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特征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3)01-0079-(05)
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斯大林模式可算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关于这种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其中一些重大问题仍旧有言说的必要。
斯大林模式的最主要特征是什么?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领域同质同构、 高度一体化的“总体主义”模式。因此，与其像时下许多论著那样分别从经济、政治… …去罗列现象，不如一上来先讲明它的根本特征。这种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由少 数特权领导者阶层高居社会之上，代替工人阶级去实行管理的社会，也就是特卡乔夫所 主张的那种“少数革命家”统治的社会(注：特卡乔夫，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著名 理论家之一。他主张由少数意志坚强、组织严密的革命家一举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严厉 的“革命家专政”，去代替人民管理“社会主义”。详请参见拙作《特卡乔夫“少数人 ”理论评析》，载《世界共运研究》1996年第4期。)，而不是先前马克思所预言的由工 人阶级自己去实行管理的社会。
人人都知道，马克思学说主张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但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笼统含 糊，还没有完全道出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所在。实际上，马克思全部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 是：主张工人阶级通过集体的革命行动把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归公有，然后由他们自己去 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从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据此，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则 是：反对少数人的专政，实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当然，这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只 是一个抽象原则，还存在一个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去体现它的问题，而在这个具体形式 问题上他们谈论得并不多(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对未来社会作抽象空洞的设计 ，认为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应当由那时的人们根据实际条件去决定)。但毫无疑问的一 点是，他们都认为：当着无产阶级在革命后还需要国家存在并允许它“以社会的名义占 有生产资料”时，这个国家必须是民主的，通过无产阶级大众实行管理的，只有这样， 才谈得上使国家逐步消亡，并逐渐接近一个由整个社会直接公开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时代 。这一点在马恩那里可说是不言自明。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巴黎公社持热情的 欢迎态度，肯定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恩格斯1981年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 导言)——我们知道，巴黎公社正是以人民大众的直接民主、直接参与为基本特色的。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的第一代继承人——例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都很好 地懂得上述原则。所以他们都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但同时又都认为这一国有化必须贯彻民主制原则，以保证国家不致脱离社会的控制而 成为凌驾其上的异己力量。从这个原则出发，他们当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从没有 人怀疑过民主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和未来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对 民主的强调，几乎达到今天我们难以理解的程度。他们都强烈谴责资产阶级民主的空洞 虚假，但当资产阶级民主受到威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起来保卫这一民主，因为 他们认为哪怕是形式民主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比没有民主好；而在他们自己的队伍里，对 共同的纲领、政策进行讨论乃至批评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为未来的民主的 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党，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也必须贯彻和珍视民主，这就是当时的一 般看法。
列宁在许多问题上与第二国际正统思想对立。例如我们知道，他从1903年起就主张实 行严格的党内集中制，并曾轻蔑地称党内民主制为“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注： 《怎么办》，《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18页。)。但他也并没有把这 一集中制当成未来社会的必然形式，而只不过看作是革命者在俄国夺取政权时的暂时策 略需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他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 ：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社会管理职能高度简化，政治生活民主化，于是国家就会 很容易地消亡。这种看法和到那时为止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别。问题 在于，在通过暴力夺得政权之后经过短期的试验，布尔什维克很快发现，在落后的俄国 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匮乏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加上尖锐的党派政治斗争和内 战，使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初衷，结果他们不是走向理想中的民主化 ，而是走向集权化，把列宁1903年的党内集中制思想高度强化，且扩大到整个国家政治 生活了。在整个内战及其后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维埃国家内部生活的民主程 度不断削弱，党和国家权力的集权程度不断加强，整个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日益集中到了 一个人数不多的革命家集团手里。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却与理想背道而驰。好在当时 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者们，首先是列宁，对这种矛盾毕竟保持着一份清楚的认识。他 们在党内外颁布和实施各种不利于言论自由、民主讨论的法令及政策时，心中是怀有警 惕和歉疚的，总是忘不了一再声明说：这都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一旦形势好转，将 立即解除禁令!列宁在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发生激烈 分歧时，尽管对他们的“左派幼稚病”恼火之至，但仍遵循着自由争论的原则，当时列 宁表示说：“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 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注：《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第3卷，第420页。)在1921年的俄共(布)十大上通 过了著名的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列宁对此解释说：“不容许反对派进入党内，这是当 前局势的政治结论……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注：(俄共(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521页，转引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 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编印本，第32页。)可见，诸如言论自由 、批评自由甚至党内派别和分裂，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正常的，禁止它们反倒是不正常的 ，需要有特别理由加以解释才能通过。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列宁这一代革命家们对社会 主义民主有深刻理解，深知不能把民主看作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应看作是社会主义的 核心命脉。没有这个东西，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本意，变成少数人的独裁。列宁在晚年最 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和人民大众，而是取决于一小批 身居高位的“老近卫军”。在他看来，这里面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斯大林模式恰恰是把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在他的领导下，私有制在苏联消灭了，国 有化和准国有化(集体化)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了 ，从法律上说无产阶级也的确是社会的主人了。所以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第 一步设想似乎已经完成了。然而名义并不等于实质。实质是，这个国家由于缺少民主生 活而使无产阶级大众无法正常参加国家管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大权是掌握在了以 斯大林为首的一小批革命家手中。他们是无产阶级领袖，代表无产阶级行使权力，无产 阶级却无法监督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英明、忠诚和谦逊上。于是，“领袖谦 逊自律，则可能意见畅通，领袖乖戾，便导致言路壅塞，人人自危；领袖英明则政治清 明、人民幸福，领袖一旦出‘昏招’，国家便立时出现大乱整个国家生活现在都围绕着 领袖个人转动。社会主义的领袖代替了‘秘鲁的太阳之子’——从反民粹派时的普列汉 诺夫到1918年时的罗莎·卢森堡所担心的情况，现在确乎成了事实”(注：拙作《布尔 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在这种 情况下，一切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都变形了，公有化程度越高，领袖代管的控制力 和控制范围就越大，工人阶级大众的自治能力就越是按相应比例下降。不仅如此，由国 家所有制尽快向直接社会化管理的方向现在也被阻断了。应当承认，这种领袖代管制也 可能做出许多有利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事情，但它毕竟是“为”人民而不是“由”人 民自己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精神截然不同的。如果说马克思 社会主义主张的基本精神是计划加民主的话，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精神却是计划加独裁。
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所有领域内的方针政策，都不过是上述基本特征的 具体表现而已。关于这些具体表现目前已有不少论著作了分析，因此这里可以尽量简略 些。
在经济领域中，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无所不包的集中控制，从生产到流通，从分配到 消费，统统按国家最高计划部门(实际上往往就是领袖的指示)下达的指标执行。这种高 度集中的体制，宏观上缺少灵活性，微观上缺少激励机制，对于在人力物力资源不足的 情况下统一分配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推行工业化，固然可以奏效于一时，但不能 适合高度复杂的现代化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弊病极大。因此，这一体制历 来最受诟病，批评者从自由主义者直到当代各种马克思主义者，所在多有。但人们往往 把它混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却是很大的误解。的确，废除商品经济、 实行统一计划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并非斯大林的杜撰，计划经济思想也的确自 有其固有弱点，但区别在于，斯大林模式的经济计划是建立在排斥民主的官僚主义决策 基础上的，是按照领袖意志由执行机构制订出来的，这便决定了它与马克思的计划经济 思想形似神离，大异其趣(布哈林有鉴于此，在和斯大林就粮食收购危机问题争论时曾 呼唤“公社国家”，可惜晚矣)。这一差别，加上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无视俄国的落后条 件，使得斯大林式经济体制在形式上似乎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实质上却与 马克思的思想大相径庭。
在政治领域中，建立起了从最高领袖到地方基层政权严密控制垂直领导的庞大干部等 级制。对于这一制度，仅仅使用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之类的描述是不够的，因为那还只 涉及到形式。在实质上，它是按照领袖意志去运转的，是从政党组织、国家机关、经济 实体到一切社会团体统统执行最高指示的高度一体化专制结构。也不能说这里面完全不 存在法制，所有干部都无法无天。并非如此。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结构是要求各 级干部严格按照法制和纪律执行自己的任务的，因为他们不论职位大小，都只不过是这 个庞大机器中的一个个部件而已。问题在于，法制和纪律在这里都是创造出来维持这个 等级制的，即使各级干部都奉公克己无瑕可击，这架机器最终仍是听从一个人的操纵， 而根本不需要接受社会大众民主制度的监督制约。我国学者的一部集体著作《苏联史纲 》总结说：“斯大林的专制体制也具有历史上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即：独裁性、神秘 性、随意性。苏联共产党又要把斯大林模式下国家政治生活的独裁性、神秘性、随意性 ，装进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框框。这样，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泛滥起个人崇拜。”( 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这种评价是十分准确的。个人崇拜、阿谀奉承在 斯大林时期达到了狂热程度，既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也腐蚀了领袖本人。这不仅仅 是个人的爱好，也是排斥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还不止此，这种体制必然培育起 浓厚的对上负责对下层民众不负责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更重要的，培植起一个具有强 烈封闭性、具有共同利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阶层：官僚阶层。在距离革命 年代相去不远的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可以凭借理想主义信念为人民办事，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昔日回忆渐渐逝去，新的权力诱惑与日俱增，精心钻营追求升迁便成为他们 的主要生活目的，相互包庇、腐化堕落、滥用职权也就层出不穷。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 日益特权化，最后终于使自己成了与社会对立的异化力量。以上所说的都还只是体制正 常运转时的情况。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当像斯大林那样的强有力的领袖感到有特殊需要 时，他还会动用正常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达到目的，例如利用秘密警察的恐怖手段，例如 30年代后期的大清洗，等等。
在思想文化领域，从一开始就禁绝了一切不同声音。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取代了独立 的思想探索。为达到这一目的，在1938年推出了那部风行世界的理论教科书《联共(布) 党史》，用一种不容怀疑的官方框框把整个思想控制起来。人们不必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只要翻翻这本书并拿它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著作稍一比较，从印象上便很容易看出差 别。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富于启发探讨性的，在思想上留有可供思考的充分余地， 《联共(布)党史》则是标准的钦定教本。它在思想上是独断的，在理论方法上是斯大林 式的，在文体上也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在叙述历史时，它按照现实需要去裁剪材料， 把丰富复杂的社会主义运动进程描述成一两个领袖人物与一批批敌人、机会主义者、暗 藏的匪徒间谍斗来斗去、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广大人民则仰望天空享受着领袖的恩泽 。它把马克思学说简化成由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范畴、 规律拼成的封闭体系。在其中，主客观统一的精神不见了，规律的客观决定性和人的主 观能动性被截然划分开来，形成了一种经济决定论和主观意志奇怪地两极相加并相互补 充的特有思想。它在把现成的理论信条灌输给人们的同时，堵塞了接受融会新的知识、 新的思想的途径。它的结果是培育出一大批意识形态的宣传干部，却从根本窒息了人们 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体制下，全部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今后的目的都是证明党和领 袖的一贯英明正确，甚至连自然科学也被区分成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则 连篇累牍地在那里歌功颂德，对人和事物的深入描写、细腻的艺术感受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整齐划一的无原则吹捧。“斯大林啊，你比大海还要深，比天空还要高!”这算 是一种什么艺术?但它却是当时到处流传的佳句。如此等等。
可见，与其把斯大林模式说成是“教条主义”，不如说它是从根本上就脱离了马克思 学说的“教条”。对于这一点，对斯大林模式有深入研究的论者早有共识，他们之中既 有各种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不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包括那些对斯大林 持某种同情理解态度的人。例如斯大林传记的著名作者多依彻就是如此，他认为：“显 而易见，斯大林已经离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流很远了。他的社会主义和差 不多所有社会主义派别想象中的新社会的共同点，只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和计划经济。 ”(注：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3页。)
对斯大林模式最严厉最深刻的批评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行列内部的，这一批评在20世纪 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传统，其中可以举出许多有名的人物和派别。例如30年代 以后的托洛茨基以及继承他的托派，例如40年代末以后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其中又包 括铁托、卡德尔等国家领导人、学术界的“实践派”以及像吉拉斯这样的“异端”)， 例如60年代以后苏联的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在我国，这些人长期都被一股脑当 做反面人物对待，他们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也就被排除在我国人民视野之外。实际上， 他们的许多批评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应当是一笔需要细心分析、精确厘定、认真对待的 思想资源。就拿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来说，过去按照斯大林时期的官方口径，他们是一 帮专干暗害破坏勾当的匪徒。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出斯大林模式，随着苏联的解体 ，他们那些罪名固然已经不攻自破，就是对待他们的理论，今天也大可不必再墨守昔日 偏见。托洛茨基一派在理论上可以有一千条错误，但他们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是相当深 刻的、开拓性的。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论断，关于斯大林体 制产生的历史原因的分析等等，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却不能否认它们在思想 史上的公认重要地位。
总之，当着抛弃迷信，客观地回首历史时，我们不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斯大林模 式(苏联模式)运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 功的。因为它的整个运行机制和体制缺少活力，缺乏生机，具有很大的封闭性、保守性 ，不能进行自我调节，制约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不断提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 展，因此它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注：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 版社1999年版，第471-472页。)这段评价说得相当温和，但却无疑是公允的。它指出了 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最终崩溃之间的联系。的确，斯大林模式不仅具有种种严重弊端，更 重要的是它具有高度自闭性，缺少自我革新的能力。斯大林时期的统治只是这一模式的 极端形式，在他去世后，模式仍然在运行。当然，自赫鲁晓夫以后它被大大软化了，最 无法无天的做法被废除了，加进了温和合理的因素，变得不那么令人畏惧了，但实质却 未发生根本变化。在勃列日涅夫的年代里，这一模式依照惯性定律愈趋僵化，在世界日 新月异的飞速进步中，终于被抛到了时代后面。最后，当戈尔巴乔夫想要彻底地给这个 模式动大手术时，它那虚弱的病体已经经受不住引进异质因素的冲击了。内部积压已久 的种种矛盾爆发出来，最终炸毁了模式本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失去了自以为代表 着的人民的支持。人民不关心它的命运，甚至宁肯抛弃它，使俄国重归资本主义老路。 对于这个结局，在70年代时，苏联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尖刻预言有如谶语：
“这实际上是人类第一次试图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的社会结构的彻底失败。当人 们了解全部真相时，没有一个人(如果他不是疯子)会不同意甚至以最落后的资本主义代 替这种‘社会主义’。”(注：彼·格里戈连科：《致布达佩斯会议参加者的公开信》 ，前引《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352页。)
这就是事情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