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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文坛概述
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些作品把镜头投向社会底层的人们，描写他们在变革时期个人生 活的艰窘和对于理想的寻找、精神的坚守散文总体以历史人物和人文事件为素材的“大 散文”写作倾向似乎更为突出2003年由“非典”、洪水构成的突发事件，给报告文学提 供了丰盈的素材诗坛依然飞翔着想象的翅膀，但在精神气质上，显然强化着与时代、与 人民的内在联系网络文学没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总体上看，网络文学还处于变动不居 的成长时期。
创作鸟瞰
2003年上半年发生的“非典”使文学创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样一 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及其由它所激发出来的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张扬，也会作为一次难 得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对文学家们日后的文学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小说：
在小说创作方面，中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些作品把镜头投向社会底层的人们，描写他 们在变革时期个人生活的艰窘和对于理想的寻找、精神的坚守，如《寻找妻子古菜花》 (北北)、《我们的骨》(陈希我)、《包工头要象鸟一样飞翔》(孙春平)等。这类作品带 有很强的写实性，但因精神内涵的独到，读来让人既感亲切，又感兴奋。部分写实性作 品，也一改过去对庸琐生活翻版的套路。长篇小说方面，《白豆》(董立勃)、《扎根》 (韩东)、《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叶兆言)、《百草山》(李西岳)、《士兵》(兰晓龙)、 《受活》(阎连科)、《水乳大地》(范稳)等力作让2003年的文坛收获到意料之外的惊喜 。其中《受活》和《水乳大地》已在评论界得到广泛好评，其更深的意义还有待挖掘。 长篇小说在2003年的“市场化”运作，同样惹人眼目。先是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因 书名过于“市场”而引起争议，但在争议声中作品的印数不断上升；后来又有刘震云的 与同名电影同步上市的《手机》，也在一波又一波的争议声中印了又印。长篇小说的“ 市场化”运作，已成为一个基本的趋势，而这种“市场化”运作，又常常以“媒体化” “炒作”的方式表现出来。
散文：
散文总体来看，以历史人物和人文事件为素材的“大散文”写作倾向似乎更为突出， 不仅较多职业作家投身于此，业余作者中有不少的人也热衷此道。前者如《在河之南》 (郑彦英)、《用破一生心》(王充闾)等，后者如《与历史同行》(冯伟林)、《凡圣之间 》(易洪斌)等。这些作品既以深入的发掘、独特的体悟触摸了中华文明浑厚的人文经脉 ，也以宏阔的视野、灵动的思维拓展了散文的表现空间，使“大散文”在散文领域愈成 气候，愈见光彩。
纪实文学：
2003年由“非典”、洪水构成的突发事件，给报告文学提供了丰盈的素材。我们从《 国难》(徐刚)、《护士长日记》(张积慧)等作品里，既看到了“国难”面前的脉脉人情 ，又看到了作者蕴涵在字里行间的深深忧患。如果说2003年的报告文学还让人读到了几 分沉重的话，那一定和《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有关。传记文学这一小门类里 ，2003年中有不少作品相当惹眼，有的还位居畅销书排行的前列。但影响较大又雅俗共 赏的，还是杨绛的《我们仨》。
诗歌：
诗歌创作格外活跃，表现于主题征稿、女性写作、民刊复办和诗歌大展这样的创作活 动上。像民工讨薪、“非典”侵袭、美伊战争、孙志刚事件这些现实的国内外事件，都 在2003年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及时的反映和应有的关注。我们的诗坛依然飞翔着想象的 翅膀，但在精神气质上，显然强化着与时代、与人民的内在联系，现实性的品质得到有 力地提升和增强。
网络文学：
“非典”的出现，使得很多人更为看重网上交流，因而使得文学网站一时大受欢迎， 但网络文学没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总体上看，网络文学还处于变动不居的成长时期。
批评概观
2003年文学的理论批评，话题丰富，视野开阔，但相比较之下，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 “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是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 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围绕“大众文化”话题展开比较集中的研讨，是由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 》的文章引发的。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 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从讨论的情形看，赞成的意见不多，而批评的意见 不少。不同的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大众文化”概念的理解不一和进而引申出来的不同看 法上，正如一位论者所言：有的人在“以消费为目的，以利润为价值定位，以表达感官 欲望和身体快感为特征”的涵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有的人则在“通俗文化、消费文化” 的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即“站在精 英文化的立场上”，必然对大众文化给予否定性的批评；而“站在民间大众的价值立场 ，以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平民化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来看大众文化，则更多看到其 积极的意义(赖大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表现出分散、滞后与失语等不景气现象。在2003年，结 合新的文学现实，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有关文学批评如何引入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王 晓明、蔡翔、戴锦华等人认为，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借助文化研究的眼光来拓 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有可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某种活力。而陈思和、杨扬和曹文 轩等人则对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批评，明显地表现出某种犹豫与保留，认为从严格意义 上讲，文化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还不是一回事。文学有自 身的功能和变化节奏，不能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事实上，文化批评已成为一种 与文学批评互补互竞的方式，成为整体批评的重要构成。
传达时代脉动的纪实文学
包括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与社会生活、现实人生都有着一种天然而 内在的联系。2003年的纪实文学，虽然整体上仍显平实乃至平常，但却各有一些出手不 凡的力作，支撑起了纪实文学主要的格局与应有的分量。
三峡工程：
以三峡工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在2003年得以比较整齐的推出，其中的长篇有黄 济人的《命运的迁徙》、何建明的《国家行动》、王霞的《人间伟力》，以及《报告文 学》杂志集中刊发的三峡中短篇专题等。这些作者因做了长期的跟踪采访，准备充分， 使这批作品总体上较为全面、扎实，基本上表现出三峡工程建设者方方面面的风貌，为 三峡工程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记录。尤其是何建明的《国家行动》，作者选择了库 区移民作为的主题，始终以故土难离这一古老的人文理念与国家大业的冲突为支点，着 力描绘库区人民与土地、家园的千百年绵延的生命连接，表达了这种连接一朝要割断所 产生的震荡和痛楚，以深入的人文关怀，叙写了库区百姓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的抉择之 悲壮之伟大。因作者对题材的切入角度和处理两难结构的准确把握，《国家行动》在文 学的层面上达成了与报告的和谐。
“感动了全中国”的奇书：《护士长日记》
伴随着抗SARS斗争的深入和胜利，出现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像徐南铁的《“非典 ”的非典报告》、广东作家的报告文学合集《守护生命》、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 全国作家的报告文学合集《人间四月》、徐刚的《国难》等等。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 视角，报告了SARS病魔带给人类的痛苦、恐惧以及死亡的威胁；报告了中国人民在新一 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万众一心共度艰险的壮丽场景；报告了广大医务人员舍生 忘死、无私奉献的英雄行为；报告了大难降临时的社会百态、善恶美丑。诚然，报告文 学的创作需要有审视、沉淀、整理、思考的过程，不能期望在短时间内产生关于“非典 ”的“经典”之作，但2003年依然有值得评说的宝贵文本。张积慧《护士长日记》可说 是一部“感动了全中国”的奇书。作者是一个普通的护士长，因为在专门收治SARS患者 的临时病区里的亲历，从而生发了她特有的对生命价值的领悟，对“救死扶伤”涵义的 理解，对生与死考验的解读。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无故作姿态的内心独白，让我 们看到了真实的职业道德、真实的人生态度，故而令我们荡气回肠，感动不已。
《报告文学》杂志2003年第9期刊发的老作家徐刚的《国难》，可以说是关于“非典” 事件的简明文学史书。因作家对素材的经验把握，对“报告”与“文学”关系的熟练调 置，对理性思考与真实记录的合理分配，尤其是作品中充溢着老作家一以贯之的忧患情 怀、担道义抒胸臆的使命理念，使《国难》基本成为留存这段“非常历史”的成熟作品 。
神舟五号载人航天成功
2003年，最令国人欢欣鼓舞的大事当属神舟五号载人航天成功。围绕这件大喜事，报 告文学作家陈晓东在飞船安全落地的那一刻，写完了报告文学《遨游太空》的最后一行 字。作品纵向追踪了载人航天工程从高层决策到最终完成的历史轨迹，以许多鲜为人知 的真实内幕和感人故事，表现了巨大成功背后的艰难曲折、奉献和牺牲。这部作品也许 是直接记录这件大事的比较完整的文本。另一部与此相关的长篇报告文学《风雨长征号 》是军队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长期跟踪、扎实采访、精心写作的大制作。其特点是追述 和反思了中国航天工业从艰难的起步、崎岖的成长、大起大落的成功与失败的交织到最 终走向成熟、走向世界的繁复历程。
来自底层的报告
直面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关怀百姓大众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是报告文学作家的 创作自觉。长江的《矿难如麻》，通过对山西繁峙矿难发生前后的实况报告，对人性中 的愚昧、无奈、痛苦、贪婪、冷酷等诸多内涵，作了深刻而形象的诠释，表达了一个新 闻记者兼作家的职业操守。曲兰的《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充满了 深切的悲悯情怀，把诚挚的关怀触向接近终极的人生况味，吁请全社会对传统美德和伦 理底线的固守。蒋巍的《你代表谁》则直接为遭受不公和欺凌的弱势群体振臂而呼。这 些创作活动，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敬业道德和社会良知。另外以中国农民问题为 叙写对象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除《中国农民调查》外，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 ，其特别之处在于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实验。史志型的平稳架构，为文本的叙述方 式和谋篇的逻辑关系，奠定了从容不迫的风格基调。对素材的梳理和安排，着力均衡， 脉络清晰，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流畅和平滑。尤其在语言风格上，力避陈旧的报章式语言 ，平实中跳荡哲思的火花，静气下不乏冷峻的讥诮，看似随意自如，实则严谨有序，于 沉稳中显出大家风范，营造了生动鲜活的阅读畅快。《革命百里洲》的创作实践对报告 文学的文体革新具有示范作用，其文本价值不容忽视。
理论探讨与文化批评
“转向”与“想象”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似乎总是跟在西方文论家的脚步亦步亦趋，或者诠释、阐发 西方文论的潮流与观点，或者套用西方文论的概念、术语表述自己的理论随想。在对文 学理论本身的反思之中出现的有关“文化转向”的思考，就因密切联系中国现实，表现 出务实求新的趋向。金元浦的《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从文艺学要关注的问题 入手，论说世纪之交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转移到“文化”的转向，“单纯专注于文学 内部的语言、语义、言语、符号、形式、结构、韵律、节奏，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 、自律性，已无法容纳、涵盖当代文学文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文学本身及 其背后的社会转型，“要求文学必须改变旧有的视野，关注和研究新的论题、概念和范 畴。”
文学理论领域里另外一个饶有新意的话题，是有关“文学想象”问题的探讨。“想象 ”本属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文学创作的当下现实，“想象”的激情正在弱化和淡 化，“纪实”的成分正在强化和泛化，而且似乎从小说到影视，从创作到阅读，都形成 了某种整体性的时尚化的“纪实”潮流。而在这背后，则是社会生活的注重实利的趋向 ，已不断地向文学、文化领域渗透，使得相当多的文学从业者(包括作者、编辑者、出 版者在内)，不再认真关注文学想象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有关“想象”问题的理论思 考，密切联系了当下的创作实际，是一个极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话题。在这个话题方面 ，周冰心的《当下文学的虚构危机》对于中国文学“想象的缺失”的种种描述，基本上 指出了主要问题之所在。比较而言，洪治纲与张柠对“想象”问题所作的理论探讨更加 深入。洪治纲的《想象的匮乏意味着什么?》对于创作现状中的“想象”缺失现象做了 具体描述，并着重探究了个中原委。
“大众文化”讨论
文学自90年代之后，不断发生着迅速而剧烈的变异。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经济基础 方面由高科技推导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确立。经济基础的这种变 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来，而文化自身也需要面对新的经济基础寻求支点。面对当代 文坛的这种剧烈而深刻的变动，人们有一个观察与认识的过程，而就一些问题展开谈论 并出现论争，最为集中的话题是有关“大众文化”讨论。围绕此话题展开理论上的集中 研讨，是从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开始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 ，大众文艺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闲、娱乐等需要而产生 、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艺在90年代以后萌生并发展 起来，它与主旋律文艺、高雅文艺一起，形成了现时期文艺领域内的三足鼎立。综观90 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 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 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作者指出，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 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 挤出文化市场。
“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的讨论
与“大众文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提起这一话题的，先有 张永清的《消费社会的文学现象》，后有宁逸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张永清认为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整体变化，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文化的商 业属性逐渐强化，这使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学化、文学的产业化和文学的媒体化，成为当 下文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宁逸认为，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淡出，文学摆脱 了政治的桎梏，越来越回归文学本身；加之文学在进入消费市场后越来越显示出商品属 性，休闲、娱乐功能将成为文学的主要功能，社会技术手段的进步，也使文学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形式上也进而走向个人化。而欧阳友权、赖大仁、刘松来、傅修 延等认为“文学如果只是一味认同消费主义的发展趋势，完全顺应乃至迎合这种消费主 义潮流，放弃应有的价值立场，这只能是文学的自我放逐，或者说是文学意义的自我消 解”(赖大仁)；“不管文学如何消费化，文学的国民教育功能不能丢失”(傅修延)；提 出要以“强健的文学精神引领和改造时尚”，要“确证崇高或美好的欲望，以抑制欲望 失范和对失范的放纵”(欧阳友权等)。总体来看，这一讨论仍有因不对位而各说各的倾 向。张永清、宁逸是站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的基点上谈论既有的现象，而欧阳友权等人是 站在理想的文学的基点上谈论文学该有的方向。因焦点并未对准，讨论还未在针锋相对 的层面上深入进行下去。
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批评：
2003年间，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有关文学批评如何引入文化研究和开展文化批评的相 关问题。主要观点如下：王晓明、蔡翔发表了《美和诗意如何产生——从“文化研究” 说到文学批评》，就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给当代文学批评 注入新的活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在90年代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经济学 和政治学取代80年代人文科学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大行其道时，文学就被隔得越来越 远。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文学和其他三门学科之间的某种桥梁或者说 是纽带。
戴锦华在《文化研究的可能》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 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对新的社会 实践可能的探寻。她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始终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同时是一份理论的 实践；与其说文化研究的理论旨在提供某种范本，不如说它旨在展示某种形成之中的“ 传统”——社会批判与别样社会实践的传统，旨在将不同的本土文化研究实践纳入一个 全球的参照视野之中。陈思和与杨扬在《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问题》的访谈录中，主要就 文学批评的媒体化、文学批评与创作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也涉 及到了他们对于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批评的看法。陈思和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已不能 脱离传媒，传媒批评已成为当下的强势批评。但传媒中的文学批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 带，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声音，不能一味跟着传媒跑。
曹文轩在《质疑“大文化批评”》一文里，对“不讲审美，只讲文化，不讲艺术，只 讲主义，已成为流行时尚”，以及“文学研究者纷纷成了实际上的文化研究者”，表示 了严重的忧虑。他认为，其“注意力不在文学的艺术问题上，而只是在文学文本的文化 意义以及文学文本与文化环境的外部关系上”的“大文化批评”，最大的弊端在于“造 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他还认为，这种“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长时间混淆 ，不适当地使用文化批评致使成为泛文化批评的局面，使我们的文学史写作者也在错误 地写作文学史。甚至对当下学风的浮泛化，也有着摘不清的责任。”曹文最后指出，“ 大文化批评应是文学批评的一支，不应凌驾乃至取代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