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变迁及成因分析——以贵州台江塘龙寨、雷山控拜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雷山论文,台江论文,苗族论文,贵州论文,成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十分有名，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工艺美术、历史、文物等层面。①这种传统的银饰工艺在当代社会中如何传承？发生着怎样的变迁？其动因何在？有关此类问题，就目前学界而言，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研究。从全国各地苗族来看，“银饰的数量最多的是黔东南地区，其次是湘西地区，西部的川、黔、滇苗族地区银饰较为稀少”。②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含扩展名）中苗族银饰工艺③榜上有名，且三个申报地点中有两个在黔东南。2008年8月和11月，2009年2月，2010年8月笔者在黔东南地区的一些苗族村寨进行了深入调查，④尝试对该地区苗族传统银饰工艺之变迁模式进行总结，对变迁动因进行分析，揭示出其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特有的启示意义。
一、传统银饰工艺变迁的两种模式
传统银饰工艺主要包括银饰加工的技术，产品的种类、造型、图案等。银饰加工的技术可分为基本技术与特殊技术。基本技术主要包括锤揲、模压成型、錾刻、镂空、花丝、镶嵌、焊接、酸洗等工艺的通行方法。特殊技术是一些地方特有的或特别突出的工艺技术，一般有地域性特点。⑤传统银饰工艺的操作者为银匠。黔东南苗族银匠的分布很广，除在很多城镇乡村零星分布之外，还形成了一些著名的银匠村，主要有贵州雷山县西江镇的控拜、麻料和乌高村，台江县施洞镇的塘龙村（当地叫塘龙寨）和排羊乡的九摆村，黄平县翁坪乡王家牌村，凯里市湾水镇红溪村、岩寨等。随着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迅速变革，这些村落中的传统银饰工艺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表现出了不同的变迁模式。“兴盛”模式和“变异与延续并存”模式即是其中的两种重要代表。
（一）“兴盛”模式及主要特点
塘龙寨是贵州台江县施洞镇塘坝村（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是传统的银匠村。现有68户，均是吴姓人家，打银饰祖辈相传。与黔东南其他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打银饰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这门手艺还是在村里顽强延续下来了。改革开放后村里就公开打银饰，生意一直不错，银匠也因此逐渐增加。村里的年轻男子至少有一半会这门手艺，传承也很兴旺。男孩儿们从小在村里、家里耳濡目染自然习得，没有类似以前汉族拜师学艺的传统。银匠大多定居在村里，现在只有4户到了外地（其中2户在台江县城，1户在凯里，1户在北京）。
以塘龙寨为代表的施洞银匠的花丝工艺在黔东南很有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具体工艺流程如下：首先是抽丝，即把一些银丝加工成如头发丝那样细。第二步是压丝，将细银丝用铁锤轻轻压扁。第三步为搓丝，将压扁的银丝放在木板上，左手拿银丝，右手再拿一快小木方搓银丝，可将银丝搓成麻花状。如果是用两根银丝搓丝，则不需将银丝压扁，直接用圆的银丝就可搓出麻花状的银丝。搓丝需边搓边烧，不然会搓断。一般烧三四次、四五次不等。最后是用麻花状的银丝编成所需样式，并焊接在器物的有关部位。与花丝工艺相关的是银子提纯工艺。加工细银丝需要高纯度的银子。纯度不够，不能加工很细的银丝。现在可以直接购买到所需的纯银，很少有银匠自己来提纯了，以前却比较普遍。方法是将银子融化，然后加硝、米糠，加一次搅拌一次，以提取出银水中所含的铜。这样连续加七、八次，待银水变得很清亮时，加一点硼砂，并将银水倒入铁槽中，铸成银条即可。现在塘龙寨的银匠普遍加工花丝工艺的银饰，因此这种技术仍然兴盛。大约十年前，村子里有1户银匠改为加工原材料。他购买了压片机、汽锤等机械，从外地购买白银，加工成各种规格的银片、银丝后销售。除销售给村里的银匠外，也销售给附近村子的银匠。表面上看，传统手工艺中部分工序改为了机械，似乎对传统手工艺是一种冲击，但这两道工序并不是传统工艺中有特殊价值的部分，改为机械加工并没有对传统手工艺造成太大的影响。总体看，当地传统的银饰加工工艺虽有变化，但还是一脉相承地延续了下来。
塘龙寨加工的银饰，主要销售给当地苗族群众。虽然有登门购买或拿着材料来要求加工的，但大多银饰是在赶场的日子到施洞镇上出售。施洞镇银饰摊位中大多是塘龙寨的（主要是家里人来摆摊，银匠很少亲自来）。由于销售的对象是当地苗族群众，银匠们加工的银饰的种类、造型、图案也是当地群众——即苗族施洞支系需要的样式，与其他支系的银饰相比，有明显的区分。有的特征明显的单件银饰，一看就能辨别出它是施洞的。当然，银饰的种类、造型、图案也是不断变化的。新的造型和图案不断出现，但它是逐渐变化的，与传统银饰一脉相承，没有本质变化，仍然具有施洞支系银饰的特色。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有单位或个人前来购买银饰，主要是作为礼品送人。也有不少顾客是国内外的游客。开始出售给游客的主要是当地传统的银饰，后来银匠根据游客需要也逐渐开发了少数专门销售给外地人的旅游工艺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银画。⑥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农村市场（对象为施洞支系的苗族群众）为主，旅游工艺品和礼品市场逐渐发展的局面。据塘龙寨几个银匠的估计，村里加工的银饰约有60%-80%销给本地群众，20%-40%卖给外地老板或游客。卖给外地旅游者的银饰中，部分是当地的传统银饰，部分是以银画为代表的新银饰，没有大量出现与当地传统银饰无关的新产品。同时由于销售给旅游者的银饰仅30%左右，不是主流，对传统银饰的种类、造型、图案没有形成太大冲击。
由上观之，虽然塘龙寨银饰工艺银饰的加工、种类、造型、图案，乃至其经营销售都在逐渐变化，但总的来说特色和传统得以保持并表现出了日渐兴盛的发展态势，代表着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变迁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兴盛”模式。
（二）“变异与延续并存”模式及主要特点
控拜村隶属于贵州雷山县西江镇，位于群山之中。全村现有205户，距凯里市约70公里，交通不便，有打银饰的传统，也是有名的银匠村。解放前村里几乎家家都打银饰。由于地方偏僻，银匠们大多是挑着行李、工具外出串寨。1958年后，加工银饰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村里仍有一些银匠在偷偷打银饰，银饰工艺的传承并未中断。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是银饰加工的大发展时期。老银匠们恢复或继续打银饰，年轻人大多愿意跟着银匠学手艺。当时控拜村的各家各户几乎都在打银饰。大多数银匠春、夏、秋农忙时节在家边干农活、边打银饰（一般是其他地方顾客来订货或购买），冬季农闲时节外出串寨。外出串寨多在黔东南及邻近地区，也有到外省的，如湖南、广西等。外出串寨接到的活儿如果做不完，也带回家来做，第二年串寨时再去交货。有人一次外出串寨的时间可长达一两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该地区银饰工艺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有人用白铜作原料加工佩饰。当地人说：“开始不叫白铜，大家都叫‘德银’，不知为什么，后来大家又称它为‘苗银’，可能是为了好销售吧。”现在银匠们都知道，“苗银”就是白铜镀银。白铜镀银的佩饰粗略看上去和银饰差不多（电镀的与纯银的很难区别，化学镀银的比较容易区别），大体能达到银饰的装饰效果，但白铜佩饰价格低廉很多。当时一套白铜佩饰只要几百元钱，而一套银饰至少几千元钱，价格相差二、三十倍，甚至更多。由于价格低廉，加上大体相近的装饰效果，白铜佩饰较快流传开来。白铜佩饰的加工除了最后的镀银工序外，其他工艺与银饰工艺差不多，银匠转打白铜佩饰是很容易的事，由此导致了银匠的分化。有的银匠转而加工白铜佩饰，有的年轻人只学习加工白铜的手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变迁，现在控拜村的工匠大多加工白铜佩饰，少数既加工银饰也加工白铜佩饰，只有很少的银匠专门加工银饰。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旅游工艺品（含礼品）市场的大发展。银饰和白铜佩饰是十分重要的旅游工艺品，由此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旅游工艺品多销售给外地人，主要在城镇加工。控拜村的工匠本来就有外出串寨的传统，现在越来越多的工匠在城镇务工和生活。据当地人估计，控拜村2008年外出的工匠60%-70%在凯里市，其次在雷山县城，其余的多散布在黔东南一些县的县城和乡镇，还有的在北京、深圳等地。近几年工匠们干过活儿的地方则更多，包括贵州省内及广西的不少地方，以及北京、大连、上海、珠海、深圳、昆明等大中城市。虽然外出，但村里还有他们的土地房屋，根基仍然在村里。目前已形成了定点加流动的分布格局。定点加流动与1980年代的在家加串寨不同，前者主要是在城镇租房定点居住，但又有一定的流动性；后者主要是在农村定居，在乡村流动。与以前银匠们只身外出串寨不同，现在多数是夫妻二人外出，有条件的还把小孩子带走，让孩子在外面的城镇上学。现在控拜村还有3户工匠在本村加工佩饰，其余都已外出。
控拜村的工匠现大多数在加工白铜佩饰，少数加工银饰。其工艺呈现出“变异与延续并存”的状况。所谓“变异”，主要是指从银饰工艺分化而来的白铜工艺。由于白铜佩饰价格低廉，是一种大众化产品，银匠一般不去精工细作，导致了加工技术的粗糙和艺术水平的降低。当接到大宗的产品订货时（多是加工白铜佩饰），工匠们还将工序分解，进行流水线式生产，艺术水平更为低下。所谓“延续”，主要是指还有少数银匠在加工银饰，也有一些既加工白铜佩饰，也加工银饰，由此银饰加工技术得以延续。凯里目前有一种说法：“雷山（以控拜村为主）银匠的錾刻工艺好，施洞银匠的花丝工艺好。”由此可见，明显优于黔东南其他地方的錾刻银饰工艺仍在延续。总体看，控拜村的银饰加工技术虽得以延续，但已受到白铜加工技术的冲击。
从加工的产品看，不管是白铜的，还是银的，均可分为销售给外地人的旅游工艺品⑦。和销售给当地苗族群众的民间用品。为了适应游客等外地人的需要，与民间用品相比，旅游工艺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选择性利用，主要是选择当地民间用品中的一些种类、造型、图案，加工成白铜佩饰或银饰，这类产品与传统银饰关系密切。二是创新产品，这类产品与苗族传统银饰的种类、造型、图案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如银羽毛球模型、乒乓球拍模型等。经过选择和创新，当地生产的白铜的或银的旅游工艺品，已经失去了黔东南苗族各支系的特色。销售给当地苗族群众的民间用品正好相反，不管是银饰，还是白铜的佩饰，虽然也在不断变化，但都有自己的特色，大体延续了传统银饰的种类、造型、图案。控拜村加工民间用品的工匠们（转而加工旅游工艺品的除外），离开了村庄，流动到各地，但都是按照当地苗族支系银饰的种类、造型、图案进行加工，只不过现在大多数加工的是白铜佩饰而已。当然，由于白铜低廉，民间用品中的白铜佩饰总体上呈现出变大、变多、变复杂，工艺变粗糙的发展趋势。
如上所述，从工匠（银匠）、加工技术到产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以控拜村为代表的传统银饰工艺总体上呈现出“变异与延续并存”的复杂状态，形成了与塘龙寨“兴盛”模式不同的一种变迁模式。
如果将“兴盛”和“变异与延续并存”两种变迁模式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其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主要在于产品中的民间用品（旅游工艺品除外）的种类、造型、图案，不管是银饰还是白铜佩饰，都具有黔东南某个苗族支系的特点，而且形状大、品种多。只是塘龙寨银匠主要针对施洞一个苗族支系，生产的是银饰；而控拜村工匠（银匠）针对的是多个苗族支系，加工的主要是白铜佩饰，少量为银饰而已。其不同点主要在于塘龙寨的银饰工艺一脉相承，传承兴旺；而控拜村的银饰工艺已经演变成了加工白铜为主的工艺，技艺粗糙，并对仍在延续的银饰工艺有所冲击。工匠（银匠）的分布也不相同，塘龙寨的银匠基本在村里，很少人外出；控拜村的工匠（银匠）从在家加串寨演变成了定点加流动的分布模式，多数人已离开村庄，到了以凯里市、雷山县城为主的城市谋生。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之所以出现如上两种不同的变迁模式，表现出各自的特色，与其不尽相同的佩戴习俗及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联。
二、两种不尽相同的佩饰佩戴习俗
（一）施洞苗族的银饰佩戴习俗
以施洞镇为中心，上至施秉县双井，下至剑河县革东，清水江两岸施洞支系的苗族女性有浓厚的银饰佩戴传统。当地苗族女性服装可分为便装和盛装两类。便装一般有2-4件银饰，其中多为头饰。一般头顶盘一发髻，发髻上横
1支簪，发髻后竖1支银簪，少数人（基本为年轻人）发髻前还一支银花（大多为孔雀开屏形状，少数为花朵状）。除头饰外，少数女性胸前还戴一条“8”字链。便装主要在日常生活中穿戴，特别是赶场、走亲戚时穿便装的更多。
施洞苗族女性的盛装主要在结婚和姊妹节时穿戴。盛装不仅服装多，而且服装上的佩饰也很多，可多达20多件，20多市斤。2009年2月的一天是塘龙寨一位新娘回娘家的日子。当地习惯婚后几天（只能是单数，即第一、三、五、七、九天中的某一天）新娘回娘家。新娘是偏寨人，偏寨距塘龙寨约2公里。上午偏寨迎新娘的人就来到了塘龙寨，大约有三四十人，多数为年轻姑娘，还有一些小伙子、小孩和中老年妇女。在迎亲、送亲（塘龙寨的人送亲）的人中，女性的穿着打扮由简至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头上包头帕，插银簪、银插针两三种简单的银饰，身着以黑色为主的当地苗族服装，其中少数胸前还戴有银的“8”字链、龙骨链，这一类以中老年妇女为多。第二类除头上包头帕，插银簪、银插针外，有的头上还戴有大大的一只展翅欲飞的银雀，头后面插大银梳，胸前有的戴“8”字链或龙骨链，有的戴大型银项圈，总之所戴的银饰更多。穿的衣服也更鲜艳，多为红黄色绣花的苗装。这一类打扮的以年轻女性为多。第三类只有一个人，即新娘子。开始新娘子穿的也是普通的现代服装，后来才换为盛装。其盛装上的银饰有：1.龙头簪1支，横于头顶盘束的发髻上。2.花朵状银簪1支，竖于发髻后部。3.花朵形耳坠1对戴于耳上。4.银衣1件（绣花衣，缝订有银片、银泡、银铃数十个）。5.“8”字链1条，戴于胸前第一层。6.龙骨链1条，戴于胸前第二层。7.银压领1个戴于胸前第三层。8.龙纹银项圈1个戴于胸前第四层。9.绞丝银项圈2个，戴于胸前第五、六层。10.银手镯3对6个。11.银围帕（当地称马牌）1条，先用彩色布头帕，在额部围一圈，外面围银围帕。12.小银角1个，从上往下于头顶后部。13.大银梳1个，从后往前于头顶后部。14.银花1对，插于头顶两侧。15.大银角1个，从上往下于头顶前部。全部一共有15种23件银饰，重达20余市斤。施洞苗族盛装的全套银饰大体如此，只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所增减而已。
在施洞，不是每户人家都有全套银饰，银饰可在亲朋好友间借用。借银饰需要送礼，如果是借银衣这样的大件银饰，需要送一篮糯米、一只鸭、一块肉。新娘今天的银饰，既有自己的也有向别人借的。不管是自己拥有（或娘家积累购买）还是临时向亲友借用，都必须戴一套银饰，用当地话说是“必须穿银衣”。结婚时新娘穿的所谓“银衣”，实际上就是全套银饰。
施洞每年较为重要的节日有苗年、祭桥节、姊妹节、龙舟节、吃新节等。其中姊妹节是最重要的穿盛装的节日之一。在施洞，姊妹节期间举办活动的有偏寨、老屯等一些寨子，其他寨子的人会主动去参与。偏寨是一个行政村，下辖杨家寨、张家寨、石家寨三个自然村。现在每年的农历3月16日在杨家寨的踩鼓堂、17日在张家寨的踩鼓堂举行活动。主要有踩鼓、对歌等。所谓踩鼓，就是随着鼓声，踏着鼓点跳舞。杨家寨的踩鼓堂有篮球场大小，位于清水江畔，树木环绕，景色宜人。16日这天，施洞各村各寨的女性穿得漂漂亮亮，汇集到这里踩鼓、对歌。踩鼓时，穿着苗装、戴有全套银饰的在舞场中间，穿着苗装、戴有一些银饰（不是全套银饰）的只能在边上，穿便装的大多只能当观众了。穿全套盛装的以年轻姑娘为多，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年轻姑娘喜欢穿银衣”。来这里踩鼓，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娱乐活动，还是一次重要的展现自己的机会。实际上大家在暗暗进行服饰比赛。人们会评价谁戴的银饰多、工艺好，谁穿的衣服漂亮、做工好（包括色彩、图案、绣工等）等。以前人们穷，村庄里有全套银饰的人不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当地外出打工的人多，赚钱也多了，有银饰、甚至全套银饰的人也在增加。近几年的姊妹节，戴全套银饰来踩鼓的人越来越多。几十、上百个人穿着全套的银饰跳舞（踩鼓），十分壮观。除姊妹节外，其他节日戴全套银饰的情况就不多见了。在这些节日，如龙舟节（农历5月25-27日）也有人会比平时多戴一些银饰。划龙舟的男人们还是要穿上苗族服装，系上银腰带，与平时的服装不一样，而女人们一般就随意穿着了。
当地的苗族群众，当家里的女儿还小的时候，只要有钱，就会为她添置一点银饰，慢慢积累，等女儿长大后银饰就多了。如果家境较为富裕，一般都有全套的银饰。现在经济比以前好多了，不但银饰的数量增多，单件银饰的重量也在增加，体积在增大。银饰需要的增加，促进了当地传统银饰工艺的发展。传统银饰工艺的兴盛，与当地的银饰佩戴习俗直接相关。
（二）雷山苗族的佩饰佩戴习俗
与施洞苗族一样，雷山苗族女性的服装也包括便装和盛装两类。便装一般有3件银饰（现大多为白铜佩饰），即银梳子、长条形银簪、围腰链。现在当地大多数人主要穿现代服装，但也很容易看到穿苗族便装的妇女，她们对银的或白铜的梳子、簪子、围腰链等佩饰还是有相当程度的需求的。雷山苗族妇女传统盛装的银饰也是又多又大。其中，西江支系银饰“头饰有银角、银凤、银箍、耳环、银梳，项饰有麻花项圈、平纹项圈，胸饰有压领、银链，衣饰有银片、银铨和银坠，首饰有手镯等”。⑧如果是全套传统的盛装，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大，也不亚于施洞苗族。盛装主要是在跳芦笙和结婚时穿戴。
雷山、凯里等地苗族流行跳芦笙活动。跳芦笙时男子二、三、五人为一组，轮换在场地中央吹芦笙，不使场上笙音停息。女子则穿得漂漂亮亮，戴上很多银饰。辈分最长和品貌出众的姑娘在前，队伍随着芦笙的节拍边走边舞。⑨以前十二年一次的牯藏节是一定要跳芦笙的，每年的苗年大多也会跳，有的小苗年（农历10月份）跳了、大苗年（农历11月份）还要跳，吃新节则可跳可不跳。跳芦笙基本是晚上，一般连续跳五天、七天、九天不等。以前，跳芦笙不仅是村民们的重要娱乐活动，更是男女青年结交异性的重要途径，具有求偶的作用。因此，年轻人都积极参加。姑娘们则尽可能穿戴整齐（一般都要戴上成套的银饰，没有成套的也要尽量戴上已有的或能借到的银饰），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展现在众人面前。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该地区的跳芦笙活动有所减少。新世纪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跳芦笙成了重要的旅游资源而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2000年，雷山县政府开始举办苗年庆祝活动（2001年停办），至2008年已举办8年。为了打造西江的旅游，2008年的主会场设在西江镇，并组织了大型文艺表演。同时在丹江镇（雷山县城所在地）、大塘镇和朗德村组织传统的斗牛及跳芦笙、唱歌等活动。这些活动主要以苗族服饰、歌舞为展示元素。在丹江镇组织的跳芦笙比赛有6个队参加，参赛人员佩戴的基本为白铜佩饰。连续多年的苗年活动，特别是其中的跳芦笙活动，极大地刺激了苗族群众的盛装消费。现在雷山县很多村庄的女性（包括小姑娘）一般都有一套苗族盛装（多数是白铜佩饰，少数为银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铜佩饰传入雷山后逐渐被人们认可。现在在当地政府的倡导下，更是极大促进了白铜佩饰的普及。当然白铜佩饰价格低廉，一般农民家庭都有能力购买，这也是能够普及的基本条件。在一些大型活动中，几十人、几百人穿戴整套的白铜佩饰，白花花一大片，显得十分壮观。
在政府的倡导下，雷山县农村自己组织的跳芦笙活动在2000年以后开始回升。现在他们跳芦笙戴的佩饰基本上都是白铜的，银饰已经很少了。如2008年8月21日杨柳村吃新节跳芦笙时，大约有60多人穿盛装。有一个银匠也在场观看，他说只看见5个人各戴了1件银饰（压领、项圈、银围帕）。这5件银饰与60多套白铜佩饰相比，已经非常少了。
婚礼上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雷山苗族在婚礼上一般还是要穿盛装，但从白铜佩饰传入并逐渐被人们接受以来，人们逐渐不再强调一定要银饰，现在更是如此。结婚时有不少女性戴的是白铜佩饰，在一套盛装中也有一些是白铜佩饰、一些是银饰混在一起佩戴的情况。
在雷山等地，白铜佩饰已经普及，变成了平常的、大众化的一种饰品。不管是跳芦笙还是结婚，都可佩戴。当然，家里原有的银饰还继续保留，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会新买一些（大多买单件，极个别买成套的）银饰，形成了白铜佩饰为主、银饰也有人继续佩戴的状况。这对控拜村工匠（银匠）的加工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当地佩饰佩戴习俗的逐渐改观与控拜村传统银饰工艺逐渐演变为“变异与延续并存”模式直接相关。
三、其他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要素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现在黔东南苗族不管佩戴的是银饰还是白铜佩饰，不仅形状大、品种多，而且种类、造型、图案具有各地或各支系的特色。其传统银饰加工工艺在得到传承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与其佩戴习俗有着密切的直接关联外，其他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要素也是促其变迁的重要动因。
银饰的重要功能就是装饰，它与传统审美观念密不可分。黔东南苗族对银饰有以多、以大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调查中多次问及一些人为什么戴这么多银饰，有不少人回答：“好看。”以多、以大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是追求银饰又大又多的动因之一。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富裕则是实现这种追求的重要物质基础。“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⑩
银子本身就是贵金属，就是财富，人们很容易将银饰作为财富的象征，与家庭、个人的富有和面子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通过‘以钱为饰’所流变的夸富心态，自始至终都对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实际上，不同的苗族支系，在如何看待银饰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存在差别的。以前，施洞和雷山地区都很看重银饰，都把银饰看作财富的象征，以显示家庭、个人的富有。施洞位于清水江畔，以前是重要的水码头，经济相对发达，人们相对富裕，普遍存在夸富心态，将银饰作为财富象征的观念十分浓厚。现在人们还不愿意戴白铜佩饰，觉得没面子。笔者调查中遇到的很多人都说“有钱就戴银饰，没钱就不戴”、“戴白铜佩饰丢人，会被别人笑话”。正是这样的观念，使得今天的施洞苗族依然十分看重银饰，戴银饰的风气、习俗依然盛行，并抵御了白铜佩饰的流行。听说以前施洞塘龙寨最大的“8”字链重30“两”（2.2市斤），现在一位银匠说他近年来加工过的最重的一条“8”字链重达120“两”（8.9市斤）（当地银匠说银子的重量时用的单位是“两”，约13.5两等于1市斤）。这么重的银链，象征财富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这种将银饰作为财富象征的浓厚观念，也是传统银饰工艺能在施洞地区“兴盛”的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而雷山地处雷公山区，历史上经济不如施洞发达，将银饰作为财富象征的观念不如施洞浓厚。80年代中期以后，白铜佩饰的传入，较易为人们接受。白铜佩饰被人们接受后，越来越多的人改为佩戴白铜佩饰。白铜佩饰的佩戴对银饰佩戴习俗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也冲淡了银饰作为财富象征的观念。调查中不少人都表示，白铜佩饰又轻便又便宜，只要洗白，亮堂堂的就可以了，并不强调一定要戴银饰。银饰作为财富象征的观念目前在雷山已经淡化了，但也没有完全消失。传统银饰工艺“变异与延续并存”于雷山地区，与该地区传统的财富象征观念的流变不无关联。
银匠的定居与流动，也是影响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发生不同变迁的重要社会环境要素。施洞塘龙寨现有27户银匠，加上附近村寨的8户，该地区总共35户的银匠，数量不多。但是，施洞支系苗族佩戴银饰的传统浓厚，银饰需要量大。另外，当地的花丝工艺精细，加工费时费力，单位时间内加工的银饰较少。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当地的市场需要（包括少数外地来订购的和游客来购买的在内）与银匠的加工生产大体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因此，银匠中只有4户人到外地，其余的都在村子里。施洞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清水江流域的农民到施洞镇很方便，银匠加工的银饰主要是等客人来购买或在镇上摆摊销售，很少有人外出串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银匠们很容易坚持传统来打银饰。调查中塘龙寨的人都说他们“只打银子，不打白铜”，对加工白铜佩饰有一种不屑的态度。而雷山控拜村的情况与之不同。控拜村与麻料和乌高三个村庄相距不远，同属雷山县西江镇，形成了一个银匠村群。控拜村现在有205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银匠。如果加上附近的麻料村、乌高村，至少有四五百户会这门手艺。在这么小小的范围内有这么多银匠，为了生存，必须向外发展，寻找更大的市场。加上这些村寨都位于群山之中，交通不便，除少数客人来村里购买银饰外，主要是银匠外出揽活儿，从而形成了串寨的传统。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控拜村的银匠也就逐渐离开村庄、进入城镇。面对多种多样的需要，银匠们更多的是适应市场，很少坚持传统。银匠本身也逐渐分化，有的专门加工旅游工艺品，有的主要加工民间用品。加工民间用品的银匠中，有的只加工白铜佩饰，有的既加工白铜佩饰又加工银饰，只有极个别的坚持加工银饰。可以说，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在当代社会发生的变迁，无论是施洞地区的“兴盛”模式，还是雷山地区的“变异与延续并存”模式，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制约。
四、结语
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12)对于什么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生态，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将人类文化类比自然生态系统，以整体的观点看待人类的文化生态，(13)还有人认为“文化生态指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而且是把人类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看作一个互动的整体，这种互动的结果使得人类文化不断演化发展。”(14)这些都是以整体(15)的思想来看待文化生态的，类似人类学整体论(holism)思想。(16)
从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的变迁来看，佩饰佩戴习俗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传统银饰工艺的变化，而当地其他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如以大、以多为美的审美观，多个支系并存的社会现实，银饰的财富象征观念，银匠的定居或流动等，也是导致传统银饰工艺变迁的重要因素。这些（包括佩饰佩戴习俗在内）对银饰工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实际上构成了银饰工艺的文化生态。以这种观点来看，传统工艺的文化生态可作如下新的表述。首先，从工匠、加工技术、工艺品到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的使用及相关习俗是一个相互作用的链条。这个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对整个链条或整个传统工艺产生影响。对传统工艺而言，工艺品的使用及相关习俗变化是导致传统工艺变化的直接原因。其次，这个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又与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其中一些与之有关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都会对传统工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样，包括工艺品的使用习俗在内，对传统工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就构成了它的文化生态。在导致传统工艺变迁的多个因素中，一定时期某个或某几个因素会起到重要作用。从如上表述的文化生态观的角度来审视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的变迁，来看待变迁中的“变异与延续”和“兴盛”，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代社会中，传统工艺的衰退、变异、濒危甚至消失是普遍现象。本文的研究证明了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存留状况的另一面，即不仅存在“变异与延续并存”的变迁模式，也存在“兴盛”的变迁模式，不同的变迁模式均由各自的文化生态所决定。每一种传统工艺都不是静止的，都处在从过去到现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如果某种传统工艺的核心部分，以及有独特价值的部分得以一脉相承的延续下来，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兴旺，而个别非核心的、没有独特价值的部分即使发生很大变化，但它没有影响其核心的、有独特价值部分的延续，这样的传统工艺就是“兴盛”的。照此来看，不仅施洞苗族的传统银饰工艺仍然兴盛，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传统工艺现在也很兴盛，值得我们去发现，并以新的思路进行研究并加以保护。众所周知的茅台酒、五粮液（都是传统手工技艺类别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很好的例子。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它们都从传统民间作坊变为了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引进了很多与酿酒有关的现代工艺技术，但其独特的酿酒技艺却一脉相承，缘此才生产出了与众不同的名酒。可见，不仅需要有新的思路对“兴盛”的传统工艺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对它们的保护是否需要用与面临衰退、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措施和方法，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张世申、李黔滨主编：《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银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宛志贤主编：《苗族银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第154页。
③正式公布的名称是“银饰锻制技艺”和“银饰制作技艺”，但当地一般称为“打银子”、“银饰工艺”、“银饰手艺”等。为了行文简洁，本文采用“银饰工艺”这一比较简练通行的名称。另外，现在苗族的“银饰工艺”也不只是加工银饰，偶尔也加工一些其他银器。因此，本文“银饰工艺”的内涵是以银饰加工为主，也包含其他一些银器的加工。
④文中凡未明确标示出处的材料，均系上述历次调查所得。
⑤参见张建世：《凉山彝族银器制作工艺现状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李飞编著：《中国传统银器》，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9-74页；孙和林：《云南银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4页。
⑥银画开始是作为礼品、旅游工艺品来生产的。现在当地群众也受到影响，偶尔也以银画作为礼品。
⑦旅游工艺品，主要以零售和批发的方式，通过各种现代商业渠道，销售到全国各地。
⑧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第88-89页。
⑨参见贵州省雷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雷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⑩张世申、李黔滨主编：《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银饰》，第23-24页。
(11)张世申、李黔滨主编：《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银饰》，第23页。
(12)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13)参见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4)孙兆刚：《论文化生态系统》，《系统辩证法学学报》2003年7月第3期。
(15)参见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6)参见庄孔绍：《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