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塑造和认同
——清杭州《城西古迹考》《柳营谣》解读
李桔松
(北京教育学院，北京 100120)
摘 要 ：清咸丰初年廷玉的《城西古迹考》和清光绪时期三多的《柳营谣》，以留存并挖掘旗营历史文化为目的，重塑了杭州旗营在杭州城西的文化形象。《城西古迹考》对旗营内河梁坊巷及文化遗迹进行了梳理并记录，塑造了杭州城西驻防旗营的文化形态。《柳营谣》以“竹枝词”的体式，诗意地回忆并记述了旗营中的历史与风物，接续了杭州城西驻防旗营的文化身份。通过对杭州驻防旗营的文化书写，杭州城西和驻防旗营不仅在地理空间重叠，更在文化层面上完美契合。杭州驻防旗营文人也通过对旗营历史变迁的书写以及文化身份的塑造，与杭州城和杭州文士形成了身份上的认同。
关键词 ：《城西古迹考》；《柳营谣》；记忆；身份认同
一、引子
城市记忆是一种人和城市互动后的文化遗迹，可以是物质存在，亦或是精神留存。中国古代的城市书写中，就留存了地方城市发展演变的生动实例，既包括街道坊巷、名人故居，还有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奇闻轶事，人在城市中留痕成为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留存城市文化的文本还表现出一种文化认同心理。记录与书写清代杭州城西演变历史的《城西古迹考》及《柳营谣》就是城市记忆以及文化认同的典型范例。
杭州旗营从顺治二年(1645)首设，至1912年结束戍守开始拆除，存在267年。有关杭州旗营的记述首推清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记载最为完备，但其关于杭州旗营太平天国起义前坊巷的记述多引自《城西古迹考》。由于城西旗营本是军事驻防，所以闲杂人等禁止涉足。“终清之世，驻防旗人居焉，锁匙壕堑，视同禁苑。”咸丰初年，才由杭州旗营士人廷玉写成《城西古迹考》八卷，对旗营内河梁坊巷及文化遗迹进行了访查梳理。[注] 蒋幸庵：《杭州驻防旗营考》跋，《两浙史事丛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5页。 但此书并未刊刻出版，只以手稿形式存世。光绪时期王廷鼎(？-1892)在撰写《杭防营志》时曾在丁丙的藏书楼得见此稿本。潘衍桐(1841-1899)《缉雅堂诗话》记：“书中闲附近人著述，有为它书所未见者，足资采掇。惜写本仅存，已佚其第五卷矣。”[注] 潘衍桐：《缉雅堂诗话》，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 此时此书也仅存五卷之数。之后，旗营后学金梁在《杭州新市场古迹志异》中记述“旗营本倚大城，筑墙为界，坊巷名称，皆仍宋元之旧，多前代古迹，有《城西古迹考》寓证颇详。余尝仿撰《市场古迹记》，惜稿存沈禺，尚未取回”[注]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4册《历代西湖文选专辑》，第316页。 说明此书手稿流转被金梁所藏，现已不知所踪。所幸光绪时期张大昌所撰《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丁丙所编《武林坊巷志》以及王廷鼎所纂《杭防营志》大量摘引了此书内容，由此可以窥见此书的一鳞半爪。
创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柳营谣》则是采用“竹枝词”的体式，诗意的回忆并记述了旗营中的历史与风物。《柳营谣》现存光绪时期刻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徐一士以《杭州旗营掌故》为名点校铅印此书，在当时流行一时。
《城西古迹考》到《柳营谣》，廷玉和三多用不同的叙事方式完成了对旗营历史的书写。杭州旗营焚毁前的史迹多有赖于廷玉《城西古迹考》的记述而得以留存，而《柳营谣》成为清末民初文人士子中流传最广的有关杭州旗营历史的文本。二书以杭州城西驻防旗营为书写对象，时间上前后递续，横跨清代道、咸、同、光时期，不仅挖掘出杭州城西的文化内涵，并重新塑造了杭州驻防旗营作为杭州“城中城”的文化形象，更重要的是把杭州城西和驻防旗营在文化层面上完美契合。杭州驻防旗营文人也通过对旗营历史变迁的书写以及文化身份的塑造，与杭州城和杭州文士形成了身份上的认同。
总之，对于所有可能导致塌方的因素一定要认真分析，制定相对应的预防措施。在发生事故时，必须要有相关的应急措施，有效地控制塌方的范围，对施工人员展开合理救治，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
二、旗营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塑造
杭州驻防旗营从顺治发展到咸丰，一直没有史志传世。文秀在《城西古迹考》序言中说：“我满营二百余年来，惜未有传志，即有家乘、遗编，大率随意抛弃，故流传者鲜。”[注] 文秀：《城西古迹考序》，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廷玉作为旗营内文化名宿，主动承担起搜访、保存旗营文化的重任。
廷玉，生卒年不详，字蕴之，号澐岩，巴尔达氏，满洲镶黄旗人。因居石湖桥，故晚年自称石湖翁。廪贡生。廷玉嗜书好古，湖山佳处，登涉殆遍。兼绘事，寸缣尺幅人皆宝之。有《沧雪斋诗稿》、《湖山补遗录》二卷、《城西古迹考》八卷，均佚。
廷玉《城西古迹考》写成时已届七十七岁高龄。在自序中，廷玉详细说明了此书编纂成书的过程：
对照组采用西药治疗,基础药物治疗:拜阿司匹林100mg口服1/晚,阿托伐他汀钙20mg口服1/晚,并对高危因素进行控制,包括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尿酸、HCY等。
意以城西一带，既驻为营，其中岂无古迹？如有之，其必晰载群书，寻绎甚考，故益穷究简篇而探赜索隐，远绍旁搜，随所见闻，综而纪之矣。弱冠娴习武备及暇于书不辍。嘉庆庚午有故友雪香许敬言、石桥施绍武寻觅营中古迹，拟汇一书。传因雪香久寓于兹，意相讨论耳。乃答云：吾友已询访迨遍，考载未备，久成数帙，只亏一篑之功。问者于是止焉。道光间蔡木龛与锁吟竹知予是集，谆谆寄言，可订成书，足传列朝之文献掌故。予以遗逸殊多，恐有所漏，且姑待证之。吴康甫尝，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而徐问蘧、吴秋畦犹劝勷付梓，予以未尽善也。咸丰癸丑镜泉罗君偕汪剑秋闻知相访，下顾寒庐，共相谈古事迹，娓娓不倦，予未敢出视其稿。继而纳庵上人同铁樵汪君亦为下顾，予揣管窥蠡测，何敢质诸大雅才家？如不以此稿为虚诞，俟汇成时候，请以就正补遗，则五十余年求益之怀可适。[注] 廷玉：《城西古迹考序》，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此书虽是由廷玉独自编纂完成，但在序言中他详细回顾了此书撰写过程中与杭州文士交流的情形，成为嘉道时期杭旗营文士和城内汉族文人交流的缩影。书中所提诸人皆是当时杭州城内名士：施绍武，初名绍培，字树之，号石樵，又号石桥，杭州钱塘人，嘉庆九年举人。性孝友，笃古义。[注] 施绍武生平参见浙江省通志馆编，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重修浙江通志稿 标点本》第5册《著述考》，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3312页。 蔡木龛；名焜，钱塘人。居于武林门内之斜桥河下，身为鹾务司会计，而往来皆文士。[注] 梁绍壬著，庄葳点校：《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 锁成，字彦韶，号吟竹，浙江钱塘人。诸生。有《吟竹山房诗》。少年时曾跟随舅父马履泰参加潜园诗社。其亦究心当地史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 锁成借得《南宋古迹考》抄本，考订并重录净本。[注] 锁成生平参见钱钟联主编：《清诗纪事 嘉庆朝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102页。 之后又有徐问蘧、吴秋畦劝廷玉刊刻出版其书。徐问蘧，名橡，杭州钱塘人，收藏金石甚富。工篆刻，为浙中名手。[注] 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0年，第792页。 吴秋畦，即吴重光，字秋伊、秋畦。杭州钱塘人。善摹印，早年与同乡先辈陈鸿寿、陈豫钟等人游。[注]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简明篆刻辞典》，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汪剑秋，为汪铽(1794—1855)，字式金，号剑秋。钱塘人。工词。著有《四书说略》、《五经说略》。[注] 南京图书馆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90页。 汪铁樵，即汪士骧(？—1861)，字铁樵，钱塘人。袭世职，授杭州营千总。咸丰辛酉(1861)杭城陷全家殉难，《两浙忠义录》有传。他擅诗，工篆隶，晚年作小楷尤精，曾校《万卷堂艺文记》一卷。[注] 其生平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71《浙江忠义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15《清史稿(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430页。
硝酸盐是植物利用的主要氮源，正常情况下土壤中其浓度小于1 mmol／L，但是随着氮肥的大量使用， 其浓度可高达 70 mmol／L ［1］。 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作为一种典型的单子叶须根系作物，根多、根深、根壮是其高产的基础。小麦根系发育不仅受遗传物质控制，而且生长环境因素也会极大地影响根发育［2］。研究表明，过量硝酸盐会抑制根系生长发育［3］，而缺氮条件在抑制小麦幼苗生长的同时可以刺激根生长［4］。此外，硝酸盐还作为信号分子，通过生长素信号通路调节初生根生长与侧根起始发育［5］。因此，硝酸盐对根系生长发育起关键作用。
与廷玉往来者，如前期的锁成，早年即参加潜园诗社，与众杭州耆旧相唱和。后期如汪铽，出身钱塘汪氏家族，同时是东轩吟社成员，[注] 徐雁平教授在《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中对杭州汪氏家族的文学发展有详细论述，见《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廷玉可以说是嘉道时期杭州城文士交游结社活动发展的见证人之一。他自己不仅亲身参与到文人交往活动中，同时在大家的砥砺下写出《城西古迹考》一书。在广泛和杭州士人交流的过程中，注定了这本描写杭州旗营文化地理的著作不可能脱离杭州城而独立存在。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此书的命名上。
现在可见的史料中引用此书名为《城西古迹考》，但在三多编《柳营诗传》廷玉的人物小传中记此书曾用名《武林城西古迹考》。但是不管是“武林城西”或者是简化为“城西”，都是想强调杭州旗营从地理空间角度本就是杭州城市当中的一部分。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廷玉撰写此书的宗旨就是强调杭州旗营对杭州历史在空间地理上的继承关系。
“武林城西”指杭州城西部一带，原本是杭州城内繁华富庶的地区，清初八旗官兵强行圈占了城西自钱塘门至涌金门的民宅作为营地。原有居民被迫扶老携幼，迁往城外，但是仍需为被占房屋输粮纳税二十年之久，[注] 《康熙仁和县志》，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7。 造成了当地极大的社会矛盾。后旗营筑墙将自我同杭州城居民相隔离，但是旗民摩擦仍旧不时出现。[注] 有关杭旗营旗人和杭州汉民的冲突可参见赖慧敏：《从杭州满城看清代的满汉关系》，《两岸发展史研究》，第五期，2008年6月。文章从政治、经济、社会三层面讨论杭州旗民冲突问题。 如乾隆十八年(1753)，杭州就发生驻防兵丁七达儿等与民人翁岐周等互殴一案。乾隆帝弘历亲自下谕说：
各省驻防旗民，皆同城居住，未有争忿互殴之事，惟杭州近年屡经犯案，此风断不可长。旗民同为国家臣庶，各应安分守法，何致动辄相争？乃斗狠成风，呼朋引类，隐分党羽，袒护助殴。此所关于风俗人心者甚大，非重加惩儆，无由力挽颓风。七达儿等一案，该抚仅拟照常办理，不足示惩。著将在场争殴人犯，不论旗民按名拘提，研讯确实，俱行发往吉林乌拉当苦差。嗣后该处旗民互殴之案，无分曲直，俱著照此办理，并将此明切传谕，务令人人共晓，庶伊等知所畏惧，永息争端，各安本业，亦挽回风俗之一道也。[注] 《高宗实录》卷453，转引自项文惠编：《明清实录·杭州史料辑录》，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是集所述，收辑先朝之遗事，而与近代之人文可志者，附载篇章。或谓：子误矣！既谓古迹，何须滥列时人？予曰：非也！兹所载见闻及者，堪以媲美前徽，足征后世。如昔人之事迹不纪于书，则久之无传，故并述之耳。③
《城西古迹考》在叙述中特别注意历史的更替联系。如记神堂巷当中有慧济庵为：“元至正甲子，牧牛孝公建，元末毁，明洪武间僧宗恺重建。”颇家弄中有宋三将军庙，“亦称三忠祠，又称旌忠祠。其神为高永能、景思谊、程博。宋元丰间，统军银川，战死，庙食于和尚原。南渡后建。”草芝巷的蒙古八旗协领署，“相传为宋枢密韩世忠故第，古屋数间，犹指为宋筑。其仪门侧墙砖尚存，所镌‘尚贤’二字。”[注] 廷玉：《城西古迹考序》，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7。 像这样的描述在书中比比皆是。现实历史遗构的留存并且和历史的勾连，很容易让人忘记杭州旗营城中城的空间布局，在时间上和杭州城市的历史发展保持了同步和一致性。
但这还不是廷玉撰写此书意义的全部，通过对旗营历史地理的追考，接续出的是当下旗营的发展。所以书中的笔墨更多地放在了清代中期旗营的布局和建设上。如记将军署西园：
在署内，奇石林立，树木古秀，皆南宋旧物。桥亭池榭皆足燕赏。登楼凭眺，则湖山晴雨，浓淡多宜，花竹蔚然，鱼鸟翔泳。乾隆五十年将军宝琳蓄鹤鹿其中，以为点缀。嘉庆六年，将军普福临池别构数楹，阶掩芰荷，背植丛筱，拟以夏月于此课士，及落成巳内擢。二十三年将军萨秉阿修复之，以演武校射。芟草藉苔，设立箭鹄。沿墙徧栽杨柳，睿池引泉，杂莳红白藕花。道光二十五年，将军特依顺重事修葺，造曲廊密室，补植花木，堆砌山石。幕中徐香舲撰记勒石。二十七年，将军奕湘辟畦莳菊。秋色满园，极一时觞咏之盛。[注] ②③廷玉：《城西古迹考序》，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7。
先叙述园中的花木叠石多可追溯南宋，可见此园历史传承。重要的是，廷玉以诗意的笔法，按时代顺序，描述出西园变迁的历史。廷玉在文后还附有与此有关的诗词二首，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近年来,为了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热电产业健康发展,解决我国北方地区冬季供暖期空气污染严重、热电联产发展滞后、区域性用电用热矛盾突出等问题,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各地建设背压热电联产机组和各种全部利用汽轮机乏汽热量的热电联产方式,来满足用热需求。背压燃煤热电联产机组建设容量不受国家燃煤电站总量控制目标限制,因此作为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节能导向产业之一,背压热电联产机组以其高效节能、改善环境的显著优势,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1-2]。
三多搜集旗营历史有着别人不能相比的优势。三多家族几代均为杭州驻防。三多的叔祖隆广平，讳隆铿，杭旗营协领，在杭州“辛酉难”时殉职，三多由是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其父有连，字鋆溪，以功历官至记名副都统，掌右习官防协领，统带八旗步兵营最久。三多不仅是杭州旗营辛酉之难后少有的八旗子弟的遗存，且是勋贵之后。其祖父裕贵，同瑞常、贵成等都为姻亲关系。所以三多借由家族人脉，得以结识诸多旗营故旧，如与京城原杭州驻防瑞常后裔丛桂、承禧邮件往来[注] 丛桂，字古香，号兆丹，蒙古镶红旗人。瑞常孙。荣浚，字心川，蒙古镶蓝旗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发湖北，补天门县知县。操行不苟。后为荆州驻防，辛亥革命后，以死自誓，革命党来攻，被杀。 ，对旗营旧事咨询考订。他自己在序中说：
在描述杭州旗营内的衙署祠宇、寺观坊巷时，廷玉有意地突出杭州旗营内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善于运用文化符号作为旗营中文化传承有序的标识，如写旗营的梅青书院时：
在延龄门大街，相传本林和靖未隐孤山时旧居。后为僧院，供佛祀关帝。嘉庆五年将军范建忠莅任，勤心教泽，选旗营英俊月课文会。延钱塘马湘湖明经芬掌教，并设义塾。……马芬补种红白梅花数十株，作记勒石，碣于东廊厅前。②
其中林和靖乃一代名士，“梅妻鹤子”之说妇孺皆知，为士林佳话。其旧居当然也是文人怀想凭吊之理想之所。所以在此建立书院，并命名“梅青”，就隐含承继前贤之意。后马芬作为教师，在书院补种梅花数十株，即为纪念林和靖，正如马芬云：“神与古契，贤哲高风，几见旷远欤！”③直接说明以此处设立书院同林和靖之承递关系。
此外，廷玉书中还侧重于“阐扬前贤之勋绩文章，并近代名流硕望”[注] ⑤⑥廷玉：《城西古迹考序》，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双成序言中即总结道：
凡忠孝节义、武烈文华，并致君泽民，维风端化者，代有其人。晦者复显，阙者复补，可劝可惩，历历足考。即隐遁知机、流寓乐志、大才小技，无不备纪。至于老氏虚无、释家空幻、而奇闻异事，续陆勋之幽怪，干宝之搜神也是。⑤
廷玉在跋中解释他书中搜集当时旗营文彦时说：
营图自绘，四界了然，按图可考，足以阐扬前贤之勋绩文章，并近代名流硕望，其芳轨奇踪，处处堪寻。乙卯秋，镜泉假予所绘之图，相携周览凭吊于城西西北一带，慨叹于夕阳芳草间，其蕊宫梵院、名贤流寓之所，或颓垣败址，犹能指视。则此日之消残，不胜兴感也！越日，铁樵复假所述末竣之初稿携归，录一副墨，谓俾广见闻，何诸君嗜好相同如斯之极？
简而言之，廷玉有“以书存人”之想，所以书中记载了诸多杭州旗营内的文人雅士和他们的诗文篇章。如记载廷揆居住大花园巷，好莳花草，尤种秋菊，每至秋日观花者络绎不绝，留题满壁。居颇家弄的赵惟德，喜好盆景，访其庭院蔚然如游深山。其人善画龙，工草书。又记 “文元圃，名庆，居义方巷之北，幼读书入泮，后从武，至四品。好题咏，而深于国书。福尚衣使者、特依参赞相继延以教读。院有假山，花木方竹丛生，中葺一亭，以董蔗林所书‘得月亭’三字额之。”[注]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8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7页。 虽并不是史传式的书写，但足以窥杭州旗营内文化发展之貌，补史之不足。
廷玉《城西古迹考》的撰写无疑是他文化自觉的一个过程，正如其自己所言有一颗好古之心。而这个好古之心即是在汉文化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对于自身历史的叩问和关注。从廷玉的叙述中，虽然明知旗营乃为城中之城，空间上与杭州隔断，但仍旧在时空上和杭州保持了呼应。不仅如此，廷玉所侧重表现的也是旗营内众人文化性的一面：他们栽花修竹、吟风弄月，汉族文人的雅好他们不仅具备，甚至达到精通的程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杭州旗营不仅在历史、地理上同杭州保持了一致，同样在文化精神层面也从未和杭州厚重的文化离断。
在廷玉的笔下，他用文化传承的模式重新叙述和构建了旗营的历史地理。旗营中从草木到建筑都留存着前代的影子，哪怕湮没荒草的残垣断壁，也有传说故事让这些遗迹具有了让人悼古的纪念性。这部书在记述历史的同时，兼具文化地图导览的功用，廷玉自序中记：
从表2中的数据可看出，用GM(1，1)模型得到的预测值并不是很理想，其平均相对误差为0.038 2%。利用GM(1，1)预测模型来预测第8次沉降值，得到的预测沉降值为20.76，相对误差为0.055%，后验差比值C为0.065。
古今一辙也。日月如转轮，俯今即古，古由今也。是集所述，收辑先朝之遗事，而与近代之人文可志者，附载篇章。……兹所载见闻及者，堪以媲美前徽，足征后世。如昔人之事迹不纪于书，则久之无传，故并述之耳。⑥
杭州旗营在廷玉的笔下脱下了神秘的外衣，变得亲近而感性，它纳入到杭州的历史发展时空中，成为杭州城历史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杭州旗营在杭州城中的地理归属，更是廷玉内心身份归属的外在投射。
对技经模型从年利用小时数、工程投资、核燃料价格、贷款利率、内部收益率、还贷年限和建设工期七个因素方面进行电价分析，并分析出含税电价和工程造价水平对应变化情况：含税电价每变化0.002元，建成价变化大致为2.5亿元，而总投资变化约为2.66亿元，随着含税电价从0.43元(核电标杆)变化至0.39元，建成价下降50.35亿元，总投资下降53.65亿元。
三、旗营历史文化的接续和重塑
在廷玉的《城西古迹考》完成后不久，杭州城遭太平军的重创，杭州旗营也成为焦土。同治三年(1864)杭州旗营重建，百废待兴。杭州旗营后学三多在接受其师王廷鼎委托搜集有关杭旗营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本着存史的目的，于光绪十五年(1889)完成了《柳营谣》的创作。民国徐一士在刻印此书时说：
但是，这种建立在私人银行信贷业务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的金融秩序并没有坚持很长时间。随着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的出现，国家间债务及清偿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危机之初，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去政治化的中央银行的合作以及建立国际清算银行等手段来挽救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秩序，但是这些努力都没能阻挡住国内、外金融市场信心的崩溃。1931年，随着投机资本的泛滥，美国终止对欧洲的长期贷款，德国和奥地利又恢复了外汇管制，而英国则在危机中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自由主义所建立的国际金融秩序轰然倒塌。
己丑(光绪十五年)有《柳营谣》之作，用竹枝体，述杭营诸事，共诗一百首，附注以为说明。时犹髫年(约十四五龄)，所造已斐然可观。既见诗才夙慧，尤足考有清一代杭州驻防旗营之史迹。[注] 徐一士：《一士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肯定了此书对杭州八旗驻防旗营历史的补阙之功。
三多(1871-1941)，号六桥，晚年又号鹿樵，钟木依氏，蒙古正白旗人，杭州驻防。十七岁时，三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历任浙江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北京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议、归化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民国后任盛京副都统、金州副都统、华工事务局总裁、铨叙局局长。南京政府成立，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谘议。伪满洲国时去伪新京(长春)，溥仪赐宅以居，出任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副总裁。有《可园诗抄》、《可园诗抄外集》、《粉云庵词》等。
作物对肥料的要求包括安全的浓度、合理的用量、平衡的养分，这也是科学施肥的三大核心问题。随着劳力价格不断提高，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更高要求，土地流转的加速和农场规模的扩大，国家对化肥施用量的控制更加严格，水肥一体化技术及节水灌溉的不断普及，市场对液体肥料的呼声越来越高。
吾营建自顺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余载，其坊巷、桥梁、古迹、寺院之废兴更改者，既为杭郡志乘所略，而其职官、衙署、科名、兵额一切规制，又无记载以传其盛。自经兵燹，陵谷变迁，老成凋谢，欲求故实，更无堪问。夫方隅片壤，尚有小志剩语，纪其文献，吾营八旗，实备蒙满大族，皇恩优渥，创制显荣，其问勋名志节，代不乏人，倘无一编半册，识其大略，隶斯营者非特无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童于何知，生又恨晚，窃不忍其淹没无传，以迄于今，每为流留轶事，采访遗文，凡有关于风俗掌故者，辄笔之，积岁余方百事，即成七绝百首，名曰《柳营谣》。盖如衢谣巷曲，聊已歌存其事，不足云诗也。后之君子，或有操椽笔而为吾营创至乘者，则以此诗为嚆矢耳。己丑冬日自记。[注] 三多：《柳营谣》；清光绪刻本。
准确切取5份堆积厚度为3，5，6，7，9 mm并按厚度比例称取的紫菜置于相同器皿中，控制室内温度为常温，设定微波功率为500 W，微波时间6 min，测定其水分含量和感官特征。
虽然是诗歌体，但是这本书目的就是“以诗存史”。与其它旗营文献相比，《柳营谣》最突出的特点是避开了传统的史笔手法，采用“竹枝词”的体式，诗意的回忆并记述了旗营中的历史与风物。王士祯在讨论竹枝词时即云：“竹枝泛咏风土。”张历友说：“一切谱风土者，皆沿其体。”[注] 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丛书集成初编》53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三多沿袭了这一传统的体式，用诗性的语言为读者带来了生动感人的阅读体验。
竹枝词毕竟字数有限，为填补诗中不能尽道的历史故实，三多皆用自注的形式补写于诗后，与诗前后参照。这就为《柳营谣》原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加入了现实主义的元素，两相对照，相得益彰，既填补了以诗记史的缺陷，又缓解了单纯历史叙事的干涩平淡。如：
可选用减轻鼻黏膜充血成分的感冒药，这类成分主要指伪麻黄碱。由于这个成分可以被用来提炼冰毒，目前国家对含此成分的感冒药实施限制购买政策。
真珠曲阜水安桥，红白莲花共五条。更有鳌山兼兔岭，至今何处问渔樵。(真珠桥在真珠河上，曲阜桥在军将施水二桥之间，西岸跨街，小永安、红莲花、白莲花三桥并在梅青院东，今俱废。鳌山头在清湖桥南新开弄，兔儿岭在坍牌楼，今罕有知者。)
锣鼓敲开不夜天，龙灯高纵马灯前。娇痴儿女争相看，坐守春宵倦不眠。(杭俗春宵有龙马灯会，必先入营参各署，以领犒赏。)
《柳营谣》采用诗的方式来记录杭州旗营历史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历史资料的缺乏。诗不仅字数少，还可以很大程度上给人想象空间。自序中也提到，他并没有见到有关旗营的历史资料，甚至残本的《城西古迹考》也无缘得见。其诗有云：“竹牒可能重我授，并将古迹证城西。(太夫子廷沄岩先生为吾营耆儒，著作甚富，有《城西古迹考》诗文等书，乱后多所失。)”书中所写都是依靠自己重新搜集资料并且采访遗老而得。在其自注中就可以看到他参考了《宋史》、《癸辛杂识》、《夷坚志》、《雪庄渔唱》、《西湖百咏》、《随隐漫录》、《樊榭山房集》、《咸淳临安志》、《康熙仁和志》、《杨诚斋集》、《啸亭杂录》等文献。他将普通的衰草寒烟、废弃的颓墙老井重新从历史的尘埃挖掘出来，诗化的语言有效地填补史料不足所导致的模糊性，反而会增加杭州旗营经过战火后的沧桑巨变之感。
三多之所以会萌发写《柳营谣》的动机，其序言并未全部说明，在其师王廷鼎的序言中说的反而更加明了：
《柳营谣》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是记述杭州旗营的建制以及辉煌历史，描述了主要的督署官衙，后介绍了旗营内的文化遗迹，再是将营内文士一一历数，最后是旗营内的风俗民情。与《城西古迹考》相比，此书其实更加侧重于对当下旗营风物的书写，实质上是对前书的一种接续。如前举西园、会议府，三多记：
树石参差水环竹，倚园新作雅游还。御书楼上凭阑眺，西背湖平北面山。(军署向有西园，去年长乐初将军重葺，易名倚园，御书楼在园正东。)
彩毫飞落九重云，会议堂开赐冠军。欲访三司公署地，查家弄口剩斜曛。(会议府向在查家弄，库司左右司并在焉，御书“冠军”二字颜其大堂，今古木衰草而已。)
三多以现实的角度记录了西园和会议府的变迁。由于他并没有亲见过旗营之前的旗营面貌，所以笔墨大多还是放在了今日旗营之情景。再如写梅青书院：
摘 要：近年来，高职院校已经成为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高职院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供给结构、供给质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需对其传统的发展理念进行革新，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维度对人才培养等教育工作进行完善和优化，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发展目标。针对供给侧维度下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就业教育改革进行浅析，仅供相关人员参考。
梅花重补聘名师，教育深思大树滋。为语八旗佳子弟，报崇应建范公祀。(将军范恪慎公礼贤下士，创立梅青书院，补梅延师，以汉学教授八旗子弟，至今因之。)
诗中仅能提及一些历史的过往，并在自注中留下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供读者唏嘘凭吊。所以细看之下，《柳营谣》其实还是光绪时期旗营历史的留存，它跨时空地接续廷玉的思想轨迹，书写了旗营属于自己的历史。
1994年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道路，建立了甲级A组联赛(简称甲A)，到2003年十年间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获得了初步的效果，社会各界对中国足球联赛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也逐步建立起了有自身特色的模式。2004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在天津正式开幕(简称中超)，开创了中国足球的新纪元，它是参照英超联赛制度进行完善的，但发展效果并不理想。中超联赛发展期间暴露了很多问题，例如运营管理、联赛的公平性等问题严重阻碍了联赛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中超联赛的运营管理、组织传播、上座率、引进外籍球员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研究中超联赛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寻找解决方法，有助于足球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
从题目上看，三多诗意地将诗集起名为“柳营”，可谓一语双关。一方面三多借用历史上周亚夫的历史典故，以纪律严明、军容整齐的“细柳营”自比，以彰显杭州驻防旗营的性质，同时也隐含着对旗营军事素质的夸赞。另一方面，杭州旗营位于西湖东岸，紧靠“柳浪闻莺”。且书中记光绪元年(1875)八旗官兵捐栽杨柳于河岸：“修筑东西两岸堤，争输鹤俸覆香泥。小桥官柳青青外，谁把桃花补种齐。”“柳营”的名称不仅形象的描述的旗营的地理位置，且赋予了旗营一种诗意的美感。
忆杭城自顺治五年始设满蒙八旗防营，迄今垂皕六十年。其中规模创制，文物声名，彪炳可风者殆不胜数，而记载阙如。中丁粤难一营熸焉。克复后合官与兵仅存四十余人，余悉调自荆、青、闽、蜀、乍浦诸营，以复旧规。非特文献荡尽，即其坊巷风情，大非昔比。六桥惜其典则云亡，深抱数典忘祖之虑，爰为广询老成，穷搜故实，一名一物，莫不笔以载之。[注] 王廷鼎：《柳营谣》序。
杭旗营难后重建，规模制度已然大不如前。三多在《柳营谣》中也提到重建后的杭州旗营兵额分别从乍浦、福州、荆州、德州、青州、四川六处调补而来。其诗中写：“节物今处各处殊，吾家笑作五侯厨。荆州圆子福州饺，岁暮春初相向输。(难后八旗皆调自六州，所以节物各殊)”。杭州驻防旧人善能在诗中也感叹“城郭依然耆旧亡，怆怀谁是鲁灵光”(《感旧》)。[注] 丁申、丁丙：《国朝杭郡诗三辑》，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俞樾也在序言中说：“入其城者，但见衙署之鼎新，廛舍之草创，欲问其故事而遗老尽矣。”[注] 俞樾：《柳营谣》序。 所以驻防旗营内除了旧有的规制需要恢复，更重要是的文化的重建，或者说是原有的杭州旗营文化的接续。三多的《柳营谣》所作的就是旗营内文化承续的工作。在结尾的诗作中，他写道：
声明文物合推今，精绝诗书绘与琴。莫笑管弦闻比户，武城自古有知音。(吾营以诗传者，赫藕香方伯有《白花馆遗稿》，外王父乙垣公有《铸庐诗草》，舅祖文吟香公有《亦芳草堂诗稿》，善雨人寺丞有《自芳斋诗稿》，贵镜泉观察有《灵石山房诗草》。以书名者，善寺丞之行书，固画臣姻伯之楷书，杏襄侯姻丈之隶书。以画名者，祥瑞亭协戎之马，家大人之山水、牡丹，矞云、织云两夫人之花卉。工琴者，盛恺庭观察，外舅文济川公、家六叔保子云公，柏研香、杏襄侯姻文，皆精绝灵妙，远近言琴者莫不以吾营为领袖。)
这首诗不仅简要绘制了杭州旗营内文化发展的脉络，而且包含着三多作为旗营八旗子弟的骄傲。诗中直接宣称杭州旗营在将近二百年的发展中，现在才是旗营文化发展的高峰。三多所说并非不是事实，经历过咸丰战火后的旗营文化凋敝，直到光绪时期才有所恢复。诗中历数的众旗营文士，到同光时期还在世者寥寥，其实这段话是旗营文化黄金时期的最好概括。三多此书的深层次目的在这首诗中也显露无疑，通过对前代文化遗产的追溯，对当下旗营的描绘，三多打造了一个文武并重、既具有历史感又兼有文化气息的旗营形象。正如钟敬文先生说：“中国古代的民族文献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民俗……从主观上讲它们表达了作者的文人情思；从客观上讲，它们又传达了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动的时期，人们对安定的民俗生活的回忆和眷恋，以及通过叙述民俗社会所抒发的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想象。”[注]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16页。 三多的《柳营谣》正是对旗营过去辉煌时光的挽歌，同时也是内心当中对旗营理想生活模式的想象和重造。三多就是想通过这些朗朗上口的小诗让人们重新认识杭州旗营：不仅是新的旗营子弟需要有杭州旗营的具体认识，更是杭州文士重新了解杭州旗营文化的需要。
四、城市文化的叠合和身份认同
杭州驻防八旗士人与杭州士子交往的过程中，已经清晰的认识到旗、汉的不同。廷玉的《城西古迹考》到三多的《柳营谣》，其实是杭州旗营士人书写自我，建构自我，并希望通过撰写史志、重塑形象的方式融入杭州当地士林的努力。
杭州旗营众人和杭州的联系，是顺治五年以后的事，发展到廷玉生活的嘉道时期，不过才一百多年。作为移民的杭州驻防旗营众人，也是到乾嘉时期才确切产生对杭州的依恋心理。所以杭州城西的前尘往事，对于杭州旗营众人来说，并无干系。而且，在杭州文士，乃至江南士人的眼中，满族就是杭州文化的破坏者。陈寅恪先生曾引汪然明写给周靖公的尺牍：
人多以湖游怯见月，诮虎林人。其实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征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猬缩，欲不早归不得矣。
在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廷玉认为杭州驻防八旗士人足可以比肩前贤，由此，驻防士人的民族身份在文化面前得到充分消解。看似一本旅游指南的《城西古迹考》其实就是为杭州驻防旗营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与杭州城的关系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既尊重了杭州旗营独立于杭州城的客观事实，又将旗营历史和杭州城发展变迁相同步。双成在此书序言中就指出：
清初的江南士人是难以从这种情绪中脱离出来的，但随着社会的安定，汉族士人也渐渐在新的社会中找寻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梅尔清在分析清初扬州文化时就发现，不管是八旗亦或是汉族文人，政治上的倾向并不妨碍他们个人间和文学上的友谊，明遗民和效忠清廷的文人以及八旗士人们经常往来，以风景名胜为背景，分享着现实的价值观和时代的社会地位。[注] 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这句话所反映的情况在杭州城一样适用。如前文所说，《城西古迹考》是廷玉在存古之心的驱使下，同时在杭州文人好友不断的催促中写成的。三多《柳营谣》也是在其师王廷鼎启发下完成。另外，现存两种杭州旗营史书都是由俞樾的杭州籍门生写就。可见杭州当地的文人士子已然开始接受杭州旗营的存在并且和旗营中的八旗士人保持密切的联系。
可对于廷玉而言，他知道自己的八旗身份并不具有文化上的优势。所以他对旗营进行考索和记录的过程，其实反映出的是廷玉试图沟通古今，寻找身份存在的心理状态。这种自我身份的确定和寻找，在三多撰写《柳营谣》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
在廷玉的书中，不可避免涉及明清易代所带来的文化创痛。但廷玉以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化描述来处理这种容易带来历史想象的片段，由此淡化今昔变异所带来的历史伤痛感，取而代之的是桑田之变引发的慨古幽情。旗营士人文秀为此书所写序言中说这部书读来让人有“遇天宝宫人，重谈轶事”的慨叹[注] 文秀：《城西古迹考》序，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即是廷玉此书想达到的艺术效果。
易代伤悲实质上政治身份改变所带来的情感冲击，而桑田之变的感慨则抒发的是对时间的流逝的悲哀。廷玉到三多的书写，虽然采用的叙述文体不同，但观察视角是一致的，即宇宙的亘古不变中，旗营所处在的杭州城西一地的相对时间内的变化。廷玉的自跋中这样说：“古今一辙也，日月如转轮，俯今即古，古由今也。”[注] ③廷玉：《城西古迹考》自序，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明清易代、江山更替所引发的政治身份紧张被消解，代之以阅读者对时光流转的哀叹。由此，武林城西到杭州旗营的空间地理名称的概念转换顺理成章。廷玉从历史发展的前后一致性，继而得出文人雅士在历史中的继承照应关系：
乾隆时期杭州驻防八旗官兵和杭州城民众摩擦时有发生，相处并不和谐，竟让乾隆皇帝亲自下诏过问，且上谕中认为此乃风俗颓坏，需严惩以儆效尤。廷玉为书定名《城西古迹考》，即有意弥合杭旗营同杭州城已有的心理区隔，同时也同杭州城整体相呼应。这种呼应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包含关系，还有空间对应关系。清代浙西词派集大成的厉鹗曾有《东城杂记》传世，书中内容“为考里中旧闻遗事，舆记所不及者八十五条，厘为上下二卷。大抵略于古而详于今。”[注] 金毓黻：《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廷玉著作不仅内容上与之相类，且地域上也与之相对。由此，廷玉的著作就不但是对位于杭州城西旗营文化遗迹的稽考，更是杭州城史地文化的接续。
分析说“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独深。吁！可哀也已。”[注]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85页。 这种易代的感慨盘踞汉族士林心头，难以挥去。也由于这种原因，才诞生了如张岱《西湖梦寻》，尤侗《六桥泣柳记》等作品。
岂仅以祠宇府弟，创建兴衰，河梁古井，开浚修治，以传其始末哉？既求志而负志，不行不达，则引古证今，寄托于毫端楮尾耳。[注] 双成：《城西古迹考》序，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看似廷玉以一个客观角度描写旗营中风物的历史变迁，实则是要将杭州旗营和杭州城西的历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现存的文化遗迹仅是联通古今的媒介。他一方面保存旗营内的文化故实，同时把旗营内的文化发展同杭州城的历史相联缀，借梳理旗营内地理历史的机会，打通旗营与杭州城的文脉传承关系，将自己的民族身份自然融入杭州城发展的历史中。廷玉试图通过此书告诉杭州士人，虽有旗汉之别，但他们同样是杭州文化的继承者。这种心态，照应着清帝从各角度论证满清政权合法性的心理，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异族身份被杭州文士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群体所接纳和承认。
《柳营谣》不仅有上述《城西古迹考》所想完成的证明自我身份和存在的功能，更有在旗营内部形成杭州旗营文化传承和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使命。
首先，光绪时杭州的满汉关系并非如杭旗营文人文集中所显现的一般团结和睦。如在光绪三年(1877)十月，杭州驻防兵三人在杭州城内强买以致杀人的恶性事件。《德宗实录》载：
据称‘上年十月间，杭州旗兵三人在盐桥地方茶叶铺强买寻衅，旋登桥出小黄旗，招党数十人，执持刀械，哄毁该铺，伤毙铺伙，居民为之罢市，闻凶犯潜匿营内，虚悬赏格，掩人耳目’等语。该兵丁逞强滋事，致毙人命，殊属目无法纪，何以时已数月案悬未办？著果勒敏、梅启照、济禄，迅将此案凶犯严拿务获，秉公审讯，按律定拟具奏。至所称营门彻夜不闭，奸宄混迹各情，似此营务废弛，尤属不成事体，并著果勒敏、济禄严定营规，约束兵丁，随时认真稽查，毋任再滋事端。”[注] ②《德宗实录》卷70，转引自项文惠编：《明清实录·杭州史料辑录》，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年，第215页。
马铃薯晚疫病的症状在不同地区及气候条件下各不相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初的症状是暗绿色圆形浸水的小斑点，经常出现在较底层的植株叶片上以及围绕在叶尖和叶缘上，然后再向整个叶面扩散。在潮湿的环境中，叶片的背面可能会有白色绒毛出现在病斑的边缘。受侵染的块茎表面会呈现出不正常的、凹陷的、大小不一的、紫褐色的区域。
针对此事光绪四年六月皇帝又谕：
杭州驻防营制素尚整齐，近因拨补各处兵丁不能遵守营规，竞有滋事之案，亟应认真整顿。广科到任后，务当约束兵丁，整饬营伍，处处实事求是，勿得铺张扬厉，徒事矜夸，遇有旗民交涉事宜，并著与该抚和衷商办，务使兵民相安，不准固执己见。将此谕令知之。②
可见旗民冲突问题在杭州与旗营之间一直存在。《柳营谣》就是要再一次建立旗营与杭州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文化联系。所以三多在书中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探寻了旗营历史文化遗迹如林和靖、范成大、朱淑真故宅，苏小小墓等，又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载了当时众多旗营中的文人雅士，三多用诗总结说“声名文物合推今，精绝诗书画与琴”。三多通过再一次挖掘旗营文化，希望可以重塑杭州旗营焚毁前的文化图景。书中所记录的景物、故事虽已是陈迹，经过太平天国的战火后更加难觅踪迹，但通过三多的叙述，这些残垣断壁都带有了符号意义，成为文化记忆中的一部分。俞樾在此书序言中说：
上纪乾隆中高庙南巡之盛，下逮咸丰间瑞忠壮、杰果毅两公死事之烈，而凡杜仙之坟，凤氏、凰氏之井，句曲外史之庐，临水夫人之庙，以至九月演炮，春分松鞍，云鬟月髻，湘公府之闺装，留月宾花，荣部郎之吟馆，事无巨细，一经点染，皆诗料也，即皆故事也，可以传矣。……余春秋佳日，必至西湖，由钱塘门入城。必取道满营，如得此一编，于舆中读之，望将军之大树，观故家之乔木，其可慨然而赋乎。[注] 俞樾：《柳营谣》序。
所以汪利平认为此书通过保存地方历史而表现出明确的杭州地方身份认同。[注] 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这当然是三多此书所想达到的目的之一。
但全书还有二分之一的篇幅他留给了当下旗营的规制和风俗，这是他特意在旗营焚毁后对之前旗营文化的接续。细读之下，三多这部分内容多是对其生活时代旗营规制和文化的留存，如农历五月十三日庆贺关帝爷生辰；年节时营内“荆州圆子福州饺”的混搭；立春之时互赠红绿豆和粉蒸糕之礼俗；春分前后为马放血，名曰“桃花血”之惯例；秋日斗蟋蟀之热烈；冬日出猎的豪壮等等。三多通过对旗营内文化传统的描述，表达了对自我民族身份认同。这些四处调来的八旗驻防官兵在读《柳营谣》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了解旗营发展变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此书可以建立杭州旗营内的身份认同。
《城西古迹考》和《柳营谣》在历史中前后递进，将杭州旗营真正纳入到杭州城市的地理空间中。这不单单是由于驻军杭州时间久远的原因，更是身份认同观念在八旗士人和杭州士人在精神领域的具体表现。两书明确传达出杭州旗营八旗士人试图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既是效忠于清朝皇帝的家臣，同时又是杭州旗营的一份子，且是杭州地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廷玉《城西古迹考》的佚失确为可惜，但正如其自言：“遥遥文武，犹望輶轩，聊备采风者之去取焉。”[注] 廷玉：《城西古迹考序》，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丁丙对《城西古迹考》的引用，张大昌、王廷鼎对旗营历史的撰写，都让廷玉的著作改变形态流传下来，这说明他以及他的记述得到广大汉族文士的认同和认可，这是廷玉最大的成功。更不用说清末三多《柳营谣》的广泛传播对杭州旗营产生的文化影响。三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任命为杭州知府，俞樾得知后即作诗《六桥太守三多本杭州驻防也奉檄权知杭州府事，杭人守杭事亦罕见，书来乞诗为赋一律》云：“顿使俞楼增色泽，门生门下有龚黄”。[注] 俞樾：《春在堂诗编》丙编。 俞樾在诗中也感叹作为杭州人的三多竟然成为杭州知府，历史少有。在俞樾的眼中，此时的杭旗营和杭州城，其界限则更加模糊和淡化了，杭州旗营人已经成为了杭州人的一部分。廷玉和三多在文字上的努力都说明：作为陌生城市的新居民，对所居住空间的历史和环境的认同，是融合入新的社区的关键。而且人都有被接纳的渴望，无论表现在口头文字亦或是思想内心。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2-089-097
作者简介： 李桔松，博士，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文化学。
[责任编辑：明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