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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前沿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自身，但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却并不具备这种功能，只有那种富含智慧因素、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技术性劳动才是世界与人类的创造者。当然，技术也完全可以毁灭自己的创造物，它本身仅仅是一种“中性”的伟大力量，仅仅是一把威力无比的双刃剑而已。技术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以超进化的方式迅速改变着人类自己，在人的复归与自然界的人化中使二者走向统一。技术是人的手段，而人则是大自然自我意识、自我发展的手段。自然的远景与人类的命运如何，就决定于我们如何运用技术这一武器来面对世界并面对人类自己了。
一、人类学巡踪
英国现代人类学家H.A.哈登(Haddon)在他的《人类学史》中列举和评价了二百多位人类学者，并以三个阶段的发展追溯了人类学的进程，国内自1981年5月全国首届人类学研讨会以来，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亦未超出下述的总体分科体系。
人类学分科体系
从中我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一个决定着人类的产生、发展与命运的判断性、标志性因素，一个直接改造世界并创造了人自身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对于一门以研究人类及其发展为使命的学科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疏漏。在当前这个技术立国、技术兴业的高科技时代里，这一点更是显得尤为突出。为及时弥补这一缺憾，使人们充分认识技术对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的希望和挑战，这便是本文意图承担起来的义务，而实现这一愿望的最佳形式，便是在人类学的原有体系中确立起“技术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并使之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应用性学科。固然，人类学体系中本来就在许多方面蕴含着起骨骼作用的技术因素，但这种技术因素必须从中提取出来、独立起来，才能得到彻底的根究和认真的对待，使之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决定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杠杆。
人类学的始祖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比利时的解剖学家维塞利亚斯(Ves-alius)、英国人泰森(Tyson)、普里查德(Prichard)、瑞典的林奈(lin-naeus)、法国的布丰(Buffon)等人的研究，似乎还没有为人类学的整体取向设定目标，更未能使人类学形成内部结构，这是在自然哲学的母体尚未充分分化的时代中所不可避免的情形。当人类学一词Anthropology开始被当作一个学科名称使用时，它就远远超出了它在希腊文中作为“人之科学”的极其广泛的意蕴而只与人体结构相关。当M.亨德特(Hundt)在1501年首先使用这一概念时，就是在他的《人类是万物之灵》(Anthropologium de homnis dign-itate)一书中用g谈论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的。当它的英语形式于十七世纪首次出现时，就是使用在一本名为《抽象人类学》(Anthropologie Abstr-acted)又名《从哲学和解剖学主要搜集物看人类特征》的书中，其体质结构或解剖研究的涵义，不言自明，这便是最早从笼统的人类研究中分化出来的体质人类学。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通过测量和解剖虽然已极为细致详尽地提供了人类的起源、发展、骨骼构造、形体形态、种族种类、生理生态的精微图式，但这一切为什么不是别的样子而是终于成为如此这般一付样子的原因，却被忽略了。我们知道，在科学活动中对一切结果的描述无论怎样精确细微，其目的可以说都是为了探求其原因。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原因入手，去深刻地理解那些结果并有可能避免或是争取某种结果。然而在体质人类学中，我们发现对结果的描述是那样地多，而对形成这些体质结构与体形特征的原因的揭示却是那样地少。那么，对于该学科在当代和未来的发展来说，当然就是要进一步地深刻而精确地揭示出人类体质的成因了。对此，在稍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看到，人类体质形成与变化的根本原因，便是技术活动。
体质人类学通过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与今人类学(Neoanthr-opology)的研究而提供了人类的类型、生理、生化、行为、遗传变异及社会组织，社会生产等方面的大量知识，但当它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时，便感到了自身的不足，S.C.普里查德(Prichard)在爱丁堡大学的博士论文《人类种族研究》开始从文化及社会的角度探讨人类问题，后经他的后继者莱瑟姆(Latham)、诺克斯(Knox)的推动，体质人类学开始超出了它的奠基者布鲁门巴(Blumenbach)以精确测量为标志的狭义人类学框架，形成了广义人类学的新领域。随着1848年皮克林(Pickering)的《人类种族》及1888年拉策尔(Ratzel)的巨著《民俗学》先后在美英问世，文化人类学开始与体质人类学二分天下，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两大分支。我国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首批十册译作，也大致展示了文化人类学的阵容。不过，在这一人类学分支中我们也依然找不到专题探究技术因素的专著。对此，我们免不了同样要问：文化的精髓与骨骼是什么？代表一个国家民族之文化水准的标志是什么？实证性的科学与可操作性的技术作为文化中最坚实、最坚挺的部分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到了与文化相并列的位置上去了呢？但在人类学的第三分支应用人类学那里，我们见到了社会心理、生活规律、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人口、医药、营养等诸多营垒，却依然见不到科学与技术的阵地，见不到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应用得最广泛、最深刻、最强有力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及整个世界面貌的科技的作用。
学科的发展方向其实也就是学科之林中的空缺方向，在我们粗略地巡视了人类学的踪迹与现状之后，在科技这片几乎近于空场的方位上，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其实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二、技术人类学的使命
马克思关于历来的哲学家都是力图如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是大家熟知的。技术人类学如果仅仅是从技术的角度去解释对象的话，其作用便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它指出了在当今的技术世界、技术时代中人类的命运将决定于我们如何掌握和运用技术，那么这种掌握运用也是一个外在于技术的主观态度问题，而不是内在于技术本身的客观必然性问题。然而，技术人类学的使命却正在于解决后者：即技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影响，对人类的存在形式与发展形式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影响和变化，无论人们意识到它或不能意识到它，其结果都将不可避免。只不过，当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影响与变化时，我们就可以作出积极的响应，以便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争取主动，而不致终被淘汰或“开除”。
人类的存在形式与发展形式会改变么？其实，有那种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形式会永恒不变的呢？只不过到了人类自己，往往便会象每个人自己那样，忽而多了许多的情感因素与自怜态度，不能象对待他物一般地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罢了。大自然最初的进步形式是极其缓慢的演化，它借助于排斥、吸引这样的简单形式，在上百亿年的漫长历程中只不过演化出了在性质上相差无几的许多星球与星系而已。但到了32亿年前，地球这样的行星上便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自然演化出了新的发展方式——进化。①这是通过竞争、淘汰的压力而驱迫性地逼使生命前进的方式。不过，当生命世界出现了人这个万物之灵并进化到今天的文明时代之后，精神意识的高度发展就使强制性的进化方式愈益被自觉性的优化方式所取代，而且取得了更为迅疾有效、成番加倍的“指数发展速度”。优化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通过工具技术系统来替代人类；强化人类，又通过卫生、医药、优育、精子库、借腹怀胎、细胞融合、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单细胞复制）等技术手段来直接改变自身、优化自身。这种新方式在短短几十年中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是每一个人类学家都不能不为之注目的事情。它尤其应当成为技术人类学的研究任务，因为，这种决定着人类命运的新的发展方式，其灵魂与秘诀就是技术，其内在本质与外部手段，也是技术，人类优化发展的这些新手段，无一例外地均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已。
三、技术与人类
技术作为人类优化手段的神奇功能使我们不得不一再思索它的本性，否则我们总感到难以理解它何以竟是人类发展的一种新形式。
不过，从文字上推敲技术(technology)的含义，还不如在实践中对它加以辨识。只要看一看包围着我们的周围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可以说它们几乎无一不是技术的产物：轰鸣的工厂，雄伟的桥梁，繁华的街道，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这就是技术的形象。
在事物的表象之下，我们总是力图去追索那些藏匿于其背后的东西，故而我们总是不满足于那些把技术仅仅作为工艺过程的一般看法，而是有兴致于卓越人物们的那些独具慧眼的表述。如“技术即艺术”（达芬奇），“技术即心智”（H.贝克），“技术是意志的物质形式”（艾斯提），“技术是人类活动的手段和方法，它以最少的耗费提供最大的成功”（哥特尔—奥特里连菲尔德），特别是汤德尔的一个看来很不确切的定义“技术是一定目标下人和自然之间的东西”，似乎倒是更好地体现了人与技术、自然三者的关系。不过，对这一关系的本质揭示得更为彻底的或许仍然要算里格尔大师的那段话：“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却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②这恐怕就是对人以技术为中介，改造自然并解放自己这一过程的最佳描述。我们从技术人类学的角度将其简化一下，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一下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人类有目的引起自然界定向变化的手段与方法，它通过自然界的人化与人的复归（人的解放、自由与自然化）将二者引向合一。
技术是否具有这种决定自然进程及人类命运的导向力量呢？只要考查一下它在人类诞生之初即表现出的伟大的创造力，我们对此便会深信不疑了。
众所周知，人与动物的分野是劳动，即通过使用和制造工具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种技术过程。举凡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粗石器技术”、“细石器技术”、“铜器技术”、“铁器技术”之谓，便是对社会劳动的性质决定于它所运用的技术之性质的极好说明。即劳动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创造人自身，乃是因为劳动之可以无限传递、无限扩张、无限强化的技术特性；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自身的根本内涵，应当是技术创造世界，技术创造人自身；劳动的伟大，就在于它是一种能不断积累其成果，且具有无限发展性状的技术活动。
假如，劳动完全符合实践的定义：具有目的，且改造外界，但却永远重复，周而复始，原地踏步，那么这个世界虽然可以永远震响着人类打造石器的叮声，但这幅图景却只能永远如此这般地延续下去，既不会出现第二自然，也不会出现文明的人类。而且，严格地说，这种改造外部世界、满足生存需求的简单性重复性活动乃是一般动物的筑巢、觅食性的活动，并不具有人类实践的特殊性。因而，使用和制造工具之所以能作为人兽的分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行为的技术性质，就在于它乃是一种可以不断提高修炼程度、增益其所不能的技巧或“法术”，即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机巧”力量。借此，它才使人真正成了可以呼风唤雨的精灵，使自然的风云变幻竟要听从人的吩咐。
德国动物心理学家W.苛勤(Kohle)为了考察B.富兰克林(Franklin)和E.克劳德(Clodd)关于人是唯一的工具制造者的观点，在《类人猿的智力》一书中报导了他的大量观察实验资料：类人猿确实制造过工具。灵长类动物研究者T.C.施尼尔拉(Schnierla)等则给了他更多的实验证据。例如，苛勤考察过的一头名为“撒旦”的黑猩猩，就能将木棍的一端咬细，使之嵌入另一根空心木棍之中使之接长而勾取其手臂不能够到的食物。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制造工具的行为，但“撒旦”们何以终于未能成人呢？与其说是因为不能制造工具，还不如说是因为这种偶然的行为并不能象人类制作石器那样，在普遍的传递、扩散与强化中表现了技术的本性。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L.A.怀特(White)在他的《论灵长目动物之使用工具》一文中所作的结论：人猿行为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下事实：人使用工具是个积累和进步的过程，在类人猿那里则并非如此，……正是技术这个积累和进步的过程，才使人脱离了动物水平，推动人经由原始社会和野蛮状态而到达文明世界。”③
技术创造了人，也武装了人，改造了人。当技术成为文化之最坚挺有力的骨骼，成为社会与时代的标志之后，它所建造起来的世界就成了人类生活的人工世界，从而使自然成了人所要求的那种样子，又使人成了技术与人工世界所要求的那种样子——从居室村庄到城市；从原始人、蒙昧人到文明人；就是二者的走势。这种走势，并不总是面迎着春风与晨光。因为最伟大的建设者虽然是技术，但最可怕的破坏者同样也是技术。技术以改天换地的威力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创造了一切，技术又以惊天动地的暴力可以数十次地毁灭它所创造出的一切，包括人类本身——技术只是一种“中性”的伟大力量而已。它几乎能使人类实现任何目标，不管这些目标是何等地美好抑或何等地丑恶。人类最终无论是成为宇宙的主宰还是自我毁灭，唯一可以凭借的力量终究还都是技术。技术就是这样的一柄威力无比的可以砍杀也可以自裁的双刃剑。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命运如何，就要取决于人类对技术的态度与运用如何了。
四、目的与手段
世界上或许没有比命运问题更充满诱惑，又令人迷惘的了。蒙昧人对占者的神祗般的崇拜与现代人的电脑算命，均反映了人们对个人抑或人类命运的不可遏止的关注。不过，这个永葆魅力的问题又是任何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都不愿贸然涉足的领域。而我们在此敢于不惮冒昧、率尔踅入的原因，是因为在技术的导引下，人与自然的未来图景就我们看来却是那样地顺理成章且合乎目的。
人对自然的目的可谓是征服和侵略。从文学性的拟人描绘到劳作性的躬耕渔猎再到技术性的移山倒海，人已经越来越深地将自己的目的和意志渗透于自然之中，自然界已经越来越多地打上了人类的印记。人成了自然的魂灵，自然则成了人的躯体，成了人的“自然肌体”（马克思语）。在这个对象化过程中，在人类改造自然，同时又被自然所纠正、改造和提升的过程中，“双方各自都消除自己的片面性，通过实践环节而走向统一”（黑格尔语）。这个实践环节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技术活动。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人类自身的本性与使命便可无疑。
L.A.怀特在他的《能量与文化进化》中考察了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与思想意识系统的历史及其关系，指出了社会形态的演进实质上是人类对自然能量利用程度逐步提高一种结果。他用“E×T→C”这样一个关系式表示了人均利用能量程度与工具的效能这两个因素的乘积，决定着社会文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这一关系，反映了人类利用能量的技术手段是作为自变量、作为文明的钥匙而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的。恰如V.G.蔡尔德(Childe)所言：“取代石斧的专铜斧，不唯是一种更高级的工具，而且也包含了一种更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④这与著名德国科学哲学家F.拉普(Rapp)的看法可谓异曲同工：“仪器、装置和机器的世界远远不是中立的手段，它已与人相分离，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正决定着现代社会的面貌。”⑤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指出了技术的独立性。进一步，我们再看一看怀特的说法：“人无非是一种为在宇宙物质系统中维持其地位而必须从事某些活动的特殊种类的物体。生存与安全，适应与控制的手段，自然是技术手段。”⑥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似乎就已完全豁然开朗了：
人，只不过是这样一种载体，他的存在条件和运动形式便是技术活动。他以此传递自然界的能量，形成自然界的秩序。这种人为秩序与自然界的天然秩序之区别就在于：它从人的角度上被考察时表现为人的目的和意志，而其实，它却无非是大自然本身的“自我意识”⑦或目的性，它才决定了人类只能是这样的一种目的的意志而不是别样的目的意志。也就是说，人类费尽心力征服自然的目的意志并不是自由的，自主的，而是命定的，不得不如此的；它表现的仅仅是大自然本身的“意志”或目的性而已，人本身也只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意志的工具而已，只是大自然走向有序化的媒介或载体而已。这个序化过程的实现形式就是人的技术活动。技术活动看起来是人的手段，其实人却是技术活动的手段，是他所创造的工具的工具，是大自然走向有序、发展自身、完善自身的“催化酶”。人的一切欲生、需求和繁忙的活动，其结果都无非是催化大自然的发展，而大自然的发展又以精神的灌注和支配程度为标志。
从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到的是：自然界的最高进步方式是以人为工具和手段，而人对自然界的征服改造以及自然界对人的“教育”、改造又以技术为工具和手段。那么，在目的与手段的比较中，我们更应注目于何者呢？
黑格尔大师似乎早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要比作为生产目的的谷物显得尊贵些。”因为，谷物只是作为被满足欲望的对象而被消化掉了，而犁，却作为人类文明与智慧力量的标志，作为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实践成果而被永远地保存下来，并发展下去。
技术是人类特有的劳作方式和大自然特有的进步方式，是人类复归、自然人化、人天走向合一的聚变方式。在技术立国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任务面前，时代已经用现实生活作出了表达，发出了呼吁，我们，难道还不赶紧根绝一切犹豫吗？
注释：
①事物之新的演化方式，同样是演化的一种成果，但较之其它成果，事物的进步所产生的新进步方式却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因为自此以后，它将以超越性的速度与能力，产生出更多更高的新成果。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03页。
③怀特：《文化的科学》，第44页。
④蔡尔德：《人创造自己》，第19页。
⑤拉普：《技术哲学导论》第49页。
⑥怀特：《文化的科学》第373页。
⑦如同恩格斯所说，自然界在漫长的演化发展诞生了人这个最高产物，自然界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终于“在人身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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