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 股权结构 研发行为
基金项目：广东科技学院一般项目“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股权结构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GKY-2017KYYB-24）
一、引言
我国目前大力倡导科技创新，2016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随之粤港澳大湾区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根据发展规划纲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大湾区重要的战略定位。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东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也提出了转型升级的任务，对于企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变“东莞制造”为“东莞智造”，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R&D 投资已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投资决策行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我国掀起一股热潮，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在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改革攻坚期，高新技术产业因其具有引领传统产业发展作用而颇受青睐，在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高新技术企业是通过该对企业R&D投资行为来获取自主创新能力。因此R&D投入的影响因素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以股权结构这一角度出发，以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股权结构对研发投资活动影响。
二、文献综述
对于股权结构对R&D投资行为的影响，不同学者之间没有形成统一观点，对于股权集中度对R&D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背景和研究样本的差异很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股权结构的集中有助于R&D投入，通过研发投入传导有助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另有研究则认为，股权集中过于集中，由于企业股东的利益行为，反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股权的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资没有影响。
刘胜强（2011）以中国2004-2009年披露的A股制造业和信息业的研发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行为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先减弱再增强的U型线性关系，第二到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研发投资没有显著影响。罗正英、李益娟（2014）研究了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对研发投资的传导效应，通过2008--2010的沪深披露的民营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股权结构与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有紧密的关系，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导致利益输送行为，弱化企业的研发投资，而股权制衡可以缓解对研发投资的不利影响。周瑜胜(2016)运用2007-2013年上市公司研发投资数据,采取单变量分组差异检验和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司控制权以及行业竞争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认为增加股权制衡度会促进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翟淑萍(2016)通过对2010-2014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如何作用于政府资助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股权治理机制能否对高管防御效应产生治理效果，研究认为高管持股比例适中时,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高管持股过高或过低时会产生管理防御效应,从而抑制了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即认为股权制衡度的提高能够抑制管理防御效应的负面影响，从而促使经理人进行研发投资，杨晓凤（2019）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法，通过对2012-2019年间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分析，并对其之后的获利行为造成的影响分析，结果研发资金受多因素影响，股权集中度是投资资金影响因素之一，并且股权越集中，研发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国企投资意愿比其他类型公司大。闫平、张佳乐（2019）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检验信息技术上市公司2011-2017年数据表明股东持股对经营绩效和研发投资的存在中介传导效应，股权制衡能提高经营绩效，但是不依赖研发投入，国企的研发投入在此无中介作用，但技术人员占比所代表的研发投入均能提高绩效。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以及不同行业实证了股权结构对R&D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且由于样本和统计变量不一，导致了不一样的结果，有正向促进、负向抑制以及先降后升的U型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为例，以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公布的东莞新三板及沪深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来分析高新技术企业股权结构对研发行为的传导效应。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剔除研发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通过Excel进行相关数据匹配和筛选，选取了2016-2018 年共三年57 家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的分析处理是通过Stata14.0软件完成的。
（二）指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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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以下两个相对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研发投资：一是用“研发支出/营业收入”来衡量，表示为RDS；二是用“研发支出/总资产”来衡量，表示为RD1。本文分析变量主要采用研发支出/营业收入的衡量方法，第二种研发支出/总资产的衡量方法用于稳健性分析。
2. 解释变量。股权结构的两个重要维度是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本文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股权集中度(OC)，用“第2大股东至第5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来衡量股权制衡度(EBD)。
3.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上，本文选取企业规模、资本结构、成长性、净资产收益率等不同变量。其中，企业规模（SIZE）用“公司期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来表示，资本结构即资产负债率（LEV）用“企业期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来表示，净资产收益率（ROE）用“净利润/净资产”来表示、成长性（GROWTH）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来表示。数据计量单位为万元，具体变量设置如表1。
（三） 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股权结构和公司研发投资之间内在的关系，本文的实证检验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检验股权结构中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研发投资的关系；第二，检验股权结构中股权制衡与研发投资的关系。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RDS = β0 + β1 OC+ ε （1）
RDS = β0 + β1 OC+ β2 SIZE + β3LEV+ β4ROE+β5 GROWTH + ε （2）
RDS = β0 + β1 EBD+ ε （3）
RDS = β0 + β1 EBD+ β2 SIZE + β3LEV+ β4ROE+β5 GROWTH + ε （4）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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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的结果显示：最终得到的样本公司总数为171个， 研发投资RDS的均值为6.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标准，表明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最小值为0.8% 最大值为80.9%，表明样本企业间研发投资分布比较分散，而且差异较大。研发投资1 的均值为6.4%，最小值为1.5% 最大值为52.3%，表明研发投资强度尚可。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48.3%。基于本文57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有53家是民营企业，也说明我国的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比较集中，大股东仍然掌握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反映了我国上市民营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度高的特点。控制变量方面，公司的年末总资产的对数均值为9.309，最小值为6.493，最大值为14.309，说明公司规模都不大。资本结构即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41.4%，具有较大的负债比结构，表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负债比率较大。资产收益率的均值7.4%，公司盈利能力尚可，但各公司之间盈利能力相差很大。企业的成长性均值为25.7%，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的高成长性比较明显。
（二）相关性分析
表3的结果显示：在相关系数方面，研发投资RDS与研发投资RD1的相关系数为0.8，在5%显著性水平正相关。说明营业收入和总资产规模都是影响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投资RDS在10%显著性水平负相关，符合本文的基本假设。在股权集中情况下，由于大股东拥有的股权过于集中，不容易分散风险，如果开展大规模的研发投资，大股东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研发投资失败对于大股东事业会造成不利影响。所以，股权过于集中，大股东可能会更谨慎对待研发投资。股权制衡与研发投资RDS和研发投资RD1之间在5%显著性水平正相关，依靠股权之间的牵制，可以有效地制约大股东谋求私利的行为。因此，存在较高股权制衡的公司，研发投资越多。在控制变量方面，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的有公司规模、净资产收益率。相关性分析只是初步的研究结果，欲得到更加准确可靠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表3 变量之间相关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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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三）资本结构对研发投资规模的影响
由表4的所示：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未包含任何控制变量，模型（2）和模型（4）的回归包含了所有的控制变量。由模型（1）、模型（2）可知，无论如何控制变量，第一股东持股比例都与研发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表明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少。意味着，我国上市民营公司普通存在大股东的治理问题，大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自己谋私利，并没有意愿采用提高研发投资等手段提高公司价值，更没有以大多数中小股东的利益为决策出发点。同时，由模型（3）和模型（4）可知，股权制衡与研发投资在1%显著水平呈正相关，表示股权制衡程度越高，研发投资越多。意味着股权制衡是有效制约大股东自私行为的手段，提高股权制衡程度，能够促进公司研发投资，提升公司价值，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净资产收益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表明公司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大，研发投资越保守。资产负债比率与研发投资负相关，表明负债越多，公司越有可能陷入财务困境风险越大，此时减少风险高的研发投资从而缓解公司财务压力。
表4 股权结构对研发投资（RDS）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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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检验。首先，如前述，本文将研发投资的变量改为研发投资RD1，重新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除了模型（1）中第一股东持股比例都与研发投资没有显著相关，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除了显著性略有差异外，与前述的研发投资RDS回归结论相一致，即第一股东持股比例都与研发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与研发投资在1%显著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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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考察了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结构对研发支出的传导效应，通过对2016-2018 年沪深和新三板上市的57家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司的股权结构与企业研发行为有密切的关系。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研发投资水平越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股权制衡作为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可以缓解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对研发投资的不利影响。股权制衡程度越高，研发投资水平越高。本文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拓展了股权结构文献方面的研究，同时也为公司的研发投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价值。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首先，样本公司只采用了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在沪深和新三板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结论更适应在小型公司，由于地域差异，若将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则需持谨慎的态度；其次基于样本数据的有限性，并没考虑股权性质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希望以后的相关研究能够弥补本文的缺陷和不足，为公司的创新决策提供更有意义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 罗正英, 李益娟，常昀. 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对R&D投资行为的传导效应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4(3): 167-176.
[2] 任海云, 股权结构与企业R&D 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0(5): 126-135.
论文作者: 刘志晶
论文发表刊物:《工程管理前沿》2020年第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4/3
标签：股权结构论文; 股权论文; 高新技术企业论文; 公司论文; 大股东论文; 变量论文; 东莞市论文; 《工程管理前沿》2020年第1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