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价值渗透与价值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评价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301(2000)06-0080-(04)
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认识世界为己任，它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真理”。在认识论意义上，真理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的符合。为达到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科学家在科学理论的建立、验证与应用中力求遵循客观性的原则。价值作为与人的主观世界相关联的人的需要、利益、动机、目的、兴趣与爱好，是科学排斥的对象。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是指与价值无涉的客观知识体系。对科学的这种传统理解造成了科学与人的疏离，在当代社会中表现为科学文化对人的异化。其实，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对这种活动除了以“物的逻辑”来理解以外，还应以人的方式来把握，换言之，以价值的方式来把握。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一种客观逻辑的选择，而且还是一种人文选择，它渗透着人文价值因素的影响。对科学的本质作价值层面的探究，不仅对于传统的科学概念是一种正本清源，而且对于科学观念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科学中的价值渗透意味着对科学不仅应做真理评价，而且还应做价值评价。
一、科学中的价值渗透
人类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一般是在一定的需要（目的）驱使下，有着明确指向的。人类的需要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第一，从“类”的意义上，人具有对象化的需要，即通过对客观对象世界的探究和改造来直观自己的本质和力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正是人类本质对象化的需要，推动着科学与近代技术工业的发展。第二，从现实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实践需要，是科学得以产生的前提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从人类历史的维度看，每一次科学的巨大发展都是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价值需求分不开的。马克思说过，十所大学也比不上一种社会需求更能推动科学的产生，而社会需求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科学理论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实践赋予科学研究以当代性质，科学研究总是面向当代需要和环境，基于当前的生活兴趣和利益，为解决当代问题而努力的，这正是科学功能的重要体现。科学家作为现实的个人，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管他们本人是否意识的到，他们的内蕴着实践需要的价值评价，伴随着科学研究的始终。科学家在对某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首先反问自己的是：为什么要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对社会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然后才确定这一研究是否进行。科学理论产生的初期总是以假说的形式出现，而作为科学理论建构的假说并非只有一个而可能有多个，科学家只所以选择其中一个而舍弃其余，并不仅仅出于逻辑上的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实践的需要。爱因斯坦认为：“我们的科学的演进表明，在种种可以想象的理论构建之间，总有一种会叫人觉得它是特别优越的。任何对此有深入体会的人都不会否定，我们的感官世界在实践上会确定不疑地给我们决定选择哪一个理论体系。可是，没有任何逻辑的依据要我们非选择某一些理论原则不可。”（注：（西班牙）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0页。）这就是说，在科学理论产生的初期，很多理论是同样可取的，其中一种之所以显得特别优越而被选择，严格来说完全是基于实践上或实用上的原因，换句话说是社会价值需求的原因。十七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是人们主体价值意识觉醒的产物。人们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从上帝的奴役下挣脱出来，确立起“人自己就是上帝”的信条，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征服客观世界的内在需要膨胀起来，伴随着这种需要的增长，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任务的科学技术得以飞速发展。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人类的本质需要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需求有关，还与个体的心理因素分不开。从具体的科学理论的产生过程来看，没有一个阶段不浸透着人的动机、目的、兴趣、情感、爱好等价值因素。我们承认科学依靠的是理性的参与。然而，正如德国伦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客观性并不是不偏不倚的同义语，它与兴趣与关心密切相关。要是一个人没有蓬勃充沛的驱使他去完成这一艰难任务的兴趣，那他怎么透过事物含混的表面深入到它们的因果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去呢？”（注：（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所谓“摈除个人兴趣是认识真理的前提”，这一观点是虚妄的，思维者没有兴趣的激发很难有什么富有意义的发现和洞见。近代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休谟认为：“我们的‘知识’剥去了伪装，它不仅具有信念的性质，而且具有理性上站不住脚的信念即非理性信念的性质。”（注：（英）卡尔·纳普：《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虽然休谟否定客观知识存在的合法性的怀疑主义论调是不可取的，但他给了我们一种辩证的启示：科学家对理性的追求依赖于他对理性态度的非理性信仰。非理性主义者尼采认为：“知识冲动是受想象力支配的。”（注：（德）F·W·尼采：《哲学与真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科学理论在它产生之初，还只是人对客观事实及其规律的预想，这一预想同人的想象力是密切相关的。总之，科学家个人的心理因素同人类的本质需要、特定社会的价值需求一起，为科学研究提供着动力支持。正如代金平在《论科学技术发展的“人化”趋势》一文中所强调的：我们从科学发展的心理目的心理动力、理性目的理性动力以及社会目的社会动力等维度出发考察科学的发展，就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科学的发展是“人化”的。（注：代金平：《论科学技术发展的“人化”趋势》，《齐鲁学刊》1995年第6期。）
科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并不能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真存在，它只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人化”理解。这种研究方法是实证的和分析的，因此，对科学的传统理解，只考虑了经验的（现象的）内容和逻辑的（分析的）内容，而忽视了另一些基本元素对科学的参与和影响。事实上，在科学研究活动中，除了经验的和逻辑的因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的因素。对科学的传统解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预想的存在，这些预想对科学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本身却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科学研究中所包含的那些无法被还源和归结为客观必然性的规定，最终只能源自主体的价值尺度。休谟认为：我们不能从习惯或重复行为中推知没有经历的事情，因为，作为论据，重复是没有任何力量的。言外之意，即近代科学只是人为的联系，并不具有客观意义。尼采认为把两种不同的事实联系起来，是人的一种“隐喻”：“一个特定的感觉和一个特定的视觉形象这两件事总是一同出现。说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乃是从意志和行动借来的一个隐喻：一种类比推理。”（注：（德）F·W·尼采：《哲学与真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在尼采看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科学的基本思想。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把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作比较之后，得出结论：科学真理的内容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现代科学经验的和实验的特征，证明真理只是一些个别经验的综合。科学判断从个别事例中来，经过个别经验的检验，最后又应用到个别事例中去。在这当中，科学排除了不能证实或不能证伪的问题，不允许这类问题参加科学讨论。所以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在这点上实质是一样的，涉及的是个别事例。把科学判断作为具有客观普遍性的判断是一种武断的做法。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也从科学研究方法上对科学的纯粹客观性提出质疑。何塞尔认为：实验在科学的检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实验室并非是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它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接触点上跟自然界有所联系，在这些接触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整个理论体系其实是可以移易的。因此，实验是一种刻意安排，我们籍以干预客观世界，强迫它做出反应。实验并不是客观世界的自我显现，而是客观世界在特定的干预下的特定回应。因此，科学的客观性是一种有所依的客观性，虚性的客观性，还是有条件的，相对于人的，是刻意安排的，人为的产物。（注：（西班牙）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1页。）以上哲学家虽然在其理论体系上存在种种不足，然而却从不同的维度凸显了科学技术研究当中的“人化”趋势，具有借鉴意义。美国当代科学史学家杰拉德·霍耳顿提出：对科学的传统解释只考虑经验的内容和逻辑的内容，而忽视了信念、直觉、预想这类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而后者构成了科学概念内容的第三维：基旨维。霍耳顿关于科学知识三维性的思想，从科学家个人的文化环境和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系方面，揭示了科学的文化价值特征。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库恩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苏丹的“研究传统”中。从他们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和《进步及其问题》中可以获得对科学的文化价值特征的进一步理解。这种注重文化价值及其传统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作用的思想，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逐渐从科学主义的沉醉中清醒过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看到了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渗透。对科学内蕴的人文价值因素的认识，恰恰反映了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因为，对科学作价值渗透的分析并非意味着消解以理性为目标的科学知识，而是建构一种新的科学概念即包含价值理性的科学概念。其实，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对价值目标的追求与对真理的探索是分不开的。当涉及历史的和心理的动力时，科学认知需要以价值需要为基础，而当涉及价值理想的实现时，科学和技术则常常为其提供手段。真理和价值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对传统科学概念的反思和批判，会引发人们的科学观念的更新，价值理性会逐渐成为科学规范的重要成份，未来的科学将把合乎价值理性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无论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人类价值目标的实现，都有着重大意义。
二、科学的价值评价
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渗透意味着：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不仅是一种客观的与逻辑的选择，而且在其本质上还内蕴着人类的价值选择。因此，对科学的评价就不仅应是“认识论”的，而且还应是“价值论”的；不仅应以“物的逻辑”为标准，而且还应以“人的价值”为标准；不仅应评价科学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还应评价科学对人类是否有价值。另外，对科学进行价值评价也是现时代人类实践的需求。十七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也给人类造成了祸患。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的自由程度的增加，证实了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的解放的价值层面上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看到，科学技术不仅是善的使者，而且还可以为恶的行为充当手段；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发展而出现的人口膨胀、粮食不足、资源短缺、能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道德问题突出等全球性问题证明，科学技术不论是以战争形式还是以工业形式无限制的发展，都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现时代科学技术文化对人类的异化，要求人们必须从各个维度出发对科学加以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
依据价值评价标准对科学的研究和运用进行评价，体现了人类发展和运用科学的主体性地位。在利用科学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价值评价通常具有两种功能：其一，选择功能，如果某一种科学理论及其运用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人类价值需求的实现，人们就会推进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推广这一理论成果的运用范围；反之，若这一理论的应用对人类而言是无益的，比如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原理等，人们就会限制这种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大范围的推广利用。其二，规范功能。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往往具有两种相反的作用倾向：其一是对价值主体的有益作用，其二是对价值主体的有害作用。如何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要受到价值主体的规范和约束。比如说原子核理论，它对价值主体就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倾向：一是和平利用（如建核电厂等），它对人类有积极作用；二是制造核武器，从历史上看，它只为极小数人的少量极端行为提供了手段，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依据价值评价标准对科学进行评价，主要是找出科学符合人类价值需求的发展、利用方向和途径，规范、约束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行为，使科学的发展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要。
对科学的价值评价能否发挥以上功能，还要依赖于价值理性自身的建构。其中，科学及其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价值评价标准，则是这一体系建构的中心内容。科学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科学能否满足价值主体的某种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从终极意义上讲，就是“科学能否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注：代金平：《科学理论的评价体系》，《石油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人们进行科学研究，通过认识世界去改造世界，其终极的追求目标是什么？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发展，就是人从其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获得彻底解放，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这是人类发展科学和科学家们的科学行为的终极标准。这一标准在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中表现为抽象性与具体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抽象的、绝对的，同时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它又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相对的价值标准。正如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同时又把它规定为“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1页。）一样，科学的价值评价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为现实的实践需求所决定的具体的、历史的价值标准，它表现为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传统下、特定价值主体的特定价值需求。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评价标准也有其横向上的差别，即因价值主体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别。价值主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个人及个人组成的集团。这类主体可以是某个人、某些党团群体、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全体公民、甚至是许多国家联合体的全体公民。他们以获取自身利益为动力来获取科学成就。这一类价值主体的价值需求和价值评价，对整个人类而言是局部的，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是暂时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生存境况的变迁，这一类价值主体的构成会发生变化，他们将会产生更高层次的价值需求和价值评价标准。二是某一时代的人类整体。每一时代的人类整体都有着一定的共同的价值需求，他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对科学进行价值评价。这一类价值主体所体现的价值需求与价值评价，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与前一价值主体相比，更具有积极意义，体现了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终极目标及评价科学的终极标准。另外，价值主体的需要是多层次的。价值主体有两大类，相应的价值需要也分为两大类：一是个人及个人组成的集团的需要，它包括个人的生存需要，个人的发展需要；集团的经济需要，集团的社会活动需要，集团的生存环境改善需要等。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整体的需要，它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类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改善需要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主体，依据其不同的价值需要，对科学进行价值评价。
对科学的价值评价，依赖于人们对价值理性的自觉，而价值理性的自觉要为科学所引导，靠科学的手段来实现。在人们对科学的价值评价中，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互动的、融合统一的关系，它们统一的基础，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
[收稿日期]200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