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黄源同生活书店风波由来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由来论文,风波论文,书店论文,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叶，因出版《译文丛书》，鲁迅、黄源同生活书店邹韬奋、胡愈之 、郑振铎等人风波骤起，由于鲁迅有斥责另一方“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愤激言辞， 长期以来为史学界关注。前不久去世的黄源先生生前不止一次细说个中缘由，认为这是 左翼文学队伍内部“自己人”的一次纷争，系一方误会所致。
据黄源回忆，大约是在1934年5月间，茅盾到鲁迅家中时，谈及当前文坛因国民党反动 当局采取图书审查制度，写东西比较困难。尔后又谈到《文学》连出两期外国文学专号 ，激发了作家的翻译热情。鲁迅认为，不能正面写文章，就用翻译来揭露时下的黑暗也 行，以作借鉴。据此，鲁迅提议：“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后经茅盾推荐，由 时任《文学》编辑的黄源出任《译文》编辑。五个月后，当鲁迅在家中把《译文》第三 期译稿交到黄源手中时，充满信任而又诙谐地说：“我已跟茅盾说过，你学习了三个月 已经毕业了，第四期由你编辑(主编)。”
然而，一年后，《译文》在出刊到三卷一期特大号时，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 而且险些使黄源出走日本。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35年8月，邹韬奋从欧洲回到上海，见生活书店甚是兴旺，而主事的徐伯昕则因劳累 过度而体弱病重，于是要他去莫干山休养。徐伯昕在离开上海前，把已由他签好字的《 译文》第二年的合同交给了黄源。这是因为，到9月份，译文社同生活书店签订的一年 合同正好满期。
不几天，鲁迅在9月8日致孟十还的信中谈了自己下一步的译作计划，这个计划仍然与 他钟情的俄国文学家果戈理有关。鲁迅写道：“我想，先生最好把《密尔格拉特》赶紧 译完，即出版。假如定果戈理选集为六本，则明年一年内应出完，因为每个外国大作家 ，在中国只能走运两三年，不久，就又被厌弃了，所以必须在还未走气时出版。……第 一本《Dekanka》，第三、四本‘小说，剧曲’；第五、六本《死魂灵》，此两本明年 春天可出。《死魂灵》第二部很少，所以我想最好把《果戈理研究》合在一起，作为一 厚本，即选集的结束。”
黄源深知，鲁迅正在“一意孤行”地执行他早就拟好的《果戈理选集》的出版计划， 这是《译文丛书》的重头书。说是“早就拟好”，是因为早在这一年刚刚开始的元月2 日，黄源与黎烈文同去鲁迅先生家拜年的时候，就滋生了出版一套翻译丛书的构想，而 且经商定，仍由黄源与生活书店接洽。当时的书店经理徐伯昕接受了这个计划。2月间 ，郑振铎从北京来到上海筹划出版《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对于郑 振铎的这个计划，鲁迅则满腔热情地给予了支持。而且，鲁迅翻译《死魂灵》也就是从 这个时候开始的。然而，到了8月间，事情就起了变化。徐伯昕由于去莫干山休养，走 得急，不及交代，新任经理毕云程也就不得知。为按原计划履行徐伯昕曾允诺出版《译 文丛书》一事，黄源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邹韬奋，并附上《译文丛书》的书目，信中说明 徐伯昕曾口头答允鲁迅主持的《译文丛书》的出版，现因他离沪休养，特此奉告。而丛 书事现正在进行，望遵办理，云云。
黄源携信专门拜访了邹韬奋，后者在看了信和书目后说：“这事我们还需商量一下， 才能定下来，请你明天再来一次。”
待到黄源次日再去，邹韬奋则直截了当地回说生活书店不准备出版这套丛书。原因嘛 ，很简单，因为生活书店已经有了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
听着这回话，黄源什么也没说，实际上，说也没用。但黄源去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事 先没有告诉鲁迅，因为这是在事理之中，而现在生活书店毁约了，黄源有责任也必须告 诉鲁迅。
黄源去鲁迅家是在9月8日的晚饭前后，白天对出版《译文丛书》信心十足的鲁迅刚刚 给孟十还写过信。鲁迅这一日的日记中有：“晚河清来，饭后并同广平往卡尔登大戏院 观《Non Stop Revue》”。黄源向鲁迅原原本本禀报了他与邹韬奋交涉的经过。鲁迅听 后，显得很平静，稍顷，他反问黄源道：“你看怎么办?有什么书店可以出版吗?”
黄源想了想，过了一会儿，不大有把握地说：“我和巴金、吴朗西很熟，他们现在办 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担任总编辑，吴朗西是经理。前些天，他们要出一套文学丛书， 托我向萧军要一本5万字左右的短篇。不知道他们在经济上有没有能力出版《译文丛书 》，待我去问问他们再说。”
鲁迅说：“好的，你先去谈谈看。”
见鲁迅支持，黄源坐不住了，跃跃欲试地说：“我这就去找巴金、吴朗西”。
鲁迅笑了，似是放松地说：“不忙，不忙，吃过晚饭，我们一同去卡尔登大戏院看芭 蕾舞。过一天去也不迟。”
第二天，黄源找到巴金和吴朗西一说，听说这也是鲁迅的意思，不费任何劲便谈成功 了。而且还表示：译文社每交一部译稿就立马排版，至于稿酬，按版税计。
第三天，也就是9月10日，鲁迅与黄源请福民医院小山博士往诊傅东华儿子的病后，又 邀黄源到家吃夜饭。吃饭时，黄源告诉鲁迅，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洽的事谈成功了。鲁 迅听了自然高兴。黄源还说：“由我把这情况通知茅盾、黎烈文，定个日子，你们三位 与巴金、吴朗西会面谈一谈。”鲁迅听了，充满信任地对他说“你接洽吧!”两天后， 鲁迅致信黄源：“十五我没有事，我可以到的；还有两个，临时再看。”信上，鲁迅要 黄源代邀胡风，说是他有话要同胡风谈。
15日，黄源在南京饭店做东，同席一共十人。除译文社四人和文化生活社二人外，还 有四位客人：随鲁迅而来的许广平、海婴母子，鲁迅邀请的胡风，黄源另邀的傅东华。 邀傅东华作陪，是因为文学社每次请客傅东华都邀黄源同往，这是回报。席间，商谈甚 为顺利。合同由双方起草，鲁迅签字。鲁迅还答应给巴金一篇小说稿，作为巴金拟出下 一期的《文学丛刊》的首篇：“具体篇目，今后告河清转达”。
次日，9月16日午后，鲁迅兴致勃勃地致信黄源说：“合同(指与生活书店签订的第二 年出版合同)已于上午挂号寄出。顷见《申报》，则《译文》三卷一期目录，已经登出 ，上云‘要目’，则刊物出来后，比‘要目’少了不少，倒是很不好的。”“因此我想 ，如来得及，则《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系瞿秋白译作，用陈节笔名)，可 以登在最后，因为此稿可以无须稿费(此时瞿秋白已牺牲3月，故鲁迅有“可以无须稿费 之说，而此时鲁迅正日以继夜为亡友瞿秋白编校《海上述林》——笔者注)，与别的译 者无伤，所费的只是纸张，倘使书店不说话，就只于读者有益了。”鲁迅还在信中强调 指出：“但后记里，应加上一点编者的话，放在译者的话之后，说是这小说的描写，只 取了列氏的颓废方面，但列氏又自有其光明之方面。”
然而，鲁迅的兴致很快黯淡了下来，另一次与之气氛完全相反的“夜饭”在新亚公司 举行。
17日晚间，茅盾和郑振铎结伴来到鲁迅家中，说是生活书店请吃饭。除他们三人外， 还有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共七人，做东的是邹韬奋。席间，受人指使的 毕云程突然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并要鲁迅当场表示支持。对此，鲁迅十 分愤怒，回答说《译文》编辑是谁?是译文社自己定的，书店无权干涉。最后，他告诉 茅盾：明日午后到他家开会，并请茅盾通知黎烈文。就这样，不等终席，鲁迅就拂袖而 去。一回到家，见到许广平，鲁迅将帽子往客堂间的桌子上狠狠一掼，口中连连说道： “闹翻了，闹翻了!”
对于17日生活书店邀鲁迅吃夜饭一事，黄源是不知道的。故而18日上午黄源去鲁迅家 ，是为了落实鲁迅16日信中提出的在《译文》三卷一期增加瞿秋白的长篇译稿事。在黄 源看来，此事须和书店商量，而现在由于徐伯昕不在，就难办了。到得鲁迅家，还没等 黄源说个究竟，鲁迅一下截断了他的话头，说：“此事暂不谈，你来得正好，昨夜生活 书店找我吃夜饭，提出《译文》的事，我已约茅盾、黎烈文午后来我处商量。你在我处 吃午饭，午后再一起谈吧。”
下午，茅盾和黎烈文如约来到。隔着桌子，一边坐着茅盾和黎烈文，一边坐着鲁迅和 黄源。鲁迅问茅盾：“昨晚的事告诉黎烈文先生了吗?”茅盾回答已经说了。鲁迅脸色 十分严峻地说道：“我在这里不谈了。《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 他们出来推翻了。”说着话，他信手一指刚才放在桌上的合同：“因此，这合同作废。 ”接着，他拿起合同，将其撕成碎条，随后，鲁迅提议道：“生活书店如要继续出《译 文》，合同由黄源签字，你们同意吗?”
茅盾和黎烈文同声应道：“好的。”
“那么，”鲁迅转换了一下口气：“请沈先生转告生活书店。就这样。”
茅盾应声说道：“好。”
坐在鲁迅身侧的黄源，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倾听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在他眼里，平 时和鲁迅在一起，他一直是谈笑自如的，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这般严肃的。黄源感到这 次谈话鲁迅的语调中含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味道。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大家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茅盾和黎烈文起身告辞，黄源送他们到门 口。这时许广平从内室赶出来，问：“他们走了?”这时，鲁迅才把昨天新亚公司夜饭 的事同黄源简要地说了一下：“那天晚上，他们应当找你一起去的，可是没有，搞缺席 裁判，我的立场，他们难道不知道吗?这是这次缺席裁判的结果。”接着又说：“看他 们怎么办?”
黄源由此想到9月15日他请译文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会谈出版《译文丛书》的事，而仅 仅相隔一天，生活书店就请鲁迅吃饭。目的很明显，这是冲他来的，因此，鲁迅予以了 反击，撕掉由鲁迅本人已经签了字的合同，并且明确指出：生活书店如要出版第二年的 《译文》，合同必须由他黄源来签字。在当时，黄源尚不知道生活书店要撤换他的《译 文》编辑，而鲁迅则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合同必须由黄源来签字。回家后，黄源进一步感 悟到，这是进步阵营内部对无理压迫的一种斗争方式。鲁迅所采取的方法，正确而又尖 锐，是站在保护弱小者无辜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他在想，一旦茅盾过去把鲁迅的态度挑 明了，生活书店方面会有什么应付措施。
第二天，亦即9月19日一早，黄源接到了胡愈之打来的电话，要他马上到他家里去商谈 要事。由于电话来得急，黄源迅速赶了去。凭心而论，在黄源的眼中，胡愈之是他的前 辈，曾经给过他不少帮助，不但介绍书店给黄源出书，而且黄源进文学社，也是同胡愈 之的推荐有一定关系。黄源知道胡愈之的此番召唤，一定与《译文》的合同有关。事情 也确乎如此，一见面，受人之托的胡愈之首先批评黄源和生活书店的关系没有搞好。接 着，胡愈之又批评上了鲁迅，说鲁迅先生爱护青年是很好的，但态度却是官僚主义的。 对此，黄源当即予以了申辩：无论是对他的批评，还是对鲁迅的批评，他都不能接受， 因为不符合事实。最后，胡愈之对黄源下了最后通牒：“现在你去对鲁迅先生说，《译 文》合同你不能签字，仍请鲁迅先生签字，如不照办，后果由你负责。”
面对这一威慑，黄源软中带硬地作了回答：“我现在不能答复，让我考虑一下，第三 天答复你。”
黄源怀着满腹的气愤离开了胡愈之的家，由于受不了气，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巴金 那儿诉苦。当巴金听完他的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介绍之后，也表示了气愤。巴金认为 ，鲁迅对无理压迫的对抗是正义的，完全正确的，大家都应当站在鲁迅一边，真诚地拥 护他。得到巴金的有力支持，黄源心中也顺了许多。他告诉巴金：决定拒绝胡愈之的要 求。
9月21日上午，黄源给胡愈之打了电话。没等黄源说什么，倒是胡愈之抢先问了话：“ 你考虑后决定了吗?”
黄源说：“我决定了，我不敢这样去对鲁迅先生说。”胡愈之一听，竟然气恼交加， 砰然一下把电话挂了。那边，黄源一放下话筒，迅即出门奔向了鲁迅家。鲁迅听完黄源 的叙述，微微一笑说：“他们搞的叫做‘釜底抽薪’，你不应该说你不敢去说。你要说 ，我去说了，鲁迅不答允。让他们来对付我这老骨头吧。你还年轻。但已经说了，也就 算了，且看他们再玩什么花样。”紧接着，鲁迅再次申明了自己所持的立场：“我的态 度，他们还不明白吗?政府和学校当局压迫学生，我站在学生一边，书店压迫编辑，我 站在编辑一边，这是官僚主义吗?哈哈……!”
黄源临走时，鲁迅把萧军的一篇小说稿(系指中篇小说《羊》，为巴金约稿，完稿于19 35年7月11日，萧军在文末注有“落雨的一天”字样，1936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入 《文学丛刊》出版——笔者注)交给他。可见，即使鲁迅心情“不佳”，但他仍不忘扶 持、提携青年作家。
又过了几天，9月25日，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译文》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信 里说：
河清先生：
前天沈先生来，说郑先生前去提议，可调解《译文》事：一、合同由先生签名；但， 二、原稿须我看一遍，签名于上。当经我们商定接收，惟看稿由我们三人轮流办理，总 之每期必有一人对稿子负责，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与书店无关。只因未有定局，所 以没有写信通知。
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先生的信，说此事邹先生不能同意，情愿停 刊。那么，这事情结束了。
他们那边人马也真多，忽而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来：第一回，我对于合同已经签 字了，他们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马，翻了局面；第二回，郑先生的提议，我们接收了，又 忽而化为胡先生来取消。一下子对我们开了两回玩笑，大家白跑。
但当时我提出意见，说《译文》如果停刊，可将已排的各篇汇齐，出一“终刊号”。 ……他们如付印，就这样的付印，一面并将原稿收好，以免散失，因为事情三翻四复， 再拉倒也说不定的。
……
我想，《译文》如停刊，就干干净净地停刊，不必再有留恋，如自己来印终刊号之类 ，这一点力量，还是用到丛书上去罢。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上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
对于《译文》的停刊，黄源是深感惋惜的。不过，留恋也没有用。好在这几天，他已 经有了足够的精神准备；对于未来的出路，也有了具体的想法。
当天，他就到鲁迅家里去，告诉鲁迅说，《译文》既已停刊，在《文学》也站不住了 ，因此决定向傅华东提出辞职。
鲁迅无所表示。事到而今，不得不如此，但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黄源提出辞职后将马上去日本的打算。鲁迅也没有什么劝阻的话。本来，人手 如此之少，他是很希望黄源留在国内做事的。但是，他想，黄源既作这样的打算，总有 一些为自己所不可能理解的事由存在的吧?
十天后，鲁迅写信给萧军，对于《译文》的停刊，黄源的出走，《死魂灵》的译载诸 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 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 是什么。
黄先生当然以不出国为是，不过我不好劝阻他。一者，我不明白他一生的详细情形， 二者，他也许自有更远大的志向，三者，我看他有点神经质，接连的紧张，是会生病的 ——他近年较瘦了——休息几天，和太太会会也好。
丛书和月刊，也当然，要出下去。丛书的出版处，已经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张找别处 出版，所以还没有头绪。倘二者一处出版，则资本少的书店，会因此不能活动，两败俱 伤。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 以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 也许不见得一致。
《死魂灵》已于上月底交去第十一章译稿，第一部完了，此书我不想在《世界文库》 上中止，这是对于读者的道德，但自然，一面也受人愚弄。不过世事要看总账，到总结 的时候，究竟还是他愚弄我呢，还是愚弄了自己呢，却不一定得很。至于第二部(原稿 就是不完的)是否仍给他们登下去，我此时还没有决定。
现在正在赶译这书的附录和序文，连脖子也硬的不大能动了……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 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相柢即在总 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 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 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 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 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 时，还要坏得远。
……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间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 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有关鲁迅给萧军此信所言及《译文》及黄源，1948年9月28日，萧军在哈尔滨给此信做 注释时有“我一面劝他(黄源)再去和鲁迅先生谈一谈，另一方面我也给鲁迅先生写了信 ，请他劝阻黄源(不要出门)一下……”的说明。
《译文》决定停刊后，黄源深知他的《文学》编辑职务也站不住了，于是，便决定辞 去《文学》编辑职务。他直接去找傅先生，说：“我没有作对不起《文学》的事，也没 有作对不起你的事，你们却这样对付我，我受不了。我向你提出辞去《文学》编辑职务 。”
傅东华说：“你有译作，书店是可以出版的，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事。”
黄源说：“鲁迅先生要我管的事，我是要管的。”
这样他们就此分手，以后一直没有再见。
鲁迅10月4日得傅东华信，就是傅东华告诉鲁迅，黄源已辞去《文学》编辑职务，请鲁 迅继续为《文学》写稿。
黄源辞去《文学》职务，是事后告诉鲁迅先生的。
这样一来黄源等于失了业，生活无着。
黄源去开明书店找了中学时代的老师夏丐尊，夏丐尊和叶圣陶商定，《中学生》杂志 从明年1月1日起连载由黄源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在人间》。这样一来，生活问题解 决了。
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大批人马”，原是黄源尊敬的前辈，现在掌握着一个书店，就无 理压人。黄源不愿与这批人马为伍，决定暂时离开上海到日本去，当时他的妻子许粤华 正在日本留学。
10月8日黄源会同吴朗西到鲁迅家，签订《译文丛书》约，同时向鲁迅告辞，决定10日 东渡。黄源把吴朗西引进鲁迅家，意思也是他去日本后，吴朗西可以接替他直接到鲁迅 家接洽事务。
鲁迅先生虽有留黄源之意，但因去意已定，告别时鲁迅是知道黄源要走了。
就在黄源和吴朗西离开鲁迅的家，在弄堂里走着时，想起《译文》停刊事，他们是一 大批人马，鲁迅是孤军奋斗，只有他这小卒跟他在一起，现在他又要走了。“不，我不 能离开他!”当走出弄堂口，黄源告诉吴朗西：“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能离开鲁迅先生 ，决定不去日本了。”
那晚巴金他们设宴为黄源饯行，黄源和巴金、靳以、陆蠡、萧乾他们见面时的第一句 话就是：鲁迅先生为反对无理撤销我的《译文》编辑和一大批人马闹翻了，因此我不能 离开他，决定不去日本了。
10月10日黄源去鲁迅家，就是告诉鲁迅，他不去日本了。
鲁迅说：“你现在先编《译文丛书》，我的《死魂灵》第一部附录已译完，还有一篇序文，即可付印。同时进行《译文》的复刊，不要急。我们不会用阴谋，只能傻干。你 给《中学生》译稿，明年生活已有着落，我也放心了。”
10月16日，黄源离开文学社，搬进了金神父路环龙路荪顺里3号，一边为开明书店出版 的《中学生》翻译高尔基的长篇《在人间》；一边编辑鲁迅先生亲手交办的《译文丛书 》；同时与各处接洽复刊《译文》。
其实，上述这件事，包括以后胡愈之等人的一系列举动，这中间有着众多的误会。先 是有不明真相的邹韬奋拒出《译文丛书》，随后有经鲁迅同意由黄源同巴金、吴朗西的 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洽一事，致使对方误以为黄源在从中挑拨。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胡愈 之、邹韬奋等人与鲁迅及黄源的友谊。四个月后，胡愈之奉命自香港抵达上海，在四川 路一家饭店约见鲁迅，转达我党和苏联政府邀请鲁迅前往苏联南方旅游胜地疗养治疗。 鲁迅逝世时，胡愈之还被推举为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值得一提的是胡愈之对出版《 鲁迅全集》所起的重要作用。1937年上海“8·13”战争爆发后，为避免造成损失，许 广平向胡愈之等人提出了保存、整理鲁迅全部文献资料，即出版《鲁迅全集》的要求。 胡愈之听后闻风而动，为筹集资金及预售《鲁迅全集》(预售款用于支付印刷费用)四处 奔波。为此，他还专门前往香港，向宋庆龄汇报，得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保证了《 鲁迅全集》的顺利刊行。1938年，在胡愈之先生的主持下，上海复社按期刊行了用木盒 包装的20卷《鲁迅全集》，之后，又印行了普通平装本，从而使得鲁迅一生奋斗的精神 财富得以保存至今。邹韬奋、郑振铎都参加了鲁迅大出殡，邹韬奋还在鲁迅灵柩落葬前 发表了激昂人心的演讲。1938年初，正在武汉主编《抗战三日刊》的邹韬奋在金仲华的 陪同下，特地到黄源住的小旅馆探望并道歉，同时约他写稿。黄源也是如此。抗战时， 邹韬奋先生从沦陷区来到设在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文化村，在华中局和新四军任文 化领导工作的黄源主动前往探视。后来，黄源赴浙东新四军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时， 听说在上虞的胡愈之家属生活发生困难，还专门去探望，并送去应急的粮食物品。应当 说，1935年9月发生的生活书店事件是一场内部人的误会。但从中可以看出，每当关键 时刻，鲁迅都是站在弱小者一边，为弱小者讨还清白。有关这一点，包括一年后，在抱 病所作的那封著名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的长信中，鲁迅写道：“至 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本 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黄源在晚年数度与巴金晤面，及至97岁高龄逝世前夕尚能开口讲话时，每每提及此事 ，都非常感激鲁迅对他的扶持、信任和厚爱。其实，截止生活书店方面因误会与鲁迅“ 闹翻”，在这之前的两年中，鲁迅先生先后为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译文》、《 太白》、《世界文库》四个杂志，共提供译作78篇，外加一篇长篇《死魂灵》。其中单 是在1935年，即上海在国民党反动书报检查制度严密控制下的那一年里，鲁迅发表的译 作就多达47篇。
相隔40年后，明了情况的徐伯昕对《译文》停办一事说了公道话。徐伯昕写道：“(生 活)书店要把他(黄源)撤换，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怪不得鲁迅十分生气，在那么多信中 提到这件事。……黄源在鲁迅的指导下编辑《译文》，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同国民党做斗 争，书店不但不支持鲁迅和黄源，反而要把黄源撤换，这种做法到底对谁有利，不是很 清楚了吗?……当然，总的来讲，生活书店是进步的。……生活书店出版这么多刊物， 目的就在于：一、宣传革命思想，同国民党争夺舆论阵地；二、通过黄源这样的编辑团 结进步作家，团结多方面的人，做统战工作。把更多的人争取到进步方面来。”徐伯昕 还强调指出：“(生活书店)在《译文》停刊事件以前同鲁迅关系一直很好。……像在《 译文》停刊这样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发生这么深的分歧，还从来没有过。我认为书店在这 件事上犯了错误，鲁迅先生是正确的。”
在听到徐伯昕所说的公道话后，黄源先生也作了回顾和自我检讨。黄源先生在给鲁迅 致他的第30封信作注释时这样写道：“徐伯昕是邹韬奋流亡海外时的生活书店负责人， 他的斗争的矛头是很明确的。我们在增加稿费，增加杂志篇幅问题上，有时也有矛盾， 总是商量着解决。我们都在为文化战线做后勤工作。他甚至积劳成疾，《译文》停刊就 发生在他离沪休养时期。我在40年后听到他这样的话，觉得当时生活书店回绝出版《译 文丛书》时，我没有想到应该把这情况告诉他(他是事先答应出版《译文丛书》的，虽 则他当时不在上海)。应等到他的回音后，再与第二家接洽。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对 徐伯昕同志来说，是很抱歉的。”
鲁迅博大精深的人道情怀，尤其是在保护弱小者及无辜者还其应有的清白所持的态度 和立场，在黄源的脑海中构成了一幅至死也难忘的画面。在其后近七十年的为人为文生 涯中，深得鲁迅这一真传的黄源先生，则一丝不苟地将其贯串于始终。
1983年1月13日，黄源先生在接待日本友人时所作的题为《鲁迅与内山完造先生》的谈 话中(刊日本1983年3月第1期《邬其山季刊》，见本人所著《在鲁迅身边》一书第119— 120页。“邬其山”，系鲁迅挚友内山完造先生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内山先生初到中国 时曾以此为笔名撰写过文章。《邬其山季刊》，由内山完造之侄创办，为日本内山书店 同人刊物，小32开本，薄型，专门介绍书店新进的中国书籍，同时也刊发一些短小精悍 的相关史料和文章——笔者注)，以自己在鲁迅身边亲历的所见所闻，针对海内外一些 人无视史实，蓄意染指鲁迅好友内山完造先生及须藤医生的卑劣行径予以了澄清。黄源 强调指出：鲁迅与内山的友情是在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黄源说道 ：
……特别是进入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的境遇，非常困难，在他身临危险的时候，总是 内山先生出来帮忙。
可是那时在中国却有人说内山先生是日本军的奸细。这恶毒的话一出来，鲁迅自己出 来为内山先生辩明，说他是书店的老板，卖书是他的本份。而当时上海的日本领事馆又 怀疑内山先生有共产党的嫌疑。在中国人方面，怀疑内山先生的，都是攻击鲁迅时说的 。为了攻击鲁迅，加罪于内山。说鲁迅怎么受日本人收买，收买款达一万元。通过什么 人呢，当然是通过内山完造。这样，攻击鲁迅的同时，也攻击了内山先生。干这事的主 要人物是张资平。日本领事馆对内山先生和鲁迅的来往，当然知道得很详细。而他们两 人的投合，在日本人中间也是公开的，……而现在香港竟还有人说内山先生是暗探的， 我想他不是暗探，早为历史所证明。
此外还有给鲁迅看病的须藤五百三医师，他曾当过日本军的军医，后来也成了怀疑的 对象，这点我想应该充分信任鲁迅先生。鲁迅是很了解日本人的，他非常信任这位医师 。他给鲁迅看病时，有时我也在鲁迅身旁。鲁迅看人很重品质。比如鲁迅对我的评价， 不仅在我有否编辑《译文》的能力，而在我有否利用鲁迅的名义以谋私。我在《文学》 上发表过许多翻译作品，而在鲁迅托我主编的《译文》上，却一篇译文也没有我。…… 他不是盲目的，对于对手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他有丰富的经验，任何事都欺骗不了他 。因此我想，凭鲁迅对人事的明察秋毫，他是信任内山先生和须藤医师的(上述，经黄 源先生核对无误)。
后来，《译文丛书》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如约出版，鲁迅亲译的果戈里《死魂灵》和由 鲁迅亲校、茅盾所译的《桃园》均收入其中。《译文》杂志于1936年3月16日在上海杂 志公司复刊，出特大号，名新一卷一期。鲁迅亲自写了《复刊词》，针对北平小报制造 的谣言，鲁迅指出：“茅盾是《译文》的发起人之一，停刊并不是他弄的鬼，这是北平 小报所造的谣言，也许倒是弄鬼的人所造的，你不要相信它。”
译文社是善始善终的，鲁迅逝世后，茅盾更是予以大力支持。《译文》一直出版到193 7年6月16日新三卷四期，后因上海“3·13”战事爆发而停刊。
在此期间，鲁迅致黄源信件共63封，由于战乱、从军诸般原因，现保存下来的有38封 。鲁迅与黄源聚餐议事有记载的11次，应鲁迅之邀黄源赴大陆新村参加鲁迅家周末晚餐 数十次。鲁迅还邀黄源同观电影5次。此外，鲁迅赠送黄源照片一帧，《故事新编》原 稿一部(1951年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另赠书籍13册及日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黄源赠鲁迅书籍20册，均为德文版。
鲁迅与黄源的合作一直持续到鲁迅逝世前一日。10月18日早8点，鲁迅问许广平：报上 有什么事情，许答有《译文》的广告，他的《死魂灵》登在第一篇，此外还有什么文章 等。鲁迅听了还不满足，说：“你把报纸同眼镜拿来!”见他为亡友瞿秋白编辑的《海 上述林》的广告也在其中……
鲁迅关心《译文》，他最后看的文字，也是《译文》的广告。
鲁迅逝世后，黄源和妻子许粤华是最早赶至鲁迅遗体旁的人，又一同在殡仪馆守灵两 天两夜，一同参加了大出殡，黄源还是鲁迅灵柩落葬时十六个抬棺人之一。他和萧军是 《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主要编辑人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黄源毅然投奔新四军，在负 责新四军文化工作和鲁迅艺术学院时，他始终以宣传、弘扬鲁迅光辉业绩为己任。全国 解放后，在上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黄源，最早提出设 立鲁迅纪念馆，并亲自赴京，找老友茅盾请毛泽东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的碑名。即 使是在后来被错划为右派的日子里，他仍念念不忘学习鲁迅，宣传鲁迅。几十年间，黄 源在撰写了数百篇回忆、怀念鲁迅文章的同时，先后出版了《鲁迅书简漫忆》、《怀念 鲁迅先生》、《在鲁迅身边》、大十六开本的《鲁迅致黄源书信手迹》及《黄源回忆录 》等书，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围绕《译文》，根据黄源先生生前的回忆与叙述，作者在这里向读者们补充两 件感人的事情。
一件事是，徐伯昕养病回到上海后，在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他认为，在 《译文》被迫停刊一事上，由于当初他离沪前来不及向邹韬奋等人说明情况，而产生了 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感到对不起鲁迅和黄源。为了补救，并征得邹韬奋等人的同意， 徐伯昕专门请黄源从已出刊的《译文》中选编两本书，仍由生活书店出版。于是，黄源 从中精心编辑了《普式庚研究》和《外国作家研究》两本集子交给了徐伯昕。此外，徐 伯昕还请黄源另外翻译一部长篇小说。为此，黄源在美国作家海明威所著《武器，再会 吧》和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著的《三人》中进行选择，最终选定高尔基的《三人》进行翻 译。后来，抢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上述三本书都在生活书店出版了。这也是对九泉之 下的鲁迅的一种慰念吧。
另一件事是，鲁迅先生的不幸逝世，对黄源来说，虽说是一个意外而又重大的打击， 幸而，从一开始，鲁迅是放手让他工作的。如从编辑《译文》第四期起，黄源都是每期 《译文》出版后才给鲁迅送去，事先并没有专请鲁迅审阅，所以，对于继续办好《译文 》，黄源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为难之处。与此同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吴朗西还特地把从 中央苏区来上海养病的沙可夫介绍给黄源。沙可夫曾经留学法国和苏联，通晓英、法、 俄三国文字。由于在中央苏区做过瞿秋白的副手——苏维埃政府副人民教育委员，他格 外的崇敬鲁迅，因而，他很乐意为当初由鲁迅亲手扶植起来的《译文》提供稿件。在鲁 迅逝世后，沙可夫成了《译文》的主要译稿者。1937年上海“18·13”战争爆发后，《 译文》停刊，随之，沙可夫去了延安。在延安，沙可夫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的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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