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西方哲学的原创地：思辨与实践的交会——柏拉图《理想国》新解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理想国论文,思辨论文,新解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想国》(Politeia)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它表明柏拉图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也表明西方哲学大厦正式奠基。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念论”(或“型相论”、“形式论”，中译名一直存有异议，此处暂且悬搁)，自古至今学界对此几无争议，并认定理念是思辨的产物，理念论是思辨哲学。此后的西方哲学尽管对理念论哲学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几乎都离不开理念论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路。柏拉图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成了西方哲学的定海神针。然而，打开柏拉图的著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系列概念、范畴、推理的演绎，而且是生动活泼地洋溢着生活情趣的对话，是跌宕起落的富于悬念的戏剧，两者往往融合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一幕幕由对话表现出来的诗性戏剧之中，又包含着严谨的逻辑和论辩，无例外或明或暗地显露出写作者的深邃的心思和用意，表达着作者对宇宙、国家、社会和人生的一整套异乎寻常的看法。柏拉图对话是充满着、贯穿着哲理的文学作品，也是以文学形式锻造铸就的哲学著作。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这些对话都是古希腊社会生活和柏拉图智慧的结晶。如今，根据柏拉图对话所建构的各式各样的哲学理论，包括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辩证法、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等，都是撇开当时的生活场景、现实境况，从戏剧性的话语之中剥离出来，提炼、析取、抽象、概括而成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对柏拉图哲学的这种研究和建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是想探讨：从《理想国》的主题、思路、基本观点出发，看柏拉图究竟开创了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为哲学开辟了一条怎样的理路？柏拉图创建的哲学是否误导了西方哲学、乃至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理想国》的主题和思路 《理想国》的主题是正义问题，全书围绕着何谓正义而展开。学者们对此似无分歧。然而，一旦把问题具体化时，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譬如，在正义展开过程中，城邦正义与个人灵魂正义始终交织在一起，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何者更重要？在逐步展现这篇对话的理路和基本观点的过程中大致可以看出问题的答案。《理想国》第一卷开头在苏格拉底与众人关于“什么是正义”的讨论中就展示出当时的希腊社会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流行的看法。诸如正义是“有话实说，有债照还”，“欠债还债就是正义”(《理想国》331C，E，以下省去书名，直接标注国际标准页码)；“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332C，D)；“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339A)等等。这些看法都是以有无“用处”、“好处”、“利益”作为判别正义与不正义的尺度。柏拉图通过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这些看法均予否定，提出“换个路子”(333E)进行讨论。 为什么要换个路子？因为作者认为，正义不是“小事”，“它牵涉到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344E)，“是一个人该怎样采取正当的方式来生活的大事”(352D)。显然，正义关涉人生道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换个什么样的路子呢？柏拉图认为，要明白什么是正义，就必须引向个人内在的心灵。因为人的心灵具有一种非它不行的特有的功能和德性，那就是正义。“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353D—E)。人的心灵的德性就是人的德性，正义是人的一种德性(335C)。 总之，对话第一卷中的讨论是要人们抛弃那些流俗的、浅薄的、外表性的关于正义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摒弃从感知世界中的名誉财富地位之中寻求正义之道，转向从人的内在的心灵的德性之中寻求什么是正义。为什么要向内寻求，如何寻求呢？第二卷进一步讲述，向人内在的心灵寻求正义就是寻求“正义本身”、寻求“正义的本质和起源”，即寻求正义的理念，而不是寻求正义的“外表”、正义的“名和利”(357A—367E)，之后就转向了“城邦正义”问题。先探讨城邦正义，再考察个人正义，就好比先读大字后读小字，看得更清楚，这就叫“由大见小”(369A)，也可以看作“由外见内”，因为城邦正义是外在的，容易看得见的，而个人正义实即个人灵魂的正义是内在的，必须深入个人内在的灵魂，“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368E)。正义问题的讨论越深入，个人灵魂的重要性越凸显。 讨论城邦正义必先清楚建立城邦的“理由”(369B)，即城邦起源于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要许多东西，不可能单靠自己达到满足，许多人住在一起，建立“公共住宅区”，这就是“城邦”。所以，城邦起于社会成员互助的需要和分工的必要，故必有农夫、工匠、商人，更要有护卫者军人，后者的出现是城邦由公共居住区成为国家的重要标志。护卫者在城邦中的地位和作用高于生产者(农、工、商)。护卫者辅助统治者，负有重要职责，必须具备特有的品质，故对护卫者的教育特别重要。进行什么教育呢？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文艺)”陶冶心灵。但这两项是希腊社会传统的教育方式，城邦护卫者的教育决不止于此。柏拉图尤其不满意传统的文艺，包括对流行的荷马作品等，对其大加批评。这个批评从第二卷后半部延续到第三卷前半部，而在全书结束的第十卷讨论文艺的本性后又进一步批评流行文艺，甚至“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605B)。 柏拉图对传统文艺作出批评后，在第三卷后半部继续讨论城邦护卫者的教育，这种教育与城邦统治者、护卫者所负的职责和应有的的品质相关。在该卷末，他用“高贵的假话”、“立国神话”、“腓尼基人的传说”表达理想城邦国家的社会构成的三个等级(统治者，护卫者，农工商)分别由金、银、铜铁三种质料铸成，以此强调统治者、护卫者应具有与农工商不同的特别优秀高尚的品质，为此必须进行特殊的教育和训练，并实行财产公有制(412B—417B)。 第四卷在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相关联之中推进正义问题的探讨。柏拉图指出，正义的城邦国家是全体公民幸福的国家，是“善”的国家。这样的城邦国家的自然本性或品质是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正义是最根本的、总的原则。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中的三个不同等级的人各做自己分内的事，互不干扰和替代，有了正义也就有了其他品质(419B—435B)。所谓个人正义实即个人灵魂正义。个人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智、激情、欲望——相互协调与和谐，各自在自身内起作用，做它本分的事，就是正义，就像国家的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就是国家的正义一样(439D—444E)。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是相一致的。所以，城邦国家的政体类型和个人灵魂的类型也是相关连的(445D)。为使城邦国家的制度是善的、正义的，柏拉图在第五卷又提出了实行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共有的制度(449A—471E)。而为了能实行这两个在当时像“怪浪”一样“异乎寻常、骇人听闻”的制度，必须找到一个和正义的理念一样的正义的人，那就是让哲学家成为国家的王。这是三大怪论之浪中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浪头”了。这样，从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就导致了“哲人王”(472A—473C)。对话由此引出了“理念论”的哲学。 理念论哲学标志着真正哲学家的本性、品质与当时流行的智者的根本区别。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几乎全都涉及理念论，但涉及的方式、角度、领域、分量并不一样。《理想国》第五卷末和第六、七卷则以直接、系统、精炼的方式表达了理念论的要义，所运用的隐喻堪称思想史上的经典，包括“太阳喻”(“日喻”)(505A—509D)、“直线喻”(“线喻”)(509D—511E)、“洞穴囚徒喻”(洞喻)(514A—521B)，表达了终极理念“善”、两个世界、四种认识、灵魂的转向上升，等等。因为个人灵魂的转向和上升必须通过教育，于是引出了一套完整的与传统根本有别的教育方案，并与前述护卫者的初等教育(文艺、体操)相衔接。其关键是通过一系列(数理)课程安排，把个人的灵魂从多变的可感世界转向和上升到实在的可知世界，逐步引向真理；最高的辩证法教育则使灵魂的理性进入理念世界，直至最高理念“善”(521B—541B)。如此，便能造就出统治国家的哲学家，让这样的人执掌国家政权，就能实现正义的城邦政制。 显然，理念论和哲学王为城邦正义和个人灵魂正义以及理想的城邦政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实际的政治制度是由城邦公民的习惯产生的(544D—E)，与理想政制差距甚大。柏拉图考察了现实中实际存在过的各种希腊城邦政制。他比较赞赏贵族政制(贤人政制)，因为这种政制由品质和智慧(才能)都比较高的人执政，是他的理想政制在现实中的体现。但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更多是由贤人政制演变退化出来的政制，它们依次是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理想国》第八、九卷详尽地考察分析了这些政制，尤其对僭主政制的考察最为详情，批判最严厉，评价最低。因为柏拉图是从德性与幸福的角度，并且是与人的灵魂联系起来，对各种政制进行比较分析的。其中，僭主政制是最恶、最差、最不幸的(《理想国》卷8、9)。 对实际政制的考察和批评进一步显示城邦正义与个人灵魂正义密切相关。因此，对话最后第十卷又返回对传统诗歌教育的批评和对灵魂重要性的强调。诗歌、悲剧、画都只是“模仿”，与真理、真实“隔着两层”，诗歌创作只与“心灵低贱部分打交道”，所以要把诗赶出国家，只能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某种诗进入城邦。古已有之的诗和哲学的争吵宣告结束(600E—607B)。全书以一则宣扬灵魂轮回、灵魂(理性)不朽以支持至善和正义的神话故事而告终(608A—621D)。 二、灵魂说：思辨和实践的交会、柏拉图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 上述《理想国》的主题和思路表明，柏拉图哲学的基本动因和驱动力是当时希腊的社会实践，而决不是柏拉图宅在家里或在他的学园里的冥想。柏拉图生活在当时希腊世界的中心雅典，适逢城邦政治制度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②连绵不断的战争激化了城邦国家的各种内在矛盾，政治秩序和经济生活、精神生活、道德价值处于混乱之中。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社会不公现象普遍存在。③如何克服城邦政治危机，建立公正合理、积极向善的城邦政制，是柏拉图毕生都在思考、研究并付诸实践的最重大的问题。柏拉图始终把建构合乎正义的城邦政制融于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内，④而且努力加以实施，尽管没有成功。⑤终其一生，柏拉图没有脱离希腊城邦的政治、伦理、教育的实践，他并不是在象牙塔里构建他的哲学体系的。 当然，一个人的实践活动并不就是他的哲学，并不能与他的哲学思想简单地画等号，但是，他的实践活动也不可能与他的哲学相分离，不可能不在他的哲学体系之中表现出来。柏拉图政治、伦理、教育的实践活动在他的哲学体系之中有着充分的理论上的展现，是他创建哲学体系、奠定西方哲学大厦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在《理想国》中，我们通过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时而机智的反驳或引导，时而滔滔不绝的雄辩，可以看到柏拉图对当时重大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介入、思考和主张。作为全书主题的正义问题本身就缘起于柏拉图对当时流行于社会的种种正义观的不满，尤其是对“正义”是“强者利益”的批驳。柏拉图关于城邦起源于居民生活的需要和社会分工所必需的观点显示了他对城邦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经济的重视；他把护卫者军人的出现看作城邦由公民居住区成为国家的标志，将护卫者军人看作城邦统治者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城邦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他对国家本质的深度认识和理解。他强调通过实际的训练和教育培养护卫者的重要性，统治者应是从护卫者中选拔出来的能文能武、德才兼备的最优秀者。他并不认为护卫者和统治者是天生已有的，十分强调后天的训练和培养，而且主张要从小开始选择和锻炼，要使这些人“劳筋骨，苦心志，见贤思齐”。如果一个人在童年、青年、成年各个时期都经受了考验，无懈可击，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他立为国家的统治者和护卫者(413D—414B)。 柏拉图所制定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既关注身体的健康又注意心灵的健全，既重视知识的学习也强调实践的锻炼。他的教育是与伦理、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并为它们服务的。他的教育和培养模式是循序渐进，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他要求先具有一定的具体知识和实际经验，在完成数理等高级课程、经历实践锻炼，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研究理念论、辩证法的要求，并且把它们与城邦的治理结合起来，直接服务于城邦政治。他的教育制度在建立正义的城邦政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人只有经历并通过所设计的学习科目和实践锻炼，才能实现灵魂的转向和提升，成为合格的统治者。没有柏拉图式的教育，也就没有柏拉图式的政制。他创办“学园”就是在实践他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对抗当时游走于希腊各城邦的智者派的教育和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教育。他在《理想国》中之所以激烈批评当时希腊文化教育领域里流行的诗歌、戏剧等文艺作品，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作品根本培养不出优秀的统治者及其辅助者，充其量只能当作初级教育而已。相对于当时流行于希腊的智者教育和传统教育，他所提出的教育培训制度是全新的。柏拉图的教育理念是一种哲学，而他的哲学是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实现和传播的。哲学、教育、伦理、政治，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体的，不仅是《理想国》，在其他对话中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国内学界没有把柏拉图的教育哲学与他的政治哲学放在同样的高度来认识，没有从两者相互关联之中加以研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要在护卫者阶层实行财产公有、男女平等、妇女儿童共有等社会制度，这是出于他对当时社会的私有制、男女不平等和婚姻制度所产生的种种恶果的不满，他认为统治层成员的私有观念是城邦国家分裂、衰落的根源；同时，也是缘于他想通过实施这些社会制度，建立团结和谐的社会秩序。柏拉图把团结看作国家最大的善，把分裂看作国家最大的恶，认为国家的立法者必须分清“至善”与“极恶”，以至善为追求目标(462A—C)。他认为，统治者、护卫者的妻子儿女的共有制和财产的公有制是产生同甘共苦情感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善；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子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如果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纠纷，防止“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464A—466B)。柏拉图主张的这种社会制度在当时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创新之举，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想国》这个中译名会使我们把柏拉图所设想的合乎正义的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解释为或理解为仅是一种理想甚至是一种空想、乌托邦，这确实是误导。从柏拉图这篇对话的原标题(politeia)和对话的内容来看，应译解为对当时希腊城邦政制的研究，包括对现有政制的分析与批评，更重要的则是对他所设想的一种合乎正义的城邦政制的研究。这种政治制度当然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密切相关，但并不是简单地从理念论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对当时实际存在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剖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从现实层面看，在实际的考察中，柏拉图所谓的最好的政制是“aristokaratia”，英译文“aristocracy”，原义为出身好的人。根据柏拉图对该词的使用看，是指德、智均高尚、健全、丰富的人，理解为“贤人政制”较为妥当。与此相对，柏拉图所考察的希腊当时的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是依次由贤人政制退化演变而来的。柏拉图是按照这四种政制相对的优劣来排序的，其优的程度依次递减，而劣的程度依次递增；所谓优劣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的，即根据各种政制的伦理本性及其相应的执政者的道德品质来看的，最核心的是以正义和不正义为标准(《理想国》卷8)。在他看来，这四种政制中前一种优于后一种，而后一种政制是从前一种政制演变来的，这意味着政制的演变是退化性的。当时的希腊城邦的确出现过这些政治制度的演变。但是，现实中的政制的演变并不都是按柏拉图所制定的次序和方式发生的。因此，这种看法完全是柏拉图的推论，是思辨理性的结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宗旨是要建立一种合乎正义的城邦政制，其目标完全是实践性的。但是，主导这一目标及其实现的则是思辨理性，而理性是灵魂的最重要的结构和功能。 《理想国》从城邦正义进入灵魂正义开始，到灵魂不朽和灵魂轮回结束，全书贯穿着灵魂学说决非偶然。全书讨论的是来自实践领域的正义问题，但柏拉图一开始就把该问题引向人的心灵，在人的灵魂的结构深处寻求“正义的本质和起源”。通观全书，各卷都围绕正义问题展开，因而每卷都离不开灵魂说。在早于《理想国》的《美诺》、《斐多》等对话中柏拉图已经提出了许多关于灵魂的学说，在《理想国》(卷4，439A—45E)中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灵魂三部分”之说。这三分实即人的灵魂包含着支配人的行为的三个原则，其中理智进行思考和推理，应该起领导作用，让激情服从它、协助它，一起去监管欲望，控制欲望的贪婪本性。人的灵魂的三个部分能否彼此协调与和谐，“各司其职”，能否达到正义，关键就看理智能否起领导作用。所以，正义植根于人的内在的灵魂，是人的内在的德性，合乎人的天性(自然)或本性，实际上就是要使理性灵魂居统治地位，使人所特有的内在的德性转化为人的外在的行为，这既是人生之道、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实现城邦正义的基础。柏拉图之所以主张要让懂得理念论的真正的哲学家成为城邦之王，执掌城邦统治权，就因为这样的哲人王是理性的化身，能使城邦走上正义之路。柏拉图之所以一再强调护卫者、统治者的教育，就是想通过教育净化和提升他们的灵魂，让理性掌控人的行动，达到灵魂的正义，确保城邦的正义。 柏拉图以理性为主导的灵魂三分说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经典性，是诸多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⑥他关于城邦国家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以及不同类型的城邦政制同样也源自不同类型的人性，即与人的灵魂、人的品格相关。在他看来，灵魂是一个复合体，既有人性和神性，也有兽性和野性，就好像古代传说中的集多种本性于一身的多头怪兽。正义还是不正义就取决于让人性还是兽性主宰灵魂，从而支配人的行为。正义与知识、智慧、善、美、德性是一致的，与快乐(幸福)相关连；不正义则与无知、丑恶、无德性一致，与痛苦(不幸)相关连。法律和习俗也是根据同样的理由来认定美的或丑的，简言之，美或丑取决于我们灵魂中兽性与人性何为主宰。他一再强调，要让人的理性、知识、智慧在灵魂之中居支配、统治地位，抑制与驯服兽性，即控制好激情和欲望。一个有理智的人在获得财富时会注意和谐和秩序的原则，会注视自己心灵中的宪法，不让心灵因财富过多或不足而引起任何纷乱；在荣誉方面，他也会遵循同样的原则，凡能使他成为更好的人的，他就接受，若会破坏他的生活秩序的，他就避开(588C—592B)。 如果说以正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理论植根于灵魂说、为思辨理性所支配，那么柏拉图的本体论、知识论、宇宙论等就更离不开理性灵魂、受制于思辨理性了。柏拉图认为，灵魂具有“自身运动”的本性，因而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的”。⑦这里的运动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指自身具有主动和能动的力量。因此，柏拉图的灵魂也可以说是“运动”和“生命”的原则。柏拉图关于灵魂可以独立自存、与肉体相分离的二元论和灵魂永恒不朽的学说，与他的本体论和知识回忆的理论，两者是相互论证的。⑧柏拉图的信念是，在生灭变化之中必定有不变不灭的实体，灵魂和理念就是这样的实体。灵魂不朽、精神常存与理念永恒是同等的。正因为有这类东西存在，人一到这世上，他的生命就被灵魂所左右，他的精神之中潜在着关于理念的知识，只要运用理性就可将其变为现实的知识。所以，理念的可知凭借的是理智(理性)，而理智归属于灵魂的结构，超感知的理念和不朽的灵魂相通。当然，灵魂也与可感事物相通，因为灵魂的结构是复合的，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但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是可朽的(与可感事物的可朽相应)，所谓灵魂不朽实际上是理性不朽或理性灵魂不朽。灵魂作为认识的功能，主要也是理智的作用，灵魂的回忆是理智的运作，是再现理智先天得到的知识。柏拉图在论述关于宇宙(和人)生成及其结构的学说时，也把灵魂置于核心地位(《蒂迈欧》)。他认为，宇宙的创造生成就是将理性赋予宇宙，使之成为有理性有灵魂有生命的万物整体，实际上就是理性的创造过程，创造者是理性神。这种观点对后世也有巨大影响，构成西方哲学的传统。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总结，希腊哲学家们将两种特性或功能归之于灵魂：一是引起事物运动的原因；二是产生认识和感知的能力。我认为，对于柏拉图而言，灵魂还有第三种特性，即作为永恒不朽的存在体。亚氏还主张把关于灵魂的学问置于一切知识的首位。⑨亚氏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根据柏拉图的对话，来自实践的形而下的问题可以在灵魂之中找到其解决的源头，超感知的形而上的问题也在灵魂之中得到其理论根据。柏拉图的灵魂说成了思辨(理论)与实践的交会处。正是在这种交会处柏拉图创建了自己的哲学，灵魂说是他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 三、理念论：走向思辨哲学 如果从哲学的视角简单考察一下柏拉图的著作就可看到，《理想国》之前的对话(《美诺》、《斐多》、《会饮》等)，主要涉及知识、理念、灵魂、伦理德性，彰显真、善、美。《理想国》之后的对话(《斐德罗》、《巴门尼德》、《泰阿泰德》、《智者》、《蒂迈欧》、《政治家》、《斐莱布》、《法》等)，主要关涉的是对理念论的修正和发展、辩证法(术)、知识论、灵魂说、伦理道德、宇宙论、社会政治等。贯穿柏拉图所有著作和论题的最根本的思想无疑是理念论。按《理想国》的思路和观点，城邦的正义是在经受教育后的个人正义基础上、经由选拔的最优秀的统治者(王)来领导实施，城邦之王须是精通理念论的哲人王。理念论是实现正义的理论基础，是城邦正义成功与否的关键。故《理想国》以较大的篇幅展现了理念论的基本框架、内容和观点，在此之后柏拉图继续探索研究、修正和完善理念论，但依然保持其基本架构和观点。学术界对柏拉图的理念论已有许多论述，这里仅就《理想国》(第六、七卷)中的“太阳喻”(505A—509C)、“线段喻”(509C—511E)、“洞穴喻”(514A—521B)为例，讨论理念论作为思辨哲学的基本特点和思想。 隐喻是人类表达自己思想观点和情感意愿的方式之一，是人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融合的结晶，它形于表而理于内，在生动形象、简洁的话语之中蕴含着各式各样的哲理。自古至今，中外哲学家们都爱用隐喻表达自己的思想，柏拉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首先，在上述隐喻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明确做出了关于两个世界和两种认识的划分，即感知世界与超感知的理念世界或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的两分以及感觉与理智(理性)两种认识的划分。在太阳喻中，太阳是统治可见世界之王，比喻“善”是统治理念世界之王。在线段喻中，一条线被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短的比作可见(可感)世界，长的比作可知世界或理智世界；再把这两部分的每一部分按同样比例再分成两部分，总共分成四部分。这四部分分别代表人的认识或者说“灵魂状态”与相应的两个世界的四个等级：最高的是理性(知识)，对应于纯粹的理念；其次是理智(知性)，对应于数理对象的理念；第三是信念(相信)，对应于可感物；第四是想象(猜想)，对应于可感物的影像。上述第三与第四合称为意见，对应于可感世界，第一与第二合称为知识/理性，对应于理念世界。认识与相应对象一起按比例排列起来，它们的真实性和明确性的程度也相对应，而且真实性和明确性的程度依等次递减。意见是关于生成(可感)世界的，理性(知识)是关于实在(可知世界)的；理性(知识)和意见的关系就像实在和生成世界的关系，知识和信念、理智和想象的关系也像理性和意见的关系(511D—E，533E—534A)。更为著名的洞穴喻至今仍常为世人所借用，后人对这个隐喻的解释也最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个比喻严格划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划分了真正的存在和假象幻影、原本和摹本之间的区别以及相应的不同认识之间的区别。该喻将专注于可见世界、将可感事物看作真实存在的人，比作被捆绑束缚在洞穴中的囚徒，而从黑暗的洞穴世界转向光明的太阳世界，则比作从变化不居的可见世界转向永恒不变的可知世界(514A—518E)。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和两种认识的划分是西方思辨哲学的基础，构成了二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而关于两个世界的理论又被中世纪神哲学家们融入了基督教神学本体论，成为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 第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善”看作最高理念，是理念论哲学的最高追求目标。在太阳喻中，柏拉图把太阳看作“善”在可见世界所产生的“儿子”，太阳好比善；反之，善就好像可知世界(理念世界)中的太阳。善使人的灵魂具有理智的认知能力，使认知对象的理念得到可知性，而且使理念成为真实存在。“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而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509B)。善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又在完美方面超过两者。善位居理念世界的最高点，在地位和力量上都高于一切真实存在的理念，是真正的绝对意义上的王或统治者，是所有理念得以成为真实存在以及得以被认知的原因，当然也是可感世界事物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理解为所有理念的(以及事物的)外在的动力因，也可理解为所有理念的(以及事物的)内在的目的因。按照太阳喻，可理解为外在的动力因，因为太阳使万物产生、成长，是外在的动因。但善作为最高的理念不像其他理念一样是具有明确规定性的某一种存在和本质，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存在和本质；善作为所有理念的原因，可以说是终极的存在、最高的本质，它是其他所有存在和本质以及所有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善就是内在的目的因。如前所说，善的理念是最高的知识，是所有一切知识有用有益的根据。而且善作为灵魂的理智能力的原因，它也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力量和实体，这样的善的理念已趋近理性神。 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善既是终极存在又是终极真理，无论在本体论还是知识论上，善无疑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伦理道德等实践领域中，柏拉图所设想的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也是以善为最高最终目的。所以，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思辨还是实践，善都是终极的目的，善贯穿于柏拉图的整个体系，并且留下了追求超感觉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终极原因、终极真理，即追求超感觉的绝对者的思想传统，成为西方思辨哲学的根本性标志。 第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十分突出地强调了理性灵魂的重要性，无论在存在(本体)还是认知的意义上，理性都居首要地位。在他看来，停留于变动不居的可感世界会蒙蔽对事物真相的认识，局限于可见世界和物欲而尚不觉知者，是失去了自由的人，要从变化不居的可见世界超拔出来，转向永恒不变的可知世界(理念世界)，必须借助理性灵魂的力量。他的“洞穴比喻”就是用来解释这种转向的，称之为“灵魂的转向或转换”(518D)。他所设计的教育课程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转向，使灵魂固有的认识能力逐步提升，从感知世界转向超感知的理念世界。他把哲学定位于对超感知世界的研究，要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根源，把握真实的存在，必须让理性居主导地位，借助理性的能力和功能。理性超越感觉世界和感性经验探究事物的理念，凭借的是逻辑论证的方法，运用逻辑方法是哲学达到其追求目标的根本手段。运用逻辑方法的结果是建构概念范畴体系，并力求圆满完全，囊括宇宙万事万物，企图对世界作出完整圆通的解释说明。《理想国》确立了理念论哲学，但并未解决理念与事物以及理念与理念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此之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等对话中修正和完善理念论方面，着力于运用逻辑论证方法解决理念之间的关系，结论是：理念之间必须相互结合，即使彼此对立的理念也可以相互联系，理念就是在与其他理念的相互结合或联系的关系之中才能成立、才能有意义。这个结论打破了理念的绝对性、唯一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和分割。一与多、动与静等等原来分属两个世界的属性，现在成了可以结合的范畴。“存在(是)”和“一”由此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最基本范畴。柏拉图论证理念之间相互关系时所指涉的许多理念，实际上也是抽象的、普遍的概念或范畴，通过逻辑的演绎方法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可以推论出来，形成为一份“范畴表”。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成果。理念论对理性作了全面的发挥和运用，理性不仅具有最重要的认知功能，而且突显为独立的实体性的存在。重理性或理性主义以及相伴随的逻辑论证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也成为了西方思辨哲学不可或缺的特性。 《理想国》讨论的是社会实践中的正义问题，用大量篇幅论述理念论哲学是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社会实践中的种种正义问题的解决都要从懂得正义的理念着手，换言之，对正义的理念的认知，是解决实践中的各种正义问题的根本基础和唯一正确的途径。不光正义问题，其他各种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认知其理念着手。理念论哲学给出的方向和道路是：通过学习和锻炼，不断净化和提升灵魂，超越可感世界和感觉经验，使理性灵魂居主导地位；运用理性通过求知的道路，获得对事物的普遍的本质性的认知(理念)；不断求知的路同时也是不断向善的路，求知的终极点便是获得最高的善的理念，至善是终极真理也是终极价值、终极存在。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柏拉图的正义王国未能付诸实践，而他的理念论哲学却由此得以创建并流传至今。二千五百多年来，柏拉图哲学不断遭到质疑、指责、批评、反对，尤其自19世纪下半叶起马克思、尼采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颠覆，对柏拉图主义的猛烈抨击，引发了20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传统思辨哲学和柏拉图主义的更广泛而强烈的批判思潮。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关于终极性的哲学追求目标、关于对理性的过度抬高和运作，尤其遭到激烈的批判和反对。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未因此而从西方哲学舞台上消失。平心而论，柏拉图哲学的许多错误已被揭示，然而柏拉图哲学所提出或包含的许多问题依然存在；柏拉图哲学的历史功绩并不在于他的学说、理论所提供的答案，而在于他所提出或揭示的人类生存实践和认识、思想、智慧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略述几例如下： 柏拉图式的与可感的具体事物相分离的独立存在的“理念(idea/eidos)”和理念世界无疑是错误的理论，但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能回避其中所包含的事物与事物的本性、本质的关系，个别、特殊与普遍、一般的关系吗？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两分、不朽的理性灵魂显得很荒谬，但它蕴含着的人类思想的超越性能否定吗？人必须生存于可感世界，尊重感觉经验，又必须运用理性、思想，超越可感世界和感觉经验，才能真正理解可感世界、可感事物，才能有人类的发明创造，才能有科学和文化。哲学追求终极性的目标固然不可取，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是否应该予以合理的肯定呢？理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概念，但柏拉图在《巴门尼德》中讨论的理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基本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关系，《智者》中的三对六个“通种”(存在与非存在、同与异、动与静)至今仍为哲学家所运用，所有这些成对的概念范畴都是学术研究的工具，也是人类实践和认识中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把它们一笔抹杀吗？理念论致力于求存在、本质、原因、同一、永恒，这种偏重一方的片面性导致谬误，但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而将这些追求一概予以否定？理念论重理性、重理论、重思辨、重精神，引导人们通过求知、认知的路径获取终极的存在和真理，这条思辨哲学的路径是应该彻底埋葬抑或予以批判改造？理性、理论、思辨、精神、求知、认知是否还将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实践呢？柏拉图式的正义、幸福、快乐过度偏重于精神、理性，容易沦为空洞的说教，但它针对的是那个沉迷于金钱财富、名誉地位的希腊社会，在当时无疑是告诫世人的清醒剂；而贯穿于其中的德福矛盾至今依然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全球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西方思辨哲学经历25个世纪的发展，已是江河日下，转向实践哲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究竟什么是实践哲学？它的内涵和路向是什么？它和传统思辨哲学的根本区别何在？两者究竟是何关系？答案还不清楚明朗。此时此景不妨回顾一下西方哲学的原创地，也许有助于把握哲学发展的新路向。《理想国》清楚地表明，柏拉图创建哲学并未脱离时代境况和社会实践，理念论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紧密相关。柏拉图哲学并非纯思辨的产物，它产生于思辨和实践的交会处。事实上，哲学本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进程中实践和认识的产物，实践和思辨(理论、认知)本是人类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孰轻孰重是由人类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时空关系造成的。实践哲学不可能不要思辨或理论，问题是如何求取两者的和谐与协调。 注释： ①柏拉图的对话Politeia，意为政制，国内学术界长期沿用《理想国》或《国家篇》的中译名，近年来，有学者对此译名提出异议和批评，并主张改译为《王制》。这里仍然使用《理想国》只是因袭习惯译法，并非表明作者要捍卫这一译名。作者并不想在本文中就译名问题进行辩论，但在论述某些问题时可能也会对译名有所涉及。至于“新解”，决非是要在国内外众多柏拉图研究中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以“创新”自居，只是想表明作者对柏拉图的对话、柏拉图哲学有一些不同于自己以往的进路(approach)和看法(views)而已。 ②在历史上雅典以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著称。公元前五世纪，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各城邦在打败波斯帝国的战争(希波战争，公元前499～前449年)后，雅典取得了海上霸权，为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财源，城邦奴隶制经济蓬勃发展。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伯里克利执政时代(公元前462～前429年)是希腊城邦奴隶制的极盛时期，史称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经济呈现繁荣局面，学术文化有很大成就，欧洲人所谓的“古典文化”很多就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学术界常把这一时期称为“古典时代”。但是，公元前五世纪末，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一场绵延27年的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以雅典惨败而告终。斯巴达虽然赢得了胜利，但它的霸权也未能维持多久。公元前四世纪初希腊城邦奴隶制开始走向衰落，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柏拉图思想成熟的中老年时期)，城邦政治已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理想国》大约写于公元前380年，柏拉图约47～48岁。 ③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道德教育，追求社会公正，把完善人的灵魂、人性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最终却被执政当局判处死刑。这一历史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柏拉图追求正义的心灵。 ④《理想国》之后，柏拉图还撰写了《政治家篇》、《法篇》等长篇对话，继续论述政治哲学。 ⑤柏拉图曾于公元前387年前往西西里的叙拉古尝试说服当地城邦统治者按他的政治设计建立城邦政体，未能成功，甚至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柏拉图在建立起自己的“学园”，潜心讲学研究的同时，还让学生参与城邦的社会、政治和立法的实践活动，而且年过花甲还先后两次(公元前367、前362年)亲自前往西西里，再次试图在那里实现自己设想的政治体制，但以失败而告终。 ⑥柏拉图在《理想国》之后的《斐德罗》中，还对灵魂三分说做了一个十分生动的灵魂马车的比喻，见《斐德罗篇》246A—b，253B—255A。近代以来关于人的心理功能的智、情、意三分说，其渊源就在灵魂三分说。 ⑦柏拉图：《斐德罗篇》245C—246A。 ⑧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可参见柏拉图的对话《斐多》(75E—77A)、《美诺》(81C—D)。 ⑨《论灵魂》第一卷第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