近日名流”之間的爭論。“近日名流”也往往以“漢學”者的面貌出現，其實多爲不學無術，故導致趙氏對提倡“宋學”的姚鼐、方東樹二人也不免有了同情之意。他“《師承續記》首篇擬重作一通”的目的就是要力圖同諸“名流”劃清界線，以表明自己所爭者是學術，而不是“閑氣”(其實“重作一通”已經表明趙氏在此前也不免有“近日名流”的傾向，他對自己的“學人”定位不免有些“自認爲”的意味。詳下)。所以這段話充分顯示出，漢宋之爭並非只是少數專業學人書齋裏嚴肅談論的學術問題，同時也是廣泛流播於讀書階層的時髦話題。請再看下面這個例子。方宗誠《喬頌南哀詞》有云：
余之定交未有奇於頌南者。道光乙巳(1845)，頌南試禮部罷歸，余聞其人狂放詆程朱，私心頗不喜。一日，與文鍾甫、戴存莊、馬命之飲於何眉岡學舍，頌南忽來，戒門者勿内，則闖然直入索飲。余與諸君不爲禮，昌言古今學術得失，致近世毁宋儒者，則厲聲色訾之。頌南屏息終席。既退，余與諸君曰：“頌南忌疾矣。”後數日，頌南復來，求納交，於諸君皆然，曰：“前日之言是也。”余始爽然自失，詫爲畸士。而頌南亦自是雖狂放未敢毀程朱。⑤
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方氏等人在酒桌之上“厲聲色訾”“近世毁宋儒者”，其間根本不可能深入漢、宋學内部進行學理上的嚴肅辩白與討論。而喬氏竟聆聽這一番訾議之後，就立刻盡改其素持的反程朱之見了。這説明喬氏對漢、宋雙方的學理並没有自己的心得定見，他之詆程朱不過是鼓蕩在一世風氣之中，所以難以經受得住方氏等人的一頓當頭棒喝。“屏息終席”四字極爲傳神，適可見喬氏詆程朱的意氣爲方氏等人所懾之狀。
無論是趙之謙筆下的“近日名流”還是方宗誠筆下的喬頌南，他們在漢學或宋學上的修養都是不入流的，但他們卻是漢宋之爭的參與者。清代知識界彌漫一世的漢宋爭論風氣，正是有了這類人的廣泛參與纔能得以掀起。這些人並非專業的學人，其關於漢、宋的看法也並非從對漢、宋二學的嚴肅研究中得來，而不過是因受到周圍風氣的感染而形成的一股意氣之見。現在我們便要追問：這種風氣是如何形成的呢？又如何能廣泛地傳播開呢？
身處風氣之中的清代學人已經對此問題發表過看法。章學誠就特别看重“漢學”旗手戴震的個人影響力。章氏特作《朱陸》篇指出，在對待程朱的態度上，戴震在文字與口舌之間有明顯的差别，其所著之書雖時與程朱牴牾，但其意尚隱微，其辭尚緩和；然平日口談，則往往斥責程朱，肆無忌憚，如其“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徼倖爲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⑥而恰恰是其口談對後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其人(指戴震)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⑦
在《書朱陸篇後》裏更特别指出了戴震口談誤導後學之大可懼：
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既殁，書又無大牴牾，何爲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説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爲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⑧
因此在章氏看來，戴震是斥宋風氣的始作俑者，需要爲此風氣的興起負全責。⑨戴震的口説或確在當時頗爲流傳，章氏身處其時，所聞所見不會全無根據。但我們不能據此而以爲斥宋之風全因戴震一人帶動起來。能傳聞戴氏口説的畢竟限於少數人，章氏下語也有分寸，兩次皆點明其所指的範圍爲“徽歙之間”、“休歙之間”，表明戴氏口説主要是對其家鄉子弟有所影響。更需注意的是，章氏的上述言論乃别有目的，即揭露戴震口舌筆端表裏不一，從而指責其心術不正。嘗謂“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爲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⑩他對戴震口無遮攔，誤導後學的斥責皆是爲達此目的而設，言語之間自不免對戴震口説的影響力有所誇大。因此章氏之言更多的是一種憤激之辭，尚不是嚴格的歷史解釋。
數十年後，桐城的方東樹大力爲“宋學”鳴寃，作《漢學商兑》來對漢學名家一一駁斥。其中頗言及戴震，所斥責的便都是戴氏書面文字，而並未涉及其口説，足見口説的傳播自有其地域與時間的限制。方氏在書中表露了他對其時“漢學”風行原因的看法：
今漢學家，厲禁窮理，第以禮爲教……新學小生，必執是説以爲至當不易者，學未知本，耳食新奇，承竅附和，逐臭趨名，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顧亭林引林文恪材之言曰：正德末，異説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士附講學之門者，皆取榮名。……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竊謂今日之漢學，其弊亦若是。)(11)
這段話的關鍵詞是“逐臭趨名”。方氏以爲其時“漢學”風行，“承竅附和”者可以獵取名譽，故“新學小生”皆樂爲此。他的説法自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局限。比如《清史列傳》記嘉道間的理學者朱文炑之事云：
時競尚漢學，或勸爲之，以廣名譽。文炑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又屑覬彼耶？”卒不顧。(12)
這個例子可以説明，時人視科舉的重要性仍遠在漢學之上。治漢學或確可“以廣名譽”(其實未必)，(13)但對絶大多數欲榮身得名的“新學小生”而言，走科舉之路顯然比治漢學更爲可取。(14)又如錢大昕《原孝上》云：“予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繁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説也。”(15)趙翼《後園居詩》云：“有客忽叩門，來送潤筆需。乞我作墓誌，要我工爲諛。言政必龔黄，言學必程朱。”(16)行述墓誌等的作用正在於傳後廣名，而錢、趙二人竟不約而同地提到“學必程朱”是時人心目中名譽之所在，那麽方東樹以“趨名”來解釋大量“新學小生”附和漢學，其有效性恐怕就很有限了。
章、方二人的解釋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講的漢宋之爭都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因此他們的眼光總是放在戴震這樣的大學者或者理、禮爭論這樣的深度議題上。而觀察角度與他們不同的另一個清人王芑孫的話卻另開生面。他在《中庸通故自序》裏感慨道：
義理之學，至程朱極矣，《中庸》其尤粹者。元明用其書取士，士之有立於世，未始不煇然也。用之久，而庸衆駑散者出乎其間，或專固而不通於古，或譾陋而弗達於時，其甚者槃辟雅拜以取厭憎，而濂洛關閩之説爲世所不樂聞。自近數十年，一二聰明英傑，奮然追尋鄭許賈孔之説，旁稽湮墜、蒐獵殘賸，而漢學遂盛行於世。(17)
從這裏可以看到，宋學是因爲在科舉考試中“用之久”而自“取厭憎”的，這正是漢學得以興起而與之造成對立之勢的大背景。李兆洛也表示：“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束縛於集注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遁。……漢學興，於是乎以注攻注，以爲得計，其實非爲解經，爲八股耳。”(18)清人類似的言論尚不少，現代學人如錢穆、徐復觀等早已留意及之了。他們從漢學的“出現”或“興起”的角度來理解清人的這些言論。比如徐復觀説：
清代漢學的出現，有兩個重大因素。……、第二個因素是對科舉的虚僞知識，陳腐内容，有一種深刻的厭惡，因而想在這種虚僞而陳腐的東西以外，發現新的研究對象。……這便走上了“古學”、“漢學”的道路。清代漢學之所以能成爲風氣，是因爲對科舉八股而言。(19)
這樣的理解當然自有其依據，不過尚有不少未盡之意。科舉八股的因素並不僅存在於漢學“出現”的時候，當漢學發軔的前後它始終都存在，所以在“漢宋紛紜”的事勢中，科舉八股恐怕將扮演更爲重要的角色，而不僅僅是刺激漢學的“出現”而已。而且，八股遭人厭惡，這多半是站在“漢學者”的立場上看到的結果，對於至少相當一部分科舉士子來説，情況也許未必如此。比如許宗彦曾回憶其父説：“先府君困諸生久，四子文用功尤深，前明一代制義無不讀。……爲文近萬首，著録弟子成科名者不可勝數。易簀前二日，猶爲孫輩改定墊課，蓋性之所好有在於是。”(20)可見其父雖久困諸生不得進取，卻未嘗對科舉八股有厭惡之情，而是始終甘心如薺。因而科舉八股之中的清代廣大讀書人對“漢學”和“宋學”的一番愛憎感受恐怕是相當複雜微妙的，“漢宋紛紜”的事勢當即與此密切相關。换句話説，就作爲一種“風氣”而言，對程朱的斥責或漢宋的爭執等現象大可不必與漢、宋雙方各自複雜的學理有關。一旦我們跳出“學術思想”視角的限制，就能看到一個更廣層面上的漢宋之爭。前文提到的趙之謙，其學術態度便經歷了一個由不分漢宋到右漢左宋的轉變。他的經歷是考察一個普通士人怎樣受到(以及受到怎樣的)漢宋之爭風氣影響的好例子。
趙之謙(1829-1884)，字撝叔，浙江會稽(今紹興)人。趙氏精於篆刻書畫，所造之境自成一家，至於經史之學，雖曾間習之，但無甚成績。(21)所以晚清以降，趙氏始終以篆刻書畫家的身份知名於世。精於篆刻書畫在今日堪稱藝術家，但在趙氏的時代，這一專業在士人的認知中卻頗爲邊緣。譚宗浚曾在《擬續修儒林文苑傳條例》中説：
文苑與書家相似而實不同。文苑以詞章爲主，所以纂言紀事、鋪藻揚芬，斯華國之雄詞、騰今之鉅製也。若書法則六藝之一，與藝術同科足矣。……此外更有占驗家、術數家、繪畫家、篆刻家、骨董家，直技藝者流，益非文苑比矣。(22)
是書畫篆刻者流連“文苑”尚不如，更遑論“儒林”中人了。所以我們大致可以説，趙之謙基本上是一個經學專業之外的人。而他的這種身份，正好爲我們考察作爲非經學家的普通士人如何面對漢宋的爭論提供了素材。趙之謙不專研經學，卻欲續“漢學”之“師承”、一爭漢宋之高下，這又提示我們當時的漢宋爭論仍舊是一個熱門話題，以至於連“技藝者流”也亟亟參與其中了。
趙之謙咸豐九年(1859)鄉試中舉，十年赴恩科會試，適遇太平軍攻打杭州，路途阻塞，故中途折返，未能成行。同治二年(1863)再入都，然屢次會試皆不第，遂於同治十一年分發江西任知縣，光緒十年(1884)卒於任上。咸豐九年中舉之前，趙氏的生活範圍基本限於家鄉紹興及省城杭州一帶。這時的他遊歷不廣，對漢、宋二學所抱的看法也頗爲持平。咸豐三年二十五歲時，他嘗致書胡培系云：
弟少事漢學，十歲後潛心宋學者七年，今復爲漢學。竊謂漢、宋二家，其原則一，而流則殊。康成諸公，何嘗不明理道；周程朱子，何嘗不多讀書。流極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據，子虚烏有之性命。此類爲二家作奴，恐亦在屏逐例。吾輩不必效之，但當畫(盡)在我而已。(23)
此書落款爲“晚學弟制趙之謙”。按趙氏父松筠公卒於咸豐三年，則此書即作於該年。(24)這時趙氏對漢宋的態度甚爲持平，書中所言已很明白，無需多言。
而咸豐九年中舉之後，他在十餘年間南下福建、北上京師，遊歷眼界大爲拓展。這使得他對待漢宋之學的態度明顯發生了變化。當同治四年(1865)入都三年之際，他有兩通書信致胡培系，分别云：
弟……擬纂《漢學師承續記》，苦無助者。……此時盛行性命之譚，滿街都是聖人，其效即日可睹。
居都下三年，……近纂《國朝漢學師承續記》，……數年來心學之説復起，愚者既奉爲準的，死守成規，智者得以飾非拒諫，亦轉相附和，恐從此讀書種子絶矣。幸有後死者，此《記》不可不續，續則求兄助我，並多助我。此事關係二千餘年氣脈，不可不急。(25)
“擬纂《漢學師承續記》”是趙氏在漢、宋兩邊已經傾向於漢學的確切信號。按《清史列傳·江藩》云：
壽陽祁
藻囑光澤何秋濤爲《(漢學師承)續記》。秋濤曰：“是編當依阮元《疇人傳》之例，改爲《學人傳》。若特立一漢學之名，宋學家羣起而攻之矣，方東樹《漢學商兑》所由作也。”(26)
從何秋濤的回答可見，他清楚地意識到標舉“漢學”爲書名帶有明顯的揚漢抑宋傾向，極易引起不必要的門户之爭，故而提出若要續作的話，應將書名“改爲《學人傳》”。當年龔自珍勸江藩改《漢學師承記》爲《經學師承記》，其中即有避免漢宋門户之見的原因在。(27)趙之謙與何秋濤身處同時，且熟讀龔氏之文，(28)不可能不知道《續記》之作在漢宋紛爭的氛圍裏意味着什麽。平分漢宋無所偏頗的趙氏一變而爲“漢學師承”的維繫者，其原因顯然在他提到的“數年來心學之説復起”，故他謂“此記不可不續”、“不可不急”。按此所謂“心學”不能拘泥理解爲即是指陸王之學。比如他信中言及“文詞”之學時説道：“桐城一(《譜》本無一字)派所以鄙陋如斯者，坐不讀書，且其師法，全在避實擊虚四字，則不能不爲心學，否則處處隔礙。”(29)桐城派舉以爲號召的是程朱之學，不是陸王，所爲自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心學”。在桐城派之後他又謂：“此間又多詩人，名士支流，是萬是一，總以篤於(《劄》本、《譜》本作信)程朱四字爲聖賢招牌，沿街叫買(《劄》本、《譜》本作賣)。”(30)可見所謂“心學”者的招牌是“篤於(信)程朱四字”，並不是陸王。因此趙氏所謂的“心學”不過是泛泛言之，以概他所厭惡的那種空談性命之學而已。民國間裘匡廬嘗謂清世學人“承漢學家支離繁瑣之弊，……於是見昔賢精微高深之論，凡非己所能解者，則概以王學心學斥之”。(31)若撥開其言中一層對漢學不滿的情緒，則正可借之概見此處趙氏所謂“心學”的含義所在。
無論是桐城派還是其他所謂“詩人名士”，都稱不上是真正的理學家。而趙氏之所以捲入漢宋的爭論，卻正是由於這類“宋學”的感染。在同治六年給胡氏的一封信裏，趙之謙講述了他上一年在台州講學的觀感，正可謂是一場親身感受到的“漢宋之爭”：
台州本不知學，鄉人皆不以洪、金諸君爲然，所足以推重閭里者，大都答經體一首耳。近年又有勳臣倡立理學，改赤城書院爲正學，又辟東湖一席，延一土匪之子擅長香奩體者主講郡城，又將修志書，又刻賀氏兄弟書，擇其推尊紫陽，……以爲表率。其人(倡理學之人也)筆下别字極多，虚字不通，而動輒談文談學，自以爲是，膽大無恥，莫此爲甚。若輩已散佈天地，我等急宜自藏矣。自此人倡學之後，台人一發荒唐，即如王子莊棻，稍知《説文》部首，已羣指爲無用之人，可恨可恨！(32)
“别字極多，虚字不通”的勳臣以及“擅長香奩體”的“土匪之子”，皆即所謂“詩人名士”者流，他們又是“倡理學之人”，這正是“心學之説”引起趙之謙厭宋情緒的一個實例。然而這段文字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於提供了這樣一個實例，其中必須更爲引起重視的是趙氏表現出的“我等急宜自藏”的心理。趙氏在信裏這段文字之前即提醒胡培系，“外兩紙，閱之即毁”，寫完之後又再次告誡他，“此段不過略述台州景象，請閱後與葛翁一説，信即毁去，以衆咻可畏，賈禍不犯著也。千萬千萬。所以説者，亦令葛翁知吾道之孤也”。(33)這與“我等急宜自藏”是出於完全相同的心理。從表面上看，趙氏產生這層心理是因爲他感到倡理學的勳臣和土匪之子等“已散佈天地”，但往深層看，原因實不在此。真正讓趙氏感到“可畏”的並非二三“倡理學之人”，而是作爲這些“理學之人”生存土壤的衆多“鄉人”、“台人”。很明顯，若“鄉人”皆不以“理學之人”爲然，而看重趙之謙的“漢學”，那麽感到“吾道之孤”而“急宜自藏”的就是“理學之人”而不是趙之謙了。所以從根本上説，那種讓趙氏感到“散佈天地”、無處不在的“宋學”並不是來自若干抛頭露面的“倡理學之人”，而是來自在此之下的民間一般讀書人。下面一則漢學家陳奂與金鶚奇遇的故事，即可揭示趙氏此層“急宜自藏”心理產生的根源。
趙之謙所謂“洪、金諸君”中的金氏即是指金鶚。陳奂在其《師友淵源記》裏回憶説：
金鶚字誠齋，浙江台州臨海人。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以優貢入都。余偶宿内城，夜半書聲出壁户，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往拜之，拒而不納，排
入，意不悦，亦以我爲與試子也。强請其所業，乃擲稿本於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余加敬而受讀之。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君改容曰：“子亦喻於此道者乎！”挽手納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而卒。(34)
金鶚對陳奂“拒而不納”、“意不悦”的態度，完全是對趙之謙“急宜自藏”四字的標準演繹。這個故事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讓我們明確兩點：其一，漢學家金鶚的“自藏”針對的是廣大科舉士子，而且金鶚恰恰是台州人，形成這層心理自然是因爲他在台州的生活經驗，故而趙氏因台州之行而發出“急宜自藏”之言的根本原因據此可得以揭示，其所針對的確乎不在於二三“倡理學之人”，而是民間廣大的科舉士子(即所謂“鄉人”、“台人”)。科舉以宋儒經解爲準，則科舉士子這個龐大羣體正是漢學者所從感受“宋學”壓力的最直接、最普遍的所在。視科舉之學即爲“宋學”，是時人相當普遍的看法。盧文弨嘗謂：
即今之課舉業者，亦不可不謂之講學也。……若置舉業不講，而號於人曰：“吾講學，吾講學。”其不譁且笑者幾何也！(35)
此言非常明白地告訴我們，其時世人乃視舉業即是講學，不從事舉業的講學幾乎無人肯信從。所以在通常的眼光裏，科舉之學就是“宋學”的代名詞。(36)
其二，金氏所處的嘉慶時代“漢學”正盛，趙氏所在的同治年間則“漢學”聲望已大不如前，而“宋學”相對復興。雖則如此，金、趙二人的感受與心理竟一般無二。這表明這種漢、宋的對立與學術思想史上通常所謂的漢、宋學的消長並没有太大的關係。因爲無論乾嘉之世還是道咸以降，漢學者流始終都處在科舉士子這些“宋學者”的包圍中。趙氏説“台州本不知學，鄉人皆不以洪、金諸君爲然”。一個“本”字表明台人不悦漢學自始即然，並不待“倡理學之人”的鼓動。其言中“洪”指洪頤煊、震煊兄弟。嘉慶間阮元即謂：
臨海洪頤煊、震煊兄弟，篤學士也。余嘗謂台郡能讀書者，惟此二人。台郡自齊次風侍郎之後，能學者甚寡，頤煊、震煊文采詞翰或未足，而精研經訓，熟習天算，貫串子史，實有過於侍郎之處。台人聞之以爲詫。(37)
“台人聞之以爲詫”適可與趙氏“鄉人皆不以洪、金諸君爲然”的話相互印證。可見趙氏所言確非謾語。而“鄉人皆不以洪、金諸君爲然”一語表明，在漢學者避忌科舉士子的同時，廣大士子也視漢學者爲另類，儼然一副對立之勢。道咸時代貴州漢學家莫與儔“舉閻徵君‘六經宗服鄭，百行法程朱’之牓，以樹依歸”，後來其子莫友芝繼續以此家學教授鄉子弟。但莫友芝不久便發現諸多奇怪現象：“平昔之好隱相指目，門牆之徒畔而他去。朋簪廣坐，方洽縱談，友芝所至，寂焉星散。行道相遭，頫首若浼，猝不及避，强爲寒暄，多方抽身，如不得已。”通過“質之不見鄙棄一二故交”之後，莫氏終於弄清他招怪取怨的原因：
蓋舉世所趨，八股八韻，自兹而外，即爲異端。高頭講章，房行墨藝，枕中鴻寶，良莫過斯。求其取士，經訓略尋句讀，宋元儒者粗識姓名，已象犀之侣豕、鵬鵠之羣雞矣。乃猶妄冀其博綜古訓、銓斠雅言，……而所汲汲求之科第爵禄，反置之身之外，可有可無之中，不愈鑿枘之不入乎。(38)
莫氏這些自述遭遇的文字頗爲生動，科舉士子與漢學者之間形同對立的情形，讀來宛在目前。不過莫友芝倒並未因厭惡科舉俗學而對“宋學”抱有成見，因而曾國藩在太平天國戰爭剛結束便招莫氏到江南以重振文教。(39)雖則如此，從他的自述裏我們卻實實在在地看到了科舉士子對“博綜古訓”之學的疏離。(40)
鄧廷楨也觀察到了同樣的情形，並將之與漢宋之爭聯繫起來。嘉慶二十五年(1820)他在爲程晉芳《勉行堂文集》作序時説：
夫自詞章、考據分爲二家，别户分門，固其識歧之，抑亦其才之有所不逮耳。而近時注疏學行，又爭與宋儒樹旗鼓，徒使沾沾帖括之士望洋自阻。似此而欲闖古人之藩籬，難矣。(41)
注疏之學“與宋儒樹旗鼓”，固即所謂漢宋之爭。而“帖括之士望洋自阻”一語則需要以王芑孫一段回憶自己教士子讀《論語》的話來下一注腳。據王氏説，當時士子咸謂《論語》的古注本如“邢氏、皇氏，其辭繁密，涉月彌年，瀏覽勿竟”，因此他：
不得已妄爲捷法，取邢氏、皇氏二家之與朱子異同及其旁引曲證溢於《集注》之外者，録置上方，而其下悉仍朱注，不移其次，謂之《論語通故》。一開卷而漢宋諸説列然並具，不待更端。盈尺之籍，縮歸片楮；一晝之讀，功抵兼旬。中人以下，靡嘆望洋矣。(42)
以王氏之言與鄧廷楨之《序》相互比照，可知鄧氏所謂“帖括之士望洋自阻”即望注疏而自阻。因此，在注疏之學“與宋儒樹旗鼓”的這場漢宋之爭中，廣大埋首“宋學”的科舉士子們被排斥在注疏之學以外，這使得他們名正言順地成了“宋儒”的同盟，以“宋學”者的身份捲入到漢宋之爭中。
讓我們再舉兩位清代學人的觀察爲證，以堅鄧氏之説。盧文弨《九經古義序》云：
近世學者安於記誦辭章之習，但知發策決科爲務，與之言古訓，駭然以爲迂晦而難通，塞耳而不能聽也。(43)
盧氏此言稍需疏通者惟所謂“記誦辭章之習”。按此即指科舉之學，此意在清人文字中每每可見。如唐鑑《學案小識》記劉大紳(乾隆三十七年進士)之言云：“晚近利禄之風既熾，惟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即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44)《清史列傳》記劉廷詔謂：“廷詔爲諸生時，讀朱子書，恍然曰：‘吾所學乃記誦詞章之末爾。’遂棄舉子業，覃精經史及儒先性理。”(45)皆是其證。(46)又陳澧嘗云：
近人有詆漢學而以程朱爲言者，試問爲程朱之學，能不讀程朱之書而考證之乎？(……嘗見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迹者。)務科舉而荒陋，因懶惰而空疏，而以程朱藉口，程朱豈荒陋空疏者！試問其曾讀程朱書否？則無可置喙矣。(47)
陳澧此言則語意甚明，無需任何疏解了。
以上諸人觀察到了科舉士子對“漢學”的怨望之情，而與此同時，又有學人觀察到科舉士子因久習程朱竟又對“宋學”生出了不滿與厭惡之心。方東樹曾説：“孟瓶庵(超然)言：今人未毁齒，便讀朱注，後來略見别解，卻痛詆程朱。”(48)邵懿辰的話與此言極似：“自明至今，所承皆宋學也。士大夫必用《四書》義進其身，程朱之傳注，童而習之，既長而畔焉，何異蟲生於苗而還食其葉，其爲蠹學也大矣。”(49)類似的情況翁方網也觀察到了，並對之作了一種心理上的解釋：
學者束髮受書，則誦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迨其後用時文取科第，又厭薄故常，思騁其智力，於是以考訂爲易於見長。其初亦第知擴充聞見，非有意與幼時所肄相左也，既乃漸騖漸遠而不知所歸。(50)
翁氏指出出現此情況的原因端在於士子“厭薄故常”的心理上。久習科舉卻造成了對程朱教條的厭惡，結果往往導致對“宋學”的鄙棄而追捧新穎的“漢學”考據，由此而持右漢左宋之見而折入漢宋的爭論中。姚鼐即嘗持此見來分析程廷祚爲何“好非議程朱”：
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51)
程氏“好非議程朱”的緣由是否果如姚鼐所言是因厭惡科舉而來，其實難以確知。惟姚鼐既持此論，必是一世閱歷中屢見類似情形故而方得此經驗。所以由此並結合上文可以推知，時人因厭惡科舉而產生厭惡“宋學”的情緒，大概是一時頗常見的情況。
大量士人喜“漢”惡“宋”的情緒是由厭薄科舉而來，這種解釋尚能得到一個旁證，清初的吕留良曾解釋晚明王學流行的原因説：
講章之説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羣情之所欲流，起而決其籬樊。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説之高，而自悔其舊説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注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52)
吕氏所謂“講章”，即舉業中所習稱之高頭講章。錢穆評論此言道：“此處晚村直指朱學之流而爲講章，而以講章之陳腐，激起異端之高論。……明代以厭薄講章而激起良知心學，及清代晚村以下，講章家言漸衰退，然考據漢學，亦復爲朝廷制舉空疏所激起。乃與明代心學，同以背攻朱注爲事。”(53)是故明代理學、心學之爭與清代漢宋之爭的風氣之形成，皆與士人厭薄科舉密切相關，二事可以前後互證。
除了袒舊(宋)詆新(漢)或喜新厭舊兩種立場外，更多的士子恐怕是采取一種跟風折中、新舊兩不誤的態度，即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在科舉考試中當宋則宋、當漢則漢。清代科舉考試，從秀才到進士，一般都有三場。其内容雖屢有變化，但頭場總是要考《四書》，解釋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爲準，二、三場則有五經義和策論。(54)頭場通常最受重視，二、三場則往往被視爲具文而已，所以在科舉中屬於異端的漢學之風可以通過二、三場滲透到科舉考試中來(除了與重要性相關外，漢學之風進入二、三場也同這兩場考試的内容有關。經義雖也規定以宋人解釋爲準，但畢竟離宋人最看重的《四書》較遠，而距漢人擅長的“五經”較近；策論要求對經史或時事發表看法，更相對有發揮的餘地)。乾嘉以降，不少考官都是精通漢學者，再加上官方政策的默許，(55)更使得在二、三場答題中體現出漢學色彩成了一種時髦。(56)嘉慶間紀昀嘗説：
至於三場對策，……國家科場條例，以問十得五爲中式，寓意良深，如不論所答所問是否相合，而但取徵引之繁富，如題中有一《尚書》字，則古文若干篇、今文若干篇，臚列目録，動輒連篇，而題固未問今古文也；題中有一《春秋》字，則《左傳》某字、《公羊》作某、《穀梁》作某，比較點畫，亦每累牘，而題固未問三傳異同也。如是之類，指不勝屈，殊不足以稱實學。(57)
道咸間戴鈞衡亦謂：“今鄉會試主試與同考官，專重時文，二三場經策視爲具數。一二留心經策者，又特取奥博富衍之詞、章句箋疏之瑣、名物象數之微，不知此記問之學，餖飣鈔胥所能，無關心得與經世實用。”(58)正因爲如此，咸同時的方宗誠纔會抱怨道：
小試雖有經解一場，亦只是講習訓詁駁雜之説，沿漢學之餘波而已，於經之全體大用昏然不省。鄉會試雖有試策一場，亦只是敷陳細碎之故實而已，殿試對策亦然，於時事實際一切不講。(59)
甚至到了清末，雖然漢學聲勢已經遠不如前，這一風氣卻仍舊不改。李慈銘即在其光緒十九年(1893)的《癸巳瑣院旬日記》裏説：
近日時文之弊，大率不求文從字順，上者務詭異，下者務聲調。至二三場，則捆載書籍，牛腰巨篋，牽挽以入，十五爲朋，鈔襲成之。(60)
據此可見乾嘉以來模仿漢學方法、泛引書籍以顯示自己的博聞多識，幾乎已成了科舉二三場考試中的“傳統”。(61)
所以，士子們雖然在各自的科舉歷程中有左漢右宋、左宋右漢或漢宋兼顧的區别，但他們無不是通過科舉而接觸到了“宋學”與“漢學”，同時也通過科舉來表現出他們的“宋學”與“漢學”。要言之，科舉考試是每一個清代讀書人都逃避不了的。不同的士人擁有不同的關於科舉的經歷，漸致他們對“宋學”或“漢學”形成各種不同的態度，既而捲入漢宋的爭論中，在不自覺間即成爲這股風氣的推波助瀾者。從這個意義上講，科舉之業是清代漢宋爭論風氣藉以傳播的效率最高的途徑。
以下要結合有關史料對當時的“讀書界”作一個整體觀察，藉此對作爲一種“風氣”的漢宋之爭可獲得更深入的理解。昭槤《嘯亭雜録》卷一○謂：
自于(敏中)、和(珅)當權後，朝士習爲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詬詈正人，以文己過；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遂將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余嘗購求薛文清(瑄)《讀書記(録)》及胡居仁《居業録》諸書於書坊中，賈者云：“近二十餘年，坊中久不貯此種書，恐其無人市易，徒傷貲本耳。”傷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歟？(62)
按《嘯亭雜録》正録十卷寫成於嘉慶二十年(1815)左右，(63)則昭槤所記是嘉慶時代的情況。余英時教授曾據此認爲，“嘉慶時北京書店竟買不到理學的書”，表明那時仍舊是“漢學考證的獨霸之局”。(64)葛兆光教授則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爲：“余英時的這種看法可能並不成立，書店對程朱的書束之高閣，可能正是因爲這種書太多，已經成爲人手一册的經典和教科書的時候，書店就未必會特别關注經營這類書。從《儒林外史》中到處賣程文墨卷的記載倒可以看出相反的現象，馬二先生選的程文雖然不是理學著作，但是卻是更深入和普及地傳播理學的東西。”(65)余氏之言大致代表了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66)葛氏不同意此見，他的意見很值得重視，但他給出的解釋恐怕同樣有“可能並不成立”的危險。
余英時的看法自有其合理的一面。昭槤給出了兩個導致“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的原因，一爲“黠者詬詈正人”，一爲“迂者株守考訂”，則漢學考證風氣的確對理學書的銷路有影響。這是一個當事人的親身感言，我們不能輕易否認。朝鮮人柳得恭於嘉慶六年(1801)入使北京，他於《燕臺再遊録》中記其與紀昀的對話道：
余曰：“生爲購朱子書而來，大約《語類》、《類編》等帙。外此如《讀書紀》，載在《簡明書目》，此來可見否？”答：“此皆通行之書，邇來風紀趨《爾雅》、《説文》一派，此等書遂爲坊間所無。”
當他親自在中國觀察一番後，也表示：
此行爲購朱子書，書肆中既未見善本，紀公曾求諸江南云，而亦無所得。……多見南方諸子所究心者六書，所尊慕者鄭康成，相譽必曰通儒，曰通人，程朱之書不講似已久矣。中國學術之如此，良可嘆也。(67)
可見這類現象是柳氏親身的觀感，並非紀昀的一面之辭。所謂“南方諸子”大體即指聚集於江南的漢學家羣體，因而若從“學術界”内部來講，則“漢學”盛的確導致了“宋學”衰。清人中持有類似看法的尚不少。比如邵懿辰即謂：
方乾隆中，士大夫騖爲考證訓詁之學，……禁宋以後書不給視，肆人鬻宋五子書，無過問者。……慨自元明來，迄我朝康熙、雍正間，正學之傳未嘗絶也。至是而斬焉弗屬，以至於今。(68)
又如顧廣譽(咸豐元年優貢)嘗謂：
元儒畏齋程氏(端禮)輯爲《讀書分年日程》一書，尤極詳悉。陸清獻(隴其)嘗屢舉以告人，又爲重刻於靈壽。後來如闇齋(沈近思)、翠庭(雷鋐)諸先生，率皆得力是書。自漢學盛行，而人始束之高閣矣。(69)
可見邵、顧二人也將乾隆以來理學書被束之高閣的原因歸結爲漢學盛行。所以余英時對昭槤文字的解釋自有其根據。
但我們必須注意，其一，柳、邵、顧等人都是程朱學者，昭槤之意也明白是在爲理學之衰頹而傷感。他們立言之際都是站在理學的立場上，爲理學抱不平，這使得我們並不能完全相信他們的“感受”就是歷史變化的真實原因；其二，他們的解釋若限於“學術界”内部而言或大體可以成立，然而所謂“學人”只占當時整個讀書階層的極小部分，僅憑他們的好惡的影響力，恐怕未必能達到使《讀書記》等書“無人市易”的地步。(70)所以他們的話以及余氏的解釋都必須經過檢驗。很明顯，如果理學書没人買的確就是由於漢學太盛，那麽講漢學的書在其時就應該銷路頗好，否則理學書没人買就完全可能另有原因，而未必與漢學的興盛有關。
然而實際情況恰恰是漢學書也同樣無人問津。《説文》專家王筠在咸豐二年(1852)的一通《致多雯溪先生書》中爲我們提供了難得的信息：
(筠)曾於友人家借讀王懷祖(念孫)、伯申(引之)兩先生書，愛而購之市，久之始得。怪之，以告許印林(瀚)。印林曰：“伯申先生曾發書於坊間，無過問者，遂不再發。”(71)
我們需要弄清楚王引之“發書於坊間”的時間。按許瀚《錫朋録(上)》自謂：“太夫子石癯(念孫)先生著《讀書雜誌》，皆史子古籍，内亦多引伯申師説。至《十三經》及《大戴禮記》、《國語》，則皆屬之伯申師，而其説之出於太夫子者强半，故以《述聞》名書。阮芸臺先生嘗刻之粤東，又刻入《皇清經解》，京師亦自有刻本。戊(子)、己(丑)間，增入近説，比前刻加倍，重刊於西江米巷，瀚與校讎之役。乃功未竣而瀚回籍，故未有其書。壬晨(辰)至浙，觀何子貞(紹基)世兄行篋藏書有二本焉，因乞其一。”(72)戊子、己丑爲道光八年、九年，壬辰爲十二年。因此若許瀚説的王引之“發書於坊間”是指的戊、己間重刊的這一次，那麽，時間當在道光十年左右，至遲亦不晚於十二年；若是指的“前刻”本，那就更在道光以前了。許瀚從學於王引之，又身與王氏著作校勘之役，其言没有不可信之理。(73)由此可見在道光初年，京師坊間王氏父子所作的最典型的漢學書，同樣是“無過問者”。道光初年已經在以“乾嘉”標名的漢學盛世之後，但學風斷不至在數年間即巨變。如果説漢學書在嘉慶間還銷路頗好，剛入道光朝便因漢學身價陡降，故而導致其書亦“無過問者”，這種説法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許瀚所言王氏著作的遭遇，足以作爲在乾嘉時代漢學書亦並不暢銷的證詞。
又比如另一位《説文》專家桂馥曾回憶有一次他和周永年一道逛京師書店的事：
往客都門，與周君書昌同遊書肆，見其善本皆高閣，又列布散本於門外木板上，謂之書攤，皆俗書。周君戲言：“著述不慎，但恐落在此輩書攤上也。”(74)
桂、周二人都是生活在乾嘉兩朝的漢學名家，他們所謂的“善本”、“俗書”自然是以漢學的標準來區别的(從周永年的話可知，桂馥所謂的“善本”並非指的宋槧元刻等古本)。書賈售書皆投時好，而門外書攤上的暢銷書都是不入漢學家法眼的“俗書”，漢學家喜好的“善本”則全都束之高閣。所以從桂馥的話可見，即便是在乾嘉兩朝之時，漢學書的銷路也未見得就比理學書好。
以上都是京師的情況，而同一時期江南的情形也大體相似。汪中曾向劉台拱抱怨説：
著書以傳後，果可必乎？即可必矣，又於我何益乎！即如顧亭林者，其《音學五書》，求之江、浙之市已不可得，而其版之漫漶也已甚。……中固悲其不足恃也。(75)
漢學開山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於乾隆後期的江南竟“不可得”。這種蕭索的情形，讓汪中對“著書以傳後”的名山事業都發出“不足恃”的悲嘆了。
理學書没人買的關鍵不在於漢學太盛，爲此我們還可以找到一個反例：漢學書没人買也未必由於理學興盛。同治七年(1868)，趙之謙寫信給胡培系報告他在京師的觀察説：“都中道學已衰，而胡鬧之風又起，仍是空談之下場頭，可恨可恨。”(76)而同年他在另一通給胡氏的信裏，説自己欲刷印漢學家胡培翬的《儀禮正義》，情況是：
陸氏本欲印本發坊，爲廠肆坊賈以“無銷數(《劄》本、《譜》本作路)”三字所沮，此事豈亦在天運中耶？(77)
可見在“道學已衰”的情況下，《儀禮正義》這部漢學名著仍然是没有銷路的。(78)
經過以上四個例證的檢驗之後，可以發現確如葛兆光所言，余英時的看法“可能並不成立”。然而爲什麽説葛氏提出的新解釋同樣“可能並不成立”呢？這是因爲第一，昭槤筆下的書賈明確説“近二十餘年，坊中久不貯此種書”，對“近二十餘年”的理解自然不必拘泥於字面，但此言至少表明他説的現象在時間上大致是乾嘉漢學興盛之後纔出現的，在此之前便未必如此。按葛氏的看法，坊間之所以不賣“此種書”，是因爲“此種書”已基本是人手一部的教科書了，故無利可圖。可是“近二十餘年”之前的科舉考試同樣以程朱宋學爲準，爲什麽那時坊間尚“貯此種書”呢？難道在那時“此種書”就不是教科書嗎？第二，葛氏説書店未必會特别關注經營“教科書”，或確實如此。但是問題在於，昭槤要找的是薛瑄《讀書録》與胡居仁《居業録》，這兩部書在當時都是嚴肅的理學著作，“馬二先生選的程文”這類科舉“教科書”與之相較，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裏的第二點正是理解該問題的關鍵所在。薛、胡等人的書之所以無銷路，是因爲它們都是講理學的嚴肅著作，而大量科舉士子雖名義上也是宋學中人，但他們需求的不過是“馬二先生選的程文”而已，與科舉無關的真正講理學的書他們是根本不需要的。换言之，在那時的讀書界，需要這類書的真正講理學的人太少了。朝鮮人柳得恭曾記録了嘉慶時他和李鼎元間的一次交談：
余曰：“此行要求朱子書善本，坊間難得。如《讀書記》可購否？”墨莊曰：“此書雨邨(李調元)曾購得，今坊間絶少，除卻書肆，又别無購處。雨邨憶書樓，已回禄矣。”(79)
按前引柳氏詢紀昀言謂：“如《讀書紀》，載在《簡明書目》，此來可見否？”這裏他向李鼎元詢問的《讀書記》當即與詢紀昀的《讀書紀》爲同一書。考《四庫全書簡明書目》，名爲《讀書記》者惟真德秀的《(西山)讀書記》，(80)柳氏所指或即此書。又考慮到前引昭槤之言將薛瑄的《讀書録》也稱作《讀書記》，則柳氏所指也可能是《讀書録》。雖然其所指究竟是哪一部書我們無法確定，但此二書是性質相同的理學著作則絶無問題。李鼎元和李調元都是文人，並不帶有漢宋的偏見，而李鼎元所謂“曾購得，今坊間絶少”，一“曾”一“今”，正見這類書銷路之變化，與書賈言中“二十餘年”前後的變化適相符合。回禄指火災，細繹鼎元之意，可知其兄調元所購之《讀書記》毁後，他也無從覓得此書，足見這種書並非如一般墨卷是“人手一册的經典和教科書”。(81)又如方宗誠《書薛文清公讀書録後》謂：
余家無藏書，弱冠後從玉峰許先生(鼎)遊，始授以薛氏《讀書録》。……余之知宗程朱之學而不紛於歧途自此始。(82)
方氏弱冠方讀薛氏《讀書録》，則讀此書顯然不是爲科舉。他又記許鼎之事云：“先生少應童子試，見搭截題，以爲侮聖人之言，使人心日趨於巧變，遂不應試，篤志闇修。……道光間吾桐潛心宋賢之學者，先生一人而已。”(83)可見許鼎是一個不務科舉、一心講理學的人。他授方氏以薛瑄《讀書録》，其意固在“宋賢之學”而非科舉也。(84)而前引顧廣譽提到的同樣被束之高閣的《讀書分年日程》也是一本與科舉無關的理學書。(85)朱壬林(嘉慶十六年進士)爲顧氏文集作序時便説：“君方弱冠，攻制舉既有聲矣，見元儒程畏齋先生《讀書分年日程》而好之，乃仿其法以讀經。”(86)可見此書與顧氏的舉業無關。湖南的劉傳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也寫道：
程氏《讀書分年日程》，真讀書要法，當人置一編。爲師者不讀此不知所以教，爲弟子者不讀此不知所以學(是日讀畢，頗有遲讀二十年之悔)。(87)
劉氏既然對是書“遲讀二十年”，足見他與顧廣譽一樣，並不把此書作爲早年肄習舉業時的必讀書。(88)
像這類與舉業無關的理學書，作爲“讀書界”主體的科舉士子們是不會留意的。沈垚作有《記湯侍郎告門生語》一文，在揭露號稱理學名臣的湯金釗假道學面貌的同時，也向我們生動地展現了在其時的語境中，科舉與理學完全是兩回事：
蕭山湯侍郎金釗，以理學名海内。震澤張生洲，侍郎主江南鄉試所取士也。爲人守正不阿，依侍郎於京邸。會試不第，侍郎謂之曰：“君不能隨時，外人皆與君不合，即有授經之席，我亦不薦。夫以君之不合時宜，將安所容身哉。惟我愛才，能容君耳。君可留教我子。”未幾，又謂之曰：“我兒本習舉業，自君入我門，頗看理學書。少年人當專意進取，一有先儒迂闊之見横梗於胸中，則進取望絶矣。夫理學之説可以爲名而不可行也。君不知變通，亦已自誤，以教我兒，又將誤我兒矣。我留君課兒，爲舉業，不爲理學，君宜體此意。”(89)
科舉士子們讀書都是“爲舉業不爲理學”，因此嚴肅的理學書自然極少有讀者市場。即便是在士子們舉業有成之後，理學對他們也無甚吸引力。羅澤南便抱怨説：“近日士習，率皆以工詞章、掇科第爲急務，父兄之於子弟，亦舍是無以爲教。每得一第，忻忻然自足，與之言聖賢之法，多從而疑之迂之。”(90)
然而，“近二十餘年”之前的士子們讀書同樣是“爲科舉不爲理學”的，那麽對於《嘯亭雜録》中書賈説“近二十餘年”坊間方不貯理學書又當如何解釋呢？這必須結合清代士風的大致變化來理解。據章學誠説：
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彦，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爲矜尚。僕年十五六時，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爲通，又成不可藥之蠹矣。今天子右文稽古，……風氣所開，進取之士，恥言舉業。熊劉變調，亦諷《説文》、《玉篇》；王宋别裁，皆考熔金篆石。風氣所趨，何所不至哉！(91)
章氏以他的親身感受説明，清代士風在雍乾之際已經轉向了專尚科舉之學。在别處他也有類似的表述，如《報黄大俞先生》云：“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爭思史館進身，故多爲古文辭，自史館告竣，學者惟知舉子業矣。”(92)章氏的觀察極具提示作用。前引邵懿辰之言説“迄我朝康熙、雍正間，正學之傳未嘗絶也，至是(乾隆中)而斬焉弗屬”，顧廣譽謂《讀書分年日程》“闇齋(沈近思)、翠庭(雷鋐)諸先生率皆得力是書，自漢學盛行而人始束之高閣”。他們指出的理學衰歇之時正是章學誠觀察到的科舉之學興起之際。據此可知，大體在乾隆中期以前清代讀書界尚存理學之餘波，此後理學耗盡了最後一絲活力，程朱之學基本上變成了科舉之學。誠如艾爾曼所説：“到1750年，理學正統經注(仍然是科舉考試的必備讀本)只是一套世所認可、但氣息奄奄的道德訓誡，已不再爲多數士子(包括考據學者)頂禮膜拜。”(93)所以“近二十餘年”之前(大致即指乾嘉之學興盛以前)理學書尚有人講求，而之後則漸無市場了。
至於章學誠説乾嘉間“進取之士恥言舉業”，則不免是因爲他意在針砭乾嘉學風而有所誇張了。那時舉業或不如前此可作爲一種矜尚，但也不至於“恥言”之。若果如此，則章氏自己就不會七應鄉試、而他最看重的戴震也不會六赴會試了。(94)淩廷堪的回憶最能説明問題：
廷堪少困饑寒，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去而傭書，不知時文爲何等也。暇日，竊借經史讀之，人咸以爲笑，謂不從時文入，終無是處也。(95)
據此可知，就整體而言，乾嘉時的讀書界仍然是舉業的世界。這也是漢學書在那時同樣“無過問者”的最大原因。乾嘉往往被視爲“漢學”極盛的時代，梁啓超乃謂“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96)若與其前、後的時代相比較而言，情況或確實如此，但對於真正生活在那個時代之中的漢學家們來説，其感受就未必如此。比如王念孫回憶説：
余自壯年有志於鄭、許之學，考文字、辨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逡巡里下，同志者卒鮮。(97)
足見其時“有志於鄭許之學”的人恐怕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少得多。稱頌其時古學昌盛的人當然有，如江藩説“近今漢學昌明，遍於寰宇”，(98)可是稍前於他的盧文弨又説“今世可與道古者極尟”。(99)即便同一個人的文字也往往不免矛盾。如嚴可均《説文翼敍》説：“國朝崇尚經術，鴻儒碩彦先後挺生，家譚漢學，户蓄許書。”而《唐石經校文敍》又説：“余年十六始治經，得明國子監及毛氏汲古閣注疏本，三家村中沾沾自喜。”(100)若當時果真是“家譚漢學，户蓄許書”，那麽三家村中得讀兩種注疏本的他也就没有沾沾自喜的餘地了。又如洪亮吉一面説：“近世六書，幾成時尚，甚至江總詞客，亦諷《説文》，郭公畫史，並研字學。”卻又慨嘆：“百餘年來，學者棄六書、勾股之學以爲細務，不習音訓、不講點畫，甚者舉偏旁以代字，其弊已數見矣。”乃至徑謂“聲音訓詁之不講，未有甚今日者也”。(101)之所以如此矛盾，其實洪氏自己已經道破其中緣由，即讀《説文》、講漢學不過是當時部分讀書人中的一種“時尚”，他們對漢學未必真有所得，甚至未必真有所好。焦循的話可以作爲此現象的總結：“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虚聲，不能深造而有得。”(102)這恐怕纔是“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實際情況。
其實嚴格地説，清儒對這種“時尚”的形容本身也有誇張之嫌。如阮元説：“《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尟不讀者。”(103)這不免是過於誇張的形容了。近人劉成禺《世載堂雜憶》有云：“當時中國社會，讀書風氣各别，非如今之學校，無論貧富雅俗，小學課本，教法一致也。曰書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學，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學亦異。……世家所教，兒童入學，識字由《説文》入手，長而讀書爲文，不拘泥於八股試帖，所習者多經史百家之學，童而習之，長而博通，所謂不在高頭講章中求生活。崛起則學無淵源。俗學則則鑽研時藝。”(104)因此《説文》一類文字訓詁的教育基本上限於“書香世家”中傳授，其他衆多的“俗學”則仍舊是八股文的世界。按劉氏之言是可以得到史料印證的。如張成孫《諧聲譜自序》謂：
成孫年十三，歲除既息學，先君子於燈前授以許書，夕課二十字，令背誦而默寫，分六書譜之。(105)
“先君子”指的是張惠言，他在“歲除既息學”時專教其子讀《説文》，正説明一般書塾是不教《説文》的，而需要他這樣的“書香世家”自爲授受。(106)
奉《四書》講章即爲宋學的科舉士子們連理學書都不會去理睬，漢學書就更不在他們的視野中了。即便一些追蹤漢學時尚的讀書人也不過是以《説文》、《爾雅》等作點綴，其他繁奧的漢學書並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沈垚在道光間曾有一個痛切的觀察，他説：
里中故人如欲出門，而才具與時下不相宜者，惟有讀《説文解字》一書，差猶可喫飯。
而讀《説文》之所以可以找到飯吃，是因爲“今日本無事讀書，而所推爲讀書者，大概不過閲幾行《説文》、辯幾紙古碑，略事乎此，少可取流俗之譽。不事乎此，即有古人之學識，亦末由自立於世”。(107)據此足見《説文》之被人誦讀的主要原因，不過在於可以追蹤時尚、藉以吃飯罷了，就像科舉士子們讀《四書》也是爲了吃飯一樣。不能吃飯的理學書以及王氏父子《經義述聞》一類的漢學書自然是没有銷路的。同時據沈垚之言還可知，在讀《説文》“猶可喫飯”的情況下，他的“里中故人”也並不讀《説文》。沈垚是浙江烏程人，江南情形尚且如此，這就表明墜入漢學時尚之中的讀書人，同整個讀書人羣體相比，只不過是很小一部分而已。
綜上所述，從本文的視角着眼，清代知識界大致可分爲“讀書人”和“學人”兩類人。所謂的漢宋之爭不僅是少數專業“學人”探討的高深的學術問題，同時也是大量一般“讀書人”廣泛參與的熱門話題。大體言之，“讀書人”並不讀漢、宋之書，更不懂得漢、宋之學，他們往往是因爲對科舉之學抱有不同態度而不自覺地沾染上漢宋的意氣之見。而大量“讀書人”的不斷捲入又使得漢宋的爭辯成了一時流行的風氣。這一層面的漢宋之爭大體上更是一個社會史的問題，與儒學内部的各種理論層次並没有太大的關係。作爲嚴格的思想史問題的漢宋之爭是在少數“學人”中間展開的，學界既有研究中所處理的漢宋問題大多便集中在這一層面。(108)不過，所謂不同的“層面”只是爲研究的方便而人爲作出的區分，歷史實際中的漢宋之爭則毫無疑問是一個囫圇的整體，各個層面交織在一起而無法分割。怎樣在把握住“局部”層面特點的同時，對漢宋之爭作出“整體”的解釋，顯然是值得我們繼續深思的問題。
注释：
①汪士鐸《汪梅村先生集》卷一○《答甘建侯書》，《續修四庫全書》，15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91上。
②陳澧《東塾雜俎》卷一一《國朝》，見黄國聲主編《陳澧集》(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671。現代學者也發現過類似現象，如何佑森即在其《清代漢宋之爭平議》中表示：“最令人不解的，有人不讀宋五子書而批評宋學，有人不讀《學海堂經解》而批評漢學。”見《文史哲學報》第27期，1978年，頁97。
③羅振玉藏《趙撝叔司馬之謙手劄十九通》，見《雪堂類稿》戊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788。按此十九通手劄皆係趙之謙致胡培系的書信，主要内容是討論趙氏所作《漢學師承續記》有關事宜。書信原件於2002年經上海崇源藝術品拍賣公司拍賣，同時印製有題爲“趙之謙《論學叢劄》——趙之謙致胡培系尺牘”的資料集一部。這兩種本子對信件的分通相當不同，其間文字差異亦甚大。另有今人鄒濤所作《趙之謙年譜》亦引及趙氏致胡氏函，所據爲信函原件，然多爲節引，釋讀又間與《類稿》、《叢劄》二本有異。本文引用這份材料時以讀者常見的《類稿》本爲底本，遇有原件照片可供校對的部分則徑爲校改，否則以《叢劄》(簡稱《劄》本)及《年譜》(簡稱《譜》本)參校，有異於《類稿》的文字皆隨文附注。斷句標點亦略有改動，不一一注明。
④鄒濤《趙之謙年譜》，北京，榮實齋出版社，2003年，頁176。
⑤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一二，光緒六年刊本，葉7B。
⑥章學誠《文史通義》内篇二《書朱陸篇後》，見倉修良《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77。
⑦《文史通義新編》内篇二《朱陸》，頁74。
⑧《文史通義新編》内篇二，頁77—78。又《答邵二雲書》謂：“戴氏……騰之於口，則醜詈程朱，詆侮董韓，自許孟子後之一人，可謂無忌憚矣。然而其身既死，書存而口已滅，君子存人之美，取其書而略其口説可也。不知誦戴遺書而得其解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説而益其疾者，方興未已，故不得不辨也。”《文史通義新編》外篇三，頁554。
⑨章氏在《又與朱少白書》中即謂：“至今休歙之間少年英俊，不駡程朱，不得謂之通人，則真罪過，戴氏實爲作俑。”《文史通義新編》外篇三，頁654。
⑩《文史通義新編》内篇二《書朱陸篇後》，頁76。
(11)方東樹《漢學商兑》卷中之上，見《漢學師承記(外二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294—295。
(12)《清史列傳·儒林上二,朱文炑》，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405。
(13)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九説：“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耳。”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171，又見《陳澧集》(贰)，頁170。這可算是治漢學可以邀名的證詞。然而汪中《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惇)之銘并序》則謂：“君居則受侮於家，出則不諧於鄉里，客於四方，游於京師，人或始慕而終棄之，其愛而加敬者不十人焉。”《新編汪中集·文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頁480。李惇是乾隆間漢學家，卻困蹇若此。又丁晏《頤志齋文鈔·汪小城傳》云：“儀徵汪君小城，穀其名也。弱冠補諸生，旋棄舉子業，潛心經籍。……所好率皆古學，不爲榮名，時好者競嗤笑之，而君耆之愈篤。”《續修四庫全書》，1523册，頁114下。按汪穀卒於道光八年(1828)，則嘉道間之儀徵，“古學”亦非“榮名時好”。據此足見治漢學亦未必就可“以廣名譽”。
(14)夏炘《景紫堂文集》卷九《記益友胡竹邨(胡培翬)先生事》云：“(余)十九歲入泮，僅解制藝層次而已。竹邨先生長余九歲，爲名秀才，……恒往來於學舍。一日，問以讀《注疏》之法，答云：‘君空腹，五經不能盡舉其詞，何論九經、三傳並十三經。一部《注疏》浩如煙海，從何處下手？不如從時文覓生活，計以圖食餼較爲易易。’”咸豐五年刊本，葉11A。據此可見至少在部分清儒看來，即便以難易而言，事科舉也比治漢學可取。
(15)錢大昕《潛研堂集》文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281。
(16)趙翼《甌北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97。
(17)王芑孫《惕甫未定稿》卷二,《續修四庫全書》，1480册，頁645下。
(18)李兆洛《與方植之》，四部備要本，頁230下。
(19)徐復觀《“清代漢學”衡論》，見其著《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358。錢穆之言，見其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54—156。
(20)許宗彦《鑑止水齋集》卷一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續修四庫全書》，1492册，頁493下。
(21)《紹興縣志資料第一輯·人物列傳》記趙氏有云：“生平論學,主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父子及武進莊述祖、劉逢禄。嘗言許氏《説文》爲讀書識字之本，研究尤力，讎校至數過。”紹興縣修志委員會，1939年，頁3023。則趙氏確嘗接觸過經學，但無甚成就，其生平著述除《漢學師承續記》外，皆與經學無關。又文廷式《琴風餘譚》謂：“余按趙撝叔實不讀書。吾《江西通志》經其手定，要未爲善。順德李侍郎(芍農)屢告余,言撝叔修志，有功江西，《江西通志》原本‘食貨’一門，以‘户口’列首，可謂笑談。户口豈可入食貨耶？賴撝叔改正之耳。夫食貨先記户口，乃杜君卿之卓識，《通典》之成規,修志用之，抑有何過，而以爲笑談。蓋兩君皆精於金石藝術諸書，於‘三通’固未暇寓目，不足深論也。”見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册，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790。按《通典·食貨典》卷七即爲“歷代盛衰户口”。據此可知趙氏之史學修養亦不甚高。
(22)譚宗浚《希古堂集》甲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1564册，頁314下—315上。
(23)《雪堂類稿》戊册，頁792—793。文字已據原件照片校改。
(24)參看鄒濤《趙之謙年譜》咸豐三年條，頁40。
(25)《雪堂類稿》戊册，頁773。文字已據原件照片校改。
(26)《清史列傳·儒林下二·江藩》，頁5611。標點略有改動。
(27)龔自珍《與江子屏箋》論《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其中第六條爲“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第九條爲“本朝别有絶特之士，涵詠白文，創獲於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户之見者所擯”。皆是指責江氏之書不免漢學門户之見。見《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347。
(28)按趙之謙所作《漢學師承續記》有《龔鞏祚(自珍)傳》，自謂“余不及見君，得讀君書”，且稱許龔氏“近百年中無其倫也”。見趙之謙手稿，漆永祥整理《漢學師承續記》，載其《漢學師承記箋釋》附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944。
(29)《雪堂類稿》戊册，頁775。
(30)同上書，頁775。
(31)轉引自錢基博《十年來之國學商兑》，見《近百年湖南學風(含《經學通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51。
(32)《雪堂類稿》戊册，頁784。文字已據原件照片校改。此信鄒濤《年譜》未收，按其云“去歲主講於此”，而《年譜》同治五年條云：“二月……刻‘華延年室考藏校訂印’朱文印，款曰：‘同治丙寅(五年)二月，將赴台州。’”頁159。又云：“二月所發家書中稱客黄巖翼文書院。”頁159。黄巖在台州府，據此可知上引書信作於同治六年。
(33)《雪堂類稿》戊册，頁784。葛翁蓋指曹籀，字竹書，號葛民。參看《漢學師承記箋釋》，頁945。
(34)陳奂《師友淵源記》，叢書集成續編本，36册，頁104下。
(35)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九《答朱秀才理齋縉書》，叢書集成本，2502册，頁269。
(36)盧文招之言顯示了世人的一般眼光，焦循的話則可以表明舉業中人的自我定位，其謂：“學究之以時文教人也，動曰理法，……執時文之理與法，遂以爲即聖賢修己治人、齊家治國之理與法。然乎哉！”《雕菰集》卷一○《時文説三》，叢書集成本，2193册，頁155。可見治舉業的學究們也以“宋學”者自居。
(37)阮元《定香亭筆談》卷二，叢書集成本，2602册，頁105。該書所記爲嘉慶初阮元督學浙江時事，參看卷首阮元《序》。
(38)見莫友芝《邵亭遺文》卷五《答萬錦之全心書》，《續修四庫全書》，1537册，頁447上—下。
(39)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四謂：“獨山莫子偲(友芝)孝廉，……治小學、《説文》、訓詁，工書篆隸北碑，能詩，尤精校讎，雖講漢學，而亦頗好宋儒之書，主講遵義書院，……與遵義鄭子尹(珍)並稱雲、貴碩儒。江南收復後，文獻凋零，曾公(國藩)因招致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第216種，頁107。
(40)王汎森在研究清初浙東的甬上講經會時，也發現士子與經生之間有激烈的矛盾。他説：“科舉與講經之間存在緊張關係，在記述甬上講經會時，常可見到一段這樣的話，‘其有奮心篤志，窮經學古者，鄉里之人羣轟然而笑之，而古學與時文不啻冰炭矣。’當講會開始時，‘其鄉之士莫不竊竊然曰：是殆不欲以進取爲事者乎？殆將爲蓬蔂之老生以終者乎？是殆將與博弈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同爲臧穀之亡年乎？’由於甬上當地舊派人士對講經會相當敵視，陳赤衷(今按，陳氏是甬上講經會的提議創辦者，同時也是會員)起了很大的護法功用，甚至準備以打鬥來解決。”《清初的講經會》，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3分，頁503—588，引文見頁547。可見士子與經生的對立由來已久，而在乾嘉以降經學大盛的背景下，這一對立的情緒勢必更形嚴重。
(41)見《勉行堂文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1433册，頁288上。
(42)王芑孫《惕甫未定稿》卷二《論語通故自序》，頁644上。
(43)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叢書集成本,2499册，頁26。
(44)唐鑑《學案小識》卷九，《續修四庫全書》，539册，頁534下。
(45)《清史列傳·儒林上二·蘇源生附劉廷詔》，頁5426。
(46)不過此處不能機械理解，清人可以“記誦詞章”指科舉之學，並不意味着凡此四字皆爲此意。如姚學塽(嘉慶元年進士)《答家五中書》有云：“今世才士爲不少矣，下者志於科名利禄，高者溺於記誦詞章。”《姚鏡塘先生全集·古文》卷三，光緒九年刊本，葉33A。此言中的“記誦詞章”顯然即非“科名利禄”之學。
(47)陳澧《東塾論學讀書札記》，見《陳澧集》(貳)，頁374。
(48)方東樹《漢學商兑》卷下，《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381。
(49)邵懿辰《半巖廬遺集·儀宋堂後記》，《續修四庫全書》，1536册，頁602上。
(50)翁方網《復初齋文集》卷七《考訂論上之一》，《續修四庫全書》，1455册，頁412下。
(51)姚鼐《惜抱軒文集後集》卷一《程綿莊文集序》，見《惜抱軒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68。按程廷祚《青溪集》卷首也有一篇署名姚鼐的《序》，與《程綿莊文集序》文字多有雷同，但删去了其中批評程氏的話，增加了一些贊辭，使文義由貶變褒。據今人周興陸研究，《青溪集》卷首的姚鼐《序》可能是程氏文集的編校者改寫姚鼐原序而成，參看《姚鼐〈青溪文集序〉的兩種不同文本》，見其著《吴敬梓〈詩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2—63。
(52)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程墨觀略論文》，《續修四庫全書》，1411册，頁162下—163上。
(53)錢穆《吕晚村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44。
(54)清初科場例，五經義在第一場四書義之後，乾隆二十二年(1757)始移五經義至第二場，策論則始終在第三場。參看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録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78—79。
(55)孫星衍《濟上停雲集·贈鈕大(樹玉)》詩云：“《説文》非僻書，大哉帝命宣。”自注謂：“時有請禁《説文》，不宜用之制義者，上因有《説文》非僻書之諭。”同詩有云：“我時往河滸，備兵曹濮邊。”《孫淵如先生全集》，《續修四庫全書》，1477册，頁613上，612下。按龔慶《濟上停雲集跋》謂：“先生於乾隆乙卯歲(1795)，任兗沂曹濟兵備道。……曾刊《濟上停雲集》。”同上書，頁615下。可知宣“《説文》非僻書之諭”者是乾隆帝。則以漢學之風入科舉，已經獲得了皇帝的許可。
(56)關於科舉考試重頭場的現象，參看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頭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頁323—368。關於在科舉中因二、三場擅長漢學而勝出的例子，參看蔡長林《論常州學派的學術淵源——以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評論爲起點》，《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8期，2006年，頁171—215，特别是頁178注釋18。
(57)紀昀《紀文達公遺集·文集》卷八《壬戌會試録序》，《續修四庫全書》，1435册，頁338下。
(58)戴鈞衡《味經山館文鈔》卷三《上羅椒生先生書》，《續修四庫全書》，1545册，頁599下。
(59)方宗誠《俟命録》卷三，光緒三年刊本，葉1B。
(60)轉引自陳左高《李慈銘〈癸巳瑣院旬日記〉未刊稿》，《古籍論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23。
(61)關於清代科舉考試中出現漢學内容的問題，參看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Change In Ch'ing Classical Studies And Changes In Policy Questions on Civil Examinations”，見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4年，頁33—80；蔡長林《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以臧庸與李兆洛爲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頁263—303；陳致《清代中晚期制藝中漢宋之别：以劉顯曾硃卷爲例》，《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二輯，2006年，頁405—426。
(62)昭槤《嘯亭雜録》卷一○“書賈語”條，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17—318。
(63)恒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昭槤》，轉引自《嘯亭雜録》附録二，頁550。
(64)余英時《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見其著《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頁296。
(65)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12。
(66)如最近夏長樸的研究仍持此見，參看其著《〈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宫學術季刊》第23卷第2期，2005年，頁83—128，尤其是頁102。
(67)柳得恭《燕臺再遊録》，叢書集成續編本，26册，頁486上，487上；亦見《遼海叢書》(一)，瀋陽，遼瀋書社影印，1985年，頁334上，335上。
(68)邵懿辰《半巖盧遺集·孝子王立齋先生傳》，頁614上—下。
(69)顧廣譽《悔過齋文集》卷二《與俞筠甫書》，咸豐七年刊本，葉16B。
(70)胡適曾説，清代漢學家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换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啓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整理國學的三條途徑》，見許嘯天編輯《國故學討論集》(一)，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頁111。胡適以“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來解釋這一現象，自然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其謂漢學“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則確是相當深刻的觀察。
(71)王筠《清詒堂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頁159。
(72)見《許瀚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32—33。
(73)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道光七年條謂：“十二月，重刊《經義述聞》於西江米巷壽藤書屋，分增爲三十二卷。”見羅振玉輯《高郵王氏遺書》附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58上。道光十年條謂：“夏秋間……《經義述聞》全刻成。”頁58下。可證許瀚所記不誤。又道光八年條謂：“苗(夔)以《毛詩韻訂》求正，(伯申)先生見之大驚，曰先得我心。因以《經義述聞》相贈。”頁58上。按此時《述聞》尚未全刻成，而王引之可以之贈人，則其於此時發《述聞》於市，亦無不可。所以許瀚所言完全可能是他校書期間親見親聞之事。
(74)桂馥《札樸》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按桂馥《晚學集》卷七所收《札樸序》本段文字，無“皆俗書”三字。見叢書集成影印本，2518册，頁194。
(75)汪中《致劉端臨書》之五，《新編汪中集》，頁438。
(76)《雪堂類稿》戊册，頁786。
(77)同上書，頁786。
(78)按震鈞《讀李南澗(文藻)琉璃廠書肆記》謂：“咸豐庚申以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值極賤，宋槧亦多。同治初元以後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見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年，頁97。據此看來，政治動蕩所導致的書肆蕭條也是同治間《儀禮正義》没有銷路的一大原因。
(79)柳得恭《燕臺再遊録》，頁487下；遼海叢書本，頁335下。
(80)邵懿辰撰，邵章續録《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396。此書著録爲《讀書記》，《四庫全書總目》著録爲《西山讀書記》。
(81)薛瑄《讀書録》在清代“學術界”也許可稱爲“經典”，如《四庫總目提要·居業録八卷》謂“是書亦與瑄《讀書録》並爲學者所推”。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791中。但恐怕還遠達不到“人手一册”的地步。朝鮮人金景善曾於道光十二年(1832)遊歷中國，他在其《燕轅直指》裏記録了十河堡一户普通人家的藏書情況：“《四書奎璧》各一秩，共一匣，《三經奎璧》各一秩，共三匣，《左傳》一秩，共二匣，《水滸傳》、《三國志》、《西廂記》各一秩，《五言唐音》一册，《百家姓》一册，《傖氏戲本》三册，字帖二册，其他落帙之醫書及諸小説，共五六種也。”《燕行録選集》上册，漢城，成均館大學校，1960年，頁971。可見這家人所藏經部之書，無論漢宋，都只有部分基本典籍，此外與二者相關的著述，如《讀書録》、《居業録》這類“經典”則全無。其所藏最多的正是桂馥、周永年見到的書攤上的“俗書”，如《水滸傳》、《西廂記》、“醫書及諸小説”等。
(82)方宗誠《柏堂集續編》卷六，光緒七年刊本，葉3B。
(83)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第216種，頁5—6。
(84)許鼎自己的經歷也可以説明此問題。徐文定《皖學編》卷一三《許玉峰先生鼎》嘗謂：“(先生)幼有卓識，……東山(今按，鼎父，名懋昭)慮其流爲名士，授以薛文清《讀書録》，由是奮然有求道志。”宣統元年刊本，葉2A。由此足見《讀書録》是“求道”的書，不是科舉用書。
(85)是書爲元儒程端禮撰，雖然直接講的是讀書法而非理學，然一本朱子之説，堪稱一部標準的理學輔導書。其自序謂：“余不自揆，用敢輯爲《讀書分年日程》，……蓋一本輔漢卿(廣)所稡《朱子讀書法》修之。”是爲明證。見《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合肥，黄山書社，1992年，頁1。
(86)見顧廣譽《悔過齋文集》卷首，葉1B。顧氏自己也説：“廣譽年逾弱冠，始獲見(《讀書分年日程》)而慕之。”《悔過齋文集》卷三《與俞筠甫書》，葉16B。
(87)劉傳瑩《蕉雲先生遺書·日記》，光緒三十四年刊本，葉5B。
(88)陳澧與其長子陳宗誼嘗輯有《朱子語類日鈔》一書，書成後陳澧在《自序》中感嘆道：“嗚呼！兵燹流離之際，獨以舉世所不談之學，父子相與講誦於空江寂寞之濱，其迂拙可哂矣。”《陳澧集》(伍)，頁562。據他的觀感，朱子之學在當時也是“舉世所不談之學”，則薛、胡兩人之書無人講求也就不足爲奇了。
(89)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1525册，頁452上—下。當時的科舉士子們對“舉業”與“理學”是兩回事也是心知肚明。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一三回，老秀才馬純上對蘧公孫大談他對歷代舉業的看法時説道：“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137。“理學”“是宋人的舉業”，而本朝的舉業是“文章”不是“理學”，馬二先生分辨得相當清楚。
(90)羅澤南《羅羅山詩文集》卷四《祝易筠亭先生七十壽序》，上海，會文堂民國刊本，葉6A。
(91)《文史通義新編》外篇三《答沈楓墀論學》，頁583。
(92)同上書，頁508。按章氏的親身感受是可以獲得旁證的。如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二謂：“康熙、雍正間，何學士焯以制藝倡導學者。”見《漢學師承記箋釋》，頁214。又雍乾之際的杭世駿作《龔鑑傳》謂：“鑑邃於經學……余與鑑同爲諸生，……時方重制舉之文，而鑑亦屈滯於舉子之業。”見《道古堂文集》卷三四，《續修四庫全書》，1426册，頁534下，536上，536下。
(93)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38。1750年爲乾隆十五年，艾氏未説明他以此年爲斷的原因，不過也正好在章學誠説的“乾隆十許年”間。
(94)關於章、戴二人赴科舉的情況，簡明的介紹可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頁144注釋1。
(95)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八《學勤齋時文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61。
(96)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朱維錚校注《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60。按清人譚宗浚也有類似的説法，謂：“國朝聲教覃敷，……莫不户許鄭而家濂洛。”見《希古堂文甲集》卷一《擬續修儒林文苑傳條例》，頁313下。譚氏以許鄭、濂洛對舉，表明其時語境未必盡爲漢學的天下，恐較梁啓超之言更得其實。
(97)王念孫《羣經識小序》，見羅振玉輯《高郵王氏遺書》，頁131上。
(98)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序》，見《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187。
(99)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九《答汪容甫中書》，頁267。
(100)以上兩段引文分見嚴可均《鐵橋漫稿》卷五，《續修四庫全書》，1489册，頁4上，3上。按嚴氏的“沾沾自喜”並不是針對明監本與汲古閣本的版本很好，張之洞在其《書目答問》中便明確説過：《十三經注疏》“明監、汲古本不善”。見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
(101)以上三段引文分見洪亮吉《卷施閣乙集》卷六《與莊進士書》，《卷施閣文甲集補遺·上内閣學士彭公書》，《更生齋文乙集》卷四《答章徵君天育書》，《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349，250，1106。
(102)焦循《雕菰集》卷一三《與劉端臨教諭書》，《續修四庫全書》，1489册，頁247下。
(103)阮元《揅經室一集》卷一一《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見《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62。
(104)劉成禺《世載堂雜憶》“清代科舉”條，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3。
(105)張成孫《端虚勉一居文集》卷一，叢書集成續編本，135册，頁940上。
(106)劉師培的甥兒梅鶴孫曾回憶清末他幼時讀書的情形説：“劉氏子弟啓蒙入學，必先讀《爾雅》，習其訓詁。我七歲入家塾，母親(今按，梅氏之母劉師鑠，劉師培之姊)命人購《爾雅》讀本一部，帶入塾中。先生頗以爲奇。因其他學生皆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書爲入門。”見梅鶴孫《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64。按梅氏生於1894年，則他回憶的是1901年的事。這雖已是清末的情形，但仍可證明劉成禺清代“讀書風氣各别”的説法是有根據的。
(107)分見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九《與許海樵》，頁483下，484上。
(108)關於漢宋之爭“思想史”意義的一個較新的解釋，可參看張循《漢學的内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頁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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