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众舆论与战争——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美国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舆论论文,朝鲜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常说：美国人怕死，因此怕打仗；或者说：战场上伤亡一大，美国民意就会反对 战争，仗就打不下去了。这两个命题是否准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回答的问题。
一、民意对外交(战争)决策的影响
国内外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公众舆论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国内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 。归纳起来，其理由在于：
1.制度因素。1863年，美国历史上颇负声望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美国政府 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1]。在这种民主体制下，公民享有的不仅是言论 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更关键的是通过手中选票来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因此，决策者应 毫不犹豫地倾听公众的声音并在政策中使之得到充分反应。公众的同意是民主政府运行 的基础。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内、外政策都难以成功。曾当过美国副国务卿的纽 瑟姆就深有体会地说：“虽然政府的某些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在美国民主体制下成 功的决策最终有赖于公众的接受和支持”[2]。
2.竞选政治。在美国政治制度下，市场观念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支柱而且几乎左右着一 切政治行为。这种比较公开的政治竞争造成结果是，如果政治家“推销”的政策主张不 为公众所接纳，甚至遭到公众和媒体的强烈反对，那么就易受到其政治对手的攻击。这 不仅使他难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甚至无法在竞选公职中取胜。这就是选票的力量。公众 的态度对政治家的名誉和前途、决策选择的范围和政策走向都是重要的。正因如此，政 治人物和各种政治力量一方面要迎合公众舆论，同时也设法引导和塑造舆论。
3.媒体的确定抉择能力。政治学家沙特奈特指出：“确定抉择是行使权力的最高手段 。”[3]这种能力可以限定政治辩论的范围，分清哪些在政治上是重要问题，哪些是不 重要的，并确定什么解决办法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而其他办法则不是。媒体态度往往 就表现为民意的代表。
4.技术进步。报刊的发展、广播电视的普及和传播技术进步，使信息流动速度加快， 覆盖范围越来越广。一度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对外事务方面的信息已容易被百姓知晓，因 而信息分配变化对对外政策上的权力分配产生了影响。
公众舆论影响对外政策的几个突出例子如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3/4以上的被访者表示 他们支持缓和，即苏美寻求意见一致和合作的领域；半数以上的人表示支持正式承认共 产党中国。这些意见推动了卡特同中国建交和对苏联实行缓和的政策。1979年伊朗人质 事件的初期，根据NBC电视网的统计，高达77%的美国人认为卡特处理外交事务很出色。 但到1980年4月，这个事件仍未有结果，于是只有约30%的美国人还如此认为。这无形中 对卡特政府构成了压力，致使他不得不匆匆采取那次流产的军事行动去解救人质。1986 年12月，在秘密向伊朗出卖武器问题上，里根也命运不佳。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民众对 他的支持度从67%降到46%。
但公众并不是决定政策的主体，它的影响往往是通过诸如国会、游说团体、新闻媒介 等渠道实现的。反过来，这些渠道本身也是决策者引导、塑造“公众舆论”的途径。因 此，学者对舆论的影响力作了一个界定。美国著名学者科恩认为：“公众舆论是外交政 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 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4]另一位学者则指出：“美国从来没有一项重大的外交 决策是因公众的自发要求而做出的。”[5]看来，公众舆论能够影响政策，但并不决定 政策。
就战争这个特殊的对外关系的现象来看，这个结论是否成立，我们可以取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二、朝鲜战争中民意的变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月底，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军队全面介入战争。28日， 他在公开声明中解释说：“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用 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因此，美国要“承担保卫朝鲜的义务”[6]。对于政府的出兵决 定，美国国会、媒体和公众给予了普遍的支持。其中美国公众的支持率是81%[5]。美国 人认为有必要进行这场战争来应对共产党的扩张和捍卫美国的利益。
要打仗就免不了伤亡，美军伤亡不断增加。与此相应，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力度就 发生了变化。下面的统计表反映了这个趋势(调查中所提的问题是：你认为美国介入朝 鲜战争是错误行动吗?否定的回答被认为是对战争的支持)[7]。
民意测验日期累计死亡数字战争支持率
1950年8月 4631
66
1950年12月13991
39
1951年2月 16716
41
1951年4月 18674
45
1951年8月初
21459
47
1952年9月 28185
39
1952年10月底 29874
37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战争初期虽然有些伤亡，但多数美国人是支持美国介入战争的 。1950年10月中旬，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志愿军大规模开进朝鲜。11月上旬本已 推进到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遭到了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伤亡3万多人，全线退到三八线 以南。所以12月的美军死亡统计数字大增。美国媒体报道了这一军事挫折。其中，《新 闻周刊》指出：“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军事上所遭受的最大打击，它也许会成为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灾难”[8]。于是，战争支持度突然大幅度下降，因为美国公众 知道这些情况后担心引起大国的冲突，甚至两个阵营的冲突，从而对战争前景不看好。 1951年1月，联合国军展开反攻，又逐渐扭转了战场上的局势。双方到6月基本在三八线 附近形成对峙。这个时期虽然美军死亡数字还在增加，但美国公众对战争的信心也逐渐 恢复。尽管如此，在1951年2月的一项测验中，只有1/3的受测者表示愿意牺牲自己或家 人的生命去保卫朝鲜不被中国共产党人控制。3月，有50%的人认为在目前势态下双方都 不可能赢得战争。这同当时在朝鲜率军作战的美军中将李奇微的看法一样。他认为“如 果在三八线实现停战，那就是联合国军的大胜”[8]。4月11月，杜鲁门总统任命他为联 合国军司令，取代试图扩大战争范围的麦克阿瑟将军。同日，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解 释为什么不能允许把朝鲜战争扩大为一场全面的战争，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在开城开始谈判，公众似乎看到战争结束的希望，因而在8月 的民意测验中战争支持率达到新高度。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特别是 释放美军战俘，然后撤出美国军队。
可是谈判一直未有结果，战事不断，牺牲增加。于是到1952年10月时，仅有37%的美国 公众认为美国参与朝鲜战争是对的，而对杜鲁门总统的支持率也降到了31%。战争迟迟 不能结束，民众不满日益严重，这些情况在1952这个大选年便成了竞争者攻击政府的最 有利因素。共和党的竞选者之一、参议员塔夫脱指责白宫处理战争不当，要求政府放弃 有限战争的政策，以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另一名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也强调：若共和 党在大选中取胜，“我们再也不会担心打不赢任何战争了”。在竞选党的候选人阶段， 同为共和党人的艾森豪威尔在战争问题上采取低调，不去得罪党内保守势力。7月，他 正式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后，他则集中抨击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利用民众对战争 处理不满的情绪，他在竞选演说中表示：“我将去朝鲜，如果那是我能了解如何给美国 人民带来和平的唯一最好的方式的话”。他还说：“只要还有一个美国士兵在朝鲜面对 敌人的炮火，那么，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须是新政府第一 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8]面对战争难题和民众的不满，杜鲁门决定不再 竞选连任。受其牵连，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也处于不利的境地。民意测验表明，67% 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要比史蒂文森能更好地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结果，艾森豪威尔在11 月的大选中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是共和党人在野20年后重新掌权。
尽管民众希望能尽快解决战争问题，但在1952年11月的一项调查中，当人们回答目前 在朝鲜最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时，只有9%认为要完全撤出；43%认为继续争取和平解决 ；35%认为采取更强硬作法，轰炸满洲里和中国[7]。12月，艾森豪威尔前往朝鲜战场视 察，公众对战争支持度又再次上升到近50%。他并没有通过迅速结束战争的作法给美国 带来和平。相反，他在着手恢复谈判的同时积极做扩大战争的准备。他于1953年2月取 消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政策，容许台湾国民党政府袭击大陆，并通过印度总统尼赫鲁向中 国发出威胁：如果停战谈判破裂，美国将很可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这可能会导致冲 突范围的扩大。他甚至考虑使用核武器，并把原子弹头运到冲绳岛。由于双方在谈判场 上针锋相对，在战场上势均力敌，这场战争一直拖到1953年7月才由参战各方签署停战 协议。
显而易见，朝鲜战争开始时，民意支持政府动武。战争中，民意的变化影响到战争的 进程和规模，甚至影响到总统的竞选，但没有决定性地影响战争的结局，即终止战争。
三、越南战争中民意的变化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就开始介入越南事务，支持亲西方的南越政权，反对越 南民族解放运动。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在北越政府的支持下越战越勇，美国在1964 年8月借口其军舰在东京湾遭到北越海军的袭击，派出大批飞机对北越进行所谓报复性 轰炸，国会几乎全票通过一项“东京湾决议”称：“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决 议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进攻，阻止进一步侵略”。在爱国 的旗帜下，85%的美国公众表示赞同对北越的报复性轰炸[6]。由于国会和民众的支持，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1965年春，美国开始向南越派遣地面部队。到年底，驻越 美军达到18万多人。在越战期间，驻越美军数量在1969年1月达到最高，为54万人以上 。由于南越政府的军队缺乏战斗力，大部分战斗都由美国军队来承担。面对具有绝对物 质优势的美国军队，南越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从北越政府得到人力和物力的全面支持。双 方展开殊死搏斗，美军伤亡人数不断上升。
与朝鲜战争时期一样，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也在下降。(民 意测验的问题是：根据我们介入越南战争以来的事态发展，你认为我们派军队到越南参 战是不是错误的?否认的回答被视为对战争的支持)[7]
从下表可以看出，1965年美国向南越派出地面部队之初，大多数民众是支持战争的。 此后随着伤亡数量的增加，战争支持度一度下降，但随着美国在南越地面军事行动的强 化和对北越轰炸的增加，人们似乎认为战争的升级会迅速结束战争，战争支持度反而升 高。据调查，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支持战争升级的人数量众多。虽然美国军队凭借狂 轰滥炸能在越南战场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使南越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大幅度减 少，但它并不能彻底赢得战争。沉重的军费包袱和美军伤亡数字的增加使得美国国内反 战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战争支持率越来越低。1967年4月，纽约和旧金山两地举行大 规模反战游行，参加者有40万之众。同年10月，华盛顿也爆发了有10万人参加的反战游 行。1968年，反战运动规模更大，遍及美国各地。影响最大的是那年8月民主党在芝加 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几十万人来到这里，抗议美国干预越南，反对民主党政府的战 争政策。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家反对越战者也越来越多。据一项研究表明，1966年 3月有15名参议员反对战争，而到1968年3月则有25名参议员反对战争。1968年3月，众 议院近1/3的议员联名提出决议案，要求由国会重新审议越南政策。一些原来的鹰派人 物，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拉塞尔和杰克逊等也反对进一步大规模增兵。行政部门内国 务卿腊斯克主张把对北越的轰炸限制在北纬19度线内，国防部长克利福德主张战争降级 。在这种形势下，1968年3月，美国宣布停止对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的地方的轰炸 。11月，美国政府决定同越南在巴黎举行会谈。
民意测验日期累计死亡数字战争支持率
1965年8月 166 61
1966年3月 2415 59
1966年5月 3191 49
1966年9月 4976 48
1966年11月 5798 51
1967年2月 7419 52
1967年10月 1399944
1968年10月 2886037
1969年9月 3858132
1970年5月 4221336
1971年5月 4498028
1968年又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年初，只有26%的人赞同约翰逊对越南形势的处理，而 对总统的支持率也降到了43%[9]。尤其是在民主党确定候选人的首轮选举中，3月，在 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有42%投票者支持两个月之前还几乎名不见经传的、反对越战的尤 金·麦卡锡。在这个结果的激励下，民主党内罗伯特·肯尼迪也以反战为纲领宣布参加 竞选。面对严峻的挑战，约翰逊决定放弃竞选连任。对民主党政府失去信任的美国公众 转而在大选中支持共和党。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总统。
在竞选期间，尼克松曾许诺要制订一项迅速结束战争的“秘密计划”。他上台后则采 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在越南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和 平解决。一方面逐步从南越撤出军队，另一方面把轰炸的范围扩大到邻国柬埔寨和老挝 ，直至入侵这两个国家。看不到战争即将结束的前景，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率持续下 降。1969年10月，华盛顿又有25万大学生举行反战大示威，其他大城市也有规模不等的 示威。1970年到1971年，反战示威持续不断。尽管如此，人们对如何处理这场战争的看 法却不尽相同。根据盖洛普的调查，1965年10月，30%的人预期战争的结局是妥协；196 6年5月，54%的人如此认为；而到1968年2月，高达62%的人抱此看法。显然，美国人并 不期待大获全胜，但绝不是草草撤出。根据战争期间的多次民意调查，认为美国应该撤 出战争的人为12%-36%，而认为应该继续这场战争的人却占48%-77%[7]。这么多的人认 为战争必须继续下去，仍然是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扩张。如1969年12月，哈里斯民意测 验的结果是49%的人认为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控制东南亚，美国必须继续战争；55%的人认 为在确保南越的独立之前美国军队不应离开越南；51%的人认为美国参战的根本原因是 它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与朝鲜战争时期一样，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在美军战俘被释放后才逐步撤出越南。实际上，这也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虽然到 1971年5月只有28%的人支持战争，但美国政府依然保持从战场和谈判场上多方对越南方 面施加压力，直到1973年1月27日有关四方才在巴黎签署和平协议。这场历经十余年的 战争终于结束。
越南战争中反战民意的表现更为突出，但依旧不足以促使政府尽早结束战争。一场不 受公众欢迎的战争还是拖了很长时间。当然，这场战争的教训使美国公众对美国以后可 能参与长时间、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但又看不清结局的战争抱谨慎态度。如今，3/4的美 国人认为参与越南战争是个错误，尽管对错误的认识角度不同。
四、伊拉克战争中民意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和平并没有降临在美国人头上。虽然民众感到军事威胁 的减少，但政府没减少对外用兵的“积极性”，如发动海湾战争和军事干预南斯拉夫内 政。2001年纽约“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深深体会到来自恐怖主义的新威胁，政 府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2003年3月20日，美国总统 布什以伊拉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对伊的全面战争。虽然这场战争遭到世界 上很多国家的反对，包括美国的盟友法国和德国，但美国公众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政府 开战。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显示(问题是：总之，你认为伊拉克的形势是否值得美国打一 仗?见上表)，3月24日，68%的美国人支持战争，4月9日的支持度高达76%[10]。
大规模的战斗一个月后就结束了，美军伤亡极小。但以后的几个月中，伊拉克重建工 作进展缓慢。美军不断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从战争开始到11月12日，美军阵亡人数达39 7人，大部分都是在4月以后，而且仍在不断上升。尽管如此，直到12月5日仍有59%的人 支持对伊战争。但在同时间的民意调查中，51%的人不赞同自4月大规模战斗结束后美国 对伊局势的处理方法。针对这种形势，高达55%的人主张保持现有驻伊美军规模或进一 步增加。至今，美军的伤亡数量仍不足以让大多数人反对这场战争。
对布什的支持率12月初比前月略高，为55%，同2003年年初持平。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 他在感恩节时对伊拉克的突然性访问受到广泛赞赏。具体来看，65%的人赞同他对恐怖 主义的处理；53%的人赞同他对外交事务的处理；50%赞同他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49% 赞同他对经济事务的处理(不赞同者为48%)[10]。
虽然国内也有反战的呼声，如10月在华盛顿发生有近3万人的反战游行，但影响很小。 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家明确反对战争者至今仍罕见。11月，20多名民主党众议员联名向 国会提出动议，指责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对伊战争和对伊占领期的估计上误导了美 国民众，在“没有良好的计划以及充足装备的情况下”派兵到伊拉克，在发表有关战争 以及美军伤亡的声明时“缺乏敏感度”，要求总统布什解除拉姆斯菲尔德的职务。纽约 州众议员兰热尔说：“要让美国士兵从伊拉克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将拉姆斯菲尔德送回 老家”。但这样的动议不可能进行表决，因为国会目前由共和党人控制。
12月14日，美军捕获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美国人大为鼓舞，对伊前景更感乐观，战 争支持度继续升高。虽美在伊拉克遇到麻烦，但由于民意支持率较高而反对声音较小( 同前分析的两个战争比)，美政府不会在短期内仓促从伊撤军，但会不断地调整对伊政 策。2004年又是总统大选年。目前，布什至少与对手势均力敌，对伊战争不会成为决定 布什命运的关键因素。
五、分析与结论
一般来说，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国际事务，但对公众的国际主义(或称民族主义)和孤 立主义倾向进行的大量民意调查中，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2/3到3/4的人认 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这个比例只在70年代越战结束时略低一些[9]。即使在 那时，在1976年的一次调查中，还是有一半人认为“美国应该不惜代价保持作为最强大 国家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地位，哪怕在必要的时候走到战争最边缘”。“9·11”事件后 ，美国公众更是普遍支持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参与国际事务方式中最激烈最投入的非战争莫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进 行了两次较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及众多的军事干预，并且经常施加军事威胁 。据统计，大小六十多次[11]。美国是世界上对外采取战争和其他军事行动最多的国家 。虽然宪法规定宣战权在国会，但其中两次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1958 年入侵黎巴嫩、1970年介入柬埔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干涉巴拿马和1990年 海湾战争等战争行动都未经国会正式宣战。不仅如此，国会还基本上都对战争行动给予 支持，如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一再提供用于战争的国防预算和特别拨款；越战期 间，1965年国会还通过《东京湾决议》支持总统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阻止侵略的升级 ；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总统动用军队支持联合国决议。主要军事行 动在初始阶段也比例不同地得到了公众的支持。所以说，“美国人怕打仗”的命题不成 立，反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运用武力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
再从上面对三场战争研究数据看，战争中死亡人数增加会导致公众对战争支持率的下 降，但未产生因公众支持减少而政府迅速中止战争的情况。因此，阵亡人数多少也不是 决定对外战争结局的根本因素。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两个命题只是人们的一种无科学根据 、表面化的感觉而已。
但这不是说，公众舆论没影响。正如上述专家对公众舆论所作的研究结论，战争期间 公众态度具有推动和限制的作用。在战争伤亡明显增加、民众不满情绪突出的情况下， 政府不得不考虑战争政策的调整。此时，民意的最大影响是总统的地位，准确地说，是 总统能否连任。战争的低支持率往往带来对总统的低支持率，这将妨碍总统竞选连任。 因为在野党会利用这种形势来抨击政府，提高自己的声望。然而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 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投票时考虑到外交政策的选民数量只有考虑国内政策的选民的1/ 12。而另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选民关于外交政策的意见对其投票倾向的影响不到5%[5 ]。因此，选民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与选举结果没有很大的联系。影响投票结果的更重要 因素是经济状况、候选人形象和选民的政党倾向。如导致约翰逊下台的其他因素还有经 济滑坡和社会问题严重等。当然，尽管在外交政策方面公众舆论对大选结果影响很小， 但有时也可能是关键性的，如在1976和2000年等轮的大选中，双方得票率都非常接近， 甚至低于2%。这时5%的影响就不是小数目了。因此，公众对战争的态度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大选年中总统的决策。
一旦总统候选人竞选成功，他上台后并不会按当初许诺那样迅速结束战争，而是按照 他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把战争进行到可以中止的时候。此时，民意作用就小，不足以改变 其政策。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例子都反映了这个倾向。
总之，美国人会为维护其强权地位不惜代价，美国政府喜欢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口号下 使用战争手段，民众也会在爱国的旗帜下支持政府的决策。战争期间，美军伤亡的增加 会导致公众支持率的下降，但不足以制止战争。在战争问题上，民意的最大作用是影响 总统的政治地位和竞选，从而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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