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生态论文,思想论文,环境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5-0015-07
环境文学（或称生态文学）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它主张通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传统文学形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生态伦理意义上的审视和探讨。环境文学是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片绿草地，它不仅让人感受到文学艺术的温馨和美丽，而且给人类环保事业增添了一份成功的希望。
一、环境文学的兴起。
环境文学在成为一种文艺思潮之前经历了一个大约一百年的孕育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其特点是：许多文学家的作品中包含着生态伦理思想的萌芽，但生态环境保护尚未成为一个明确的文学主题。
19世纪中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也随之步入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的确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和生活层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它们也造成了大量严重的消极后果，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加剧了人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当时，正当绝大多数西方人陶醉于编织工业文明的美梦的时候，一些敏锐的文学家、思想家看到了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并呼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美国浪漫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在他的散文著作《沃尔登》里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人和大自然属于同一个统一体，大自然是上帝赐于人类的财富，人不应该人为地改变物种；人的生活应该是自然而宁静的，但这种理想生活有赖于人与自然的亲近与和谐。与梭罗同时代的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也是一个具有较高环境觉悟的作家。1851年，他发表了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即他的代表作《白鲸》。在该小说中，麦尔维尔不仅旁征博引，对鲸类王国作了巨细无遗的介绍，而且构勒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情节：捕鲸船“裴廓德”号的船长亚哈带领他的船员疯狂地捕杀一条毁了他一条腿的大鲸，即白鲸。经过长时间的海上追寻，他们终于同白鲸相遇。亚哈和他的水手与白鲸连续激战三天，但并没有征服它。在最后关头，白鲸孤注一掷，将捕鲸船连船带入拖入海水深处而同归于尽。正如一些文艺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白鲸是自然的象征。它具有“坚强独特的生命力之罕见的品质，坚墙厚壁之罕见的品质，胸怀博大之罕见的品质”[1]；它无处不在，逍遥自在，只求保卫自己及同伴的生存权，从不滥杀无辜，即使在最后被穷追猛打的时候，它也总想设法避免与人交锋。小说中的亚哈船长则象征企图征服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人类。他自私、冷酷、刚愎自用，在追杀白鲸的过程中变成了偏执狂，最后把捕鲸船和几乎所有的船员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白鲸》里，麦尔维尔成功地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向我们警示：人对自然的盲目的、无情的掠夺将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然而，让人遗憾的是，由于“超前”地表现了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所谓的“现代性”，构勒了一幅非理性的、无序的世界图景，该小说在当时没有得到正沉浸在工业文明的甜蜜之中的西方人的青睐和重视。事实上，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当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开始恢复对麦尔维尔的兴趣，并把他的《白鲸》奉为世界名著的时候，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
20世纪伊始，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之出现的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也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化。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它们的爆发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一方面使许多人在饱受科技军事化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之后出现了道德价值观的紊乱，但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加深入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西方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根本上提高了他们的生态意识，其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是在美国的利奥波德、卡逊，德国的麦瓦尔特和加拿大的莫顾特等等文学家的努力下，环境文学开始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艺思潮。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伦理学家。他的散文集《原荒纪事》即阐述b 他的大地伦理思想，也是西方描写自然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有影响的环境文学作品之一。书中对动、植物的细腻描写，对自然历史的妙趣横生的叙说，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精辟论述，激发了无数西方人对自然的关爱之情，并带动了许多青年投身到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去，利奥波德本人也因此而被誉为西方的“自然保护之父”。麦瓦尔特则在他的诗篇《我国的大自然》中描写了德国可怕的环境污染，让人体会到一种无法回归自然的无奈：“周末的黄昏／我们躺在莱茵河畔／B君非常熟悉／故乡的天然美景／望着蓝蓝的天／望着悠悠的水／还有插在河岸边的牌子：小心，此处生命危险！”[2]
西方环境文学是西方人的生态意识在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得到不断强化的产物。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但这种迟到的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却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生态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也出现了揭露生态危机和呼吁生态环境保护的环境文学。虽然中国的环境文学姗姗来迟，但它发展迅速，很快形成了以冯特、王蒙、徐刚、哲夫、亦秋等等为代表，具有相当规模的环境文学优秀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冯特、王蒙等一些知名作家发起组织了以宣传生态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环境文学研究会，并于199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环境文学刊物《绿叶》，这两大事件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环境文学的发展。
二、环境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环境文学中蕴含着强烈的生态伦理精神和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提倡环境保护，即要求人类增强生态意识，肩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推动人类生态文明的发展，既是环境文学的明确主题，也是环境文学的最主要特点。要理解环境文学，我们不能不深入到它的生态伦理精神和生态伦理思想中去。
环境文学对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表现出深重的忧患意识。
生态危机是目前困扰人类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它主要表现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三个方面。由于生态危机直接关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近几十年来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刘湘溶教授认为，生态危机具有两大特征，即全球特征和人为特征。生态危机的全球特征不仅是指它在空间范围上具有广泛性，还指它造成的灾难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灾难，而是整个人类的灾难，而人为特征则是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由放任生育、纵欲无度、无度牧垦、滥伐森林、排放废物等等人为的原因造成的[2]。环境文学作家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会，他们往往用生动而又沉甸甸的文学语言展现它的可怕形势。在中国，徐刚在他的《伐木者，醒来！》中控诉了全国各地滥砍滥伐森林，严重破坏自然植被的实况；马役军在他的《黄土地黑土地》里揭露了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被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造成土地严重荒废和流失的惨痛局面；岳非丘在他的《只有一条长江——为长江母亲AI写作一份“万言书”》中描写了由于长江沿岸的人们盲目地发展经济，导致长江水质被严重污染和三峡的美丽风景有可能毁于一旦的可怕状况；……在国外，揭露生态危机的环境文学作家也大有人在。加拿大著名作家法利·莫厄特(1921—)在他的《屠海》中批露了一部人类屠杀其他生命的血泪史，详实地报道了沿加拿大的北美洲大西洋沿海一带，海上和陆上动物惨遭屠戮的境况。根据莫厄特的描写，沿科德角至拉布拉多北美大西洋沿海一带在四五百年以前曾经是各种不计其数的动物栖息的家园，然而，由于欧洲移民的过度商业性捕杀，许多海鸟、野牛等灭绝了，狐狸、狼、白熊等动物在许多地方绝迹了；鲸类海洋哺乳动物遭到了毁灭性的猎捕……那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屠杀，而贪得无厌的商人的腰包却塞满了散发着血腥味的金钱。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son,1907-1994)出版了他的小说《寂静的春天》，对人类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卡逊用寓言的形式讲述了美国中部一个美丽如画、安静详和的小城镇如何变成一个怪病流行、生命凋零、死气沉沉的地方的故事。卡逊指出：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特别是人们大量使用化学药品，才使那个城镇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环境文学呼吁人类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经济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和中心。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经济利益，因此人们对利益的渴望和追求是经济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如果离开了利益和利益追求，人的经济活动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因为如此，人类长久以来都把经济增长放在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并把人的利益尺度作为检验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在这种传统的社会发展观的支配下，人类往往只关注自身的发展，毫不顾忌地向自然索取，很少考虑人类行为可能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和危害。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人类无情地掠夺自然的历史。然而，过去历史阶段上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包含的一些消极后果，在当代正在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类对自然的算计、盘剥和掠夺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了严重的人类生存环境危机。如今，如何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人文精神学科纷纷要求对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探索，并呼吁加强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文学领域中，这种要求和呼号最集中地体现在环境文学之中。
环境文学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倡明也就是要求人们认识到：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因此，人的活动必须有利于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结构、功能和运演规律。环境文学为此所作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要求全面认识自然的价值。在自然的价值问题上，文学界长久以来主要停留在对自然的经济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的认识方面，即认为自然的价值主要在于它能够向人类提供资源和满足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审美情趣。环境文学除了承认自然的上述两种价值外，认为它还具有生态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等多重价值，而生态价值是自然的最高价值。由于自然的价值具有多元性，我们在实践中就不能片面追求自然的价值，即不能仅仅用功利的经济眼光或艺术审美的眼光看待自然。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生态系统，它的多重价值都应得到承认和重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对自然经济价值的片面认识和强调是过去的人类疯狂掠夺自然的内在思想根源，但它却常常被传统的文学描写成一种合理而高尚的精神。其实，生态价值是自然的多种价值中最不应该被忽略的价值。徐刚在他的《伐木者，醒来！》中就曾多处描写了森林的生态价值。例如，他曾说：“森林不仅使地球美丽，更使地球冷暖适度，是森林的绿色冠冕，是森林的盘根错节给了土地给了人类温存和安全。”[3]人类如果不能认识到自然的生态价值，那么，奢谈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其次，环境文学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强调也体现在它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猛烈批判方面。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单纯从人的利益需要与满足来看待人与非人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人的利益高于一切，认为宇宙万物皆应无条件地服务于人类。人类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受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过去的人类不仅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索取，而且常常为自己的无知和不合理行为寻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正如莫厄特在《屠海》中所写的那样，欧洲人在屠杀北美野牛的时候，他们叫嚣那是为了给农民腾出土地，“而残酷的事实是，这个星球上最健壮、最有生命力的动物遭到屠杀的原因是，我们要灭绝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以及满足我们对战利品……对嗜血的贪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5]。莫厄特的评论真可谓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环境文学呼吁人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观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文明观，它要求人类用新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审视自身的行为而力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其核心和本质是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人类必须确保自身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共荣。可持续发展观提倡新文明，即生态文明。人类曾经走过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现在正走向生态文明。在农业文明状态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农耕牧渔对自然的破坏较小，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一种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工业文明则是依靠人类对自然的无情掠夺而建立起的一种文明，它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造成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然而，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它“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2]，即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正确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环境文学作家深感片面发展经济、忽略环境保护的严重危害性，往往通过生动地展现这一矛盾的尖锐性向人们揭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亦秋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年轻女作家，她的环境小说往往包含着一种强烈的生态危机忧患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参与意识。她的《涨潮时分》描写的就是一个人类为什么走必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故事：一座座化工厂在一个城市的海滩上拔地而起，带来了该城市经济的腾飞，却导致了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市政府不得不实施隧道引水工程、永登河的治理配套工程等等。小说在结尾处写道，由于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强台风和海潮肆虐成灾，副市长李蓝在抗台风中牺牲，海边的化工厂也一个一个被摧毁。小说通过描写自然对人类的触目惊心的报复揭示了人类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关系，从而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唯一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环境文学兴起的意义
文学是人类对自身的存在进行深刻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它不仅源于社会生活，而且能够反过来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文学是一种精神武器，它可以对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行为举止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存在哲学和诗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Martin Heiddeger,1889-1976)认为，文艺与人的存在有着原始的、固然的联系，它源于生存，并在人类的生存历史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劳动生产是人类保存和繁衍种群的手段，但文艺活动则可以借助外物来激发人的内在生命力，即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并给人以生命价值的启示，使人为具有崇高意义和美感的生存而斗争。现代阐释学的主要代表迦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对文艺的本质的看法与海氏有相似之处。他把文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和精神超越性的对立与互补，认为文艺是各个不同时代的人们把他们对生存的理解和体会记录并固定下来的历史经验，它可以为后人思索和探讨人类的生存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环境文学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视为人类必须解决的、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它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也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意义的。
首先，它向我们阐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与自然的关系，但受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的制约，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和把握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误区。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古代的神话、民间传说、寓言、牧歌和史诗视人与万物同根，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归结为神灵的创造和恩赐，从而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都遵循着同样的秩序，即神所规定的统一的宇宙秩序；基督教的《圣经》宣扬人是在热爱上帝的过程中学会爱鸟和动物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对当时迅速发展的西方工业文明及其所导致的英国乡村宗法制度的土崩瓦解感到迷惑和伤感，因而他认为自然界存在一种无比强大的神秘力量，时刻主宰着人的命运；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深感现代世界危机四伏、支离破碎，因此在他们的笔下，现代社会与自然均为“荒原”。以上观点尽管五花八门，但它们都把人类看成一种可以独立于自然的存在。这种偏狭的自然观使人倾向于用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眼光审视人与非人的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了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自然的存在价值。然而，环境文学却以严正的立场阐明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强调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这是文学领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的质的突破，它最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同时，环境文学也指出，当今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一种极不和谐的状态之中。在环境文学的视野里，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世界的丑恶与黑暗指人类由于环境觉悟长期低下而盲目地掠夺自然的可怕行为，世界的破碎与混乱是指人为地破坏自然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而人的忧虑和痛苦则是指人类面对自然的无情报复所感到的无奈和忧伤。环境文学力图真实地展现这一切，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内心“骚动”，使人们在震惊之余能够自发地对人类过去的不合理观念和行为加以否定和反抗，并积极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次，环境文学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增添了一面弘扬生态文明的旗帜。当今世界，为人类生态文明摇旗呐喊的有两支最为杰出的力量：一是环境文学；二是生态伦理学。它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视为人类无法回避且必须认真解决的最基本的基础性问题，并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消除目前困扰人类的生态危机，人类不能仅仅诉诸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树立生态伦理信念；只有在坚实的生态伦理信念的基础上，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才能真正成熟起来。生态伦理信念是环境文学和生态伦理学共有的基本理念，它要求人类彻底抛弃过去那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迅速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持续发展意识。环境文学和生态伦理学操持同样的信念，互相支持，共同奋进，是为人类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并肩作战的先锋。
环境文学作家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关心人类的命运，不仅洞察到了当今困扰人类的生态危机的严重局势，而且为解决这一危机积极地寻找出路。他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无疑代表了真正关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明智之士的心声，他们是推动人类生态文明进程的一支特殊力量。徐刚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环境文学作家之一，他对中国环保事业所作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1988年，徐刚就因为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伐木者，醒来！》而开始享誉中国文坛。1998年，他又出版了他的系列丛书《守望家园》。该系列丛书共6卷，分别被命名为《最后的疆界·海洋之卷》、《光的追问·星云之卷》、《神圣的野种·动物之卷》、《荒漠呼号·土地之卷》、《根的传记·森林之卷》、《流水沧桑·江河之卷》。在这些书中，徐刚以优美的语言和统计学的手法描绘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陈昌本如此评价徐刚：“作家是先觉者，徐刚是作家中的先觉者，洪水（指1998年的大洪水，笔者注）过后，全国人民的环境意识都升了一级，而徐刚同志已经像苦行者一样大声疾呼环保10年了。这种精神历来是成大事的根基。”[7]评论家李炳银也说过：“从一粒砂、一滴露等细小的东西入手，反映大千世界，反映生存环境中令人悲伤的现实环境，这是徐刚的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他不仅在环境文学中走在前沿，也是文坛上很有特点的一片风景。”[2]在像徐刚这样的环境文学作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为人类的环保事业奋斗不息的崇高精神。
再次，环境文学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和思想要求。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大同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能按照统一的规则体系规划自己的发展，相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深化，许多早已存在的问题，诸如政治、军事上的霸权主义，经济上的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精神危机，生态危机，等等，也日益暴露成为全球性问题，其实质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及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化。从最终影响来看，这些全球性问题都可归结为生态危机。政治、军事上的霸权主义是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和世界财富的产物，其后果是必然导致紧张的军备竞赛和人对自然的更加疯狂的掠夺。经济上的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世界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引起的，它导致发达国家严重依靠对发展中国家的无情掠夺来发展它们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文明的巨痛之后，一般都特别注意本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却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往往把对环境危害大、资源消耗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危机转嫁，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常常又不得不步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后。尘象瘟疫一样波及全球的精神危机则是人类在饱尝现代科技进步（特别是科技军事化）及经济发展所酿造的大量消极后果后出现的道德价值观的紊乱现象，它所结出的恶果是人们道德观念普遍的、可怕的堕落和沦丧，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成灾。人的堕落无疑会直接危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因扰人类的生态危机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而且还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值得庆幸的是，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正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已有许多人自觉地投入到了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去。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问题。无论何时，生存和发展是每个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但更是整个人类的最高利益。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环境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它把“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学主题引进了文学殿堂。这不仅拓宽了文学主题的范围，更重要的是标示了我们这一时代所应追求的精神和思想。虽然环境文学方兴未艾，但它的发展形势让人振奋。我们欣喜地看到，环境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我们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文学一定会获得不断发展，而它所弘扬的生态伦理精神和生态伦理思想也一定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如此，则人类的环保事业又多了一份成功的希望。
收稿日期：200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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