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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求理解
在阅读本文之前，如果您还没有读过北岛《波动》这篇小说，建议您尝试耐心地读上几遍。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波动》不是一篇容易读懂的小说。1979年，这篇小说以油印的形式刊登在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上，署名艾珊；此后又公开发表在《长江》杂志1981年第1期，署名赵振开。北岛是赵振开的笔名，他作为朦胧诗的主将而广为人知。《波动》可能是北岛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初稿完成于1974年11月，1976年6月和1979年4月又有两次大的修改，①中国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动和他妹妹的意外去世都可能促使北岛修改作品，②但却没有让小说变得明朗易懂些。小说结束在“文革”中期的某一年间，不妨假定是1973年或1974年。③
对“文革”没有体验的我，理解这篇小说能够仰赖的只有贫瘠的想象力和一点阅读经验。考虑到这是一部复杂的(complicated)的小说，情节像堆破碎的拼图零片，因而笔者尝试解读《波动》的方式比较传统，主要考察小说里的“重复”：一种重复是文本内部不断出现的细节和关键概念，另一种重复是看它运用了那些文学成规。这两类重复都能带来相对稳定的意义，庶几可从整体上把握这篇小说。
也许有过“文革”经历的人，理解这篇小说要容易得多。1980年，老广在《今天文学研究资料》油印本上发表了他对《波动》的评论文章《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读小说〈波动〉随想录》，其中就谈到了他的“懂得”：
为什么肖凌的形象在小说中最丰满而有深度?我们和她在一起，在心灵的历程里艰苦地跋涉。月光奏鸣曲。海。紫罗兰。白云和天空。幽深河水。枪声。血。小屋里的煤油灯……一切都那样熟悉、亲切而令人战栗。懂得这一切，才能懂得迷茫中痛彻心扉的渴望，才能懂得充满了期望的灼人的目光，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时的波动”竟可以与永恒的光辉画等号。不，这绝不是“一时的波动”，这是凝聚了多少同代人的痛苦和希望的滴血的歌唱……④
每当我读不懂这篇小说而要放弃的时候，仿佛总能听到肖凌在耳边歇斯底里地喊：“你应该了解”，恍惚间前面也仿佛是肖凌“充满了期望的灼人的目光”。满潮就是“一时的波动”么?这种潮汐现象对肖凌意味着什么呢?北岛没有告诉我们，也许被肖凌写在了记录她心灵历程的蓝色笔记本里，而杨讯最终读懂了肖凌的“一时的波动”。不过老广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波动”究竟是什么，也许这是他们同代人的秘密。看来，毫无共同经历所带来的体验匮乏似乎是我不能一下子理解这篇小说的主要原因。
易言发表在《文艺报》1982年第四期上的《评〈波动〉及其他》，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回答：
姑且不说作者用语的古怪难懂，试问祖国怎么是那些“安分的家伙”自作多情的产物呢?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难以理解的情绪呵!我们每一个老年、中年以及一部分青年人，都是“文革”的过来人，我们都曾程度不同地受伤、受害，我们不仅没有这样的一种对祖国的感情，而且甚至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感情。⑤
同是“文革”过来人，易言先生的“我们”是老年、中年和一部分青年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代表了“群众的意见”；而老广们只是另一部分青年人，老广甚至都没有敢报究竟有多少人懂，只是含糊其词地用“多少同代人”，究竟是“多少”呢?令人困惑的是，易言宣布正常人无法理解她的情绪，那么只有非正常人才能理解她了?小说里肖凌说祖国不存在，而在易言这里祖国是“产物”，产物应该是一种实在，两者很难对等；其次，自己不理解，就暗示理解的人不正常，逻辑上既说不过去，也不够尊重人；最后，他是否真能代表那么多人?当年的老年、中年人现在很多可能作古了，连做个调查问卷都困难了……
如果解读需要一定的审美距离的话，老广对人物的距离太近，⑥因此他的“随想录”有些语焉不详；而易言却因为高高在上的“商榷”态度而将作品拒之门外。虽然如此，作者仍然要为批评者的“说不出”负一定责任。小说浅尝辄止地讨论了一系列的大观念，国家、责任、苦难、命运、爱……却没有把这些观念的引入放置到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故事氛围中，为讨论而讨论，显得不够自然。这些观念，说是讨论不如说是怀疑，偏偏这些问题在当时是不容怀疑的；于是北岛使用了“晦暗的叙述语调”，⑦让我们读到了没着没落的牢骚，以及让人感觉玄之又玄的对白，更不用提肖凌大段“够抽象”的内心独白。这种从个人立场上对既有观念的怀疑和挑战，足以让彼时的读者震惊一番，要么引为知音，要么视为异类。
北岛虽然意识到“对话是小说里最难的部分”，可他对这个难题的处理不够完美。这篇小说的对话晦涩难懂，不像《卡萨布兰卡》那么生动有趣，对读者不仅构成了智力挑战，也构成了耐心考验。⑧这个责任似乎又不能完全怪罪到北岛身上，当时(1975年)他溜到北京郊区一处偏僻的民房，刚准备参考《卡萨布兰卡》的电影剧本修改小说，就有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中年人来查他，吓得他仓皇逃窜。⑨
通常“难上手”的作品都对读者有挑战性。在“文革”后出版的具有思辨性的文学作品里，《波动》虽不能有《管锥编》般反思的广度和论证的优雅，但对于“文革”中勤于读书、思考与辩论的创作者，同情式的理解也是一种尊重；而对于评价一篇小说来说，理解文本则是评价的第一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者或主人公们如何反思苦难，又如何从极其贫乏的精神困境中走了出来。
二、知识分子的责任
阅读《波动》这篇小说的最初障碍，就是它的形式。有五个人交错地讲自己和他人的故事，读者却不知道他们讲给谁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讲。易言先生说“作者用语的古怪难懂”，这种讲故事的形式也许也算在其中。老广却盛赞“小说最先吸引人的就是它独到而新颖的形式。”北岛也称之为“多声部的独白形式”。这种形式其实既不独到也不新颖，如果美国人读到，会联想到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1930年出版)；日本人会想起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1922年发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也有两个讲述者，一个是“余”，一个是“我”。如果考虑北岛创作和发表这篇小说的年代，老广说它“独到而新颖”可能是指那些习惯了“从一个主人公的视界去看生活”⑩的读者。而在探讨牛虻的文章中，刘小枫先生说：“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所谓的多元的主体叙事。”(11)在这篇小说里，“责任”是北岛讲述的伦理故事中的关键词，小说中的叙事主体们挣扎在对国家责任、对他人责任以及对自己责任的困境中。因为本文只论及杨讯与肖凌，所以更多地关心他们对责任的看法。
杨讯和肖凌对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都是在他们谈恋爱的过程中进行的。虽然读过小说的读者大都会认定《波动》并非是一部简单的爱情小说，爱情仍是构成小说人物关系的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很难获得阅读常见爱情小说的那种满足感。《波动》里面的人物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很强，即使是同龄人之间的看法差异也极大，以至于让人怀疑在这种荒芜的关系中爱情之花如何成长与绽放。然而，就是在这种几乎不可能中，杨讯与肖凌之间慢慢地产生出一种奇特的爱情。他们之间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力因素的破坏，而是他们的内心。肖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她与杨讯之间的距离感，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像情人间的甜言蜜语，更像当时一些热衷思考的知青的辩论会。(12)他们争论最为强烈的问题，也正是易言先生所不解的国家问题，以及老广关注的对责任的思考。(13)
那么，杨讯和肖凌是怎么谈到“国家与责任”这么棘手的话题的?
“请告诉我，”她掠开垂发，一字一字地说，“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我想了想。“比如：祖国。”
“哼，过了时的小调。”(14)
“不，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词，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
“责任?”她冷冷地打断我。“你说的是什么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呢，还是什么?”
“需要的话，就是这种责任。”
“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她越说越激动，满脸涨得通红，泪水溢满了眼眶。“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她背过身去。
“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就是牺牲，肖凌没有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牺牲、献身都具有神圣的宗教气息，她借此把牺牲给中性化了。两个人争论的焦点，就是“为国作牺牲”，杨讯认为这样理所当然，肖凌却拒绝这样做；小说的后部给我们提供了她失声痛哭的原因。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廓清，杨讯指的是正常情况，而肖凌体验的是国家机器被人操纵后强迫或引诱无辜者去作牺牲，不但毫无价值，而且会被刻上耻辱标记。前者可以用她父母死去的例子为证，后面则可用她参加造反派又被通缉为例。杨讯因为对这种苦难与耻辱的无知和无体验而被肖凌排斥出“咱们”之列，在她眼里他是没有权力说“咱们”或者“我们”的。在缺乏“共同的苦难”的情况下，杨讯侈谈对国家的责任，而肖凌自然不能承认这充满着“暴力和邪恶”的世界会是她的祖国。但祖国曾经——在没有过时之前——也是她值得信赖的，现在也不知道是那个国家抛弃了她还是她抛弃了那个国家，情感上的激荡，让她不能自禁地哭起来。
肖凌关于国家的论述过于简短，更多时候只是一些暗示，让人感觉很是气闷，这也许和北岛有意营造的“晦暗的叙事语调”有关。当肖凌指责“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弱点，比如他们对政治的过分投入，对政治压力的软弱，不是彼此支持而是互相批判，也许应该理解成她对“我们这一代”的自勉，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反思来获得自身的责任意识。这与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15)中的反思形成呼应。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钱锺书承认“或者(就象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他提出“过来人”应该“记愧”，秉持也是一种自我反省的态度。不过钱先生反省得更为广泛，他不但看到知识分子的怯懦，也看到群众的“糊涂”，甚至还有野心家们的健忘。钱先生的反省已经涉及到了黑暗的环境下凸显出的人性软弱或者说是人性黑暗面。(16)值得注意的倒是肖凌在对这一该问题认识上的躁进，她特意区分的老一代与我们这一代，已经让知识分子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阶层”；她断定老一代知识分子“即使反抗，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她该如何评价那些因为几句话把命送掉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呢?她又是从何种层面上看到他们的反抗是非常有限的呢?也许北岛在塑造肖凌的形象时，就赋予了她主观和冲动的性格，(17)以便让读者对她的话形成可以理性审视的距离感。
就这样，小说引出了在国难中或浩劫刚结束时如何进行自我反省的问题。鲁迅的《一件小事》也谈到了国家大事让“我”在失望情况下增长了“我”的坏脾气，“教我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直到车夫救起疑似“碰瓷”的老太时，“我”才认识到“看不起人”所蕴含旁观者犬儒的态度，“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鲁迅《小杂感》)。”自我反省应该蕴含在批评中，肖凌这一点做得不够；反省也是能够“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便是钱锺书先生《〈干校六记〉小引》的主旨所在。下文我将探讨杨讯与肖凌的自新之路，他们的核心认识，便是认识到走出国家道德后的盲目和软弱，需要成为自己和完善自我的努力，肖凌也逐渐变得勇敢摆脱了消沉，获得了前进的力量。这也许便是易言先生所看到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虽然《波动》的思想未必一定要来自萨特。(18)
三、杨讯：高墙与路
易言在评论这篇小说时写道：“作者虽然安排了杨讯同她(指肖凌——引者)的对话，也许可以把这看作是对她的含蓄的批评吧，但杨讯这个与她有相似遭遇的人物并没有批评到她错误思想的要害，反而很快就被她吸引过去了，她成了杨讯心中的女神。”(19)与肖凌对祖国的出言不逊相比，杨讯对祖国的回答有些像在背书。但《波动》这篇小说竟然没有像《青春之歌》那样，使男性成为女性革命之路上的领路人，反而被肖凌给引导过去了，破坏了写作规矩，(20)难怪易言先生会不高兴。为了理解北岛这种既借用“领路人”的文学成规，又将之进行颠覆性改变的目的，首先要明白杨讯是怎样的人，以及他在接受引导过程中学会了什么。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洞穴中的囚徒的比喻。(21)一群从小就被束缚不能动的囚徒，只能在洞穴的墙壁上看到影子，他们据此建构对世界的认知；如果习惯黑暗的人被带到洞穴外的阳光下，“他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窜，以致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实物的。”肖凌也碰到了类似的启蒙困境，她还不能把一切直白地告诉杨讯，因而必须用暗示：“我不喜欢暗示，可是又不得不用暗示来回答暗示，因为真实有时太沉重了，沉重得可怕……”把真相直接公布，可能造成听众的精神崩溃。(22)杨讯就像这样一个被囚禁在固有观念里缺乏反思和丧失感受力的“囚徒”，以至于无法明白肖凌给他指示的“真实”。在杨讯和肖凌对话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一方面他追问“为什么”，肖凌只能“暗示”；而另一方面，杨讯以拒绝的方式结束某个话题，“还不大了解这种现象。”“我不习惯谈论死。”他想用闭上眼睛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既有信念，启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洞穴中的囚徒”也许是固有观念(23)束缚给人带来思想钝化的比喻中最经典的一个，因而被反复引用，鲁迅《论睁了眼看》就曾改写过：
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曾经8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潘晓也察觉到真实世界与所受教育而获得的观念之间的错位，“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可惜的是，无法解答这种困惑，用的还是鲁迅“瞒和骗”的老招数：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24)
北岛在1969年7月2日给妹妹赵珊珊的信(25)中引用了鲁迅《论睁了眼看》鼓励遇到困难的妹妹要敢于正视现实：
坚强些，珊珊!……还是一句老话：要敢于正视现实。“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鲁迅语)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血气的青年，单凭热情是不行的，还要有毅力并驾，否则，热情不但不会持久，反而会走向它的反面——消沉。毅力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鲁迅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这番话，也许说得太冷酷了，但是生活确实是冷酷的……
通过潘晓的话，我们大致能了解“这一代”人童年时所受的教育情况以及在现实生活面前感到的困惑；而在北岛鼓励他妹妹的信里，我们又能读到被鲁迅作品“唤醒”了的年轻人所感受到的冷酷的生活。比较而言，杨讯在县牢大狱的经历并没有让他思想成熟，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叛逆和情绪化。特别是，他有着“干部子弟”特有的自负和惯于掩饰，因此，他走出自我的藩篱也就更为艰难。
在传统的革命小说里，引路人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态度是“我们应当培养她，使他正确的道路”，罗大方则说“对，应当把她引到革命的道路上。”(26)有了这些领路人，林道静将走上革命道路便毫无悬念。难怪《波动》中王胖会简单地认为革命时代没有什么道路选择问题，“依我看，你们那会儿要比我们轻松些，一切都明摆着，用不着含糊。”革命胜利后，“领路人”变成铺路人，让王胖感觉“可我们，要么干脆没出路，要么所有的出路都让你们安排好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儿”。肖凌则分明扮演了导师(mentor)的角色，让受到挫折而愤懑不满的杨讯看到“一个充满了错觉和损坏了的偶像的世界。”(27)一座监狱样的社会；杨讯也逐渐摆脱了心灵的束缚，走向了心灵自由与爱的道路。正像经典电影里那些导师一样，让学生凭借他所领悟到的在最后时刻独自做出抉择。(28)杨讯的选择是在回家的路上半途下车，返回去找他的肖凌，只是他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肖凌了。
四、肖凌：苦难所给予的
在老广的评论文章里，他老实不客气地对当时把“文革”灾难肤浅化的写作范式进行了批评：
“新”的公式化只产生于旧的思想习惯。比如：落难公子久经折磨，忽然“十月里一声惊雷”，红旗牌轿车开来，地头蛇鸡飞狗走，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赚取小市民廉价眼泪的“悲欢离合”，难道跟当代人切身体验过的大苦大难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之后，仍然是一个爱好虚假的大团圆的国度，这里莫非真有什么历史的深刻性吗?(29)
老广厌恶那些提供心灵安慰剂的小说，把苦难变成肤浅的情节剧，仿佛一切灾难均来自外部，也会因为外部大环境的改善而恢复原状，男主人公甚至还可以抱得美人归。也许他汲汲以求的是那种“直面惨淡人生”的悲剧，能够深切记录下人们的苦难，又对历史有着“痛苦的思索”。
老广所打趣的那些公式化小说，还不足借以对比来显示出《波动》对待苦难所特有的品质。我们不妨再看两篇同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小说《伤痕》(1978年)和《天云山传奇》(1979年)——它们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看它们如何处理人与苦难的关系。
在这两篇小说里，苦难对主人公而言无非是一场艰巨的考验，激发了他们的美好品质。他们经历了波折，从时代的牺牲品变成了掌握命运的英雄。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一是他们周围都有死去的牺牲者做衬托，二是故事结局要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能够看到光明和修复既有的关系，他们的牺牲会获得礼赞(30)。这是一种新的公式化么?《波动》中肖凌的不幸命运跟上述两篇也有些类似，她却拒绝成为英雄，她不愿向爱人轻易袒露伤痕以博取同情，她不愿意让爱人分担她的不幸命运，她拒绝为爱人做牺牲，“我只为自己负责”，她也就把苦难个人化了。
单从肖凌遭受的外部世界的伤害看，她的苦难经历与其他经历“文革”浩劫的同龄人有相似之处，只是分外残酷：她因为高知出身而受辱，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母亲被逼跳楼自杀，软弱的父亲不甘屈辱自杀，参加造反派武斗后被学校通缉而逃亡，上山下乡……借着肖凌这些记忆闪回(flashback)，北岛记录了一代人在“文革”初期的遭遇，虽然只是些片段，却也是较早触及这段历史的小说。
北岛小心地不触及究竟是那些人鼓励和号召了这些孩子的非理性行为，又是什么样的强者理论让这些孩子有了放纵自己青春期残忍的理由，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肖凌如何成为了造反派女战士。黄翔的《野兽》也许能解释这一点：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31)北岛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礼崩乐坏、家庭解体的情况下，青少年的成长遵循了一种类似丛林法则的规则，人必须以野兽的方式存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罗群那种坚强的个性与执着的信念极有可能被他们移用作残忍行为的榜样和借口，而晓华式的绝对利他主义又可能使她成为野兽们待宰的羔羊。
肖凌表现出来既冷漠又蕴含着温柔的分裂性格，是北岛书写“文革”强加于人的不幸的反应，他的灵感也许来自《卡萨布兰卡》中外冷内热的里克。只是和受人尊敬人人爱的里克不同，肖凌选择与人保持距离，唯有此，她才不会受人伤害也不会伤害人。只是在内心深处，她还有着对受到伤害的人的默默同情和对自己命运的不安，特别表现在对白华的态度上。白华总让她想到自己，愤怒、冷漠、孤独、用酒精麻醉自己。她问白华的时候也许也在问自己：“我们只是在接受一种既成事实，却不去想想这些和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的东西是否还有些价值?”白华自然不能回答她，于是她感觉到一种生命或人生的破碎感。
我无意贬低《天云山传奇》和《伤痕》，它们在当时的影响和社会效果都远高于《波动》。浩劫刚过，人们总要急于确立何种价值值得肯定，何种人值得尊重；而这些在《波动》里都没有现成答案。《波动》的基调是晦暗的，我们不妨称之为“低调小说”，它要申明的是作为人最低的标准。《狂人日记》所确立的人的最低标准是“不吃人也不被人吃”；《波动》的最低标准是“不牺牲自己，也不诱人牺牲。”这种个人主义的标准听起来有些冷酷，却未必比那个严寒的岁月更冷些。谁还会记得那个因为几句话就送了命的人的名字呢，谁会做无谓的牺牲?“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32)
借助霍华德·苏伯(Howard Suber)的话，我们可以把命运分成两种，一种是命运(destiny)一种是宿命(fate)。尽管在字典上它们是同义词，但就人物立场和行为动机来看，它们有很大不同。“你寻求命运，而屈从宿命。命运源于你自身，宿命则来自外部。宿命是一种超乎个人意愿和控制之外的力量，它从后面推着你。命运则是像一块磁铁一样在前面吸引着你那些事物，那些你选择要获得的事物。”(33)区分了命运和宿命，我们很容易发现，杨讯追求命运，而其他人则多少屈从了宿命的安排。
五、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要给《波动》归类，老广一定不会同意这是“万花筒式”的小说，(34)那就当它是一部《十万个为什么》式的小说吧：有提问，也有回答；也可能只有提问或者只有回答。不过它缺少风趣的幽默故事和脑筋急转弯，仿佛只是为不苟言笑的人准备的。我没有完成所有观念和所有人物的分析，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关于这篇小说的百科词典，来弥补这一缺憾。翻开这部百科词典查找到“什么是波动”，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文字，“老年人认为青年人感情上的波动是一时的，年轻人会认为这波动就是那一时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满潮，力量来自遥远的月球。……另可参见它的方言‘烧包’，出自王蒙《高原的风》……”；“《波动》是怎样的小说?”“一部诗人写的小说，和曹禺先生的《雷雨》有未被承认的血缘关系。”
读者也许应该理解这篇小说为什么缺少笑声，它诞生在一间暗房里，发表在地下油印出版物上，又冒着风险被张贴在城市的墙上，正式发表后还可能遭了批判。(35)这种情形下，人怎么笑得出来?卡尔维诺谈到他修改《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时说“在一定程度上，我做了些修改，因为我原来写了一些我认为是太残忍太愤怒的东西。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在各种事物之间，有一种让我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的神经质的东西。”(36)
如果把残忍、愤怒和神经质移用作对《波动》的风格的挑剔，一定会让研究者们觉得惊讶。实际上，比它残忍的小说后来层出不穷，甚至还在一篇有名的小说中展开了杀戮比赛；也有一位作家以能写精神异常的主人公小说而著名；只是“伤痕”以后愤怒少了，幽怨则没完没了。这也许算是“文革”后遗症，那时候不单食品和爱匮乏，书籍和娱乐仿佛也很少，相反倒是滋生的不少愤怒和残忍的情绪，可以在它结束后宣泄出来。《波动》中提及两类自然灾难，干旱和洪水，也许可以读解成两种创作极端的隐喻，要么是一无所有，要么是泛滥无边。北岛曾说过，“如果说老《今天》是在荒地上播种，那么新《今天》就是为了明天的饥荒保存种子。”(37)姑且不论新旧《今天》的成就，北岛对未来的不安似乎并非多余。
然而即使在“文革”中普通人也并不缺乏对生活的信念和美的感受力。赵京兴，北岛的一位中学同学，在《我的阅读与思考》中回忆“文革”时候，“我看到周边的工人、农民是多么渴望过上好日子——白洋淀农民为住上新房，顶着烈日，围海造田般用河泥筑成一块块宅基地；北京家庭主妇把劳保手套拆成线，再一针一针钩成装饰窗户桌面的针织品。此情此景，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38)贫乏与美似乎互不相容，可是人就能够借着非凡的创造力，在不可能之处创造可能。就此而言，那些一针一针钩针织品的家庭主妇，也许和肖凌一样了不起。
注释：
①《长江》文学丛刊1981年第1期第76页小说结尾附识。本文引用未说明都来自该文。《波动》收录到北岛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时，主人公名字肖凌都被改成了萧凌，可能因为1981年拍摄的后来引发争议的科幻鬼怪电影《潜影》(又名《王府怪影》)的男主人公也叫肖凌。
②参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一版，第41-48页。
③从肖凌的经历推断有较大的精确度，假定她1968年12月下乡，1969年中秋夜认识谢黎明，大约过年时两个人在一起，1970年肖凌怀孕，1973年夏天，女儿晶晶两岁三个月。其中可能有一年误差。小说尽量避免写出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份和地点，或许如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后记中指出，“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④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3页。文中涉及到两位评论人的姓名都按他们最初发表评论时署名称呼。黄子平在回忆文章《早晨，北大!》中谈到自己评论《波动》的原委，“(北岛)说，武汉最新一期的《长江文艺》，终于刊登了原先在《今天》上连载的中篇小说《波动》，准备在下一期组织一组评论，请他在北京这边也邀点稿。子平你也来一篇?好吧，来一篇就来一篇，两天后赶了出来，交稿，北岛吭哧吭哧的说，武汉那边正展开对《波动》的大批判哩。……我的评论后来是发在‘今天文学研究资料’上。”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318页。《长江文艺》应为《长江》，《波动》发表于《长江》1981年第1期，黄子平标注《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创作1980年8月，这其中有时间上的出入。在读秀中查《长江》1981年第2期没有搜索到有关《波动》评论文章。
⑤收录在刘锡诚：《小说与现实》，改名为《作为一种思潮来看——评〈波动〉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第40-49页。目前只找到两篇专论《波动》的中文评论文章。海外翻译和评论情况见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第300页脚注和文中提及的杜博尼和Philip Williams的两篇评论可惜都没能读到。
⑥黄子平先生谈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他与当代作品之间的亲密关系，他的近距离观察，常常局限了他的视野，或限制了他的判断力所应有的某种‘超时间性’。他往往为了激情的迸发牺牲了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可避免地带有同代人共通的局限和偏见”，可与他对《波动》评论对照，见《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⑦参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一版，第38页。
⑧[美]霍华德·苏伯著，李迅译：《电影的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68-69，第377页。话痨脑袋(talking head)不足以明晰表达这篇小说对白过多的情况，汪曾祺先生记录了沈从文先生指正初写小说的人对白有哲理，很“玄”，就像“两个聪明脑壳打架”。小说结尾部分肖凌和林东平的争辩，也充满玄理，让人读着很累。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第77-78页。
⑨参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一版，第38页和第40-41页。
⑩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1页。
(1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44页。
(12)参考北岛和白洋淀知青的交往，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一版，第35-36页；也可参见朱学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3)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3-4页。
(14)北岛的短诗《祖国》“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靠着博物馆发给的板墙”，则祖国既可以读成古老的偶像，又是过时偶像。见北岛：《结局或开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6页。
(15)钱锺书：《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第一版，第218页。
(1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230页。
(17)举两个例子，在杨讯和肖凌看小孩子开心的打水漂的时候，杨讯认为成人才是不幸的，而肖凌却断言孩子更不幸，他们是一群穷孩子——穷孩子也可以有快乐的时候，肖凌把自己的不开心强加到别人身上了。而在小说结局，肖凌又不顾大雨山洪的危险，执意去看女儿，导致了危险的情况。
(18)北岛在接受访谈时谈到了他在“文革”时期的阅读，有卡夫卡《审判及其他》和萨特的《厌恶》，翻看最多的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一版，第69页。关于鲁迅和存在主义的关系近年来学者已多有论述。北岛这篇小说触及到了萨特关于“绝对自由”的观念，或如易言先生所说“作者通过他的描写告诉我们，生活是荒谬的，人生是孤独的，世界是悲剧性的，但人是自由的，人的本质要由人的行动来决定”。关于“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可参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423-424页，钱先生认为“文史家一通病……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想，推波助澜”。
(19)刘锡诚：《小说与现实》，花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第44页。
(20)关于男性领路人和女性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文学批评成规，参见《“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21)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一版，第272-274页。
(22)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283页。
(23)这里的固有观念，接近老广的“成见”——“人们认为明白无疑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成见，一切成见都只是由传统的沉渣所构成的暧昧思想。”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2页。
(24)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25)徐晓主编：《民间书信》，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04页。
(26)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2月第一版，第120-121页。
(27)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第三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3页。
(28)Howard Suber：The Power of Film[M]，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2006。
(29)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2页。
(30)卢新华：《谈谈我的习作〈伤痕〉》，《文汇报》1978年第14期。
(31)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101页。
(32)北岛：《结局或者开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22页。
(33)Howard Suber：The Power of Film[M]，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2006.
(34)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1页。易言也谈到了这篇小说的“破碎”，刘锡诚《小说与现实》，花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第40页。
(35)创作过程参见北岛回忆散文《断章》，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一版，第105-146页。
(36)伊塔洛·卡尔维诺著，王焕宝、王恺冰译：《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前言，译林出版社，2006。
(37)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一版，第78页。
(38)http：//www.21 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21529863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