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哲学会：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立意论文,高远论文,哲学论文,机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延安曾发起一个“哲学小组”，倡议成立“新哲学会”。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新哲学会的专门研究甚少。1981年，于良华发表了论述“新哲学会”的第一篇专业文章。他断言，“延安新哲学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团体。”1983年，卢国英和叶佐英说，“1939年间，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等同志参加，每周活动一次”。“毛泽东同志曾在1938年提议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①按此说，哲学小组成立在1939年，新哲学会发起在1938年。即新哲学会在先，哲学小组在后。1984年到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发表长篇《延安新哲学会史料介绍》(1-6)。按其所论，“新哲学会，不只是一个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组织，而且对全国的文化理论界来讲，又起着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以后”，毛泽东“首先带头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这等于说，毛泽东的哲学小组是在新哲学会成立后才建立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集体撰稿人，与卢国英和叶佐英的看法是一致的。1985年和1987年，于良华、徐素华两次谈论新哲学会，一次是专门探讨，一次是顺便提到。后者修正了1981年的论断。②此后，对新哲学会的研究沉寂了20年。2006年，谭群玉和周兵试图论定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尽管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同类研究已为威莱(Raymond F.Wylie)做过了，尽管谭群玉和周兵的论文尚未反映奈特(Nick Knight)取得的新成就，仍是有意义的——这毕竟是“沉寂了20年”后取得的成果。作者们说，新哲学会“以共同抗日为宗旨”，“1938年9月在毛泽东倡导下于延安成立”，“最初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③
本文拟把新哲学会视作兼具规范行动属性的宏大策略行动，参与讨论，就教方家里手。
一、从哲学小组到新哲学会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早提及毛泽东的哲学小组的，是郭化若：
“一段时间，在杨家岭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每到星期三夜晚，总和七、八个人围在一支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的新哲学。这个会是毛主席组织的，每次他都亲自主持。”“开始谈的几个人都是毛主席秘书处的秘书或干事，谈的只是哲学的一般常识或通俗讲话。随后逐渐扩大，也有高级干部和理论家参加”。④（郭化若，1）
1980年，郭再谈这事，始为人关注。郭写道，“1938年初”，毛说，
“我想找几个人开哲学座谈会，你（郭）算一个，再找几个，到我这里来，每星期座谈一个晚上。”“此后一段时间，每星期三晚上，便有七八个人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围着一支蜡烛，漫谈马列主义哲学。”“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毛主席很高兴。进一步提出成立‘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同志主持，具体工作叫我做。”⑤（郭化若，2）
温济泽的回忆也是发表得较早的：
毛泽东把在他身边工作的干部组织起来学哲学。这个活动，影响越来越大。（温济泽，1）1938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延安成立哲学会，随后，许多机关和学校也成立了哲学研究或学习小组。（温济泽，2）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这个小组每星期开一次会，持续了三个多月。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六人：除毛泽东外，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等。（温济泽，3）⑥1940年春天，中央宣传部成立一个哲学小组。张闻天任组长，我当秘书。 （温济泽，4）⑦
郭化若的两次回忆所涉及的哲学小组和新哲学会的关系，没有明显矛盾，哲学小组在先，新哲学会在后，但时间线索不清。温济泽(1,2,3,4)涉及了新哲学会和三个哲学小组：(a)新哲学会成立前的毛泽东小组，(b)新哲学会成立后的毛泽东小组，(c)属于中央宣传部的张闻天小组。
莫文骅的回忆，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毛组织发起了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参加哲学问题研究会的人员还有肖劲光、和培元、艾思奇等同志，合起来也不到十个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两回事。）”（莫文骅，1）1939年初，毛主席亲自组织哲学研究会，参加学习的人员有艾思奇、张仲实、⑧和培元、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每周一个晚上。在主席家里开会。”⑨（莫文骅，2）
吴亮平的回忆只涉及新哲学会：
大约是1938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学会，艾思奇、何思敬等同志是这个学会的负责人。⑩（吴亮平，1）
莫文骅(1)中的两个“研究会”的发起时间，最迟在1938年4月。1937年底，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如何“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参与讨论的有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和郭化若。其后，毛泽东急切地想“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这可用他在1937年12月28日、1938年1月5日两次写给郭化若的信、(11)1月12日写给艾思奇的信作证，(12)另有3月18日的读书日记可为参考。(13)还有一个直接证据：刘亚楼在1938年4月离开延安。(14)此后，刘不可能参加研究会的活动。据此可以断定，毛泽东个人组织的、非正规的《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或哲学小组，在1938年4月以前已经有规则地活动了。莫文骅(1)中的“哲学问题研究会”，与其他回忆者说的“哲学小组”，是一回事。在1月12日给艾思奇的信中，毛泽东邀请他“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这句话可以被看作是毛泽东发起一个私密性、随意性的哲学小组的前兆，与郭化若说“1938年初”的每个“星期三夜晚”吻合。这也提供了把莫文骅(1)与郭的这个说法看成一回事的根据。
中央“干部教育部”在1939年2-3月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旨在把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上提出（10月12日—14日）的学习要求具体化：
“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5)
《新中华报》为此配发了《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16)但看起来效果不很理想，遂有制定“计划”的动议。计划定好以后，干部教育部在1939年5月20日召开动员大会。毛到会发表讲话（“520讲话”），其中谈到：
“在延安已经组织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 “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17)
“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表明，哲学小组已经活动了较长一段时间，具体的功效是什么，毛泽东没有说。在他心中，1938年5月26日作《论持久战》演讲（7月公开发表在《解放》第43期），“把军事理论问题”理出了个“头绪”，肯定是重大功效之一。据此，加上莫文骅(1)、郭化若(1-2)和温济泽(1)，推定哲学小组在1938年1月毛泽东致艾思奇信之后到4月刘亚楼离开延安之前（2-3月或早春）开始活动。
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3月24日，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对前个“指示”的补充。它规定， “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18)李维汉负责具体落实“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的宏大构想，名之曰“建立学习制度”，(19)其他许多学习小组按规定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这些小组模仿了、跟进了学习合作社，体现了毛泽东的创新意志，合乎其理论兴趣和教育经验，也为其追求的教育效应。他曾说，可以“把一个连队的正面经验作为政策来教育5000个连”。(20)
中共教育制度化推进了学习热情的高涨，与日俱增的学习小组和研究会也滋生了形式主义弊端，即，凡规范必培育惯习，凡必惯习兼具利弊。中央宣传部在1940年10月20日发专文，试图纠正“什么研究会都参加，而自己并不阅读与研究的习惯。”(21)半年多以后，毛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5月19日），本意是整风运动起步，却反响不大。1941年政治局的“九月会议”做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的“中央学习组”。此后，情形才大变，整风运动大体上按毛期望的方向发展。两年后，毛认定， “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22)
以“520讲话”为界，可把毛泽东的哲学小组活动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8年春到1939年春），大体对应于郭化若(1,2)、温济泽(1)、莫文骅(1)。这个阶段，形成了以自愿和兴趣为基础的学习合作社——自觉建立的随意性对等商谈群体，直接满足的是理论兴趣。它没有指令忌讳，没有形式主义，(23)没有制度意义，是典型的交往行动。其直接后果，见于1)模仿者跟进，“许多机关和学校也成立了哲学研究或学习小组”，2)新哲学会的发起，3)毛泽东发表十分重要、但后人研究很不充分的《论新阶段》（这可能与它从未全文见诸北京各版《毛泽东选集》有关），4)“干部教育部”的“计划”形成。第二阶段（1939年春到1940年春）大体对应于温济泽(3)和莫文骅(2)，是干部教育“计划”的执行阶段。这个阶段的重大成就是，1)中共的教育制度化，(24)2)按规定建立的学习小组遍地开花，这时的毛泽东小组与前期在性质和成员上有别，3)标志着毛的社会理论体系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发表，(25)4)一年后开始的整风运动。
两个阶段中的毛泽东小组，参与人员不同，时间跨度不大，给当事人留下了模糊程度不等的记忆，给后人的研究增加了一些困难。若干“毛泽东小组”的基本线索一旦清晰起来，新哲学会的成立时间就不那么难解。
《新哲学会缘起》是在1938年9月底发表的，威莱等多数研究者以此为新哲学会的成立时间。他们似不了解，延安的精神文化生产领先于物质文化的生产，延安的印刷业长期不能满足需求。两种生产的不平衡发展是历史事实。这期间，正在大量印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译本，期刊基本上不能按时出版。例如像《中国文化》创刊号这等重要刊物，标注的出版日期为“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实际出版日期则在3月15日前后（据《中国文化》1卷2期64页）。所以说，按《新哲学会缘起》的发表时间（实际上只是《解放》第53期标注的出版时间“9月30日”，连发表时间都算不上）推定新哲学会的成立时间，不对。
在1940年6月的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毛泽东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经两年了”。(26)“那一天”、“两年了”这两个时间状语，特别是后者没有被“接近”或“过去”和“大约”这类副词修饰——毛的时间概念和数量概念，常用“大约”修饰——表明毛的记忆清晰。无邪发表在《哲学》1940年第3期上的文章说，“两年以前就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27)“青年哲学家”（毛泽东语）和培元（1941年7月28日游泳时意外身亡）的遗作，以《延安新哲学会三周年纪念作》为副题，标注的成文时间是“1941年6月28日”，发表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这期《中国文化》是“抗战四周年专号”，标注的出版日期是“民国三十年八月二十日”。(28)根据这些信息推定，新哲学会成立在1938年6月。
新哲学会成立于1938年6月。这比“9月说”早了三个月，看起来意义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坚持“1938年9月”说，即，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同时成立新哲学会，不仅使毛泽东系统阐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理想，明确断言的“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等等崭新思想，(29)几乎成为无源之水，或者变成突发奇想，而且，就连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案”所要求的“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30)也变得不合逻辑。毛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这时，他并不对全党“负总责”，但刚刚获得莫斯科支持他“为中共领袖”的口信）所作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案，都需要一段准备时间。新哲学会，成立在1939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一段时间，不可能成立在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四面八方”、忙得“席不暇暖”的时候。(31)再则，“9月说”也无法解释《论持久战》的思想形成和演讲发表。
哲学小组和新哲学会，给《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毛的最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和社会理论著作，最重要的党内策略和社会决策，都是在发起学习合作社和新哲学会后才完成的。新哲学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化中国）的首个试验场和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内部〉胜利”的母胎，是毛泽东思想化中国的关键环节，是毛泽东走向智慧之神的第一步，也是最坚实的一步。
哲学小组和新哲学会，给毛泽东的教育兴趣和职业志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张如心（恕安）的名作《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毛泽东
“不仅是我党最好的领袖，最好的理论家、战略家，而且他同时又是我党最优秀的马列主义底宣传家、鼓动家、教育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32)
这等当年“众所周知”的事实——宣传家、鼓动家、教育家的毛泽东——现时在许多研究者笔下，变成了孤独的政治哲学家。随着研究的“深入”，毛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其原貌。不要忘了，毛“历来是当教员”的。1943年3月，在组织程序上，终于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交椅的毛泽东，把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一职交给刘少奇，自己兼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隶属政治局和书记处）。从中可见，毛把教育（宣传）看得比组织（人事）重要，也旁证了张如心的论断。这道理似不复杂：宣传教育足以造就组织人事——此乃古代社会或传统智慧的精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正式成为中共“主席”以来，毛在组织人事上挥洒的大手笔，总以宣传教育开路，就连“文革”灾变，全名也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很容易被翻译成或还原为组织人事语言的，但并非所有宣传口号和教育语言，都是可以轻易还原或翻译的。
二、新哲学会的人物和效应
新哲学会的成员众多，构成了一个“哲学家群体”。为陈述方便起见，把哲学家群体中属于毛泽东小组的成员（他们多是在《缘起》上具名的发起人）称为核心成员（简称“核”），把其他具名发起人称为发起成员（简称“发”），把没在《缘起》上具名、但有根据显示参加过新哲学会活动的，称为实际成员（简称“实”）（参见表1）。哲学家们较集中地在1937-1938年间抵达延安（参见图1）。此前，他们差不多都在城市从事文化、教育和出版工作。有的已经参与过一些哲学论战和文化论战，颇俱影响力，如何干之、艾思奇、陈伯达、周扬等；有的是社联、(33)左联的成员、发起人，或者既属于社联、又属于左联，如任白戈、张琴抚、张如心、王学文、吴亮平等。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延安的知识地图。(34)
这里要特别指出，几十年来，在出于国人笔下的相关文献资料中，陈伯达都“离场”了，回忆者和研究者都把陈伯达给“遗忘”了，威莱和奈特当然属于例外。(35)当事人的“遗忘”与研究者的“遗忘”不同。当事人的遗忘是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合金，或者心理因素大于社会因素，或者社会因素大于心理因素。前种情况叫“真实遗忘”，后种情况是“虚幻遗忘”。“真实遗忘”受天理伦常所限，“虚幻遗忘”为天时不利所害。研究者的“遗忘”却真假难辨。不知者的遗漏不叫遗忘，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名之曰“不知当知”。知而不述的遗漏则既不是真实遗忘，也不是虚幻遗忘，而是知其可为而不为的“文化遗忘”，或名之曰“知当不知”。“不知当知”为知识贫困所拘，属“知识过错”；“知当不知”为文化压迫所累，属“知识失诚”。按古代学人准则，知识失诚远较知识过错为恶。恐怕今天也还是这样。
陈伯达作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到延安后，在毛泽东的哲学活动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36)来延安前，他的《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最初的呼喊，也可说是新启蒙运动的奠基石。”(37)在无邪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新哲学会“在艾思奇、陈伯达、张如心、柯柏年、吴理屏、任白戈、杨松等几位先生的主持上，工作有很好的展开。”无邪还概括性地专门介绍了艾思奇和陈伯达的主要成就。(38)威莱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中，在毛泽东思想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在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局面中，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最重要”的理论助手。(39)虽说此论未必恰当，但无论怎样辩解，淡化乃至无视陈伯达的理论地位和思想价值的做法，很难被认为是合乎知识责任的。
从教育背景看，新哲学会的32位成员（实际成员不止32位，张闻天等高级领导人未计其中）都受过正规教育且多受过高等教育，学科分布较广，哲学专业色彩不鲜明，没有一人出自大学哲学系。对此，毛泽东说，“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有海外教育背景或考察经历者（类别一栏中标星号者）18人，接近32人名单的三分之二。在《缘起》上具名的发起人，绝大多数有海外教育背景，其中7人有俄国—苏联教育背景，超过18人的三分之一。哲学家们具备“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的知识基础和文化素养，新哲学会具有会通中西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潜能。他们说，“希望不论旧的、新的、中国的或外来的各种派别都能加入这一个共同的研究”，这是有根据的。从见诸《缘起》的这些文字中，看不出新哲学会有把自己囿于固定圈子的意向。这种主体通性态度是正当的，说明新哲学会是一个有活力和合力、能够综合创新的理论群体。
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中国哲学和苏联哲学背景的哲学家，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优势”使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苏联哲学的言说天平失衡，似乎预示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命数。当时，“在抗战建国这个共同的正确的政治原则”指导下，理论建设为统一战线服务这一点理当坚定不移。(40)果真如此，自然能对言说不平衡倾向起到一些限制作用。但是，从理论上说，不管是在中共与俄共—苏共的特殊关系中，还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中，从中共的立场出发，新哲学会必须在“自己”的理论建设和思想统一的轨道上发展。这才是发起者的本有之意。因此，新哲学会，并非以统一战线、哲学研究和概念论定为基本目标。从事实上看，中共确实有（从听命于共产国际和民国政府的被动地位中）谋划独立自主的目标和自我裁决的必要，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要的、合理的。“马克思主义”，既与蒋介石正在推行的“一党主义”针锋相对，(41)又与被片面解释的“列宁主义”含义有别。作为前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是文化独裁和政治压迫的反抗武器；作为后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行动，是文化殖民和思想依附的解放实践。“中国化”首先针对的是“苏联化”，其次针对的是“边区化”，最后针对的是“世界化”。对“苏联化”，“中国化”即中共独立开辟革命道路，不做俄国翻版，不谋一党独断；对“边区化”，“中国化”谋求实现中国革命的普遍理想，中共将跃出山沟，横空出世；对“世界化”，“中国化”意味着顺世界潮流所生，以中国特性所立。
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作为党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有不同的构思空间和表述语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一方面说，承托（诺）了哲学家们作不同选择的平台和机遇；从另方面说，蕴含着新哲学会与生俱来的矛盾与局限，预示其热心追求的“专门化的”理论目标，(42)难以达到。
在行动取向上，这样一个精英群体，具备在“山沟”里创造精英文化的能力，也有把精英文化改造为大众文化的热情。若以为哲学家群体仅仅是参与创建了某种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仅仅是一种政治知识的构建者、一个关键词的解释者，而不是这种知识或思想的推广者和宣传家，就等于无视他们“走向大众”的更高使命。这等研究理路，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延安情境和延安精神——此时此地，不是交往行动主导的时空，而是策略行动操控的天地。策略行动，有公开的和隐含的。公开的，在抗战建国的舞台，叫做“拥护蒋委员长”、“诚心诚意地实行三民主义”；隐含的，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推广的维度，叫做“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43)欲推广和普及，就少不了谋划和设计，就少不了有意无意的混淆和操纵。哲学家们作为理论创造者的角色，未必一定大于他们作为思想宣传家、知识普及者的作用，“新哲学会”创始了“学习化社会”的实践。“学习化社会”，
“把教育的功能扩充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的一切部门都从结构上统一起来了。这种教育将是普遍的和继续的，从个人的观点来说，这种教育将是完整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个别化的和自我指导的。这种教育既是保障专业活动、促进专业活动的动力，又是文化中的堡垒和推动力。这个教育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和不可逆转的。这是我们时代的文化革命。”(44)
在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军的早期，红军已经“学校化”。(45)1929年，毛提出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的系统构想。(46)在延安，他又致力于把一个中共建设成一个更大的学校，使之实际发挥启发和引导“全民自觉”的作用，把学习合作社等自由商谈形式，扩大和规范为普遍参与的大众文化模式，
“新民主主义的一切政策，不管其具体主题是什么，主要都是具有教育性质的”，“边区像个巨大的学校”。(47)“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完成教育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的成败如何，取决于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程度和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决心。”(48)
“学习化社会”是“我们时代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时代”是一个时间概念，倒不如说它至少有时是一个表述文化信念的“词”。“词”，可使不同内涵的思想和信念采取同一表述形式，也可使同一思想和信念采取不同表述形式，是为词之功，亦为词之过。它既能起到说明和解释作用，又能起到混淆和操纵作用。发挥词的解释和说明作用的情境，是交往情境。交往情境维护主体通性。运用词的混淆和操纵作用的行动，是教育过程。教育过程塑造行动主体，以受教育者的人格定型为目的。这有助于了解，为什么“边区像个巨大的学校”，为什么延安的社团五花八门。(49)新哲学会属于其中阵容强、影响大、发挥文化堡垒和思想发动机作用的社团中的佼佼者。举足轻重的中央研究院的领导和骨干，多是新哲学会成员。研究院的七个研究室的名称带有“中国”，如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等。“中国”二字体现了治学方针的“大、变、化”：大志向、大决心；变：学习方法聚变；化：联系实际，具体运用。各研究室的“研究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也不失为对“改进”方向的证明。(50)
任何断论学习方向和研究方向的行为，都是规范行动，都是裁决知识边界、为知识领域立法的行动。中央研究院是知识法庭，新哲学会成员是法官，二者的层层领导人则是集体判官。集体有集体的智慧，判官有判官的领袖。集体的领袖就是智慧之神。
中央研究院的“中国化”努力方向，与晏阳初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的“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目标，(51)同文同辞，立意各别。“大、变、化”的中央研究院，指向并履行毛泽东思想化中国的政治使命；晏阳初，这位足迹遍及地球东西南北的大教育家，指向并履行的则是社会科学化中国。前者以信念和规范为目标，后者以事实和学理为导向。长期以来，二者难以合和，于是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妇孺皆知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鲜为人识二者长期并存的尴尬。
三、结语和问题
毛泽东的哲学小组是在1938年早春发起的一个随意性商谈群体，其成员因共同兴趣，自愿结成一个学习合作社，探讨急迫的军事理论、政治理论和历史问题，是一种典型的交往行动。新哲学会是一个名义上的专业团体，成立在1938年6月。它虽然宣称自己“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并非“仅仅研究唯一派别的哲学思想”，(52)但却具有政治教育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双重属性，是策略行动和规范行动的合金，不是理论兴趣的满足形式。它出于交往行动，成于策略行动，归于规范行动。
新哲学会，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组织，不是哲学研究会。它的基本任务和终极使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毛泽东思想化中国”——“体现一种道德实践的知识”，包含“普遍化的行动要求”，“与价值内部化的一种学习模式联系在一起了”，(53)规范意义远远高于认识意义。这种规范行动或动员模式，经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而典律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化，并很快社会化为中国教育模式、乃至社会制度本身。
新哲学会，是改变中国文化方向的宏大策略行动，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特质的助产婆。过于看重它在哲学（史）上的意义，过于看重它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象奈特等研究者主张的那样，(54)就多少贬抑了它的整体意义和实践价值。它在理论上有多条战线：与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一党专制斗争第一，与中共高层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顽症斗争第二，与中共内外的“一个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斗”式的无知狂和自大狂斗争第三；(55)在策略上有多个目标：理论建设目标，思想统一目标，制度规范目标；在组织上有多重使命：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团队建设，党的干部学习化的思想自觉，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稳步推进，毛泽东思想化中国的最终实现。多战线、多目标、多使命的新哲学会“胜利”了。它的胜利，体现了游刃有余地转移战线、调整目标和分化使命的集体智慧和操纵策略。
从“新哲学会”的成立到20世纪后半期的思想文化变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毛泽东的理论兴趣为转移的，是为自“新哲学会”而始的中共自我规训模式造就的，这自然与新哲学会的成员在全国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有关。1949年以后，他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化教育或意识形态机构（部门），位尊权重，责大负远。他们操纵着性能精良的规训机器、开发了老道厚重的教化策略，推广了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把其知识法权发挥到极致，把其裁决权力扩展到无限。他们实现了引领我们的价值体系、学科结构和交往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向的目的。应该说，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有惨遭不测者。
新哲学会，为独享的文化策略和知识法权，确立了信念基础，试探了的程序规范，培育了中坚力量。由此而来的政治观念、文化特质和教育理想（此三者可统一在“哲学”的名义下），以高度的自足性、排他性和封闭性见长。这三个特点，恰恰又是维系其原初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前提。此内耗式内循环模式创造了奇迹，几十年来，中国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发挥的作用，恰恰证实了这一点。这有助于评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现状和声望；有助于理解所谓“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完成教育的任务”。
但就各哲学家的内心世界而言，尽管他们在北京位尊权重，也不能说不曾经受过“从延安到北京”的情境不适应。“北京的”那些缺乏“延安经历”、“延安意识”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和科技精英，为这些“延安移民”掌控之后，有没有感觉到文化殖民和思想依附所导致的人缘不适应？情境不适应，人缘不适应，正是典型的角色冲突和价值冲突。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道德人心的历史演变中，角色冲突和价值冲突的过程及意义如何？这个问题，光凭“文化策略”、“知识法权”、“高度的自足性、排他性和封闭性”，以及“向心力和凝聚力”这等字眼，是回答不了的。
图1：哲学家集体部分成员抵达延安的时间分布
表1：哲学家集体部分成员概况表
姓名学历
类别
1.艾思奇
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一年半。 核*
2.何思敬
日本帝国大学学士。
核*
3.任白戈
左联秘书长，翻译过［法］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56)教育经历不详。 发
4.张琴抚
上海大学（以下简作“上大”）。
发
5.陈伯达
上大、中山大学（中文系）、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作“莫斯科中大”）。 核*
6.张如心
莫斯科中大。 发*
7.吴亮平
厦门大学（经济学）、大夏大学。莫斯科中大学学员、教（译）员。 发*
8.高士其
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研究生。
发*
9.周扬
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 发*
10.刘芝明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
发*
11.柯柏年 沪江大学、上大。 发
12.王学文 京都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师从河上肇(1879-1946)。发*
13.杨 松 中华大学、莫斯科中大。
发*
14.焦敏之 上大。
发
15.成仿吾 日本帝国大学造兵科。 发*
16.徐懋庸 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 发
17.王思华 南开、北大，里昂中法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
发*
18.郭化若 福州甲种农业学校、黄埔军校，莫斯科炮兵学校。（以上按《缘起》的排名为序） 发*
19.和培元 燕京大学。
核
20.杨 超 成都外语专科学校。
核
21.于光远 清华大学物理系插班生。（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实
22.冯文彬 上海浦东中学夜校。
实
23.何干之 中山大学（教育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经济学）。 实*
24.张仲实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作“莫斯科共大”）、莫斯科中大。 实*
25.肖劲光 莫斯科共大、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实*
26.范文澜 北大、北大文科研究所。
实
27.茅盾 北大预科，上大教员，1928年东渡日本专事创作。
实*
28.徐特立 小学教师训练班，赴日考察教育，赴法勤工俭学。 实*
29.莫文骅 省立第一中学，广西军官学校。 核
30.温济泽 淮阴中学、南京钟南中学、省立扬州中学、复旦附中。 实
31.萧向荣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实
32.董纯才 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光华大学（生物学）。 实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1981年第3期77页；1983年第12期67页。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5期9页；第6期12页；1985年第12期39页；艾思奇学术思想座谈会秘书组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41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
③谭群玉、周兵：《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对这一问题的开拓性研究，见Raymond F.Wylie(1980),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1935-1945),California..最新、最系统的研究，见Nick Knight(2005),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1923-1945,SPringer.
④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133-134页，1979年。
⑤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128-12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⑥温济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2年第4期1-2页。
⑦温济泽：《和艾思奇同志相处的日子》，温济泽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203-2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出版社联合出版，1984年。
⑧莫文骅回忆有误，张仲实这时还没有抵达延安。据《各界代表齐集南门外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及茅盾张仲实两先生》，（《新中华报》1940年5月31日），见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威莱也把张仲实列入毛泽东小组的四人名单中（见Raymond F.Wylie,p.7），不知根据什么。
⑨(1)莫文骅(1988)：《二十年打个来回》，杨成武主编：《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501-5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3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
⑩吴黎平（吴亮平、吴理屏）：《忠诚正直的革命哲学家》，《一个哲学家的道路》12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
(11)《郭化若回忆录》123-126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11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282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杨万青、齐春元：《刘亚楼将军传》41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15)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36-37页，民国二十七年，延安。
(16)《新中华报》1938年12月25日第1版。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124-1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43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18)《共产党人》第5期45页，第6期6页，1940年，延安。
(19)《回忆与研究》（上）432页。
(20)［美］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1945)：《红色中国的挑战》111页，马海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21)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共产党人》第12期17页，1940年，延安。
(22)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85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469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94-29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23)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136、140-141页。
(24)毛泽东自豪地宣称：“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和训练自己的干部。”毛泽东(1942)：《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文集》第2卷415页，根据记录稿刊印。
(25)以《新民主主义论》著称。在此后的大约15年间（即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193页。
(27)无邪：《一年来的中国哲学界》，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集第1册）·抗日战争哲学思想战线上的斗争》76页，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年，沈阳。
(28)《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3、88页，参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39页。毛泽东语出自“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0月30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5页。
(29)《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36页，民国二十七年，延安。
(30)未名编者：《论新阶段·六届六中全会文件》93页，新华日报馆，时间不详。
(31)参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70、17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32)《共产党人》第16期53页，1941年3月，延安。
(33)社联，全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5月成立于上海，1936年春奉命解散。
(34)在论及“中共”(CCP)为什么要建立新哲学会时，奈特概括了三个方面：结束长征后，在延安获得了安全保证；大量知识分子到来，毛泽东那阵子的哲学兴趣。(Nick Knight,p.198)这三点都很实在，很具体，似应作些补充说明：第一，就毛泽东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和遭遇而言，他形成“山沟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想法既久，以回击“留苏派”对他的经验主义的指责；第二，从中共对中国社会、前途与革命的认识层次来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现在许许多多报章杂志都来讨论这个问题，意见当然是各色各样都有”，这话出自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的演讲”，1938年3月20日，《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3页），毛终于明白了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这个硬道理，即列宁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的论断。最后，就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的哲学思想来说，他对所谓“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程度，远不如对旧哲学（中外唯心论）的熟知程度。这一点，只要把他的《辩证法唯物论》(1937)的佶屈聱牙，与《（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的畅晓通达，作一比较，就行了。
(35)威莱(1980)一著的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经技术处理后，以论文形式发表在《中国季刊》。论文的标题，用了专著的副题：《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这篇论文的译文，2006年也发表在《现代哲学》第6期上。能使更多人了解威莱的研究，总是好事。但译文至少有两处较严重的问题：1)把毛泽东小组的成员Chang Ju-hsin（张仲实）翻译成“张君劢”，这几乎是一个类似“门修斯”和“桑卒”的错误。2)把the Returned Students翻译成“回国的学生”、“回国学生”。这种无法理解的翻译，不是语言问题造成的。在英语世界的中共和毛泽东研究中，the Returned Students一般专指少数在俄国－苏联学习过并时而倾向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即常见的“留苏派”专名。毛泽东有时用“言必称希腊”暗指“留苏派”的“言必称苏联（莫斯科）”。事实上，中共内部从未形成一个留苏派。威莱一著的第八章及结论部分，曾被翻译并发表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编的《中共党史译丛》第1辑，求实出版社，1984年8月。
(36)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136、140-141、144-147、150页。
(37)何干之(1937)：《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第2卷114页，参见74-75页，北京出版社，1994年。威莱也根据何干之此说，见Raymond F.Wylie,p.28.
(38)《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集第1册）·抗日战争哲学思想战线上的斗争》76页。
(39)Raymond F.Wylie,p.281.
(40)艾思奇等：《新哲学会缘起》，《解放》第35期22页，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延安。
(41)“所谓一党主义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27页。
(42)《新哲学会缘起》，《解放》第35期22页。
(43)《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20、31、27页。
(44)Unesco(1972)：《学会生存》219、222页，参见221页，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
(45)陈毅(1929)：《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77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
(46)毛泽东(1929)：《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选集》545-584页，东北书店，1948年。
(47)《红色中国的挑战》247页。
(48)Chang-Tu Hu (1962),Chinese Education under Communism,p.42-43,New York.
(49)参见《新中华报》1938年12月20日第4版。
(50)《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129、73、265页。
(51)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第54-5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威莱明确倾向于认定，毛泽东用的“中国化”一词来自陈伯达。（Raymond F.Wylie,p.96.另见林育川译：《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60页）殊不知，晏阳初用“中国化”概念比陈伯达早得多。1922年2月，毛泽东在长沙，回国不久的晏阳初聘他为平民教育的教员（义工，每月只领取交通费四元）。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前一个月，两位同龄人相聚在延安，融融晤谈。毛从晏阳初那里借用“中国化”概念，不是全无可能。高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受到梁漱溟的启发”。（《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80页）看来，不妨假定毛的“中国化”概念有多个来源，威莱的倾向有点爱屋及乌。
(52)《新哲学会缘起》，《解放》第35期22页。
(53)［德］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85)：《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120、126、423页，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
(54)Nick Knight,p.198.
(55)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37页。
(56)O.Brière,S.J.(1956),Fifty Years of China Philosophy:1989-1950,p. 127,Trans.by Laurence G.Thompson,Londo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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