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对若干热点问题的辩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问题论文,经济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科，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农业的发展，加速的资本积累，人力的充分利用，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等。综观50年来发展经济学的沿革，其研究的重点、热点、焦点是紧紧随着现实的变动而变化的，其研究方法也愈来愈表现出辩证分析的特征，即由片面到全面、由一元到多元、由线性到非线性。比如，90年代以来它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金融自由化、竞争和规则、种族多样性以及地理区位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辩证分析。
一对金融自由化的辩证分析
金融自由化曾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发展的潮流。但人们往往看到其利益和好处，而对其风险认识不足。金融自由化的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最终目标——促进稳定与增长、促进竞争、保护消费者和保证弱小群体得到金融服务，自由化是达到这些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显然不是唯一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托宾(James Tobin)认为，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影响方面，国际金融自由化曾经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这种趋势也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实施固定汇率的国家的货币主权。当私人银行和企业能以任意数量、任意期限和任意币种借款时，就会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外汇储备的压力。由此，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可能被迫实施牺牲增长以保护外汇储备的政策。为了保护货币独立和现代金融体制，发展中国家需要建立和加强金融机构改革和规划。在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应用“看不见的手”这一工具时要谨慎。世界银行副行长、发展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Joseph E.Stiglitz)也指出，虽然自由和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但东亚危机表明，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之间有重要差别。金融过于自由就会使金融市场失灵加重。
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以完全信息为基础，但现实是信息不完全，因而市场也是不完全的，经济系统也就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如此只有有效的政府干预才可使经济优化。虽然贸易自由化能增加经济净福利，但金融市场自由化与之不同，也许不能增加经济净福利，甚至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净福利，金融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中枢神经系统，只有成功的金融市场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为此需要有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管理，包括高效的经济立法系统、有力的政府司法系统和适时的经济预警系统等。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一直努力把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的自由化置于经济政策议程的首位。结果在此期间，金融系统问题显著频繁增加，自由化的结果使金融系统更加脆弱了。发展经济学最新研究结果认为，影响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有害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应付国际收支的能力低。但是即使排除这些因素，金融过度自由化仍对银行业的稳定有特别消极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实施金融市场改革之前需要建立强大的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只有当制度完善时，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消极作用才会减弱。有法可依、严格执法、消除腐败和信守合同对保证经济稳定运行是特别重要的。在制度没有充分建立的国家，通向金融市场自由化之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甚至应该是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后再搞金融市场自由化。一般来说，在经济自由化初期应致力于制度与组织的建设。这就是金融市场发展的辩证法。
二对竞争与规则的辩证分析
发展中国家对经济进行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的作用机制是靠竞争发动的。但是东亚危机表明，只强调竞争而没有制定健全的游戏规则往往适得其反。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完全与完美信息，但是信息不完全在发展中国家比之在发达国家更为普遍，所有的市场竞争都以信息不完全为特征。因此，完全竞争是不现实的。经济发展必须有政府的干预，这就需要首先制定游戏的规则。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斯蒂格里茨、拉弗特(Laft)、玻尔(Laurence Ball)、约斯考(Josco)等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各个方面来论证制定规则对促进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面对经济危机，斯蒂格里茨认为，传统的开放经济模型因为假定信息是充分的，故不能有效地解释经济危机期间金融市场的运行。这些传统模型的局限性在墨西哥和东亚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实际上，传统模型对辨别危机的根源、提供消除危机的措施及防止危机再发生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格瑞沃德(Bruce Greenwald)提出一个基于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替代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假设存在有效的金融制度设施，换句话说，一定的政策在此金融制度下不仅在短期内而且长期都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基于这一模型的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由于建立有效的金融制度可以加速经济衰退之后的恢复并促进长期增长，因此，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重要目标应该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制度。
竞争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作用类似于心脏对人体的作用，它的跳动使市场经济活了起来，但是在较弱的制度架构中应谨慎的实行自由竞争。拉弗特依据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指出，只依靠竞争不能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障碍：无效率的税收和金融系统，缺乏审计专家，贫乏的教育和科技知识，缺乏可信赖的政府、政客和官僚集团对国家的控制。在一些部门，特别是在金融部门，规则对于增强竞争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具备强有力的规章制度，自由化才能安全实施。缺乏宏观调控能力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必须认识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竞争应相互配合。激励竞争和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制度同样重要，它可以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及避免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玻尔断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节组织，则私有化将会破坏经济有效运行，而且在调控软弱的情况下，过度竞争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后果。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制度构架与促进有效竞争对经济发展是同样重要的。过去十年，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把国家垄断企业改为私人垄断企业，这种做法并不能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经济，正如斯蒂格里茨所指出的：“从政府垄断企业改为私人垄断企业不会有助于创造出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俄罗斯的经验证明，如果私有化不与竞争性市场相匹配，则改革的成本是高昂的，经济效率将会每况愈下。
约斯考同样强调建立稳健的规章制度的重要性。许多发展中国家把诸如水、运输、电力和电信等基础网络服务私有化的努力并没有克服这些部门依旧自然垄断的特性。这些服务部门需要制定加大开放力度、消除歧视的连续性规则，从而为新竞争者进入服务网络部门创造便利。成功的改革基础设施服务主要依靠创建有效的规章制度，这套制度的指导原则就是透明性、独立性和专家监督性。这些制度必须在改革初期而不是后期建立，应当包括有效的管理机构，合适的管理目标，管理者定位明确，投资者拥有可信赖的环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服务私有化要取得最好的效果必须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能保护消费者免于被剥削，能促进有效率的供给行为，避免竞争者之间的不公平与交叉补贴，有促进竞争的软设施等。
三对种族多样性的辩证分析
许多发展中国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组成的。种族关系是一国各种社会关系中十分敏感的关系之一。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种族关系问题应该说与经济关系最密切。由于种种原因，各民族存在矛盾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不意味着各民族不能友好相处。比如，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国其经济持续增长，而由多民族组成的一些非洲国家其经济却停滞不前。种族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逐步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种族多样性有害于经济增长，现代发展经济学家克莱尔(Paul Collier)发现，种族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政治制度：种族多样性与民主制度结合，则其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若与独裁制度相结合，则它将严重破坏经济有效运行。发展经济学最新研究表明，种族多样性可能会对微观经济具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可能会损害公共部门的正常运行，增加歧视，并且降低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不过种族多样性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确定。因为宏观经济主要取决于政治环境。若从高度综合的角度分析种族多样性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可以认为在民主社会中种族多样性并不危及经济增长，因为民主可有效地抵消种族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潜在消极影响。同时，高度的种族多样性社会比单一种族社会可更安全地防范暴力冲突。但另一方面种族多样性在政治权利受到限制时很可能对经济增长更具有危害性。这种情况下，暴力冲突的危险性也就更大。因此，对种族多样性的经济影响要做辩证分析。
克莱尔认为，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多种族构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建立在对其社会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要获取对其深刻理解就要进行多学科研究——不仅要进行经济学研究，而且还要进行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只有对这些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有全面的了解，发展援助才有针对性并取得成效。否则，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极有可能成为多种族各方的交战武器或导火线，而不能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推进剂。
四对地理区位的辩证分析
地理区位所包含的因素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状况等。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延续后代必不可少的空间条件，它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少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自然环境的差别与经济增长的差别是正相关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而现代经济增长一切成功的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这样一种差别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巧合。但当代发展经济学家对地理区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则与上述结论有所不同，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地理区位的影响是相对的。
发展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研究了地理区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解释了为什么要把世界划分为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区域性不平等和大都市为什么会越来越强大。世界各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都表明了工业化在经济形态转变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和致关重要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仍在通向工业化之路上缓慢的前行。由于资金、知识、熟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缺乏，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行发展模式。并且由于工业化的结果是城市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大都市必然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克鲁格曼等人认为，地理位置的确是先天注定的，贫瘠的非洲不可能具有通达的海上交通线和富饶的土地。但是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步因素也只是起步因素，以后的发展还取决于人的因素，也就是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更大作用。这一点，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得到很多论证（例如博茨瓦纳的迅速发展）。
一些发展经济学者认为，热带地区以及在最缺乏快速增长所需要装备的国家，存在过高的人口增长率。这是一种不良循环。随着世界人口超越60亿，人口压力越来越为发展中国家敲响警钟。据估计，如果人口增长率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到2050年全球劳动力将由今天的30亿人增加到45亿人，新增加的15亿劳动力几乎都在发展中国家。由此，斯蒂格里茨等呼吁，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致力于宣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格鲁柏(John Luke Gallup)和塞克斯(Jeffrey Sachs)敦促政策制订者重新审视不同援助形式之间的平衡问题，一种是目前流行的形式，即向各国政府提供政策性贷款，一种是加大涉及热带地区农业和公众健康的基础科学援助。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做更多的事情以改善经济环境并同时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改革权力机关的激励机制以使其制订完善可行的政策措施。
（收稿日期 200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