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富余劳动力的供给边界与规模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余论文,边界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对于任何一个基本具备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经济体，只要资源基本可以自由流动，其人口变迁几乎是经济成长的缩影。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人们逐渐聚集到城市居住的过程。这种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2004年，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的基本结束。
有人认为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城镇失业情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基于对农村富余劳力高估的认识，冯兰瑞(1998)、冯兰瑞和萧灼基(2002)、陈敬(2004)认为1998年中国失业率超过3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抽样调查并综合有关数据推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真实失业率在10%以上，其中1997年和1998年的真实失业率达13%～15%[1]。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多恩估计，到2002年底，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总失业率可能达到10%，其中，农村的失业率在10%～15%之间。程晓农估计，中国城市的实际失业率达到20%，而中国内地中小城市的失业率在30%以上。准确的富余劳动力规模是中国总失业率测定的关键。
在此，对1978～2007年中国经济转型期城乡富余劳动力规模进行考察。
一、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转移、农民工、流动人口与城市化等课题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对于城乡富余劳动力和流动劳动力的研究主要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估计，但各种结果相差较大。
刘易斯(1954)论证了转型期经济中富余劳动力的存在。先于他的罗森斯蒂因—罗丹(1943)和纳克斯(1953)也持类似观点。舒尔茨(1964)通过研究印度流行病爆发后农业产出波动否定印度农业有大量边际产出为零的富余劳动力的观点，而森却认为舒尔茨的“自然实验”并不能否定印度农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Fleisher认为中国的经济并不是一个劳动力市场满足均衡条件的经济。相反，他认为一个传统的两部门经济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在这个两部门中，非农业生产部门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因而人们更愿意留在当前的工作上，而同时，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较低(1997)。Ranis and Fei(1961、1963)、Jorgenson(1961、1970)和卡尔多(1975)进一步讨论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剩余等因素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这些修正和补充使二元经济理论日趋完善，从而成为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理论，即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扩展的刘易斯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劳动力及农业剩余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至现代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扩展能力取决于农业的生产条件。其特别重要的结论是：如果农业部门没有剩余（劳动力富余和农业产出剩余），工业部门的增长将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通过放松或改变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和隐含假定，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修正。王检贵(2002)和叶静怡(2003)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二元经济理论研究作了综述性的研究。黄泰岩、杨万东(2005)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外二元经济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城乡富余劳动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见表1），使用的估算方法（农业边际产出为零法；耕地劳动力比例法；生产要素优化模型和均衡条件法；农业技术需求法；国际比较法；直接观察法）和估算结果均不尽相同，人们的估计结果从8500多万（刘建进，1997）到20538万（胡鞍钢，2000），估算结果相差较大。
上述文献中关于中国农村富余劳力的估计都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所估算出来的这些富余劳动力实质上并不真正富余，原因是他们已经成为流动劳动力。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农村的土地和城镇各类企业本身都达到最优配置，中国依然可以释放更多的富余劳动力，达到这个最优的过程就是中国持续的改革。2004年的“民工荒”打破了学者们长期以来对中国拥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直觉判断。数据的缺失和官方已有流动劳动力数据似乎支持中国农村依旧拥有1.5亿～2亿富余劳动力的结论。面对“民工荒”现象，研究者们的自然反应是，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只能是短期的、结构性的、暂时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樊纲，2005）。而作出这种反应的根源在于，无论是学者或政策研究者，还是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认识，即中国拥有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更具体地说，中国农村存在大量且无法吸收殆尽的富余劳动力，而且这一事实似乎永远不会改变[2]。从总人口看，目前农村的实际入口只有总人口的35%左右，而从劳动人口看，从事农业的大约是20%，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只剩15%左右（张五常，2007）。在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富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缺乏经验证据，妨碍了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直接观察农村劳动力加总数量、年龄结构和就业分布的方法，估算出目前农村只有不到1.2亿富余劳动力，富余比例是23.5%，其中一半超过40岁[3]。
二、城乡富余劳动力规模测度：基本假设与估算模型
表1 中国农村富余劳力估算
通常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只有一条最大包络曲线，而这里的模型中有两条最大的曲线：一条是经过流动劳动力高峰值所组成的富余劳动力最大供给曲线，另一条是经过流动劳动力的低谷值的城镇常住劳动力供给曲线。城镇常住劳动力不但包括城镇中原有的劳动力，也包括来自农村的永久移民劳动力。富余劳动力最大供给曲线与实际流动劳动力值之差就是所要计算的城乡富余劳动力。
下面，从基本假设与估算模型两个方面对城乡富余劳动力规模进行测度。
（一）转型经济富余劳动力供给边界
按照庾德昌(1989)所提供的数据，早在1986年底，中国农村非农化的劳动力就已经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37.15%。按这一增长趋势（年增长率5%～7%）推算，1988年底，中国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就业估计值为2.25亿～2.4亿。皆川勇(1991)引用较早前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认为中国早在1987年就有5亿城市人口，比1982年的2.1亿增加了2.9亿。当时国家统计局是根据城市管辖范围来计算的，其中包括许多虽然称作是“城市人口”但其实却是农村人口。如果将非农化劳动力计算在内，这一数据恰好能够反映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张庆五(1991)估计，1989年末中国实际有2亿多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领域。
上述推算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际上就只有不到2亿的农业劳动力。这一结论是相当有意义的。第一，证明了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约是有限的，至少是不明显的。第二，以此为出发点，将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体失业率和一些学者高估的失业率画上了句号。自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远小于人们所估计。第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关于零失业的假设在中国得到了事实支持，因为转型期的中国失业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第四，一直以来的城市流动人口高犯罪率假象得以揭示，由于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是只是登记第二产业的从业人数，意味着大多数城市的外来人口远少于实际外来人口，因此，城市流动人口高犯罪率的结论不成立。这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刻画中国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经济巨变，中国的富余劳动力在转型期实质上都从隐性失业显性化为流动劳动力。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是以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为标志的。正是由于观测到这种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流动人口迅速增长，同时农业产出并没有降低，表明转型经济中确实存在富余劳动力。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富余劳动力是随着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而逐年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短期波动符合托达罗模型和推拉理论。就中国劳力转移的宏观进程看，整个转移进程完全符合刘易斯模型；如果将刘易斯模型看成描述一国宏观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那么托达罗模型就是表现为这一时间序列上的波动，或者说是冲击。这种流动劳动力的波动，为下面的DEA研究提供了基础。
前面的研究证明：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某些年份的富余劳动力接近于零。这给了DEA分析方法一个重要的启示：数据包络存在一个边界，即经济体中富余劳动力的供给存在一个最大值，这个最大值就是富余劳动力为零的年份。这也导出了下面模型所用的基本假设：一转型期的中国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二转型期经济中的富余劳动力供给有一个最大的供给上限（边界）；三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流动劳动力为标志和特征的，在经济最好的年份，总能将经济中富余劳动力全部利用。这一假设实际上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不存在失业的假设，只是认为中国1978～2007年这30年中至少有一年富余劳动力全部显性化为流动劳动力。流动人口的城镇和农村来源使得估算模型不但能够包含城镇中的富余劳动力，也能够包含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
（二）转型期经济富余劳动力估计模型：DEA分析法
采用一种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即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作为一种非参数的统计方法，DEA方法已成为经济、管理、决策分析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模型中，经济体包含如下几个宏观变量：城乡富余劳动力(RL)、外来劳动力(OL)、本地常住劳动力(LL)、非户籍永久移民劳动力(FL)。
城乡富余劳动力是指在提供产出(GDP)的组织中，由于制度变革或者技术进步，劳动力的绝对减少并不减少组织的产出。这部分存在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绝对减少而不影响产出的城乡劳动力为城乡富余劳动力。外来劳动力是指在流入地工作生活，而其户籍在外地乡镇的劳动力。本地常住劳动力是指在本地工作生活，而其户籍在本地乡镇的劳动力。非户籍永久移民劳动力是指在流入地工作生活，而其户籍在外地乡镇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并不随着宏观政策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而离开其流入地。
关于非户籍永久移民劳动力的定义与官方统计文献中的外来常住人口的概念是不同的。官方定义的外来常住人口是指在流入地工作、生活半年以上，户籍在外地乡镇的外来人口。而非户籍永久移民劳动力是指并不随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政策变更或者政治事件而回流至流出地的外来劳动力。因此，每个省区每时点上的劳动力数据集可以表示为
进一步地，将劳动力数据集以时期（年份）t为横轴的二维空间里表示。很明显，RL在不同时期比较稳定，在全国流动人口较多的年份，其隐性化规模就减少，而在全国流动人口较少的年份，其隐性化规模就增加。设经济体中在时期t时可转移的劳动力规模为
，非本地户籍外来劳动力为
，则时期t中显性化的富余劳动力规模为，隐性化的富余劳动力规模为
。
隐性失业显性化流动劳动力时，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大部分认为流动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都要低于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显然，利用后述章节估算方法，可以得出各时期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因此，如何确定各时期可转移劳动力规模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幸运地，不同时期的劳动力数据集显然是一个凸锥，即可以大致确定流动劳动力规模的边界。将这个边界数据集称为可转移的劳动力规模
。
三、数据描述
在此，用实证分析中的具体方法来讨论可转移的劳动力规模。
（一）基础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各年失业人口总数是构成研究核心的重要数据。因此数据的来源显然关系到实证分析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信性。基础数据来源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统计年鉴、网络数据库和其他研究文献、资料。
统计年鉴是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来源。研究涵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区、直辖市从1978～2007年30年之间的流动人口的情况。数据来源于各期统计年鉴(1978～2007)（国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城市）。这些官方数据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和良好的延续性，通过严格的限制条件和运算，有助于把握事情的真相。统计年鉴基础数据中，主要采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且相当普及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人均值基本上是刚性的，即人均值逐年变化幅度较小，满足数据采用的普遍性和刚性原则。
网络数据库主要指中经数据库、省市数据网和统计公报论坛。通过网络数据库除广东省的统计年鉴可以追溯到1984年以外，其他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年鉴数据最早也只能查到1997年。而统计公报中的数据主要用来估算2007年的区域人口。
其他数据包括：《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1978～1986》（1989年）和《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1985)》(1987)。这两本书中的数据及描述，有助于恢复1978～1986年中国流动人口数据的概貌。此外，用《广州流动人口研究》(1991)和《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及对策研究》(1990)中的数据恢复1987～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看似与研究有关的数据只是作为参考和验证。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提供的联合研究开发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状况的数据1997～2000年报告；统计年鉴中有关各省区的劳动力转移数据等。由模型推导出的结果与统计数据呈现一致性和大致相等的性质。
（二）人口与劳动力估算方法
估算数据是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国外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尝试应用遥感手段估算区域人口，目前已发展了应用航空相片以及热红外扫描、雷达和卫星影像进行人口估算的模型，初步实现了遥感研究人口的定量化及其推广应用。国内借鉴国外的卫星遥感方法对国内少数城市进行估算，金君等(2001)、吕安民(2004、2005)、杨思全和刘华(2006)、尹京苑等(2007)在介绍城市人口遥感估算方法基础上对不同城市进行验证，但所得结果偏差较大。
人口估算的最基本的理论就是估算数据应当符合概率统计规律，由此可以由样本估算总体。由于人类本身生理条件的限制，每个人对某些必需品的消费是有最大量的，样本人口平均消费从概率统计上讲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完全与总体人口消费保持一致或相等。如同一地区的人们日常生活中消耗掉的水、电、蔬菜、水果、肉类、粮食等在人均测量时基本上是相等的。由于移动通信的普及，人均移动电话拥有率已经成为城市人口估算的最重要和最简单的方法。单一估算方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要尽可能地利用多种估算方法并进行对比验证与分析。
在进行人口估算时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地区差异性，不能任意类推，要充分考虑其影响因素；二是以调查研究为立足点，否则估算容易成空中楼阁。常用的区域人口估算方法有：第一，人均生活用水（生活用电）量法。第二，城市建成区法。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城市人口密度并没有随城市的扩展而减少。由于城中村的存在，新建成区城市人口密度甚至更高。先计算老城区的平均户籍人口密度，再乘以总建成区面积，基本上就可以得到该城市总人口。第三，手机用户法。自2000年起，手机逐步普及。中国各地区都将年末移动用户总数、城镇和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手机部数纳入统计范围，因此稍加变动就可以估算地区人口。第四，粮食、食盐、猪肉消费量法。在一定的区域内，人们对粮食、食盐、猪肉等的年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是确定不变的，即消费刚性。
四、估计结果与讨论
最初的研究是以1988年为分界点，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流动劳动力分成两个独立的阶段来进行的，即构建两阶段模型。研究中发现，如果将不同年份已经转化为城镇永久居民的人口与劳动力考虑在内，则整个转型过程中的城乡流动劳动力是一条几近完善的Logistic曲线，由此开发了估算富余劳动力的Logistic方程。
（一）流动劳动力（流动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一直都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将流动人口数据看成是流动劳动力规模而不影响研究的结论。利用庾德昌(1989)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1985)》，推算出1978～1990年全国跨乡镇和跨省流动劳动力如表2所示。
通过各种人口估算方法对各省区和重要城市进行了谨慎的估计，汇总后得出1988～2007年跨县域的流动劳动力规模如表3所示。
表2 中国流动劳动力(1978～1990) （万人）
（二）转型期富余劳动力：两阶段模型
依据中国人口转型的不同阶段，将整个估算分成两个部分：1978～1988年和1988～2007年。根据庾德昌(1989)和《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1985)》(1987)中的数据，推算中国1978～1988年中国总流动人口规模如图1所示。
根据对1988年的特定推算，将流动人口规模历年趋势线水平上移至流动人口最高的年份，如果平移后的趋势线依旧小于1988年实际流动人口数据，再将其向上平移。很明显，平移后的趋势线高于1988年的中国跨乡镇流动人口数据。在此，称向上平移后的曲线为转型经济富余劳动力供给上限曲线，这与刘易斯理论所描述的情形完全一致。转型经济富余劳动力供给上限曲线在各年与该年总流动人口之差就是经济体中尚未转移的劳动力，这才是真正的富余劳动力(RL)。将趋势线向下平移至实际流动人口数最低点，就达到转型期经济接收富余劳动力下限，即转型过程中经济体能够接收富余劳动力的历年最小值。转型期富余劳动力接收下限实际就是非户籍永久性迁移劳动力。真正的流动人口是转型期实际富余劳动力供给曲线与接收下限曲线的差值。经济体中富余劳动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最大可供给量随着农业技术进步而增加。
由图1可以看出，1978～1988年这11年间，中国以劳动力为主的人口流动呈现指数化的增长，无论是用托达罗模型、推拉理论，还是用系统动力学模型，都可以拟合出这一阶段流动人口的增长曲线。将乡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计算在内，重新估计了可转移劳动力供给上限(TL)、可转移劳动力供给趋势(OL)和可转移劳动力供给下限（外来人口中的常住人口，FL）的指数化曲线如图2所示。
实际流动人口是指非农化转移规模。因此，劳动办供给上限与非农化转移规模之差就是真正的富余劳动力，或者称为隐性失业的劳动力。所估算出的常住化外出劳动力与官方公布的暂住人口数据是相当接近的，这实际上是一条流动劳动力沉淀曲线。韩长赋(2006)曾给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的概念模型，这里则给出了一条自1978年改革以来的流动人口在城镇的沉淀曲线。官方的数据仅局限于调查年份，而没有调查的年份则缺失数据，沉淀方程有助于恢复这些缺失的数据。在表2、表3的数据基础上，加上乡镇企业历年吸收的劳动力，应用同样的方法，采用乘幂模型给出可转移劳动力供给上限、可转移劳动力供给趋势和可转移劳动力供给下限的指数化曲线如图3所示。
图1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1978～1988年
表3 中国流动劳动力总数：1988～2007年
图2和图3中的富余劳动力供给上限与实际转移的劳动力之差，就是通常所说的富余劳动力，也称为隐性失业的劳动力。由于两阶段模型使用不同的拟合曲线，因此作出了调整。给出1978～2007年间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富余劳动力如表4所示。
（三）转型期富余劳动力：Logistic模型
在前面的研究中，将30年改革划分成两个阶段：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农村改革顺利完成后，中国以农村为主的劳动力流动达到1988年的历史顶峰，这一阶段的流动劳动力呈现指数化增长，马尔萨斯(1798)所提出的人口指数化增长模型完全适用于中国1978～1988年的流动劳动力规模增长。马尔萨斯于1798年提出了著名的入口指数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人口的增长率为常数，或者说，单位时间内人口的增长量与当时的人口数成正比。根据(5-2a)，绘出中国1978～1988年的Logistic曲线及富余劳动力供给上限与供给下限。如图3所示，其中转移劳动力总数是估算值。利用Logistic转移模型，估算1978～2007年富余劳动力规模如表5所示。
表4 转型期富余劳动力规模（两阶段模型）：1978～2007年
图2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与沉淀：1988～2007年
图3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与沉淀：1978～2007年
表5 转型期富余劳动力规模（Logistic模型）：1978～2007年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区域人口估算方法和实际的估算结果表明理论上估算的富余劳动力在中国经济转型期过程中远比实质估算结果要少，其主要原因是人们过于依赖官方统计数据。例如，人们通常估计近几年中国流动人口为1.2亿～1.5亿，利用手机用户法、猪肉消费量法、城市卫星影像法等区域人口估算方法计算广东省跨省外来人口超过4100万，而广东省只占全国跨省流动的30%～35%。调查研究表明，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只占跨乡镇流动人口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理论估算的1.5亿左右富余劳动力并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已经从隐性失业（富余劳动力）转变为流动就业。
两阶段模型估算的富余劳动力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改革之初，中国农村确实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但这部分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富余劳动力通过农村改革迅速地得到释放。1986年后利用两阶段模型与Logistic模型估算的结果非常接近（见图4），但2004年后的趋势有明显的差异，但并不与2004年后中国非农化转移基本结束的结论相违背。
图4 中国城乡富余劳动力规模：1978～2007年
中国的就业压力并非过亿的富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而是如何让进城农民市民化的问题。由于户籍和自由迁移等制度的限制，农村与城镇预期这些制度的取消与否导致两个群体投资产生两种过度：一是现实限制导致进城农民预期户籍和自由迁移不可能取消，因而将大量进城劳务所得投资自己并不居住的农村房屋；二是城镇投资者预期进城农民大量的房地产需求，因而对房地产投资居高难下。自1956年以来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随着举国规模的人口流动而改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对总量估计不足，对流动人口的负面影响忧虑过多。2007年12月21日午夜零时，欧盟废止成员国之间边界管制的《申根协定》即将东扩，纳入9个新会员国，由目前15个会员国扩增到24国，形成世界最大的自由迁徙区。消除对流动人口本地化的恐惧，以全新的心态和制度保证迎接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化浪潮，必将使中国的城市迎来崭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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