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新维度——论“新新闻学”对我国当代新闻报道和写作方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报道论文,新闻学论文,维度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国当代新闻改革运动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赖，但毋庸讳言，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新闻报道和写作领域，变化仍然不够显著。具体说来，传统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报道和写作手法缺乏应对的灵活性和多姿多彩的丰富性，显得比较单调、刻板，新闻写作的体裁创新意识不强。众所周知，新闻报道和写作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或方法问题，首先是新闻观念的问题，人们如何“理解”新闻将直接决定新闻工作者如何“报道”和“写作”新闻。笔者以为，束缚新闻工作者头脑、使他们在新闻报道和写作领域难以施展才华的首要障碍是对新闻“客观性”或“真实性”的偏执性理解。
在美国众多的新闻学流派中，六十年代崛起的“新新闻学”无疑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它不仅极大地冲击了美国六十年代的正统新闻理论和实践，而且迄今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新闻报道和写作领域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笔者以为，“新新闻学”所提出的一些创新观念对于我国当代显得相对单调和沉闷的新闻报道和写作现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并且对于“新闻文学”的繁荣具有操作性很强的借鉴作用。
新闻必须“客观”、“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作为一种未加分析的、比较笼统抽象的主张，它已经成为中外新闻界普遍遵守的重要原则。就“真实性”而言，它主要是针对新闻报道的内容的，但由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一个“事后”概念，即报道发表以后与新闻事件的最原始记载反复验证后才可以被证实的概念，因而“事先”确定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注重实证精神的西方新闻界在肯定“真实性”作为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之一的同时，较多地倾向于使用“客观性”一词，因为相对于一个容易引起怀疑的、需要事后与事实复核方可以确定的概念，“客观性”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容易满足的要求——毕竟，以什么立场去从事新闻报道，如何处理新闻报道主体和新闻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开始工作时都必然面临、必须解决而不必事后验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关乎报道内容的“真伪”，是一个科学概念；而“客观性”则关乎新闻报道者的立场、态度和职业素质，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从逻辑上讲，“客观性”立场是“真实性”内容的前提，而“真实性”内容则是“客观性”立场的可能后果之一（前者的实现还需要其它条件）。事实上，人们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常常首先转换为对报道者“客观性”立场的强烈关注。那么，新闻报道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呢？通常的、流行的看法是：新闻报道者应尽可能地“悬置”自己关于某一新闻事件的立场、态度和观点，报道者力求“公正”、“平衡”，“一切靠事实说话”。《华盛顿邮报》的记者A ·巴思曾经自豪地写道：“客观性这一传统是美国新闻界的一大荣耀。”〔1〕（转引自 M.德弗勒：《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哈特福德新闻报》记者H ·布鲁克亦宣称：“只要我们让客观性的旗帜高高飘扬……我们就能做好工作。”〔2〕（H.Brucker:What's Wrong with Objectivity?Saturday Review.October ll.1969,P77.）但是美国新闻界倍感自豪的“客观性”传统却遭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严峻挑战，后者对“客观性”标准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试图建立新闻报道主体和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
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礼崩乐坏”、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种族冲突、阶级矛盾、信仰危机、道德衰颓以及崛起的各种反叛性“亚文化”严重困扰着美国社会。面对这些新的、重大的社会事实，新闻界却以“客观性”为幌子大吹大擂自己的成就，拒绝和刻意回避剧烈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对那些抱怨新闻报道不公正或不充分的人，记者们的典型回答是：“我们是客观的，我们只报道新闻。”显然，“客观性”在这里已成为被误用、滥用和故意歪曲了的“挡箭牌”，它导致了新闻记者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症和冷漠症——这种现状无疑激起了那些强烈关注现实和具有革新意识的新闻记者和文人的不满。作为这种反对力量中的一支，“新新闻学”论者首先向“客观性”原则发难。在他们看来，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所谓“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的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那些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似乎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些社会表象才能做到“客观”、“真实”。“新新闻学”论者从一开始就破解了“客观性题材”的神话，把注意力转移到被主流媒介所漠视的严重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的黑暗领域（如青年人的反抗、城市骚乱和犯罪现象），后者被认为是比那些浮华表象重要得多、更能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事实，只有充分报道这些事实，记者的立场才有可能是客观的；此外，“新新闻学”论者反对那种把记者主观的洞察力和新闻直觉从“硬梆梆的”事实中剔除干净的写作手法，从而破解了“客观性手法”的神话。在他们看来，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未加分析的事实的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只是对原有事实进行了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得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新新闻学”论者在从事新闻写作时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材料之中而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相反，他们打破了把事实和观点分开的陈规，报道者从幕后跳到台前，藏否人物，激浊扬清，以自己鲜明的、十分“主观”的政治—文化观点阐述其所报道的事实的意义。美国学者M·迪克斯坦认为，“新新闻学”就是主张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 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而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3 〕（M.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分别见第139、131页）“新新闻学”流派中最著名的作者N·梅勒的代表作《夜晚的军队》被T ·沃尔夫（“新新闻学”创始人）称为“自传性”作品，在这个文学性极强然而又是非虚构的文本中，梅勒本人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完全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营造了一个奇妙有趣、异常逼真的氛围。
“新新闻学”以极端的形式反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标准，招致了传统新闻界（主流媒介）的强烈不满，但“新新闻学”并不反对新闻的“真实性”，它的主旨和出发点正是要以记者的强烈的情感、宝贵的直接体验和真切的个人见证去揭示事实的真相，发掘出其中被遮蔽的意义。在我国当代的新闻报道和写作领域，人们常常把未加分析、大可怀疑的“客观性”态度和新闻内容的“真实性”简单地混同起来，但是，记者们现在最缺乏的不是冷静的态度和精确地描绘事实的能力，而是对于新闻职业而言最可宝贵的热情、想象力和激动人心的效果。从新闻学自身的角度看，新闻报道本身就是“新闻选择”的过程，“新闻价值”本身也是一个与报道主体无法分开的重要范畴（任何“价值”都是连接客体和主体的某种关系结构）；从更大的范畴看，人们公认最“客观”的自然科学也无法做到“绝对真实”（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便是明证），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想象力而不是囿于事实的推理力对科学家更为重要，“只有大胆的思辨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我们进步。”〔4〕（《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96页）人文科学中“最客观”的历史学亦无法否认历史学家的主观建构和想象力对于历史叙述的极端重要性。R·G·柯林武德指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所正在研究其历史的那些活动并不是要加以观看的景象，而是要通过他自己的心灵去生活的那些经验；它们是客观的，或者说为他所认识的，仅仅因为它们也是主观的，或者说也是他自己的活动。”〔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48页）人们常说：“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 既然新闻报道的主观性是无法避免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记者们没有理由让僵硬的“事实”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和创造力；在尊重新闻事实的本质（不加以歪曲或夸大）和新闻活动自身特性（对社会生活最迅速的反映）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大胆地表明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以及个人化的、无法替代的洞察力呢？如果他们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有助于揭示新闻事实的被遮蔽的真相或意义，难道不是有助于达到更高的或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吗？撇开其功过是非，“新新闻学”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不可不察。
二
“新新闻学”作为美国六十年代新闻界的“反对派”和“改革派”，它的思考对象不仅是相对抽象的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而且包括十分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具体说来，“新新闻学”力图超越“倒金字塔”写作模式，实现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倒金字塔”结构，亦称“倒卷帘”结构，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已成为新闻写作的标准文体或规范形式（对于消息写作而言尤为如此）。“倒金字塔”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它按照新闻事实内容之重要性的不同进行布局，将最新、最重要的新闻事实（结果）放在最前端（作为导语），次要的内容则放在以下的段落中按重要性的递减顺序展开，形成一个“头重脚轻”、顶部大、底部小的“倒三角”。“倒金字塔”结构之所以能够长期主宰新闻写作的基本形式，是由它自身的特殊优势所决定的：它适应了快速传播的需要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保证读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了解最重要的新闻事实；其次，它便于编辑们从尾部删节而无损其文字结构。应该承认，“倒金字塔”结构对于简洁、清晰、朴素有力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遭遇到种种挑战，但它仍然顽强存在着。美国学者B.布鲁克斯等人在《新闻写作教程》一书中写道：“倒金字塔还没有变成新闻学上的历史陈迹。当今报纸上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消息是用倒金字塔形式写的。只要报纸继续强调迅速、直接、简洁的表达形式，只要千百万读者继续接受它，倒金字塔将很好地为记者服务。”〔6〕（B.布鲁克斯等：《新闻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分别见第43、268、275-276页）
但是，“倒金字塔”结构一成不变的程式不可能不导致人们的严重不满，记者和读者都期待着变化。美国学者M.曼切尔担心它“象一块不稳的巨石，其硕大的上部只不过依靠一个尖顶倒立在地上，摇来晃去。”〔7〕（M.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广播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W.梅茨认为它“过于标准化和缺乏多样性”〔8〕（W.梅茨：《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尾》，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第64页），终将不堪重负而倒塌。当然，对“倒金字塔”结构最不满意的是“新新闻学”论者。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结构以一种武断的、人为的方式强迫人们接受报道者认可的“重要事实”，减弱人们对“不重要事实”的注意力，无形中限制了人们的自主批判意识和想象力。M.狄克斯坦赞同性地指出：“根据某些事实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这一推断，《纽约时报》就能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而对在国内将它团团包围的都市世界不屑一顾。”〔9〕（M.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分别见第139、131页）更重要的是，“新新闻学”力图大规模地采用新鲜活泼的文学描写和叙事技巧以突破新闻写作的原有格局，寻求一种灵活的、更有感染性和想象力的写作风格。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加强了景物描写，常常十分细腻逼真地描摹新闻事件发生的环境，使读者不自觉地卷入新闻事件的“此时此地”和“此情此景”中，急于了解事件将如何发展（传统新闻实践也有“现场报道”，但它所专注的仅限于事件本身，对景物、环境的描写是十分吝啬的）；其次，他们加强了人物对话的成分，有意识地、不加删节加工地使用“原汁原味”的人物语言，并以这种丰富的（不惮流于粗俗的）语言刻划人物性格（在传统新闻写作中，人物对话成分常常被报道者主观地压缩成或雕琢为大打折扣的“间接引语”）；第三，如本文第一部分所陈述的那样，他们打破了把事实和观点分开的陈规，以饱含作者主观情感的笔触叙事写人；第四，他们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写作技巧——“内心独白”，用来表现人物隐秘的心理过程，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在他们看来，人物内心独白所显示的心理真实未遭现实禁忌扭曲，远胜于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由于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以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强调“客观”的传统新闻写作一直拒绝使用这一文学技巧）；最后，“新新闻学”的实践者们还独创了新闻体裁中的“合成人物”，即萃取各类人的特点，“合成”一个并不实有其人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创造合成人物是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时常用的手段，也可以看作是新闻记者经常使用的“匿名人物”的变种）。
不难看出，“新新闻学”记者大量采用了遭到禁忌的文学手法，他们实际上是用写小说的方法来写作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技巧写作具有强烈纪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了的新闻作品。如果说美国六十年代的另一重要新闻学流派“精确新闻学”使新闻学摆向了科学一极，“新新闻学”则使新闻学摆向了文学一极，更精确地讲，它开辟了新闻学和文学相结合的最大可能性。由于“新新闻学”以极端的面目出现，不屑于与传统新闻学达成审慎的妥协，同时又冒着混淆新闻文体和文学文体之间古老而严格的界限的危险，所以“新新闻学”招致了来自传统新闻学和“精确新闻学”的双重攻讦，在曾经相当牢固地占据某些重要媒介，尤其是新闻杂志如《老爷》、《纽约人》、《花花公子》、《哈泼斯》、《滚石》和《大西洋月刊》等一段时间以后，不得不退缩至新闻界边缘地带。本文无意在此全面评述“新新闻学”文体写作的是非得失，只想结合我国当代新闻写作的现状，分析该学派的理论遗产和创作实绩留给我们的启示：
一、我们的新闻写作确实到了超越“倒金字塔”结构、实现新闻写作风格多样化的时候了。长期以来，人们大力提倡文学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和创作流派的繁荣，因为“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趋于成熟的标志，“流派”则是作家群体创作个性趋于成熟的标志，但是，当人们提到新闻写作时，似乎就鲜有人鼓励不同的写作风格或流派——道理很简单，除了“倒金字塔”结构这样的标准体裁之外，其它形式的新闻写作均属“异数”。笔者以为，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和写作是一种融入了作者的全部勇气、才华和想象力的创造性活动，既然我们否认新闻报道是一种照相式的机械行为，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抹煞新闻写作中“风格”范畴的存在。从读者需求的角度看，一篇十分“客观”的、“五W”要素俱全的、 按“重要性”依次排列事实的新闻作品是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和胃口的，他们需要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刺激他们的想象力、从“另外的”角度看事物的新型作品。“新新闻学”在突破单一的文体规范、尊重现代读者需求方面的努力是引人注目的。事实上，即使在那些不同意“新新闻学”观点的人们当中，也已经有人开始尝试“非倒金塔结构”的新闻写作了。在那些本身无需实实在在的新闻事件、不以消息为基本素材的报道形式中，如重新解释或添加材料的背景性报道、揭露某些情况的调查性报道、描述人物的趣味性报道、幽默性报道等，人们已开始将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或最富有特征的事物（而非“最重要”的事实）放在报道的主体部分，同时用个性化的、丰富多彩的笔调来描述新闻事件的进程。不仅如此，大量引用人物的原生态的语言而不是由报道者越俎代庖的手法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把新闻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拉近了。B.布鲁克斯等人肯定性地指出：“有时记者遇到一位人物讲的话很值得引用，或了解到一些情况很有价值，因而最好是让报道中的主人公自己出来详谈。”〔10〕（B.布鲁克斯等：《新闻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分别见第43 、 268 、275-276页）另外，为了保证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 传统新闻写作一般不允许用的由第一人称“我”组织途述、观察事件的手法，这种肇始于“新新闻学”的叙述视角在现代新闻写作中已经受到记者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当报道者写作他所亲身参与或经历的新闻事件时，往往很自然地倾向于使用这种手法。B.布鲁克斯等人认为：“这类报道能从个人，即第一人称的角度抓到其它写法不可能抓住的特点，因而这种写法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当记者本身参与了而不只是看见别人做这种事，这就值得运用第一人称的写法。”〔11〕（B.布鲁克斯等：《新闻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分别见第43、268、275-276页）应该看到，我国当前的新闻写作现状虽较以前有较大改进，但仍然是不尽如人意的。在信息“爆炸’和传媒竞争加剧的时代，在读者渴望新鲜的阅读体验的时代，我们的新闻写作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走向个性化、风格化和丰富性的广阔天地。
二、“新闻文学”的崛起把新闻学和文学整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边缘性的写作文体。如前所述，“新新闻学”的作品既具有新闻体裁的要素（真实的事件、人物和过程），也具备文学体裁的特征（它们几乎运用了一切文学技巧），“新新闻学”论者将他们自己的作品称作“Non－Fic－tion Novel”（“非虚构小说”）或“True－Life Story”（“真实生活的故事”）。在他们看来，“新新闻学”写作一方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即以激励人心的手法超越了单纯事实的枯燥而达到对其鲜活生命的把握，使读者对新闻作品保有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又“解救了文学的危机”，把文学从纯虚构的想象世界带入真实的社会生活，把文学从非功利的审美幻象转化为干预现实的可靠利器。应该承认，“新新闻学”论者为了实现新闻和文学的融合，为了在事实的准确和文学技巧的炫目光彩之间维持微妙而极难掌握的平稳，下过很大的功夫，尤其是在艰苦的档案（原始记载）阅读和与采访对象的深度交流方面。那么，“新新闻学”的作品到底是新闻作品还是文学作品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关键是要看文学因素在作品中渗入的“度”——事实上这个“度”本身即使在理论上也是难以精确界定的，遑论在丰富复杂的作品中把握它。这种尴尬的情形迫使我们转换思路：对那些难以界定其“身份”的作品，我们能否超越新闻和文学各自相对狭隘的视角，把它们设想为既不是纯粹的新闻作品，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类”独立的作品呢？我们能否把这些作品的创作活动视为一种独立的“边缘写作”呢（这里的“边缘”不是指被“中心”“主流”所排斥，而是指跨越两个不同的界面）？我们能不能超越“新闻作品能不能含有文学性”和“真人真事的题材是不是纯粹的文学题材”之类的争论而放眼于更广阔的天地呢？
实践总是跑在理论的前头，现实总是超越着争论。“新闻文学”（广义而言，包括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实录文学等）早已作为独立的写作体裁存在着，并发挥着单纯的新闻作品或单纯的文学作品所难以承担的社会作用。近一个时期以来，新闻文学出现了勃兴的势头。新闻文学中的“新闻”具有何种涵义呢？它已经不是指（或主要不是指）及时报道“最新发生的事实”，而是指那些被每天快速涌动的“新闻”所遮蔽、漠视或不充分地加以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始终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由于“纯粹新闻”的时效性限制，大众传媒对最新时态的报道总是不充分的，受众总是被阻挡在世界的真相或部分真相之外，而受众自身又怀有着全面、深刻地了解周围世界的愿望和天然权利（即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本质的而非表象的“知晓权”）。新闻文学所采用的语言是适合于大众传播的语言（它不同于虚构文本的造就“意义迷宫”的艰涩语言），这就使它可以便利地借助传媒向最普通的、没有经过专门阅读训练的读者讲述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新闻文学当然采用文学技巧，但这些技巧只是为了更加直接了当地、富于感染力地叙述。对于新闻文学来说，“新闻性”（或“纪实性”）是必需的，因为它是一种关于恢复和重视社会真相的诚实叙述，它所深切关注的正是人们的切身利益和那些形形色色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不是那些抽象、永恒的人性命题或对未来的审美关怀。新闻小说的社会作用之一在于，它始终保持着作者对社会事务和时代状况的独立思考，它所捍卫的是公民的权利、责任和道德，因而它有可能超越新闻媒介这个“社会公器”所不可避免地遭受的限制，或者说，个人化的写作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使新闻文学的作者摆脱了“局内人”的角色，更加忠实地履行“环境监测”的职责。从另一方面看，新闻文学又是“文学”的，因为它可以运用一切文学手段，引起读者对自身生存状况的强烈关注和新鲜感受，甚至引发心灵上的震惊和不安，激发起行动的意志。当虚构小说（“纯文学”）致力于主观想象和实验技巧而远离社会实际事务的时候，新闻文学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承担了特殊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文学确实把新闻和文学的使命合二为一，以一种不可代替的方式守望着社会的公正和人性的尊严。不难看出，“新新闻学”对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革新，反映了它对于新型写作方式的前瞻式理论吁求，处于改革运动中的我国新闻界当从中获取应有的启示，为未来的发展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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