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化改革的路径依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至今已经有了20个年头。这一市场化改革的历程清楚地表明，改革能否成功，能不能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把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改革目标，而且依赖于一开始时选择的路径。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即“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始模式”）的替代过程。
根据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和有效竞争原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长期演进会朝着一个方向收敛，所有的国家，就会应该在一条道上，尽管有先有后。然而，实际的图景却大相径庭，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的国家很快走上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长期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的泥潭；同样的制度变迁，在有的国家促进了经济发展而在有的国家却导致了动乱和衰退。这个中的原由是什么？诺思等人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
1.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诺思认为，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对说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一个极好的类比。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增强和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最初是由W·Brian Arthur 进行的。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预期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入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锁定”在某种无效状态之中。总之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上面的论述说明，技术变迁轨迹依赖的特征是由于自己强化机制在起作用。自我强化机制包括四个方面：（1 ）大量的初始成本或固定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会出现单位成本下降的好处。（2）学习效应， 随着一项技术流行，人们会改进产品或降低成本。（3）协调效应， 由于其他经济当事人采取配合的行为，会产生合作利益。（4 ）适应性预期，一项技术在市场上使用的增加，有利于进一步扩展。
2.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诺思指出，与技术变迁相类似，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线，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后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一旦进入锁定状态，需走出这种境地就非常困难。要改变这种状态，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
诺思认为，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能否成功，或者说制度变迁的路径决定于两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一是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二是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就前者来说，市场状况的复杂性需求制度的初始设计必须尽可能地与市场实际相吻合，以便保证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但是由于市场总是复杂多变的，人们不可能事先掌握准确而又全面的信息，再加上人们受到他们的主观意志、意识形态及个人偏好的制约，因此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以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就后者而言，尽管制度变迁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甚至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却为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最终使制度变迁可能呈现出两条相反的轨迹：
一条轨迹被称之为“合辙”。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报酬不断增加，制度变迁不仅得到了支持与巩固，而且在此基础上，各种因素如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仿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条件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实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形成长期经济增长。这条轨迹的主要特点是：（1）增加了资本流动性；（2）减少了信息成本；（3）分散风险； （4）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致力于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建设。
另一条轨迹是“锁定”。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能鼓励进行简单的财富再分配，却给生产活动带来较少的报酬，也不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特殊知识。结果往往象泥牛入海一样在痛苦的深渊里越陷越深。其主要特点有：
（1）市场交换依赖于社会关系，受一种脆弱的权力平衡的统治， 是人治不是法治。
（2）有大量的小型企业，存在大量的小额交易， 没有用来收集和分配市场信息的制度，存在的是一种以人情为纽带的贸易关系，缺乏普遍的竞争和法律准则。
（3）产权没有正式的法律制度的保护， 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带有个人偏好的性质。
（4）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政府财力不足， 无力从事法律建设。政府官员出于私利，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追求权势和金钱，任意侵犯产权，使规模经济得不到发展，市场交换个别化，商业中欺诈、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偷税漏税；反过来，又使国家税收减少，市场发育更加不规范，政府和经济组织或社会成员处于报酬递减的恶性循环之中。
制度变迁的轨迹与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合辙”的轨迹中，制度变迁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得人们不受约束地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都用来从事收入最大化的活动，于是出现了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因素，从而出现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在“锁定”的轨迹中，制度变迁不能给人带来普遍的收入递增，而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需要，因而这种制度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尽力避免坠入“锁定”的陷阱。
二、市场化改革的路径依赖与偏离
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改革，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化过程。这种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依据路径依赖的理论，总结我们的改革实践，明确今后的改革方向，这是有意义的。
（一）对市场化改革路径的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历来有个形象的比喻，摸着石头“过河”，今天，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河这边是计划经济体制，河那边是市场经济体制，一个个的石头就是过河的路径，尽管在改革伊始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界定，制度变迁的初始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体制有什么不同呢？
计划体制的隐含前提是领导人能够指导私人产业，使之适合于社会利益。然而，事实上，要完成这项任务，恐非人间智慧的能胜任。据说，“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善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的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
传统计划机制最突出的弊病之一是“生产性动力不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导致一系列名利双收的位置，一方面诱使许多人不辞辛劳地争取对这样的位置的利用，从而导致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避租”和“租的消散”。另一方面，则导致人们为获取经济利益首先获取这些位置的努力。这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人们不是去努力生产，而是努力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挖空心思。
市场机制的精髓则是“等价交换”，这就要求否定各种特权和“位差”。同时，等价交换要求将报酬与自身的生产性努力挂钩。因此，市场体制的实行将不会缺乏生产性动力。
计划体制的第二个突出弊病则是“信息资源无效”。一是“信息供应不足。由于投入产出关系模糊，干好干坏一个样，从而导致“技术发明”和“管理创新”长期供应不足。同时，企业对于上级主管都有“信息保留”动机，从而影响信息供给，又导致计划指标监控无效。二是“利用不足”。计划体制下，信息传播受到诸多环节的制约，常常导致较多的时滞和失真，影响信息的有效利用。同时，计划条件下信息维度多，审批手续繁，从而导致其他有用信息的失效与闲置。
市场机制的突出优点就在于它要求的信息通用性强、种类少，主要信息就是“价格”和“总供求”，这些信息的显示、传播和利用的障碍比较少，客观性强。
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初始条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为改革做好思想准备。“文革”的结束与国外经济发展状况形成的巨大落差为改革提供了契机，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又为直接触动传统的体制设置了障碍。同时，既要撤除传统计划的藩蓠，但又必须依赖计划体系的行政能力，这就是矛盾，这就是现状。
改革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改革必须从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因为那里阻力最小；改革必须使多数人得益，至少没有人受损，这就决定了放权让利改革的路径。
中国渐进改革尽管表现为“不断更改方向和对未曾预计到的后果作出一系列临时性反应”，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基本的路径依赖。首先，改革重点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同时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建立农产品销售的市场体制，使农民脱离计划体制率先进入市场。然后转入城市，进行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继而转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其次，企业改革重点先是乡镇企业，使其主要在市场环境中运营，几乎不受国家计划，定价限制或其他形式的干预；同时也不享受信贷和原材料供应方面的优先权。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硬预算约束，使得乡镇企业只有在提高经营效率中求生存，争发展。然后，是非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继而在这种其他市场主体龙争虎跃的示范作用下，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第三，国有企业的改革属于体制内改革，这种改革先是全面推行责任制，力求制度安排使生产性努力与报酬相挂钩，然后转入承包制、租赁制，在不触动传统体制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继而实验与推广股份制，实行具有实质性的产权改革，以及建立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全面塑造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主体。
第四，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先是采用恢复“文革”前的做法，然后较多地采用了放权让利的制度安排，逐渐在旧体制上撕开缺口，继而注重立法和建立相应设施，营造制度安排的制度环境。
这种多重复合的改革路径显示市场化改革的“先退后进”、“先易后难”、“体制外改革先行”的渐进性质，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改革是积极的、健康的。
（二）对市场化改革路径偏离的分析
渐进性改革的路径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体制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体制内改革却不尽人意。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尽管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但也带来了自我强化、恶性循环的负面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国有企业承包制。
承包制的实质，是一种层级制的产权安排，即由下一级所有者在交付定租和分租的条件下，从上一级所有者取得部分产权，在此基础上，对经营结果享有剩余索取权。
推行承包制的初衷，在1988年2月27 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中归结为两点：（1 ）按照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以落实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2）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自留，欠收自补的原则， 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其设计意图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稳定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实现所谓“上下不干扰”，一方面使企业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使企业受到实际的盈利约束，以便保证经营者（经理人员）的决策符合于社会的利益。
承包制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稳定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激发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后来的结果却是收益递减，实际利税下降。
与原先设计相悖的：一是负盈不负亏，即使后来在所谓完善中增加了风险抵押，但经营者的个人资财与运营的庞大资产相比，仍为九牛一毛；二是在承包基数上讨价还价，出现了向发包者寻租现象，使取得实际的报酬的努力从生产性活动向非生产性活动转移；三是助长了经理人员的“短期行为”，在承包期间，出现了承包人过度消耗现有资产和不恢复固定资产原值的办法来增加虚假的剩余收入，使自己得利，使企业长期发展受损。
其次，我们来看股份制。
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具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公司是一个法人组织体，在独立的法人财产的基础上营运。在公司中，股东投入的股本组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独立生命的法人财产。公司股东只在其资本金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负有限责任，同时股份的转移与变动不影响企业的营运。第二个特点，公司是由一个公司治理结构来统治与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是由所有者（股东）、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构成的组织结构，并形成一定的制衡，以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
实行股份制的初衷是想明晰产权，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以改善国有企业的绩效，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但从实施的情况来看，国有资产或者多头领导，无人负责，任由内部人控制、侵害所有者的利益，或者上级机关仍然保持较大的干预权，新建立的公司成了换汤不换药的“翻牌公司”。
与此同时，由于股份制改造没有从实质上做文章，许多单位把股份制作为集资的手段，以维持已经亏损的企业生命，或者以股份制改造为名，把国有企业划给个人，或者以股份的名义，大肆发红利，经营者和企业人员侵吞其他所有者的权益。
此外，地方政府也把国家下拨的股票上市的额度作为脱贫致富的手段。利用股票市场，将劣质资产包装上市，欺骗投资者。
以上的分析说明，放权让利对改革路径的偏离具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在放权让利实施过程中，还会产生出新的阻碍进一步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例如企业承包制有利于搞活企业，但也为国营企业靠吃利润、吃资产（短期化行为）来提高个人收入提供了条件，形成新的利益刚性，使任何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化、提高资产效率的改革变得更加困难，除非给予其他的好处。
三、对市场化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制度经济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仍然使用新古典的工具。新古典的成本——收益的方法为分析个人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给定人们在新旧两种制度安排下的收益，那么人们是否支持改革就取决于为改革制度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即“改革成本”。改革的成本，按照樊纲的分析主要有实施成本即谈判、签约的成本；摩擦成本即由于改革引起的社会冲突而引起的损失。激进的改革路径签约成本小，但摩擦成本大，而渐进的改革路径签约成本大，但摩擦成本小。这是中国选择渐进改革路径的原因之一。同时，在渐进的改革过程中，为了减少摩擦成本，政府采取了放权让利的策略，以不断追加经济主体的动力。各种奖金制度和责任制度解决的是生产者的努力与报酬直观对应的问题；“向企业分权”旨在增加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向地方分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增加货币供应、恢复举借国债和外债在某种意义上是向经济改革进程注入利益润滑剂。
这些举措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同时这些举措基本上是属于经济体制的外在因素，经济运行质量没有得以根本改善，而且带来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如今，政府调动积极性的资源已经十分有限，改革应该深入到构建新的经济体制框架，不是依靠权利来调动积极性，而是要依靠制度来提供持久的激励。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成功的改革必定是使个人努力的收益向社会收益逼进，从而使人们转而支持新制度，产生对新制度的适应预期和认同心理。
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例，在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基础上，首要的前提是明晰产权与建立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也十分重要。国有企业亏损很大程度上是非经营性支出过多，社会负担重，搭便车的多。切实改善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必须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同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把心思用到生产经营上，使自身的努力同报酬相挂钩。
所以，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制度安排应该有利于刺激生产、改善生产者的激励机制，增加社会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即要有利于提高做“馅饼”的效率和将“馅饼”做得更大。同时依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制定价格政策、财政货币政策与总需求管理政策，创造和建立相应的体制环境和宏观政策环境。只要有效供给不断增加，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就能使个人的收入状况得到不断改善，使新的制度安排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从而使改革决策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博弈成为一种双赢的合作博弃。
诺思认为，“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这些偏差”。
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的，它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意识形态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成功的意识形态具有如下功能：
一是有助于克服搭便车即逃避付费而获得利益的行为，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
二是鼓励不计较个人利益而服从社会规则的行为。“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因此，在一项制度安排作出前，广泛地进行宣传，对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共识，是克服结果与初始设计偏离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