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对金融科技的研究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对其表象特征及经济效应的分析着墨较多，仍停留在方法论的讨论上，未能深入揭示金融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及其历史意义。为了避免金融科技诱发系统性风险，学界有必要从本体论角度审视金融科技的本质。现象学方法有助于从哲学与科学分野的历史宏观视角，探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失语”、计量性思维的“遮蔽”与金融科技的“无思”现象，追问金融科技的内在属性。金融科技存在着异化的危险，可能使生活世界沦为科技对人的“奴役”。为避免金融科技对人的威胁，有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引，重塑金融领域人的主体性地位。
关键词：唯物史观；现象学；金融科技；金融监管；主体性
一、追问金融科技的本质
金融科技（FinTech）对金融行业产生革命性影响，金融业正经历着一次产业升级（FSB，2017）。目前学界对金融科技的研究，不论是持支持态度还是持反对态度，都承认将金融科技纳入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性。金融科技逐步形成独立性力量，塑造新的金融生态链。然而，学界对金融科技的研究仍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将金融科技视作一种新的技术工具，论述金融科技产生新的行业影响、因而需要新的监管手段。学者们未能从本体论角度揭示金融科技的本质，对金融科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未能产生足够的认识，导致无法从历史的高度审视金融科技的意义和影响，对于金融科技如何实施监管的讨论也停留在短期应对层面。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带来了新的金融模式，各种以新名词包裹的金融现象令金融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以“破坏式创新”推动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是以金融泛化形式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Navaretti等，2018）。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中，金融创新似乎总是能先行于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的进步往往是在面对创新之后做出的被动反应。
（一）人的主体性的“失语”
金融科技中人的主体性迷失的原因，一方面是科技本身摆脱了哲学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当前的金融学研究无法理解经济事实、经济思想与经济存在的联系，导致只看到经济事实，而不懂得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数字革命让人类的生活“景观化”，也使其以“现象”显现在人的感性经验之中。现实、虚拟与生态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化（杨东，2018），这与其说是数字革命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科技范式的路径依赖。科技摆脱了哲学的束缚，按照技术本身的逻辑与要求发展自身，将价值置之度外（free-value），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当下，科技的客观主义立场远离了人的主体性立场，成为人出现异化的助推器。人的实践不是为自我，而是为它（机器）。金融科技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科技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后，就走上了客观主义的发展道路。科学及其应用技术相结合所形成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使得传统的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想黯然失色（Simmel，2004）。科技改造世界的力量来自科技专注于物质本身并排除人为干扰所获得的客观性结果。在科技愈加发达的同时，人的主体性力量反而逐渐边缘化。科技不再是人的工作对象，相反，人成为了科技的工作对象。人为科技提供了数据与所需的材料，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个超人类的科技体系。人的主体性“失语”，造成了计量性思维的“遮蔽”效应，结果是培育了“无思”的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作为人类认识经济事实、改造经济现象的结果，以有限理性和特定情况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其本身是历史性的存在物。经济思想追求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再生。经济存在则是经济思想追求的理想而和谐的存在状态，经济存在本身已经“是”（being），但它又未被人们完全认识到。人们对于经济存在的片面认识导致经济活动中的集体无意识，每个经济活动参与者都尽力以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进行活动，放弃了对经济存在整体的思考，转而寻找那些已经确定的经济事实，或者仅仅是数据。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最优化的追求显然不止是科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Simmel，2004）。经济思想提出的问题往往难以解决，或者只能在限定条件内解决。在数理逻辑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成了伪命题。抽象的公平、正义无法再为金融与科技的发展提供规范上的指引，金融科技从作为解决经济思想问题的手段，僭越成为目的本身。金融科技是计量性的思考，但也只能思考其对象的数据，而没有思考经济存在本身，结果是把经济事实中的存在者作为经济思想。计量性所思无法触及经济存在的本源，追问金融科技的本质为的就是将经济思想与科技事实联系起来，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数据信息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问题表现为科技力量与社会价值的博弈问题，其实质是人的主体性在金融发展中的失语与缺席。
（二）计量性思维的“遮蔽”
金融科技的核心思维逻辑是计量性思维，这有利于对人类社会进行冷静、客观和精确的分析，但也限制了研究者和参与者对经济事实的反思，无法提出经济思想的追问以及真正认识到经济存在自身。对经济事实的定量描述所得到的知识是暂时性、非至上的真理，而经济思想对经济存在的追问才是终极的意义（Simmel，2004）。当人们用经济思想规定经济存在时，经济事实就成了存在者。计量性思维无法理解经济存在，只能理解作为存在者的经济事实。它所描述的只是从一个经济事实到另一个经济事实的表象，而无法追问经济事实背后的历史意义。数理模型对经济事实的阐释依靠的是计量性思维。计量性思维总以判断对错开始，并以对、错作为终结。计量性思维在经济事实之中开始，也在经济事实之中结束，而不追问经济思想问题。在金融科技看来，效率与自由流动的提高与否是对错的问题，而非善恶的问题。经济思想不同于计量性思考，它超出了经济事实的界限，追问无限未知的最优化问题。在金融科技中，科技进步是原因，金融创新是结果，无论原因还是结果，都是经验现象。经验现象不等于本质现象，它始终徘徊在本质边缘。经验现象与本质现象之间的迷雾只能靠经济思想对金融科技的存在的追问与沉思才能去蔽，唯有如此，金融科技作为实现经济思想中终极目的的手段这一价值才会显现出来（Shim和Shin，2016）。计量性思维在物质与现实面前，将人的主体性抛在一边，用计量代替人的理性。当人像机器一样计算与工作时，却不追问计量思维的根源所在，结果存在者只剩下计量之思。遗忘人的主体性，结果是人在经验现象之中遗忘人的意义、价值与目的。人受到金融科技的监测、管理、控制，人的行为受金融科技的因果规则的统治。人们的意图以及对财富与繁荣的希望，结果只是金融科技的技术要求。
有限的理性赢得了有限的胜利，追问未知的永恒显得微不足道。限定条件下的精确性成为科技的基石，进而造成人们对以科技为核心的各种制度现象的依赖。数据的精确性满足了人们对效率的追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实用与便利。然而，判断数据使用的善恶标准，必然超越于计量的本身。甚至数据使用的对错标准，也不在计量本身。因为如果对错标准局限在特定事物的内部，事物的细微变动将改变原有的对错标准，那么改变后的标准又由什么来判断？原有的标准又能否判断变动之后的事物？显然，对一事物的判断标准必然超越事物本身的内容。即对于经济事实的认识需要依赖经济思想的先验性。
人对金融科技从主导性态度转变为服从性态度，直至最后人在金融科技的世界中消失。金融科技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而不见人的地位和作用。金融科技为人提供了规范框架的世界，不再是由思想与理念所描述的世界。在原先的世界中，人是完整的生活世界及各种社会关系的中心，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都是由人的理性和认知构建起来的。金融市场上的人的中心地位让位于金融科技，人的理性和认知对金融市场体系的作用将越来越小。正如同马克思在批判商品拜物教时指出人在商品面前变成了奴隶，人在金融科技的面前也成为了数据主义的附庸。金融科技虽然也是人类智力的成果，但当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脱离了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发展。金融科技虽然是人的劳动成果，但在创造出来之后，却成为控制生产者的异化力量。
（三）金融科技的“无思”
科学与哲学的分立，本身是哲学的完成。科学变成对人的经验进行对象化研究的工艺，将经验世界作为纯粹独立于人的对象。科技的强大力量是以人的力量作为祭品，将许多人的主体性力量奉献给独立于人自身之外的科技。遮蔽的信息与数据成为许多金融科技企业的核心利益，却又是金融监管者的“隐疾”。去中心化既是谋取利益的冲动，亦是金融科技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金融科技作为独立于人的力量，其本身不会思想。因为思想在于人的主体性之中，所以金融科技的社会价值不是其自身固有的本质，而是人作为主体赋予的价值。计量性思维肇始于经济哲学的终结，经济学家的理性不再规定经济现象，相反经济的暂时性特征以数据与模型代替了生活世界（Husserl，1970）。所谓“客观”的判断，本身就是对人的主体理性的否定。
西方经济哲学的终结是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的终结（Battin，1991），可是思想的任务还在继续。经济思想的任务变成思索经济存在本身，接受经济本身的规定。经济事实作为人们思想中的存在者，却不是经济存在自身。经济存在先于经济事实的存在者，并规定了存在者之所思（Heidegger，1996）。Soros（2000）将此思想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称为“反身性原理”（The Theory of Reflexivity）。金融科技不追问经济事实存在的终极意义，因而金融科技本身不思想。金融科技不思考是指其不能以思想家的方式去思索形而上学的问题，金融科技的手段和方式阻断了其通向思想的道路。金融科技的无思性就其作为一门技术方法而言不是缺点，反而是它的优点。这一优点使其能在经济事实中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进行研究，进而以创新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和变革。考察金融科技的无思性不是为了抨击科技的实用性、阻止科技带来的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重申金融科技的本质。支持金融科技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接受庸俗的科技论。庸俗的科技论将数据与模型视为客观真相，这可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是合乎本质的。现代科技是结构性的，它在固定的范式下扫除雾蔽。科技本质若是未知，则思考仍有必要。若将科技视为已知，或是暂时未知，但在固定的结构中终会穷尽认识，那么科技就成了无思的领域。无思，即不需要追问其本质，因为追问本质已经无意义。只需要按照固定的模型搜集数据，科技就可以实现其使命。但是，这种逻辑窒息了经济思想通向未知的领域，使得金融科技的研究者既无力摆脱数据主义的泥潭（Harari，2016），又无法深思金融科技背后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使命。
二、金融科技的现象学分析
金融科技中人的主体性缺失，造成一种新的遮蔽现象。金融科技是人所造之物，人本应可以认识并掌控它。但是，金融科技在根源上排斥人的主体性介入，把人作为客体性的材料。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人来说是异己的遮蔽过程，它发展越快，越超出人的认识和控制范围，给金融体系带来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便越大。人的生活世界逐渐被金融科技的世界侵蚀，表面上金融科技给人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实质上，人的自由越来越变为金融科技的应许，而非人本身真正需要的自由。在此背景下，监管部门、从业者乃至用户亟需重新审视金融科技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异化现象。
首先，苏州工业园区采用了国际化的高效措施，“一站式”服务是园区管理服务的一大亮点。通常在园区内登记一家公司只需3个工作日，而在园区外则需要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从而提升了园区的营商环境。
（一）作为数据材料的人
金融科技的本性是对经济事实的新兴诠释，通过对金融活动、经济事实进行全新的阐释而影响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离不开诠释（Gadamer，1986）。人对生活世界的认识过程是诠释世界的过程，同样也是塑造自身的过程。人对生活世界的改造也是通过诠释世界的变化来印证人的主体力量。诠释之所以可以成为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是因为诠释本身是精神性实践的过程。物质性实践和精神性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诠释的过程就是为物质性实践提供框架性指引。金融科技对经济事实的影响，也是通过一种新的框架对人的交往行为做出调整，以满足它对经济事实的调整与规范要求。
金融科技的异化要求不是基于人自身的意愿，而是人在现代科技世界中不得不学习如何与科技相处。经济运行受到数据主义的支配，其特征在于生活世界以科技为运行框架。金融科技在使资金流动更加通畅、配置更加高效的同时，也使得人的自由与隐私受到更大的威胁（Eyal，2017）。为了使金融科技高效运行，人必须成为金融科技的一环。人对金融科技的依赖性促使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人提供的数据越来越多，金融科技的精确性、时效性也越来越强，而人的主体价值变得越来越小。金融科技的强大与个人力量的渺小形成巨大反差，使个人存在的意义被金融科技所规定，而不是人规定金融科技的意义。
以现象学棱镜审视金融科技现象，可以捕捉金融科技的本质及其危险，但是仍需要回到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发挥金融科技应有的历史性意义（孙琳，2019）。现象学对于人认识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人认识世界最终还是为了改变世界，唯物史观就是在抽象思辨终结之处，开始历史的实践活动。现象学揭示了金融科技的无思性、异化性，但是没有为我们指出通往人与金融科技和谐相处的道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同样具备批判意蕴。所不同的是，唯物史观进一步将批判化为物质性的改造活动。而现象学却停留在“林中空地（Lichtung）”，停留在精神上的真理之中，不懂得如何运用真理指导现实生活。历史唯物主义向我们揭示了科技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生产实践呼唤新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实践是使人与自然区别于统一的活动方式，除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科学技术的研发使用也是生产实践的一部分（马克思，2009）。在数字革命之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构成中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人实践的内容、形式和效果，进而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金融科技以技术的目的将生活世界中的人设定为材料。人经过数据聚合、风险建模和身份验证等技术，成为金融科技的原料（Ryu，2018）。当金融科技将生活世界中的人设定为材料，人就成为了技术自身的工具。人失去了人的本性，成为金融科技的原材料。金融科技预测金融市场的需求，又通过刺激金融市场使之朝着技术的需求方向发展，如此不断地推动生活世界的发展。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向一直未受到重视。发展的方向越来越远离人的生活初衷。人在表面上操控着金融科技，实质上是被纳入到金融科技的技术框架之中。不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是人工智能等科技通过人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是人要求金融科技为经济发展服务，而是金融科技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要求人提供数据。
将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引入，使视频监控系统变被动为主动，从海量数据进行有效的信息提取，完成变电站设备的精益化安全管理。通过对站内设备信息的提取结合大数据技术，分析设备的当前状态和运行趋势，从而进行有效的风险预判。同时，通过大数据的挖掘，结合变电站运维巡视制度，可以自动形成变电站远程巡视的电子报告，实现替代人工到站巡检方式，提高巡视效率。因此，将大数据技术与传统视频监控相结合，应用到变电站运维值守中，可以实现运维策略优化和远程安全管控。
但是，与传统的科技不同，现代的金融科技具有自主化倾向。传统的科学技术仅仅是客观的实践对象，缺少人的主体性介入，传统科技就无法自动运转。例如传统的股票交易系统，没有人及资金的参与便不可能运作起来。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是使股票交易系统运转起来的本质因素。但是在当代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环境下，金融科技不再是根据人的主观意志而启动，它可以自主运行。不管人是否愿意，人及其特征都被纳入数据化的过程，成为金融科技运行的动力因素。传统金融体制是由人的意志而起作用，而现在的金融科技却不依赖人的意志，反过来要求人为金融科技的运行提供足够的数据。人对事物和科技的控制变成了事物和科技对人的控制，在金融科技领域就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科技对人的控制。
（二）金融科技的异化倾向
无疑，金融科技已经成为经济事实的一部分，尽管它不是一直都存在，但是当它出现时，对业界的影响已经是既定的事实。那么，监管者需要思考的不是金融科技不在的时候该怎么办，而是在此基础上认识和思考金融科技的意义（Demertzis等，2018）。生活世界作为被预先设置的世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是出于个人的意愿，甚至不是出于客观的价值体系。人的生活态度就在于生活世界的存在本身，是生活世界作为存在而在人的主体性存在中的反映。但是生活态度不注重对生活的辨证思考，而是对经济事实加以被动接受。经济事实被认为是自然形成，而且明确无误。金融科技加深了对经济事实的短视。应该说，这种状态本身就是忘我的存在。尽管人好像都在利用金融科技满足自身的需求、利益、绩效，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人却失去自我的理性批判能力。人的主体性被外化、世界化，人的生活态度被科技态度所取代与异化。人只能配合、根据科技而做出选择。生活态度意味着生活世界对人来说总是先验的，它不是人能自由选择的态度。
金融科技现象既是去蔽的过程，也是遮蔽的结果。金融科技将数据信息加以筛选、分类、统计、衡量与分析，这一过程本身是去蔽的过程。去蔽作为科技的本性不是科技自身，而是人类对科技使用的行为所蕴含的真理性敞开。将经验的经济事实以数据的形式从未被认识的领域抽离出来，以可视化现象重新呈现生活世界。这一现象的根源是真理作为存在的显现。然而，就科技本身不属于人的本质而言，科技使用的过程又是遮蔽的过程（Heidegger，1954）。科技的使用过程呈现为另一种现象，非中心的交易活动掩盖了真实的经济事实，否定了经济理性思维对经济事实的解释、对经济最优化的追问。金融科技自身的计量性思维要求对经济事实进行去蔽、揭示，而去蔽、揭示的过程恰恰又遮蔽了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本质的认识，于是人们不得不依赖自己不了解的方式——数据与模型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由此而言，人的主体性受到金融科技的遮蔽。
最后，在房屋政策方面，房屋建设的地产化发展、房屋缺乏特色、功能不全等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如果创意阶层是用脚投票，那么城市房屋政策应当首先解决创意阶层居住的需求。要顾忌不同人群感官、感受、情绪和心理的变化，建立能够分享的社会网络。未来的城市房屋政策必须是有吸引力、功能多元化、地租水平合理的房屋政策。
（三）金融科技中的生活世界
监管者与受监管者对金融活动的态度首先来自于生活态度。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金融创新活动在现象上表现为生活态度，即根源于生活又旨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生活态度是被动认识世界的结果，是对金融活动直观的经验和接受的态度。普通民众对于新兴的金融科技的认知属于感性的直观态度，难以认识金融科技的本质，也就在技术化世界面前放弃了自己的理性能力，从而选择默认金融科技为人们所提出的导向及建议。人的无思行为一方面来源于其生活态度的单向度，另一方面来自金融科技的无思性。人在面对其生活时，科技已经成为人的生活的预先给定的状态（Gozman和 Willcocks，2019）。
面对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监管难题，监管者需要对金融与日常生活进行悬置与还原，即先将日常生活放在一旁，排除一切事实与事件而回到纯粹的观念本质，通向经济事实自身。在金融语境下，生活世界就是个人与组织活动的物质性时空，是一个预先给定的世界。生活世界在人的经验中是出现于人的意识之前的，所有的体验、逻辑与计量都需要回到生活世界的明证性才能获得理解（Husserl，1970）。所有科技的力量都是建立在生活世界明证性的权力基础之上的。金融科技是逻辑理性思维的构造物，它的实效性只有建立在生活世界中的经济事实之上才能存在。但是，生活世界与科技世界又是相区别的。生活世界是人经验着的物质性时空。科技世界却是从具体的时空中抽象出来的，形成一个以命题、判断、计算构成的理念世界。科技世界中蕴含着人的科技态度，即对事物赋予真与假的判断。真与假、对与错的判断仅在科技态度中难以判断，它必然需要回到生活世界中去追问。
作为人的主观理性的构造物，金融科技回到生活世界，追问金融科技成果的有效性，将不断生成的金融科技现象加入到生活世界中去。金融科技的价值是实现技术上短期的、作为工具性的目标，这种目标不具备永恒价值。金融科技或许可以成为经济思想发展的其中一个步伐，但永远无法成为终极的意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科技无法代替人对意义与价值的终极追求。金融科技本身不可能提出超越自身的价值目标，也不能反思自己的存在。科技的意义只能由人类赋予，始终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之中。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金融领域人的主体性重构
从现象学的角度，金融科技发展的迷失实质上是科技丧失人的主体性所导致的，金融科技有异化为人的对立物的可能性。但是，现象学能提供的分析止于人的主观性之中。要真正破解金融科技的监管难题、避免金融科技反噬人的自由发展，需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去找寻人在历史与科技中的主体性地位，把握人的实践活动在金融领域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
生活世界是金融作为一种历史产物的归宿，也是通往最优化经济状态的起点。人的主体性立场是回归到人的理性思考，肯定人作为经济活动的最终意义。金融科技只有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Schutz，1957）。人的主体性是主体间性的前提，主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必须基于主体的独立与完整。生活世界的完整性说到底是人的完整性，而人的本质就其根本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自身的理性和力量彼此之间的差异与一致通过主体间的互动不断获得认识。金融科技作为主体间经济交往、互动的工具，需要回归到其作为社会关系信用中介的作用上，促进主体之间的互相信任（Qi和Xiao，2018）。
（一）金融科技的历史实践之维
通过ZHC-35载荷传感器监测得出27 h内金属托盘与金属托盘+木垫板2种情况下预紧力变化情况，并根据监测数据绘制出二者预紧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曲线，如图4所示。
唯物史观和现象学都肯定了人的生存与存在是首要问题。胡塞尔将人对世界的先验现象作为根本性规定，只有人才能以主观意识认识世界并将价值与意义赋予世界。在现象学中，世界是作为现象整体性地呈现在人的意识之中，人需要通过现象学悬置进行本质还原，对一切被给予物存而不论，在纯粹意识之中找到先验的、共通的、不变的本质直观。不可否认，现象学对于我们发现金融科技的本质及其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然而，现象学没有认识到人的生存和交往的时序性，没有看到人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人直接遇到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下的活动。因而无法理解人为了生存与生活而进行的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历史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样的，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也是人的实践方式之一。金融科技是经济活动实践创新的结果，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历史背景下金融业的调整（Gabor和Brooks，2017）。面对金融科技带来的监管问题，既不能坐视不理、任其发展，也不能一刀切地堵塞其发展之路。金融科技是一个综合现象，其中既有符合历史进步的一面，也有裹挟私人资本利益的危险的一面。金融泛化与自由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是金融领域生产力进步所产生的暂时性特征。解决金融科技监管难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回归历史实践语境——当前中国的历史实践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科技曾被视为价值中立的生产手段，但是思想家们越来越认识到科技具备意识形态的属性。金融科技作为系统发挥着作用。这个系统越来越具有集权的属性，它决定了金融业工作岗位的设置、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甚至还决定了受金融科技系统影响的人的欲望和观念。它似乎消除了金融领域生产关系中不和谐的部分，使金融市场要素更快、更优地配置，金融业凭此获得更高程度的繁荣发展。但是，金融科技的力量不应被视为金融科技永恒的意义。当金融科技越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的主体性力量就逐渐地被边缘化。竞争与思考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机器总能给出更好的结果。人们在单向度的社会里，以单向度的思维面对异己力量而无能为力（Marcuse，2013），甚至对生产关系中不合理的部分，人们也将会熟视无睹。人在更大程度上能有自由的时间，但自由的内容却被商品化、金融化的景观所占据。
（二）社会关系信用中介之效
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简称OBE)，也称为目标导向的教育，核心教育理念是面向行业需求，实时动态的设计培养目标，并及时调整毕业能力要求。围绕学生毕业知识、能力、素质需达到的指标全面构建课程体系，进行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资源的配置[1-3]。
金融科技现象还原后必然并且必须与个体的感性经验相结合，构成理论与经验相印证的明证性世界。个人感性经验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自我并且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与发展离不开主体间的互动、交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由每个人的参与而得以运行。社会关系对于人而言既是先验的又是不断生成的，是人的力量源泉，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感受到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个人意识对于他人来说是客观的存在，个人意识对于自己是主观的存在，主体间性就是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显现与构造。主体之间的互通性使得生活世界形成了客观意义并将客观意义传播给下一代。而只有通过主体间性的扩展，金融实践命题才可能实现。
现象学将现象本质在主体间的可传递性与可互证性作为解决思维与存在对立的基础。这一观点为我们反思金融科技的信用中介之意义提供了有效的指引。金融科技兼具科技与金融的特征，在形式上是科技，在内容上是金融。金融科技本质上是金融信用中介功能的一种创新形式，是金融市场上的客户之间、客户与金融从业机构之间、金融从业机构之间传递数据信息、进行数据信息互证的渠道。从抽象规定看，金融科技的出现彰显了金融领域主体间性对于传递性与互证性的最新要求。然而，现象学只看到了主体间精神与意识上的相互交往，没有看到主体间在物质与劳动上的相互交往。将交往仅仅理解为精神层面的交往无法真正把握改造物质世界的真正武器。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回到物质的社会交往——劳动层面，让金融科技回归社会关系信用中介的基础效用，才能确保金融科技服务于人民，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而金属空气电池，由于正极与空气连接，不会积聚压力，所以爆炸的危险比较小。另外，由于多数的金属空气电池采用的材料与空气接触反应剧烈程度较小，其燃烧的风险也非常小，故金属空气电池一般不会自燃或爆炸，除了锂空气电池。
（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之基
金融科技具有异化的可能，即作为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压制人的自由发展与理性力量。为了避免这种恶果，重塑金融领域人的主体性地位乃是关键。现象学批判计量性思维对人的主体性的否认以致科学沦为“无思”的工艺。胡塞尔认为，科学的危机根源于主观性的悖论，即在人的主体性力量与自然的客体性的对抗中，人首先需要将物质世界转化为可理解的对象（即主观认识的直观现象），但是物质客体对于人而言永远是异己的力量（Husserl，1970）。人创造的物质力量越大，对人自身的精神力量的威胁也越大。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依赖于不断增强的科技力量。胡塞尔提出，要通过人的沉思，构建主体中客观存在的先验论的现象学，才能化解科技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人的理性力量创造出了灿烂的物质财富，但生活世界的意义只有通过人的主观性才能理解。
前茬作物玉米收获后，10月10日播种，亩播量为14公斤。亩施纯氮（N）15公斤，纯磷（P2O5）12公斤，纯钾（K2O）10公斤，氮肥的80%和全部磷钾肥作底肥，20%氮肥在拔节后期追施。5月29日各品种收1m2作为实产样，单晒，人工脱粒，测千粒重，称实产。
胡塞尔的现象学指出了科技异化的危险，其论述的化解危险的主要方法是人在生活世界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胡塞尔的本质现象之路始终是抽象的、个别的、主观的道路，实现的是少数人的自由或者是有限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则深刻地意识到精神的自由离不开物质的自由，精神的解放必须与物质的解放相结合。在金融科技之中，移动化、定制化、云端化、精准化的信息数据传输方式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使个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人的全面发展还受制于物质的生产方式。金融科技可以使人减少对他人的依赖，但同时也增加人对物的依赖。私有财产制度使人的自由割裂为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对立（马克思，2009）。金融科技若为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所操纵，势必会造成少数个人自由的极端膨胀和社会自由受到极大威胁。为了避免金融科技异化为私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政府需要完善金融监管模式，强化行为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竞争秩序，遏制技术垄断演化为金融市场垄断、“去中心化”异化为新的“中心化”，最大限度保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金融创新的积极性（朱韬和张智光，2019）。最核心的是必须确保金融科技始终处在人民政府有效的金融监督管理之下，确保金融科技始终围绕人民群众充分而平衡的幸福生活而发展，最终实现人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Battin T.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Economic Rationalism?[J].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91,26(4).
[2]Demertzis M,Merler S,Wolff G B.Capital Markets Union and the Fintech Opportunity[J].Journa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2018,4(1).
[3]Eyal I.Blockchain Technology: Transforming Libertarian Cryptocurrency Dreams to Finance and Banking Realities[J].Computer,2017,50(9).
[4]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from Fintech: Supervisory and Regulatory Issues that Merit Authorities’ Attention[EB/OL].2017-06-27.
[5]Gabor D,Brooks S.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Financial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intech era[J].New Political Economy,2017,22(4).
[6]Gadamer H G.Hermeneutik[M].Mohr,1986.
[7]Gozman D,Willcocks L.The Emerging Cloud Dilemma: Balancing Innovation with Cross-Border Privacy and Outsourcing Regula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9(97).
[8]Harari Y N.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M].Random House,2016.
[9]Heidegger M.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J].Vorträge und Aufsätze,1954(1).
[10]Heidegger M.Being and Time: A Translation of Sein und Zeit[M].SUNY Press,1996.
[11]Husserl E.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M].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
[12]Marcuse H.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Routledge,2013.
[13]Navaretti G B,Calzolari G,Mansilla-Fernandez J M,Pozzolo,A F.Fintech and Banking: Friends or Foes?[J].European Economy Banks,Regulation and the Real Sector,2017(12).
[14]Qi Y,Xiao J.Fintech: AI powers Financial Service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s[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18,61(11).
[15]Ryu H S.What Makes Users Willing or Hesitant to use Fintech?: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ser Type[J].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2018,118(3).
[16]Schutz A.Das Problem Der Transzendentalen Intersubjektivität Bei Husserl[J].Philosophische Rundschau,1957,5(2).
[17]Shim Y,Shin D H.Analyzing China’s Fintech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16,40(2-3).
[18]Simmel G.The Philosophy of Money[M].Routledge,2004.
[19]Soros G.Open Society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Reconsidered[M].Public Affairs,2000.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2]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8(5).
[23]孙琳.唯物史观的现象学环节——论置身性历史实践[J].学习论坛,2019(1).
[24]朱韬,张智光.数字普惠金融“去中心化”：基于区块链项目GSENef work的研究[J].南方金融,2019(4).
中图分类号：F830.1，A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41-2019(05)-0003-10
收稿日期：2019-04-04
作者简介：冯泽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黄政宗，男，博士，供职于深圳大学。
在转基因食品分析检测中，利用基因芯片检测方法，以转基因生物体为检测对象，测定基因组序列，把转基因食品的DNA按照一定规律排布在玻片上或硅片上，形成微距阵。利用计算机软件对基因序列进行计算处理，进而掌握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特征信息，比如基因特征以及生物信息。在实际应用中，利用基因芯片检测技术，能够精准检测基因表达特征，在转基因食品分析检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编辑：李锋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