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的对话——中国巴赫金接受30年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中国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学者对巴赫金思想的接受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历程，不仅其间从未中断过，而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巴赫金的一些重要论著及论文在中国已有了不止一种译本，如巴赫金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在中国即已有了四种译本。《巴赫金全集》的编辑和出版也堪称一绝，虽然目前仅正式出版了六卷，但第七卷早已编译好，其收集材料之全足以与俄国的巴赫金著作出版媲美。在译介国外巴赫金研究方面，中国已翻译出版了两种巴赫金传记，翻译或介绍了大量国外的巴赫金研究专论；从中国对巴赫金文论思想的研究来说，从1982年至今，已发表专题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已达14部，涌现了一大批巴赫金研究学者。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举行了五次巴赫金专题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深度和广度。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问题也受到了关注，陆续有曾军的《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宋春香的《巴赫金思想与中国当代文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张素玫的《与巴赫金对话——巴赫金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博士论文）等。
2007年10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学术研讨会上举行了全国巴赫金研究会的成立仪式。虽然巴赫金研究会只是针对一位理论家而设，但由于巴赫金思想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全方位影响使得围绕巴赫金的论题相当广泛，已涵盖了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域，因此巴赫金才成为西方文论研究、文艺学知识重建乃至人文学科反思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此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一开始中国学者对待巴赫金就不是“朝圣”式的崇拜，围绕巴赫金及其思想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对其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理论的质疑、对其生平学术的难题的辨析构成了难以定位、无以言明的学术挑战。
一、反思现实主义：中国问题的自觉
对于中国人来说，巴赫金的名字最初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密相连的。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巴赫金首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中渐渐脱颖而出，最后取得独立地位的。198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以此为契机，国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推出了一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及夏仲翼翻译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很显然，这一组文章是1981年纪念陀氏的一种延续，也正是在进一步研究陀氏的过程中，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示出来。1983年，在由中国社科院与美国美中交流学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钱中文宣读了《“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的论文。巧合的是，美国学者唐纳德·范格尔也提交了关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论文（该文以《巴赫金论“复调小说”》为题，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上）。会后，又以“多声部大型对白”为题对会议进行了报道[1]。可见，这次会议以及钱中文的这篇论文标志着中国对巴赫金正式和自觉的接受。1986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陀氏学术讨论会，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相关的两种对立观点在会上直接交锋。作为对这一争论的反映，1987年在《外国文学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钱中文的《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宋大图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以及重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一书说起》三篇文章，表现了对巴赫金理论的特别关注。两年以后，《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1期发表黄梅的文章《也说巴赫金》对钱文提出批评性意见。同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钱中文的反驳文章《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以及张杰对钱中文的质疑《复调小说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这就是中国巴赫金接受史上有名的一场争论。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巴赫金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仅是“断裂式”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延续式”的。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出现了多种异质性话语之间的纠缠，“复调”在此也获得了它的“复调性”。其一，论者努力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到整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历史链条中加以理解。从夏仲翼开始，中国的接受者就对巴赫金所概括的陀氏的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特别关注，多方引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不仅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成为新的热门话题，而且还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现实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具有现代精神而被广泛引证，这显示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极强的兼容性。继承论者如夏仲翼，认为“这不是主观的文学，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2]；超越论者如刘文孝，认为“他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不妨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以别于那些重心在物质世界的现实主义”[3]，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主义。西方的现代派思想被中国接受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进而取代了超越论。现代论者在随后的陀氏研究中逐渐占据显著的地位。如王圣思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4]，在此复调小说又被作为陀氏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独白小说不同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类型来看待了。其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被放到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中加以观照，强调他的继承的一面，而对其具有颠覆性的“发展”的一面则多加争议。比如，他们接受了巴赫金所提出来的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但拒绝承认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但不满意巴赫金将之仅仅限定在“诗学”即形式范围之内；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对话”的理论，但不同意巴赫金将这种对话局限于文本之内的分析，更要求“作者与时代与读者的对话”。这种争议正是接受者在将巴赫金置于陀氏研究史中，多种声音并存，异质性话语间展开对话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三，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思想被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作者的倾向性”的另一表述，几乎成了“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的同义语。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有意的误读，虽然对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益处不大，但作为中国恢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的努力的需要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还是将复调小说作为独立的理论问题来研究，都紧密地与现实主义诗学问题产生了关联。但是，现实主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内容的问题、一种批评方法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观念长期以来都沿用的是苏联模式，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几乎成为现实主义文论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长期以来所受到的质疑往往最后都落脚到他的基本出发点上：诗学问题。其实，也许当时的接受者没有想到，正是巴赫金这种有意的忽略和绝对化的表述，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转型产生了影响。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所面临的思想障碍其实是以别、车、杜的社会学批评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方式。通过对陀氏的评论，巴赫金与别、车、杜形成一种对话性关系，在各自阐述对陀氏研究的有效性的过程中，两者的意见分歧显露出来。进入80年代以后，陀氏研究顺应了中国文学批评克服庸俗社会学的总趋势，也事实上迈出了“走出别、车、杜”的第一步。夏仲翼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译介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相配套的，从《世界文学》的组稿意图来看，之所以要介绍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正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地下室手记》在陀氏诸小说中历来就被作为一种“反动小说”来看待，以往的评论界往往把主人公“地下人”的思想与作家本人的思想倾向画等号，小说也就成为体现陀氏思想倾向的反动性的作品。因此，引进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理论，其目的正在于通过区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从而达到为陀氏及其小说进行辩护的目的。虽说后来又出现了“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争论，但是情况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是钱中文还是宋大图、张杰，他们都不再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相等同，而将论述的重心转向了作者立场存不存在、主人公的独立对作者立场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问题。以前大家所关心的陀氏的思想倾向问题在这里已基本不存在了。80年代以来陀氏研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涉足于那些50年代以来一向被冷落或被批判为反动的作品，如对《二重人格》、《群魔》、《地下室手记》的重新评价。”[5]这不能不说为“走出别、车、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当然，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意义也不能因此而过分夸大。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自身来看，虽然巴赫金在《诗学》中把一些话说得很绝对，但是他并没有对别、车、杜的观点展开直接正面的批驳。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其实正是巴赫金深刻的多元论思想的体现。巴赫金和复调小说理论的意义不在于要从“别、车、杜”走向“反别、车、杜”，而是要讲出一种“非别车杜”的声音。可惜，这种真正的多元论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接受者的重视。由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中国的接受者大多都还对巴赫金所说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表示怀疑，因而，在观念上更倾向于接受卢那察尔斯基对巴赫金的批评性意见以及他所提出的“人格分裂”说。而卢的“人格分裂”说，一方面是别林斯基“病态幻想”说的某种延续，另一方面又是在庸俗社会学的“主人公的意识等于作家的意识”观点和巴赫金的“主人公的意识不等于作家的意识”观点之间做出的某种妥协。
二、接轨现代文论：世界眼光的寻求
以其小说理论为中心的主要从形式美学角度对巴赫金所进行的接受构成了80年代中国接受巴赫金理论的另一个侧面。如果说在反思现实主义的过程中体现的是问题意识的自觉的话，那么，通过巴赫金小说理论而接轨现代文论，则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世界眼光的寻求。
从形式美学角度对巴赫金进行的接受应该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直到现在还仍在进行中。先是吴元迈在《中州论坛》1988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巴赫金的语言创作问题》，在《百科知识》1988年第9期和第10期上发表了《巴赫金和他的文艺思想》（分上、下两部分）。接着是彭克巽在《苏联文学》1988年第6期上发表了《巴赫金的小说创作美学》。与之略有差异的是晓河在两篇主要以介绍苏联对艺术时间研究情况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巴赫金，并由此使晓河自觉地进入到了对巴赫金的研究，当他于1991年在《苏联文学联刊》第1期上发表《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同时在郑州召开的“苏联文学现状”研讨会上提交《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产生根源初探》时，他已经对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有了较深的了解。在这段时期，以巴赫金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此后，从形式美学或者与形式美学相关的角度进行接受的文章虽不那么集中了，但也还有不少。与上述身在国内、主要通过阅读引进的原著或出版的译本来了解巴赫金的接受者不同的是，凌继尧作为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位美学进修生直接感受到了苏联学术界对巴赫金的热情赞誉。1990年，凌继尧根据进修所得写成《美学和文化学——记苏联著名的16位美学家》一书，以《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学家——记M·M·巴赫金》为题从美学角度对巴赫金进行了介绍，这是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将之作为美学家进行专门介绍的第一篇文章。彭克巽于1986年申请了国家教委文科博士点科研基金项目“苏联当代文艺理论述评”，亦将巴赫金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之一。他于1993年在《国外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巴赫金的学术生涯、艺术哲学和审美视角》。在这一过程中，董小英及其《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董著中，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接受者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决心，但另一方面，其创新方式又存在着诸多明显的限度。就董小英所研究的具体对象来说，她所面对的是如何沟通巴赫金与现代小说艺术问题，而构成这一问题的前提正在于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存在着天然的区分从而造成了解读的困惑；面对着各种千奇百怪的现代小说技法实验，人们普遍感到，以往所熟悉的一套解读方式远远不够了。正是因为如此，董小英探寻普遍实用的叙述理论正是克服因现代小说带来的理解困难的当务之急，这也正是“再登巴比伦塔”所包含的中国问题意识之所在。不过，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董小英关注的理论重心并没有沿着这条轨道发展，而是发生了偏离。董小英把兴趣转向了对话理论本身，她要“把巴赫金开创的对话理论应肯定的肯定之，不足的补足之，否定的批判之，没有的开创之，从而完善一个学科，完善一个实用的理论。”[6]巴赫金与现代小说艺术的关系仅仅成为一种检验印证的关系。由于董小英从一开始就将现代小说视为对传统小说叙述技巧的包容，因此，在她所举的例子中，现代小说是与传统小说在同一层面并未多加区分的意义上为印证对话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服务的。
在处理巴赫金与形式美学的关系上，由于接受者关注的具体内容不同，亦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接受结果：一是将巴赫金作为形式美学家，甚至“形式主义者”接受进来，有的接受者虽然没有用此称谓或者意识到他与形式主义的差异，但在实际接受中主要仍然是形式美学的角度，他们主要表现在对巴赫金小说理论的接受上；一是历史地看待巴赫金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辨析巴赫金与形式美学间的渊源流变，究其实已是将巴赫金作为“形式主义的批判者”来看待了。
在对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的接受中，“形式美学”是接受者主要的接受视角。不过在具体的称谓和接受的角度上不同的接受者略有差异。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其一是“小说创作美学”说。如彭克巽认为，“巴赫金曾明确指出‘诗学’也就是‘创作美学’。由于巴赫金主要探讨的是小说创作问题，因此我们以小说创作美学为研究巴赫金庞大的文学理论遗产的一个中心课题。”[7]进而将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直接称为“小说创作美学”。因此，彭克巽特别强调了巴赫金“话语体裁”之于小说创作美学的重要性，将之作为巴赫金小说体裁美学的基础。同样，他也将复调小说理论作为巴赫金创作美学的丰硕成果来看待，他所概括的复调小说的三个特点亦主要是从小说体裁和艺术思维角度进行归纳的。其二是“形式—内容”说。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晓河，他最早关注了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并认为“完全有理由把诗歌的节奏研究、音乐的节奏拍子研究、小说的情节研究等，都看做是对艺术中时间的研究。……对艺术中时间的研究，既是一种结构研究，也是一种形式—内容的研究”。晓河在此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何谓“形式—内容的研究”，但从他对巴赫金“时空”问题的介绍来看，他主要是将它作为一个形式美学问题提出来的。他在该文中所引用的两段巴赫金原话，一是“体裁与体裁的变体正是由时空决定的”，一是“时空作为形式—内容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本质上说是时空化了的”[8]，都显示出注重文本、结构、体裁等形式因素的特点。其三是“形式主义”说。明确将巴赫金称做“形式主义者”的是赵志军。他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研究》一书的附录中，以《艺术对现实的构造——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巴赫金》为题，认为“从文学是按自身形式建构逻辑对现实重新构造这一意义上来说，巴赫金确实是一位形式主义者”[9]212。
不过，这种形式美学的视角在接受者那里并没有像西方的结构主义或叙述学那样，把目光聚集于文本本身。在接受者那里，这类形式问题在其具体展开过程中被“历史化”了。巴赫金的小说理论本身也绝非结构主义或叙述学那样非历史的，巴赫金方法论上的“历史诗学”特点受到重视。巴赫金将他的《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称为“历史诗学概述”即表现出对“历史诗学”的重视。他一方面强调“时空体在文学中有着重大的体裁意义”，另一方面则“以欧洲小说各种不同体裁的发展”揭示出“文学对现实的历史的时空体的把握”所经历的“复杂和断续的过程”[10]。在彭克巽的《巴赫金的小说创作美学》中，他已经意识到了巴赫金在“‘历史诗学’的方向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文章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展现，到了晓河全面系统地介绍“时空体”理论时，巴赫金的“历史诗学”特色充分体现出来，中国接受者对巴赫金“历史诗学”的接受构成整个以形式美学接受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赫金与形式主义的关系是从形式美学角度接受巴赫金的另一方面内容。从2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巴赫金一直与俄国形式主义保持着密切的对话性关系。巴赫金对待形式主义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接受者对巴赫金的评价，也影响到中国接受者的立场问题。中国的接受者在对形式主义一般性的批判立场基础上，由对巴赫金与形式主义关系的不同认识而提出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巴赫金的思想正是在批判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凌继尧。他对巴赫金思想的形成基本上就是置于这两个维度中进行分析和描述的[11]。第二种看法认为，巴赫金虽然批判了形式主义，但与形式主义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潜在接受者，从而给巴赫金以形式主义者的定位。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赵志军。在此，巴赫金的“对话立场”使得赵志军超越了由凌继尧绝对的“批判立场”所带来的盲视，洞见出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继承性的一面[9]213。应该说，赵志军对巴赫金思想中的形式主义成分的把握以及对巴赫金与形式主义之间区别的认识都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他虽然接过了巴赫金的“对话立场”但并没有充分领会“对话”的精神，因此，在采用“对话立场”分析巴赫金与形式主义的关系时，又落入了传统的窠臼，成为对两者区别与联系的另一版本。与之相似，张冰从巴赫金小组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两个创作集体的对话角度分析了巴赫金与形式主义的关系，认为巴赫金“终生固着于小说论和诗学领域”，与形式主义观点存在更多的亲缘关系。第三种看法认为，巴赫金在批判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形式主义的成果，将之改造成新的理论形态。如董晓在分析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时提出，“巴赫金便是在形式主义的土壤上进而反拨和拓展其理论的代表。他通过与形式主义者的‘批评的对话’，达到了对作品‘文学性’更深刻的揭示”。在此，“巴赫金把俄国形式主义看成是自己一个‘好的对手’”。“批评的对话”是董晓对巴赫金与形式主义的关系的概括，它揭示出两者既非“批判立场”又非“拥护立场”的第三种立场，即“对话立场”。董晓发现，巴赫金引入一种重要概念——“审美客体”——实现了对“形式与内容”或“材料与手法”的超越[12]。与之相似，曾军也发现了巴赫金以俄国形式主义作为理论对手的意义，他在董晓提出“审美客体”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是“审美客体”和“艺术中的技术”这一对概念最终超越了“内容”和“形式”、“材料”和“手法”。他将一直被“审美客体”所遮蔽的“技术”问题置于前景，并进一步将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评称为对“纯技术（语言）”方法的批评[13]。相较而言，第三种看法既尊重了巴赫金对于形式主义的“对话立场”，接受者自身也对巴赫金采取了“对话立场”，因而能够起到将接受深化下去的作用。
三、重建文化诗学：当代意识的强化
刘康在谈到80年代以后世界（也包括中国）接受巴赫金的状况时说：“巴赫金的理论主要是在西方后现代文化辩论之中被重新认识和阐发的，因为他的理论对当代国际性文化的跨民族、跨语言的特征，有深刻独到的理解。因此，巴赫金思想传向中国，更多是从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辩论这个渠道，这使中国知识界超越巴赫金思想的本土局限，接近其理论的国际性内涵。”[14]250如果说从形式美学角度展开的巴赫金接受还只是世界眼光的单向度寻求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从后现代、文化诗学、文化研究角度的重新理解则在当代中国问题意识的强化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1990年，《读书》第4期发表了赵一凡的《巴赫金：语言与思想对话》一文，该文将巴赫金理论与西方话语理论相提并论，并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将巴赫金放到整个西方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予以定位。随后，张柠的《对话理论与复调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胡壮麟的《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及晓河等人的关于巴赫金“言谈”理论的文章是90年代初几篇代表性的文章。
1995年，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将巴赫金的理论称为“文化转型理论”。一方面，刘康对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的定位建立在整个西方化的知识背景基础之上，而另一方面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也构成了刘康接受巴赫金的另一重接受视野。正是因为自己身在“海外”，面对“中国问题”时所产生的西方化的焦虑反而更加突出。所谓“文化转型理论”其实就是“转型期的文化理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就其理论性来说，“20世纪后半叶，文化批评、文化理论日渐成为文艺研究的主潮”[14]1。这类文化批评、文化理论来源复杂、流派众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满足于做书斋式的学问，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现象，致力于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在刘康看来，“巴赫金思想的核心是如何透过语言和话语的变迁来审视文化转型的问题。……只有把握了这个理论核心，才能从整体上理解巴赫金在不同时期对不同领域里的问题所作的思索。巴赫金将文化转型时期概括为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刘康对巴赫金“文化转型理论”的命名得益于文化研究旗手斯图尔特·霍尔的启发。90年代之后，巴赫金式的对话主义开始逐渐成为霍尔处理文化问题的思维方式。如在对杰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对巴赫金的部分曲解的批评中，霍尔指出，杰姆逊“对正在发生的从‘阶级对抗的辩证法’向‘多重音性的对话’之间的隐喻转型只是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霍尔认为，“这两种逻辑并非相互排斥，但是它们也不能以这种方式将一个归入另一个或以一个替代另一个”[15]。在刘康那里，“语言杂多”被置于巴赫金关于“一”和“多”的思想之中，从而演化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组合：“文化定型时期与文化转型时期”、“独白话语与语言杂多”、“神话世界与现代社会”等等，在此基础上，“语言杂多”成为对文化转型特征的描述方式：“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14]2这种读解思路与解构主义惯用的策略颇为相似，并与中国知识界对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状的描述极为吻合。因此，可以说是刘康的复调接受视野有意放大了巴赫金“语言杂多”的意义。正是由于这种放大，反过来使得巴赫金的“语言杂多”在各种文化理论中脱颖而出，“语言杂多”、“众声喧哗”成为描述当代文化转型中使用频率非常之高的词。同时，刘康还特意将巴赫金的“语言杂多”理论与解构主义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是在语言杂多的文化背景下对对话交往的吁请，因此，它的建设性意义对力图超越曾席卷中国的西方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的中国文论来说具有特别的诱惑力。
1998年5月11日至14日，“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暨《巴赫金全集》首发式”召开，会议汇集了中国巴赫金接受者中的代表人物，可称得上是对中国巴赫金接受者的一次检阅。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巴赫金正式被作为一位语言学家提了出来，此后从语言思想和哲学美学角度展开对巴赫金思想的整体研究成为显示中国的巴赫金研究走向深入的标志。其中，梅兰的《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沈华柱的《对话的妙悟——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萧净宇的《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凌建侯的《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晓河的《巴赫金哲学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几部著作显示了中国学者的成绩。其中梅兰将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作为起点力图将巴赫金思想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突出其行为哲学的参与性；沈华柱和萧净宇二著则将语言哲学置于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前者侧重于语言哲学之于语言创作美学的影响，后者则上溯其语言哲学的思想渊源，纵论对话主义与俄、欧，尤其是与“语言学转向”之关系，下探对俄国语言哲学界的影响；凌建侯则以开放的姿态，将巴赫金的行为哲学和语言哲学并重。晓河将巴赫金“他人之我”的哲学和道德哲学作为自己关注的重心，深刻阐释了巴赫金对话主义思想的哲学渊源及其内涵。
90年代中期开始，夏忠宪开始关注巴赫金狂欢化诗学问题，这与北京师范大学一大批学者都对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研究有浓厚兴趣密不可分。正是程正民将巴赫金理论命名为“文化诗学”。从“话语理论”、“言谈理论”到“文化转型理论”，从“狂欢化诗学”到“文化诗学”，接受者力图克服“语言—形式”研究的弊端，而努力挖掘出巴赫金思想“语言—文化”的内涵，显示出中国接受巴赫金的另一脉流向。在关注以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为代表的文化诗学问题上，夏忠宪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狂欢化理论研究专著，一方面从历史诗学的角度探讨了狂欢化的由来、文学狂欢化以及狂欢化文学的演进，另一方面则从体裁诗学的角度对狂欢化诗学的讽刺模拟性、形式—体裁面具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王建刚的《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则力图将狂欢诗学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以时空体、复调小说等小说理论进行整合，以重构巴赫金的文学思想。程正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可谓巴赫金接受第三个十年来最为扎实的一部巴赫金研究专著。首先，他对巴赫金理论进行了“文化诗学”的命名，既符合巴赫金思想的实际，也切合了中国的文艺学研究在文化转向过程中的现实；其次，他从巴赫金诗学研究的整体性高度突出了“文化诗学”之于巴赫金的重要性；再次，他对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理论蕴涵进行了深入挖掘，突出其“多元、互动和开放的整体文化观”和“狂欢式的思维和艺术思维”以及与民间文化的关系。近年来，巴赫金研究专著的出版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分别有周卫忠《双重性·对话·存在——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存在论解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蔡华主编《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复调的翻译现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段建军和陈然《人，生存在边缘上——巴赫金边缘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宋春香《巴赫金思想与中国当代文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等。
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围绕阎真以《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而展开的一系列学术争论，与此前数次针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巴赫金与形式主义的关系的争论不同的是，此次争论不再停留于就理论谈理论，而是触及连西方学者自己也莫衷一是的中世纪狂欢文化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对西方类似议题的一种回应，无论是争鸣的正方还是反方，都竭尽所能地“还原”中世纪狂欢文化与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关系。相类似的还有胡壮麟的《让巴赫金对巴赫金定位——谈巴赫金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曾军的《从“葛兰西转向”到“转型的隐喻”——巴赫金是怎样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等，迈出了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从单向的“接受”转向互动的“对话”的关键一步。
四、对话的文学理论：巴赫金作为方法
由于巴赫金自觉的反思意识，中国对巴赫金文论方法论的反思很早就开始了。早在钱中文第一次介绍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时候，他即认识到：“他的出发点着重在对作品的‘艺术形式的独特性’的考察。……他又说：‘被正确理解的艺术形式并不表达现成的和已经找到的内容，而总是首先让人们去寻找和发现内容。’看来，这就是巴赫金的方法论。”[16]真正系统地从文学研究方法论角度对巴赫金进行研究是从张杰开始的，他在《复调小说理论研究》（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中提出用“整体性批评理论”来概括巴赫金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观点。此外，巴赫金有关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观点也受到了接受者的重视。比如说关于“边界”问题的思考，视“文本作为所有这些学科以及整个人文思维和语文学思维的第一性实体”的观点[17]，以及“外位性”、“长远时间”、“理解”问题、“意义与含义”问题、“对话语境”问题都被自觉地纳入到了接受的范围之内。巴赫金思想对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批评、“对话批评”的构想和文学理论、“对话的文学理论”的倡导上。
其中，托多罗夫的“对话批评”是巴赫金接受中理论创新的典范，也是中国的巴赫金接受者学习的榜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对托多罗夫“对话批评”的接受在整个巴赫金接受史中占有了非常特殊的地位。中国对托多罗夫的巴赫金接受是从1986年开始的，到1988年他的《批评的批评》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中译本，更多的人开始接触托多罗夫的“对话批评”。正式将“托多罗夫—对话批评—巴赫金”联系起来的是钱中文。在钱中文、黄梅之争中，钱中文写道：“批评不仅包含着对人类审美感受、方式的探索，同时也包含通过多种审美方式对各种意义、真理的探索。托多罗夫指出，在批评方面，‘巴赫金预示了（不是说实践）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可以称之为对话批评’。”[18]国内公开探讨对话批评的问题是从90年代开始的。1991年在《上海文论》第4期上郭春林发表了《对话批评：一种理想的批评模式》，明确提出建立一种对话批评的主张。他将“对话批评”与“对话体批评”区分开来，认为对话批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批评方式存在的，这种理想性一方面体现在“对话的确立为向真理迈进之路跨出了第一步”，另一方面在于这是“对批评者的最高的存在价值体现”[19]。将对话批评作为一种现实性的文学批评文体进行研究是蒋原伦和潘凯雄在《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一书中的目标之一。在该书中，他们“将批评文体界定为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20]，而对话批评即是一系列话语方式中的一种。潘凯雄从柏拉图的对话体批评文体中发掘出辩证思维与互补思维的特点，并认为它们正是对话型批评文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这种对现实性的侧重也使潘凯雄在对对话型文体的基本形态的区分上不是单纯强调理想性的“对话精神”的演绎，而是从具体的对话情境中归纳出来的结果，并认为对话批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具有对话精神的批评文体就是批评的对话型文体。
90年代以来，围绕着“文论失语症”、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等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走向交往对话”的共识。虽然从中可见到巴赫金思想的影子，但就其所采用了“对话”的含义来说，大多是基于对日常生活式的“对话”的理解而进行的理论性的表述而非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理论自觉，因此还很难称得上是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运用。如曹顺庆在其讨论的《中西诗学对话：现实与前景》一文中虽然提出了“对话的前提”是对中国古代诗学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的确认、“对话的基础”是达成彼此的“共识”、“对话的目标”是实现中西文论的“互补”等非常具有对话精神、对话性的思想，但其论述的展开仍然是中西诗学求同辨异式的传统比较法[21]。童庆炳也有意将对话提到“重建文化形态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在他看来，“对话之路”是不同于“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的第三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主体，西方文化也作为一个主体，两个主体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通过对话，彼此沟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富裕’。”[22]不过，综观童庆炳的论述，这种对话还是传统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翻版。这些观点还不是巴赫金所说的，“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23]，也还没体现出托多洛夫所说的“共同探索真理的原则”等[24]。孙绍振采用“对话与独白”的说法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概括为从西方文论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25]，也有着巴赫金的影子，但理论的自觉性不是很明显。真正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明确对“对话的文学理论”进行倡导的是钱中文。他曾明确表示：“在我自己的著作中，则借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给以阐发，努力使之成为我的文学观念的组成部分。”[26]从80年代末“对话立场”的提出到90年代对“对话的文学理论”的倡导，钱中文在运用方面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真正在观念上发生变化的是他1993年发表的《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一文。从所讨论的对象来说，该文与《世纪之争》基本相同，都是对20世纪中国各种文学理论进行的反思，但角度有所变化：前者侧重于文艺观念流变的特点，后者侧重于获得发展的途径，后者很明显是基于前者的深化。文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话的文学理论”一说：“如何协调本土文学理论与外来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理论接受的境界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以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使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流变为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逐渐形成对话的文学理论批评。”[27]
不过此时，钱中文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用之于对对话的文学理论的倡导多少还只是一种理论感觉，无论是在对“何为对话的文学理论”的认识上，还是在对“如何才能达到对话的文学理论”的看法上，都表现出“亦新亦旧”的特点。此后，对20世纪中西文学理论进行历史性回眸，总结各自的特点、发现共同的规律，特别是将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分别从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展开、将中西文学理论的交流与对话放到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成为钱中文9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巴赫金全集》的翻译，他对巴赫金晚年关于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作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深化了他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认识，特别是此时他已直接将巴赫金理论称为“对话交往美学”了[28]。这反过来也促进了他对巴赫金对话主义思想的运用。当他在《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中时，钱中文已经非常自觉地运用巴赫金对话主义思想为“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摇旗呐喊了。在构成本文核心部分的“交往、对话的主体性以及理论批评话语的共同性”一节中，巴赫金的思想随处可见，并成为论述的主要观点。如对“在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探索中，把文学理论批评视为人文科学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观点的论述，直接来自于巴赫金关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观点；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主体、理论批评主体之间进行交往与对话，以达到双方的各自理解”的论述中，巴赫金关于“理解”的看法就是其论述的理论背景；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交往与对话，利用交往、对话中的‘外位性’，使自己融入他者的文化，进而使用他者的目光来反观自身，可以观照自身的不足；可以从他者获取新的知识，吸收新的有用的成分，从而在一些问题上，修正失误，达到共同的理解”的论述中，巴赫金的“外位性”思想也受到钱中文的重视。从这些表现来看，钱中文此时已经非常自觉地运用巴赫金理论话语，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理论观念中的一部分了。此外，程正民也提出了“根据巴赫金提出的通过对话建立开放的文艺学的构想”；金元浦对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中“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的观点也获益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29]；而曹卫东、王钦峰、蒋述卓、李凤亮等人则从巴赫金那里获取的对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启示。
从文学批评上“对话批评”的构想到文学理论上“对话的文学理论”的倡导，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日益开始显示出其潜藏的巨大活力。这也使得对话主义成为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学术强大影响力时最有价值的理论立场的选择。
综观中国近30年的巴赫金接受史，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构成了中国学者持续不断的接受动力。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国外文论一直作为巨大而多元的“他者们”（Others——既非大写的单数“Other”，也非小写的复数“others”）对中国学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通过对巴赫金接受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总结这30年西方文论影响中国的若干规律性特点。我想，有一点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在国外文论影响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学者绝非简单地追新逐异、囫囵吞枣，中国学界之所以会对西方某些理论浅尝辄止，却对另外一些理论深究不断，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来自问题意识的对话。比如说，英美新批评影响巨大，但在中国却并未真正生根；叙述学早在80年代就已大规模地译介，但直到新世纪才真正构成中国学者内在的研究动力；文化研究的引入曾激起中国学界普遍关注和争议，但如果放宽历史和理论的视界的话，以“现代性”为标志的文学研究其实早已成为中国式文化研究的成功实践，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反思以巴赫金为代表的国外文论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意义重大。
收稿日期：200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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