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乡企发展慢于浙江的原因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论文,浙江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江乡企增速连续7年明显快于江苏，坐拥全国“老大”已经5年。对此，省内外理论界从不同角度作过了一些分析。曾有有关部门1999年撰文认为，“如果个体私营继续保持（1998年）这个势头，迎头赶上浙江是大有希望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说并不成立。2000年另有有关人士认为：“目前是苏浙两省争雄”、“江苏乡企在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外向度和技术水平方面依然具有无可比拟的领先优势”，并预言“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机制创新成功之日就是江苏乡企再度称雄全国之时。”由此可见这些看法代表了一种思潮，说明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浙江的蓬勃发展势头和江苏追赶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因此，对浙江乡企短短数年超越江苏并且差距还在拉大这一现象作深入的对比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摆正位置，找到症结所在，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扬长补短，再造江苏乡企发展优势。
两省发展的主体模式不同
苏浙两省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迥异的特征，曾分别被冠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提出的，其核心是“政府推动（乡村企业）”，特定的含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区政府依靠农村能人，组织动员辖区内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创办市场导向的农村集体工业，在政企合一的制度框架下，走低资本高负债的扩张道路，从而成功地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而温州模式是对温（洲）台（州）地区独特经济（以个私经济为主）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1997年“十五大”以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两种模式分别外溢，苏南模式除涵盖苏、锡、常外还扩展到了苏中沿江部分和浙北的杭嘉湖地区；温州模式则向浙中浙西蔓延，以至一些学者主张用“浙江模式”取而代之。
两种模式形成的历史渊源及现实因素 浙江耕地人均六分，农业劳力过剩严重。其中温州人均不足半亩更兼集体经济薄弱，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乡村企业又没有资金，农户被逼独自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机会。改革开放后，利用人力资源和民间资本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的方式首先从永嘉县开始，很快在温州全境蔓延，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整个浙南，继而影响全省，使浙江的个私经济发达程度成为全国之最。
苏南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改革前，这里是传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强势地区，被视作异端的个私在那样的环境中是无法形成气候的，只有发展集体制的乡村企业才能获得地方领导的通过和支持。到改革初期，苏南乡村企业已有一定规模，集体积累也较多，沿用过去的方式继续发展乡村企业便成为自然的选择，并因此形成了1990年代中期以前乡企中乡村企业居绝对主导地位的格局。
由于江苏乡村企业的创办多由社区政府直接研究立项，利用乡村集体的积累和组织包括信贷在内的其它资金上马，所以，社区领导可以任免企业领导，甚至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以至前来投资的外商大都知道，谈项目得找镇长，许多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还兼任社区性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这种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能统一调度配置社区内的资金和资源，而且发展早期社区政府与企业目标的一致，也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这就使得乡村企业挟先行优势在市场上纵横睥睨，造就了80年代的“异军突起”和1992、1993年的高速增长。
发展环境变化，苏南模式优势不再 “十四大”后，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取向，国外竞争者开始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国家的政策鼓励使个体私营的发展环境空前宽松，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也开始苏醒焕发活力，这便是当时形容的“老虎（国企）出笼、猴子（个私）下山”。随着多形式竞争主体的大量出现，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1994年国家又取消了乡镇企业减免税，开征了新税种，使乡企的实际税负增加。除这之外，乡企还要负担建农基金和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苏南90年代初依靠借贷集资建设的一些项目不仅债务规模大而且利率高，项目投产后遇上变化了的市场，所获利润往往连利息支付也不够，使得乡村企业的先手之利和政策优势、机制估势已不复存在。以外延扩展为主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低效益）特征明显的江苏乡村企业在新形势下显出了种种不适，其行政干预的反市场性彰显。
国际市场风云突变也是乡企增势受挫的原因。1992年欧盟成立，美国为了对付欧盟，跟着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自那以后，墨西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很快扩大占领了北美的市场，中国轻纺产品的市场份额则不断萎缩。以纺织品为例，1994年中国在北美的市场份额是49%，但到1998年便降为28%。美国这一作法使轻纺产品出口比重大的江苏乡企发展的外部需求拉力顿减。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造成的东南亚和日韩等国进口萎缩则是江苏乡企出口订单减少的另一原因。而1990-1994年江苏乡企营业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外贸出口，1996年后出口的连续下降对全省乡企发展的阻碍是不言而喻的。
政企不分劣化了企业的市场行为 在江苏，农村能人和社区干部的融合，催生发展了乡村企业，由此又生出了企业与社区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依存、利害关系。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实际淡化了经营者的进取意识和危机感。许多地方曾规定经营者的收入最多为普通职工的3倍，收入的限定弱化了经营者的创新冲动。而且政府的外延考核又加剧了企业的内功退化。社区领导为完成或超额完成上级或明或暗下达的考核（多年来考核的恰恰又是数量扩张而非效益提高），便把任务压向乡村企业，全省相当部分的乡村企业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重外延轻内涵的发展误区，结果摊子越铺越大，效益却每况愈下。而且“乡镇事业企业办”过度抽取生产资金也加剧了效益的下降。当然不可否认，同期个私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也在下降，但由于其长期不被视作“嫡出”，先天无政企不分的弊端，经营者具有最大的利润追逐热情和经营的慎重性，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明显地好。
1997年以后，经济景气状况的变化导致了村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并使银行、信用社中的乡村企业的坏账急剧增加。这些坏帐又多与社区政府的担保有关，于是人们开始指责乡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像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即所谓的“二国营”现象。乡村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共同问题是，同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从而产生了“软预算约束”的现象。软预算约束容易引起企业负债，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似乎不成问题，因为产品不愁销，企业总能赚钱，贷款总能还，但到了景况不好的时候，问题便凸现出来。新形势下浙江乡村企业也出现效益下降负债增加的不适，但因其营运质量高于江苏，总体规模也小，所以这种不适对浙江的影响远小于江苏。
与江苏比较，以规模较小的个体私营为主的浙江乡企资金需求小，信贷的不足对其影响相对较小；大多数资产所有者就是经营者，无行政干预之虞，企业的一切活动均可围绕利益最大化来进行；能快捷应对市场景况的变化，转产快，破产的社会成本也小。1994-1996年，浙江乡村企业因关停并转减少从业人员58.8万，比江苏少减39.4万；个私从业人员增加178.2万，比江苏多增148万。同期江苏对宏观环境不同、苏南模式风光不再这一变化感觉迟钝，对个私仍大体采取了不反对也不提倡的态度，不少地方对个私发展的限制依旧，坐失发展机遇，致使这一时期个私企业的从业人员只增加30.3万，仅及浙江的六分之一。两省乡村企业特别是个私从业人数的变动差异带来了乡企从业人员的变化。1996年苏浙两省乡企的从业人员各为879.5万、786.4万，与1993年相比，江苏减少67.9万，浙江增加119.3万，尽管此时江苏乡企的从业人员还多出11.8%，但因所有制结构不优和技（运行质量）不如人，经济总量已被浙江赶上。江苏乡企1996、1997年的增长幅度不仅低于浙江，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
苏南人精巧而秩序，浙南人精明而无忌。东晋以来，中原仕族南迁，大批文化典籍随之转向江南，与这里的文化水土一经结合，便才子佳人迭出琴棋书画成风，仕风熏染，人民文而化之（历史学家谓之吴文化），心智则愈益精巧。但怀抱太湖明珠，襟带长江远河，灌溉舟楫便利之余，洪涝也时有侵扰，借助于修建浩繁水利工程产生的基层社会组织网络历代不断，这也是历史上平原水乡（苏南）较偏僻山区（温州）更易产生合作性组织的原因，这一秩序特点利于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开展运动和推动经济。中国乡村企业首发于苏南并且发展规模多年居各区域之首便是这种自上而下有组织推动的结果。
惟精巧而灵活，讲秩序则僵硬。这对同一主体来说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在苏南是统一的，答案是小的方面精巧，大的制度框架僵硬。过于强大的组织性和秩序感毕竟带有封建遗痕，前者会使官本位盛行，能力让位于级别，后者则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市场力量受制于党政力量。由权威部门概括认定的“三为主”（集体经济为主，乡村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的苏南模式一度成了江苏特别是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指南，不自觉地束缚了企业家们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制度创新精神。上述状况直至“十五大”召开前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温台山区耕地稀缺难以养人，又地处海防前线，建国以来国家几无大项目的投入（建国40年国家在台州仅投资4.5亿元），不似苏南乡企那样能接受大中城市的强辐射，这里的守土守农观念淡薄，历来就不是个中规中矩的地方。早在50年代末，永嘉县就开了包产到户的先河，虽很快被迫中止，但80年代初，一大批农民背井离乡跑供销、家庭工业蓬勃兴起、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大型市场迅速崛起，就是那次包产到户的复出和延伸，其共同点都是利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来发展经济。温州人敢闯敢创的企业家精神相对于比较委婉隐忍的苏南人则显得大胆不羁。“只要有钱赚，什么都敢干”，既是对温台人敢闯敢创的褒扬，也是对其曾大做魔鬼生产以至蔓延使浙江一度成为中国假冒伪劣产品集大成之地的写照。
不同的自然地理、文化底蕴、体制环境还形成了两省乡镇企业家坐商与行商的特征差别。苏南企业家的产品导入型特征较明显，通常是老总主内副总主外。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乡企多属市场导入型，企业大都是老总主外副总主内，资源丰富而廉价的欠发达西部自然成了新的发展空间，由是形成了浙江乡企的西进（参与中西部开发）早、规模大的局面。如同滚雪球一般，如今浙江全省已有300万农民在全国各地从事经营，其中在中西部办厂经商的逾百万。去年浙江乡企产销两旺，其中10%的营业收入是在开发中西部市场中实现的。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以至民间有“浙商不倒”和“中国的犹太人”之誉。
产业产品类型不同
浙江市场起步早、数量多、种类齐、功能强，市场上最早的经营者都是个私业主。赁借敏锐的市场意识、无孔不入的手段、极强的甚至带有狂想色彩的资源组合的本领，温台乡企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中确实是显尽了风流。其尽显风流的原因之一是瞄准市场生产（多属于仿制改造甚至还有假冒）价廉适用小商品。这无意中避免了与国有、集体经济的正面竞争，减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小商品技术含量少，进入门槛低，一般一个或几个家庭联合即能产出，特别适宜早期技术设备简陋的个私企业生产。而且生产过程简单、社会分工少，产品利润几可独享。原因之二是极力促销占领市场。2000年温州乡企的皮鞋、阀门、眼镜、袜子、标识、打火机、低压电器、汽摩配件分别占到全国市场的30-80%；台州则是全国最大的缝纫机、圣诞礼品、木制工艺品和节日灯具出口地。薄利多销是其击败竞争对手占领市场的法宝，单件商品利润虽薄，总体获利却是不菲。由于产品多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因此，温台乡镇企业的市场感觉很好。而苏南是我国产业工人的诞生地，乡镇企业具有城市工业的脉承痕迹，两头在外中间产品多，获利空间受限，区域内城乡工业高度同构引起的过度竞争又进一步降低了获利能力。
两省的思想意识之差
浙江很早就默认、允许个私的存在发展 80年代初，温州在个私兴起不久就积极地扶持。先以“挂户企业”的变通（个体挂靠公有单位，以便外出跑供销能持有盖公章的介绍信），后以“股份合作制”的创造（1982年温岭市颁发了第一个“联户集体”企业营业执照，1987年温州颁发了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的文件），使个私企业戴上红帽子，在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搏弈中赢得了先手。而江苏对个私的认识仍停留在改革初期的阶段，直至90年代中期还沉浸在乡村企业的辉煌里。一些明眼人对苏南发展方式的缺陷与潜在危机的指出，也淹没在对苏南模式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雏形”的赞扬声中。直至1996年10月，有关负责同志还在报告中强调“在乡镇企业改革中，必须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主导作用，作为改革的出发点，绝不能削弱集体经济，这一条一定要牢牢把握。”领导定了调，那调外之音自是难唱，同长期支持保护个私、不拘所有制形式、八仙过海地发展乡企的浙江在市场中竞争，江苏乡企的落后是难免的。
浙江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有声有色 在乡企自发闯西部的过程中，仅2000年浙江乡企管理局就与有关市县一起，精心组织项目，筹集展品，三下云南两上河南，多次组织参加了农业部举办的东西合作经贸洽谈会、民营企业产品博览会；并且相继举办了省投资贸易会、赴美经贸招商会、西湖博览地等10多个专业性的展览会和博览会，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做法受到了企业和外商的欢迎。与此同时，数十家重点骨干乡企还踊跃参加了浙江省政府赴甘肃、新疆等地的经贸考察活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为企业谋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与之相比，江苏乡企西进的声势、组织规模和力度就显得逊色很多。
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中，浙江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还出台了财政、税收、用地、用电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为及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冲击，浙江省委、省政府1997年专门召开了加强乡企外向型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外向的意见，并决定每年由省财政拿出300万元，用于奖励出口创汇绩优企业。全省各地还建立了“集中办事大厅”的政府服务形式，减少了审批环节和企业外向的成本。反观江苏，实实在在推动乡企出口的做法不如浙江多，政策扶持也不如浙江。
个私发展与浙江相比的质量差距
从1997年第四季度起，江苏农村个私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1996年相比，2000年全省个私营业收入、利税总额增长了4.6倍和2.4倍；占乡企的比重分别达61.1%、48.1%，上升了37.7%、16.1个百分点。经过3年多的发展，个私经济也已成为江苏乡企的半壁江山，从业人员则占65.5%，达560.2万（比1996年增加1.12倍），与浙江的582万比相差无几，但发展的质量却明显低于浙江。2000年江苏农村个私的营业收入、利税各是4876.3亿元、304.57亿元，分别只及浙江的76.5%、47.7%；人均实现的营业收入8.7万元，比浙江少5.6万元；人均创利税5437元，少5546元。与1996年比较，2000年江苏个私利税的增幅只及营业收入增幅的52.2%，而浙江基本保持同步。这种情况的直接成因是，江苏近几年个私的发展忙于扩容，内涵的提高有所忽视，与起步早、已处于提高阶段的浙江自是难比。
江苏对改制的认识和操作
改制的滞后和不彻底 在浙江，以温台为代表的浙南个体私营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积极向股份合作制发展，到1995年，以资产转让、经营者持大股为主要特征的股份经济形式已经形成，比较彻底的改制使环杭州湾一带的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增加。在企业制度的不断调整变迁中，浙江出现了南北所有制形式融合的趋势。而江苏乡村企业迟至1997年第4季度才在“十五大”精神的推动下进入实质性的产权制度改革。但江苏乡村企业规模列全国之首，其改制涉及近千亿元集体资产在农村各利益集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其难度和复杂性堪称全国之最。社区内改革的发动者及主要对象又均是乡镇政府，所以，改革的不彻底是可以预见的。2000年全省集体企业中的原乡村集体资本占比仍然较大，政企不分的弊端仍未能根本改观。设置的“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和社区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作法，使地方产权制度在部分地区以另一种形式制度化合法化了。与浙江相比，苏南模式根深蒂固的江苏乡村企业的改革不仅成本极大，而且步履也艰难过程也曲折，企业在改制中改制后还存在不少认识和操作上的误区。
固定资产投入力度减弱 在全省性的乡村企业的产权改革中，无论是经营者、职工，还是县乡领导有关部门，都把注意力放到了改制方面，加快发展被置于次要地位（有的则是一时难以顾及）。由固定资产的投入便可见一斑。1990-1995年，江苏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幅大于浙江，1996年后逆转为年年小于浙江。1997-2000年这4年江苏乡企固定资产原值只增加41%，增幅不及浙江的一半；1996年底江苏乡企的固定资产原值为1778亿元，多出浙江165.7亿元，而2000年为2418.3亿元，比浙江省少474.4亿元。
集体企业资本人格化程度不够高 经过改制的洗礼，江苏乡企中的集体企业不再等同于集体独资的乡村企业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结构比较优化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但与浙江相比，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为主的集体企业资本的人格化程度还不高。2000年全省集体企业的实收资本中，非集体资本（法人、个人、外商）占62.5%，而浙江高达77.5%。在集体企业实收资本中，浙江的法人资本占23.8%，高出江苏6.4个百分点；个人资本占比更是高达45.6%，高出江苏27.3个百分点；江苏仅外商资本的占比(26.8%)多出18.7个百分点。这说明，浙江集体企业中的混合经济成份尤其是个人资本金比重大，产权结构多元化、资本人格化的程度高，因而其动力机制、活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强，经济运行的质量也高。2000年浙江集体企业在营业收入与江苏相平的情况下，实现的利税多出30%。
部分社区集体资本管理缺乏良策在乡村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中，社区集体资本纷纷退出企业。一些有经济头脑和长远眼光的社区领导，将这些剥离出的资金贷给企业或作资本运行，使其保值增值；也有相当多的乡镇将其转用作修桥筑路、小城镇建设等，使原先的生产经营资本变成了建设资金；还有不少乡镇干脆用其盖楼堂馆所，或用于弥补乡镇财政的不足。社区集体资本退出企业后部分或大部分不再进入生产经营，无疑会加剧企业的“贫血”。对改革后回收的集体资产，究竟应由谁来管理运作、负责保值增值全省没个统一章程。从这部分集体资产的管理运作者看，有的是经管站，有的是财政所，有的是企管站，更多的则由乡镇集体资产管委会下属的资产经营公司经营。多方插手多头管理各行其事，是集体资产流失较严重的直接原因。
不动产宁租不售 对乡村企业的房产和地产，江苏是宁租不卖，浙江是宁卖不租，后者的改制显然更彻底。企业获得了不动产的产权证和使用权证，可以用作抵押，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和融资能力，有利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快了，地方的税收和规费也会相应增加。这样作还从根本上划清了乡镇政府、村组织同企业的关系，使企业具有真正独立经营的资格。
结束语
江苏乡企过去的大发展，说到底是思想解放先人一步，观念更新快人一拍，后来领先地位的失去乃因循守旧，发展路子固定。回顾一下便知，进入90年代后，全省乡企发展的办法不多，企业受制于政府，乡村看县市，县市观省，省望中央，一级跟一级亦步亦趋 致使发展活力衰减落伍于浙江，纵有一些明星企业在市场叱咤风云，也于大局无大补。浙江之所以发展快，关键的一条就是不从本本出发，而以市场需要为指南，从本省实际出发，恣意纵横大胆出新，终而让理论承认实践。如果说“十五大”前对温州模式还有些许微辞的话，那么，十五大后这个处于变革完善的模式则为全国经济界理论界一致看好。
为了增添江苏乡企的活力再造发展优势，针对近年发展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苏南部分地区2000年下半年起陆续开始了第二次改制，即深化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的改革。或许“二次改制”能够彻底终结苏南模式焕发江苏乡企，然而，一种模式的终结不会像切年糕一样截然断开。纵使二次改制，江苏乡企还会面临诸如政府职能溢出、产业产品结构不优、股权流动、劳资矛盾、“新三会”的规范运作以及如何加快科技进步提升资本运作效益等难题。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唯实不唯上，大胆出新，不断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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