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和后进城市化优劣势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进论文,启示论文,优劣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先行和后进城市化国家的特点比较
在研究之前先将几个研究对象作一番界定，先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指的是在1900年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在二战前城市化率达到50%左右的国家，这里主要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瑞典、日本，（注：各主要国家工业起飞的时间如下：英国1783～1802年，法国1830～1860年，比利时1833～1860年，美国1843～1860年，德国1850～1873年，瑞典1868～1890年，日本1878～1900年，俄罗斯1900前后，加拿大1900年前后，印度1952年开始，阿根廷1935年，中国1952年开始。）虽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各有特色，但他们有着基本一致的历史条件，较为独立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中期进入城市化的国家指的是在二战前后进行城市化的国家，代表国家有南美、东南亚、东欧的一些国家，后期进入城市化的国家是指目前刚进入城市化的拐点或尚未进入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
若干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左右时的城市人口比重
国 家 到达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城市人口比重
美国40年代
1080 57～59%
法国1953年
1018 57.5
英国1957年
1052 78%
西德1957年
100174.7%
原苏联
1960年
106449.5%
墨西哥
1975年
1190 62%
巴西1975年
1010 58%
日本1966年
1028 68%
上表根据杨纪良的《城市化与现代城市的发展》整理。
后进各国现在所进行的城市化与欧美近代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技术条件、环境条件和工业化道路，所走的道路会有很大差别：
1.从技术条件看，欧美各国的近代城市化是以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尽管工业革命时的那种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在现代看来是多么的落后，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建立在相当不成熟的技术基础上，所采用的技术多是中间技术，甚至是传统技术；欧美国家的技术是内生的，工业技术变动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时滞差较小，从整个技术、经济和社会系统来看，是一元均质的，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体系与自己的传统技术和国情可能是完全两码事，这种技术上的二元性与社会经济的二元性相互强化，形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二元性。
2.从经济角度看，欧美国家的城市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领先现象，这是由欧美在工业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因此欧美国家的城市是先进生产力的装配地和策源地，而发展中国家当今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是不平衡发展中后进追赶先进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简单模仿榜样的现象。必须看到，由于世界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后进国家既要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从城市化进程的自主看，先行城市化的国家，其城市化的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在发展过程中自主性较强，较少受到外部的干扰，它可以在工业化的大路上或者小道上各自唱着各自的小调，朝着说不清的方向信马由缰，走向了后人所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今后还会自主地走向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但作为后进国家，走什么样路就不完全由自己了，其城市化的发生发展有很强的外植性，榜样的力量、前者对后来者的控制性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先行者经验和教训的理解，使得其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的道路就不可能自由发展了，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就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对人类行为的自觉不自觉地修正，使人类的认识和行为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统一。
3.从时间跨度看，先行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推动的，从进入城市化的转折点到完成城市化这一阶段，其间经历的时间较长，而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进入城市化发展的拐点，从这一时间开始到达到60%左右的时间较短，只及发达国家平均时间的1／3～1／2，其S 型曲线上升得更陡些。参见下图
先行城市化与后进城市化时间叠合图
4.从国家干预力度看，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不同，后进国家城市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政府的介入，政府适当和适度地介入，无疑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利，但如果政府本身让蔑视规律的赶超情结左右着，就很容易产生不是办好办不好的问题而是办对还是办错的问题，由于政府在集中意志、集中财力方面的很大成功，容易滋生政府无所不能的观念，一念之差会作出很多决定性的错误（注：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心中有一把尺子，虽然这把尺子的刻度很难计量， 那就是 Do the rightthing is better than do the thing right.（这是一个规划学术语，意思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比做对一件事更重要））。
5.政治上独立后的新生主权国家，对社会变迁的期望很高，由于政治、经济、心理、脸面等诸多方面的动机，政府积极倡导并参与实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这种奋起直追式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经济发展并不仅仅靠理解就能解决问题的，平推并进，平均用力，使一些处于临界状态下的城市得不到足够的动力，需要加油的加不了油，影响城市的向上升迁。城市化需要实实在在的物质和社会准备，由于条件不成熟就贸然推进，所以带来一些问题。抛开深层原因暂且不讲，从表象上看，中国大城市内现代化大工业与手工操作并存、波音飞机与人力推车并存现象普遍存在。这些话一点也不过分，即使你在上海走一圈，你在北京的大马路上站一会儿，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这种现象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太迅速，旧的东西、旧的思维、旧的人来不及被消灭，崭新的东西已轰然而来，形成观念的交叉、技术的交叉，进而造成社会各阶层的冲突。
6.产业演化的顺序不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由消费工业进入到资本工业进而走向第三产业，霍夫曼比例不断下降（注：霍夫曼依照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率将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比例在5±1，第二阶段的比例应有2.5±1，第三阶段的比例应在1±0.5，第四阶段的比例应在1以下。 霍夫曼比例不断下降的规律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工业化的经验法则，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政治独立后一般都把重工业放在发展的位置，忽视农业、挤压农业，把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转移到工业中去，结果造成农业的萎缩，由于基础产业的弱质，使其它产业的发展受到明显的制约。）。由于产业发展顺序不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收不同，发达国家在农业革命后，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出现一定的剩余，这些农业剩余为农村人口的外流提供了物质保证。
7.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先行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初始条件差别是人口转型期不同，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期，其人口自然增长率远没有越超过1.0%，这种适度的人口增长， 既满足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给资源开发和新产业的扩充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对工资成本起到抑制作用，同时又不会对土地和资源产生太大的压力，如同火箭升空的燃料一样，适度重量的燃料对火箭升空提供充足的能量，又不能增加升空的负担。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速度太快，出生率属于农业时代的高出生率，而由于医疗知识的传播，死亡率却相当于工业时代，使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膨胀，人口激增的最大后果就是增加的人口将经济增长的所有成果全部耗费掉，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地球引力”太大，以致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努力成为泡影，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8.发展中国家在生产上是低质的，而消费却具有早熟性，将经济的成果大部分用于消费，过多的消耗了生产发展的动力。这种现象在亚洲国家似乎不太明显，但在南美洲，这已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
发达国家的财富是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创造的（注：这里决不排除用枪炮和屠刀掠夺来的大量财富，甚至有几个小国家的富有就是建立在对别国的血腥剥夺上。），是积累的结果，是发展的结果，后进的想赶上先进，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无可厚非，但看到人家的第三层楼非常漂亮，就立志一定要建一层更漂亮的三层楼作为竞争指标，很显然没有牢固的地基，没有可供搭建的一二层，漂亮的三层如空中楼阁，不可能建成；或者是为了炫耀，集全国之财力，建成一个什么世界第一第二的东西，但由于管理和软件方面的原因，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劳民伤财。中国建国后的超英赶美，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赶超情结的极端表现。拔苗助长产生人们对城市的厌恶及唾骂，好大喜功的目标，可能在仓促中实施，由于住房、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欠缺，管理的混乱，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城市成了犯罪、凶杀的滋生地（注：由联合国主持的大城市研究课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住房和道路已成为所有大城市共有的问题，这是由于人口和车辆的增长总是超前于住房和道路的供应能力，而公私部门的努力又很难配合好。住房和道路供给很小的增加，会刺激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弹性大，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只有6米宽的马路时代，堵车现象很少，道路修到12 米宽的时候，堵车开始严重了，现在路修到20多米，堵车更严重了，路越修越宽，车越堵越长，堵车已成为大城市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一旦人人向往的城市变成了这种状态，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恐城市病，由于中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和社会制度的优越，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像南美、南亚、非洲所出现的那种污浊的市况，在即将进入高速城市化的关键时候，中国放松了户籍管理制度并同时加强土地管理，应注意这多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力度。
二、后期进入的条件
后发展效应是针对先期发展而言的，这一理论首创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从发展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目前已成为通用的名词。背景是：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成功地借鉴和照搬先期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在于能否将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与当地具体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1.后发的劣势
①先期发达的国家在现代化起动之前，大多经历了一个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获取了大量的钱财，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引了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但这种做法使原本落后的地区更加贫穷，一旦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后，这些地区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时，资金和人才的短缺是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这种起点条件的巨大差异，使后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面临与先期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客观外在环境，永远地丧失了先期国家所享有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济学家尖锐地提出，先发与后发，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不发达地区的落后促成了发达地区的进步，同样，发达地区的进步是在对其它地区掠夺的基础上实现的，正是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中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景观。
②后发的劣势，更多表现在，当后发国家开始现代化建设时，面对的是早发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和技术经济文化优势所构建的势力格局，这种格局对发达地区是有利的。后发地区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就不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就必须参与国际大分工，而在已经形成的国际大分工中，落后地区的不利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在目前国际大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地区的角色是由发达国家确定的，即为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或技术含量低的半成品，以此来换取工业化所需的技术与资金，在各种不平等条件下的交易，其利润分配的指针不可能偏向落后地区（注：揭扬：《后发展效应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③就发展的前景看，发达国家借助经济技术和政治优势，其增长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要明显好于后进地区，马太效应和所谓的齿轮效应在国际范围内表现更为淋漓尽致，两大经济阵营的收入差距不仅绝对数在拉大，甚至相对水平也在拉大，经过了多少苦难现在仍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在叹息：除非发生奇迹，天生的侏儒很难长到成人的水平，赶超发达国家只不过是嘴上耍耍而已。
④就发展过程而言，后发的劣势还表现在发展中国家面临内外的巨大压力，首先是严重的人口压力；其次工业发展受到资源的苛刻限制；第三，工业的发展严格受制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第四，发达地区的生活方式、政治行政方式在信息社会对落后地区的冲击很大，在条件不成熟时可能在内外的压力下作出顺乎舆论而不合国情的决策；第五，外来文化的嵌入，对于现代化建设是一把双刃剑，而这把剑的负效果相对表现得比较多且显著。
2.后发的优势
①由于大量先例的存在，后发国家可以在未工业化和城市化时大致预见和体会出城市化后的各种状态，可以从开始就避免或重复早发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可以自觉地注意这些问题。
②可以较低成本获得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生产技术、经验和管理制度，这可以说是对后进地区的特殊支援。
以上所列，均是客观实际，目的是想指明，作为一个后进国家进行城市化建设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机遇，指明目前的条件与发达国家起步时的差别，认清这种差别，对于采取新的发展思路很有好处，避免在人家的后面爬行，因为，后发地区亦步亦趋地学步，绝不可能赶上去，不仅因为时间不允许，更重要的是条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发展效应对落后地区的影响是长期的，这是制度经济学中所讲的“路径依赖”（注：路径依赖，意指当一个人在选定了某一条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后，随后的步子和方向就只能按此路的方向和路面情况而定了，这就是说，第一步的选择，对以后的一系列选择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效应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它完全打乱了后发展地区正常的、自然的发展逻辑，使其发展进程表现出特质性，先期发展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时所必需的条件对于后发国家就不一定是必要条件，而过去可能是无足轻重的社会因子，会产生很大的推动力和阻碍力。分析发达国家的初始化条件，是为了掌握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并不是要复制当时的条件。
三、我们的应对措施
我们积极研究已城市化国家发展轨迹和实践经验，是为了寻找共性的东西，探索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遵循共同规律的前提下，创造自己的特色，以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质量，避免不同种的接穗与砧木间的排异性（注：接穗与砧木是作物学中的一个术语，这里借用一术语，是为了说明外地经验与本地具体情况结合中的一些问题，不管外地发展得如何好，在借鉴运用外地的经验时，一定要分析当地与经验产地在自然地理社会心态经济文化方面的相通性，否则美好的愿望很难成为现实。）。
世界经贸政治越来越一体化，在目前的经济政治格局下，经济资源总是从后进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后进国家的不利地位，是由于长期被掠夺所造成的。二战前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公开掠夺，二战后，这一方式有所变化，但由贸易产生的利益，在流向和分配上并没有改变；在此基础上，由于发展的时间不同，经济差距不同，给后进国家在进化过程中施加一个外在的冲力，这种冲力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负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策把握并选择得好，从中得到的好处会大于损害。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新阶段，认识并把握这种外部冲力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虽然到后来有政府引导，但私人经济的阻力依然很大，从微观角度讲，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和有效的，但个人角度的有利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时却较多地表现为低效，从微观上的有利转变为宏观上的无效。在我国，由于所有制及政府的有力控制，私人的作用和效果显得微不足道，但是，由于政府的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却是有目共睹的。
2.西方国家早期的城市化是在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在这方面与西方的表现相似，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环境不同。生产要素的城市化趋向在西方是自由的，是通过私人间的积累和地位升迁进行的，而我国是在国家的控制之内。
3.城市化进程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别，不平衡（条件的不平衡、动力的不平衡、结果的不平衡）是一般规律，所以城市化不应该受某种特定模式限制，让先进的地区先城市化，国家财政在效率优先的大原则下适当照顾后进地区，为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4.按理论、经验数据及现状判断，中国面临城市化的突破点，将要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主阶段，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下，后城市化国家的产业地位不是由自己国家决定的，改变分工地位的努力会受到国际政治方面的压力；况且目前这一战略决策，可能会影响今后发展基本格局，而改变的成本会很大。
5.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城市化问题后确定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特别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考虑，是个有创见的经验总结，这是在总结了西方早、中期发展教训的基础上，也是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但要真正使三者统一起来，还要做许多探索性的工作。在城市的景观和城市生态方面，不要重复一些国家走过的老路，破坏景观，破坏生态。一开始就要十分强调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生态环境的平衡，要讲究城市景观，遵守城市美学原则。城市的总体规划，要注意美观、和谐的特色，要讲究民族特性、历史传统和地方色彩。
6.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粮食生产的安全性是中国进行其它任何事情所必须考虑的大问题，布朗及西方的观点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偏差，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特定政治背景的大国来讲，粮食安全是时刻不能忘记的问题。近50年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度还是很高的（注：对中国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的计算，得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如下：60年代为97%，70年代为102%，80年代为95%，90年代的前7年为99%，后3 年在100%以上。总体上讲，中国的粮食安全度是高的， 据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专家预测，中国粮食的自给率在85%以上就应划归安全区，有了这种认识，就可以放手地发展经济特产作物，提高出口能力，换取所需的建设物质和粮食，这对世界和中国均有好处。）。
7.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由于世界有如此大的变动，过去的发达国家的资料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用途？从哲学的观点看，经验是有用的，它能指出大致位置并说明哪些方面是城市化起步时所必须的，在不具备条件时强行推进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或在哪些方面应该补课，以缓解瓶颈制约，指出什么地方有地雷，什么地方是陷阱，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必须提防注意等等。
我们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中，不要时时事事跟着发达国家后面跑，而要迎接这个挑战，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步伐。我们既不能置城市化共同规律于不顾，又不能不研究自己的城市化特色，在遵循城市化共同规律的前提下，探求自己城市化的特色，这样才有利于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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