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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这个字眼，听起来不免有些刺耳，甚至令人惊悸。然而，只要冷静地审视历史和现实，却不难发现，危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谁也难以回避。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居安思危”、“临危不惧”的箴言，用来激励人们以积极的态度来警惕和对待危机、危难、危险。特别是在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各种大大小小的危机愈益呈现在人们面前。敏感的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实际上不能不这样或那样地应对种种危机。马克思主义中的危机理论，即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基本矛盾的发展而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是大家所熟悉的。其他学说中也有关于各种具体危机的说明。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危机的敏感和呼吁日盛一日。什么“球籍问题”、“忧患意识”、“危机感”之类，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有一个时期，由于不少人大声疾呼而使之变成了震憾人心的热门话题。有关各种危机的文章和书籍屡有所见。这表明，现代人对关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危机问题的重视和自觉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似乎可以说，人类对社会危机的认识还处在幼年时期，这突出表现在：迄今为止，在科学之林中尚无一门专以社会危机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科学，即关于危机的科学——“危机学”。因此，人类在社会危机面前还有相当大程度的盲目性。
在科学日益分化同时又综合、新学科雨后春笋般勃兴的现今时代，要不要、能不能创建一门以社会危机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危机学呢？我认为，回答只能是肯定的。就是说，创建这样一门科学或者说学科，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要创立危机学，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必须冲破原有的心理障碍，打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长期以来，人们对危机有许多误解。一是总以为危机仅仅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危机的；二是把危机的来临一概视为不祥之兆，似乎危机都是崩溃性、毁灭性的“祸机”，而不会是生成和发展的“良机”，即不会成为我们当今常说的发展“机遇”。现在看来，这是对危机的一种极为狭隘的理解或者说是一种误解。无数严酷的现实昭示人们，危机绝不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屡见不鲜，难以避免。危机固然会在社会发展的下降、倒退过程中出现，也会在社会发展的上升、前进过程中出现。只不过其形态和性质有所不同罢了。可以说，危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发生。无数的事实已经使人们愈来愈不怀疑，危机不仅在经济领域频繁出现，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屡见不鲜。工业危机、农业危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等等，属于经济危机；政府危机、内阁危机、政党危机等等，属于政治危机；信仰危机、信念危机、信任危机、精神危机以及教育危机等等，大体属于思想文化危机。此外，还有什么生态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以至家庭危机等等，不一而足。就其词义和概念含义来说，危机固然有“潜在的祸机”这一含义，但它并不是“失败”、“崩溃”、“垮台”、“毁灭”、“灾难”等等必然来临的同义词。一般地说，危机至多只是从种种迹象预示着某种隐藏的危险、可能的祸机，说明有一种“失败”、“崩溃”、“垮台”、“毁灭”等等的可能性。只要人们能够对其萌生和发展的进程作出科学预测，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控制、引导和调整，大多是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除此而外，危机还指“生长成发展的良机或重要关头”、由旧事物向新事物或某事物的旧质向新质的急剧转换、飞跃的关键时刻。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挑战”以及前进中的“困难”，在一定条件下实际上也属于危机的范畴。可见，危机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而且，危机对人类来说，并不仅仅具有消极意义。因此，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无危机存在，而恰恰在于如何对待危机。如果对面临的社会危机熟视无睹，或讳谟如深，采取不承认主义，那么，危机学的创建也就无从谈起。
按照我的设想，危机学以社会危机（在广义上也包括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有关的自然危机）为专门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外延广阔，内涵丰富，可以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边缘科学。它既有很高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用性。其内容大体可以包括：（1）危机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2）危机概念的界定和构成危机的要素；（3）危机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及条件；（4）危机的类型和性质、特点；（5）危机的产生、发展和渡过及其阶段性；（6）危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7）危机感和危机心理分析；（8）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危机的发生、发展和渡过的作用；（9）克服、渡过危机的途径和对危机应采取的战略策略；等等。以上内容基本上属于理论概括层次比较高的“宏观危机学”或危机总论。理论层次依次低于此的，还可以建立“中观危机学”、“微观危机学”或不同层次的危机分论。如经济危机学、政治危机学、思想文化危机学、人口危机学、民族危机学、生态危机学……等等大体上属于中观危机学或微观危机学。可以看出，创建危机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跨学科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学科，也涉及到它们之中的一系列分支学科。因此，要使危机学这一新型学科得以诞生，决非易事，需要有关专家学者逐步取得共识，长期不懈，协同努力，为之奋斗，才能实现。
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危机学的提出和创建，和任何新学科的提出和创建一样，或许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指责、冷嘲热讽；也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危机学在刚刚提出和问世的时候，一定是很粗糙、很幼稚。但是，我们应该确信，在危机学这个广阔的领域中，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们只要倾注心血，发挥聪明才智，定会结出硕果，为人类作出贡献。危机学的创建，将有助于人类逐步学会认识和驾驭危机，由危机的必然王国进入危机的自由王国，由屈从于危机的奴隶变成驾驭危机的主人。人们如能理性地把握危机，形成合理的危机感，将会产生强烈的进取精神，释放出克服危机的巨大能量；相反地，如果对危机的产生、发展的规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便会产生麻木不仁，“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而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或者当危机到来之时，由于没有思想准备，而惊惶失措，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以想见，创建危机学，促使人们理性地把握和驾驭危机，其意义切不可低估。
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国家常以“危险”、“危机”、“威胁”、“挑战”、“灾难”、“困扰”、“生死关头”等来提醒和警告人们，竭力向人们灌输忧患、危机意识，以使一个民族保持清醒的、机敏的、不懈怠的头脑和进取精神，而使自己不衰退。美国的某些情况或许可以作为佐证，使人们得到启迪。在托马斯·佩因所写的由十六种政治小册子组成的文集，名叫《美国危机（1776.12—1783.12）》。文集以强烈的危机感，对当时美国革命事业进行了最有力的宣传，在战争最黑暗的年代鼓舞了美国人民。文集的前面有一句话：“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代。”这句话连同文集的其他警句成了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的《外交季刊》1988—1989年冬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是衰落还是复兴？》。文章分析了5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过五次衰退论浪潮。他所说的“衰退”或“衰落”，实际上就是危机；所谓“衰退论”或“衰落论”，实际上也就是关于危机的思想和态度。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五次衰退（或危机）来临时，美国当局和一些学者都作出了积极的反映，因而才使美国没有衰落。他的结论是：要防止衰落，首先要看到有衰落。衰退论在各个阶段都曾预言美国的力量即将衰落。衰落论是一种理论，必须相信它，才能使它无效，也就是才能不衰落。他还指出，只要美国公众定期地相信快要衰落，美国就不大可能衰落。亨廷顿的这种“衰落论”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美国的实际，姑且不去评论，但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如果能有一门科学的危机学，使人们以它为指导来预见和驾驭危机，那么，一定会比较顺利地克服、渡过危机，甚至预防危机，而使社会少出现波动，得到平稳、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