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民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年代初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3)01-0120-06
前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70年，而它在20世纪90年代初戏剧般的解体过程中，各种纷纭复杂的国际政治、历史与社会原因都集中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关于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族问题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已有诸多文献加以论证。本文所关心的命题是，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建立的这个时期，俄罗斯如何解决了自身面临的民族问题的危机，而西方媒体当时预言的“俄罗斯将成为苏联第二”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
从1990年至1994年，也就是前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联邦建立的这段时间，俄罗斯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制度转型期，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呈现出一种变幻莫测、前景未卜的态势，其发展线索始终在统一与分裂两个对立的方向上纠缠。而以前总统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在这个时期的作为，不仅初步确立了俄罗斯联邦的制度安排，也基本化解了当时俄罗斯在民族问题上面临的国家分裂的危险。
一、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遗产
列宁在缔造苏联的过程中，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个原则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一样，成为苏联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后来，斯大林对整个国家实施了强制“俄罗斯化”的同化政策，对高加索一些少数民族还采取了流放政策，这些都在客观上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造成了苏联国内“事实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弥漫着一种“民族差异已经被消灭，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已经形成”的乐观情绪，苏联政府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力如“苏维埃联盟的门面”一般形同虚设，境内的少数民族被进一步边缘化，民族矛盾不断积累。因而当苏共解体的“历史机会”一旦出现，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民族——国家的大厦在一夜间坍塌。
继承了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联邦有120多个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近20%。在联邦89个行政区划主体中，有32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包括21个民族共和国，1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专区。俄罗斯的内部社会结构与苏联相似，当然，各民族对俄罗斯联邦的国家认同和民族之间的联系比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要紧密。
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为俄罗斯联邦留下的主要政治遗产包括：弥漫在高加索地区多个民族共和国内的对俄罗斯人的历史仇恨、大量俄罗斯移民及其后代分布在各个自治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内部“俄罗斯化”的程度不一、始终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宪法传统（前苏联共颁布了三次宪法，分别在1923年、1936年和1977年）和计划经济留下的结构极不合理的民族共和国脆弱的经济体系。
在民族感情上，1865年，沙皇俄国强迫近4万名车臣人迁往土耳其；1944年，前苏联政府以“集体叛变”的理由将38万多车臣人和9万多印古什人强制迁徙到哈萨克斯坦、中亚其他地区和西伯利亚，直到1957年才允许他们返回家园。
在民族政策上，苏联实行的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民族主义。尽管在法律上，“俄罗斯化”并不是苏联民族政策的出发点，但以语言政策为例，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政府在境内强制性地推广俄语，并在上世纪30年代末强制性地规定鞑靼语、突厥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在文字上要使用俄文字母，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语言“俄罗斯化”的结果。同时，内部移民也是“俄罗斯化”在制度上的成因之一。大量俄罗斯移民以“技术支援者”的身份移居到苏联各少数民族地区，占据了这些地区的专业就业岗位，其结果一方面是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为当地的“俄罗斯化”提供了组织资源。
苏联民族理论界在20世纪70年代作出的以上权威描述表明：同化政策已经使一个讲俄语的“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形成了。但20年后历史却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苏联民族共同体”在国家分裂的多米诺骨牌坍塌之后，一夜间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二、俄罗斯联邦建立过程中的民族关系
1990年，戈尔巴乔夫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苏联总统，但他面临的命运几乎注定只能是熬过一段短暂且不成功的任期。前苏联积淀已久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海面，已经威胁到苏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继续存在的基础。
就在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身份从党的总书记改变成苏联总统的日子里，从波罗地海开始，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呼声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苏联越来越被描绘成一个不应继续存在的“邪恶帝国”。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曾经被他免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的叶利钦在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之后，更步步进逼要使俄罗斯成为独立的联邦国家，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他要改变苏联的国家性质，也要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得权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叶利钦成功了。“苏联总统”这个显赫的职位像水中泡沫一样昙花一现，戈尔巴乔夫也很快被列入历史人物的名单。后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与其说继承了前苏联的衣钵，不如说是一个老伙伴的休闲俱乐部。在这个令全世界为之震动的剧变中，民族问题扮演了一个“导火索”式的重要角色。
对于1990年的鲍里斯·叶利钦来说，如果要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并逐渐削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影响力，就需要获得来自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广泛支持。此时此刻，民族问题是叶利钦必须优先考虑的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俄罗斯与前苏联在民族关系上有着某种异曲同工的相似，辽阔的疆域和复杂的民族结构从行政区域的划分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只不过俄罗斯各民族地区间相互的关系更紧密，也更具有历史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前苏联民族危机的爆发，俄联邦内部的民族共和国也开始提出自治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公开鼓励俄罗斯内部各民族共和国提出自治要求，声称“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共和国理应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作为政治回报，一些民族共和国联合抵制了戈尔巴乔夫1991年为保留苏联所做的“最后一分钟”全民公决，同时表现出对叶利钦本人和“独立的俄罗斯”的有力支持。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叶利钦也找到了让各个民族地区更加感觉惊喜的途径，那就是他的承诺：叶利钦坚持说俄罗斯能够有效率地民主化的惟一途径，就是“自下而上”地重新构造国家。为此他请求民族共和国拿走“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独立”，这些话在他当时的讲演中被反复强调。
但是，没过多久，在叶利钦初步巩固了自己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后，他就发现，支持民族独立带来的是民族分裂主义倾向，这将会导致他所承受不了的严重后果——俄罗斯领土瓦解。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中，这种威胁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以至于西方媒体在猜测俄罗斯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如果事态真的这样发生的话，将不仅意味着“新俄罗斯”可能失去传统帝国建立起来的广阔疆域，也对叶利钦本人的政治生命构成危险。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无疑就是前车之鉴。
叶利钦需要改弦更张。
但这种改弦更张并不容易，首先，这种转变的方向无疑是从鼓励支持民族地区的“自决”与独立，调整到寻找一种妥协的带有调和主义色彩的中间路线：既要维持疆域，又要使自己在政治上不被分裂主义情绪高昂的民族地区抛弃。维持疆域需要使权力继续集中在联邦中央，但中央集权必然削弱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力。在一个动荡的转型社会中，如果叶利钦放弃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支持，将可能使自己变成民族仇恨的焦点。
如何建立新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就在这个背景下被提上了议事议程。
目标实际上已经很清晰：想要维持疆域，就需要建立一个俄罗斯人的国家。但俄罗斯联邦包括88个行政区域，其中32个为民族地区，被称作21个民族共和国和11个自治区，其余的是俄罗斯人占主导的地区。那些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区代表着非俄罗斯种族的利益，他们要求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甚至主权。
1990年11月，俄联邦议会宪法委员会秘书奥列格·卢曼切夫，提出了一个重新划分行政区划的议案：不考虑民族的因素，在联邦全境设置50个左右非民族基础的区域行政单位。这就是所谓的“卢曼切夫计划”。这个议案的意图声称旨在保证各地区间公民权利的平等。为确保所有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需要取消对一些地区非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待遇，即仅凭民族身份不能获得比其他人多的利益。“卢曼切夫计划”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激起非俄罗斯民族的反对，最终没有被采纳。
1992年1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采纳的议案是一个妥协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俄罗斯联邦继续区别对待民族地区（民族共和国等）和普通地区（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州）。民族地区有权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自己选举产生地方政府及其在联邦政体内的代表；而那些非民族地区和非俄罗斯族人口占少数的地区，有权规定自己的立法程序，却无权拥有自己的宪法。这个议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按照这个方案，从俄罗斯现实情况出发，事实上各地区的公民享有不平等的政治权利：民族共和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大于其他地区的公民。
莫斯科最终选择了这个温和的方案，主要是担心任何取消民族共和国特权的企图都会导致出现分裂主义行为。结果是大多数民族共和国接受并签署了1992年3月的“准”宪法——“联邦条约”，俄罗斯的疆域在法律上得以完整维持。但其中有两个例外——鞑靼斯坦和车臣拒绝签署这项条约。联邦政府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在1991至1993年，针对态度强硬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实行了经济制裁，同时武装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当地组织对抗北高加索民族主义分裂运动。而影响更大的举动是在1994年12月俄军针对车臣分裂主义势力的军事行动——车臣战争，直到今天，车臣问题仍然未获解决。
1993年12月，在“联邦条约”的基础上，俄罗斯产生了新宪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废除了许多原来在“联邦条约”中已经规定的民族共和国的自治权力。最典型的是，新宪法只是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在第4款规定：保证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优先于分裂的权力。联邦宪法是以这种方式规定民族共和国不能从俄罗斯分裂出去。
民族共和国对此反应不一，我行我素者如巴什库尔斯坦、鞑靼斯坦、雅库特和土瓦，声明他们的本国法律超越俄联邦法律，对新宪法进行事实上的侵犯。从总体上看，在21个民族共和国中，只有12国的选民在宪法全民公决中投了赞成票。显而易见，新宪法并没有妥善解决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仍将是俄罗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但对于叶利钦来说，在新宪法制定之后，原先苏联刚解体时俄罗斯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客观上已经有些淡化了，在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中，民族问题多少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紧迫性。
1993年9月事变后，叶利钦完成了将俄罗斯政治体制向总统制的转变，强化了总统的权力。他在1993年10月解散了议会，在随后的三个月中仅以总统命令维持国家的运转。在政治危机结束之后，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基本上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战略。从民族问题的角度上看，联邦政府的集中化控制也是莫斯科对来自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强大的分裂主义压力的回应。这个策略一直延续到世纪之交叶利钦以戏剧化方式将权力交给年轻的接班人——普京。
三、影响俄罗斯联邦得以维护统一的客观因素
俄罗斯联邦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由于政治的动荡而导致了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序，从而引发了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危机。虽然前苏联在制度安排、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前苏联境内民族问题积重难返，直接引起苏联解体。但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的崩溃。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民族问题确实是一个复合性的社会问题，复合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在一个秩序化的社会中，这些问题通常可以通过技术化手段在单一领域里解决，比如对民族地区初级资源开发的财政补贴，但在社会动荡时期，多种因素都可以通过民族问题的方式显现出来，而对于政治家来说，民族主义永远是最便捷、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旗帜。
俄罗斯曾经面临的联邦解体的危险，如西方媒体当时所预言的“俄罗斯将成为苏联第二”，其核心问题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实际处境和社会动员策略直接相关。当叶利钦的政治地位尚不够牢固的时候，对民族主义分裂意识的支持可以帮助他赢得更多的选票和政治声誉，但一旦他真的稳固地获得了统治权力之后，他就必须重建社会秩序，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这时就会成为他的政治敌人。所以叶利钦最后又回归到带有强烈中央集权色彩的战略轨道上来。
当然，政治精英不是影响民族问题发展趋势的惟一因素。当时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危机在客观上只是俄罗斯社会整体危机中的一个方面，俄罗斯联邦能够维护国家统一而不是走向分裂，其最重要的原因应当归于一种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如前文述及的那样，其根基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对于绝大多数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来说，留在俄罗斯联邦内是一个比独立更理性的选择。
首先是历史背景的因素。在前苏联时代，俄罗斯内部的民族共和国也只拥有在地区事务上很少的自治权，甚至远不及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亚美尼亚或摩尔多瓦。而在各民族共和国的权力机构中，只对中央利益负责的俄罗斯人占有一定比例。前苏联时期民族地区“俄罗斯化”的各种影响依然存在，习惯于对中央服从或半服从一直是许多民族地区的政治传统。
其次是经济因素。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大多停留在初级资源基地和对俄罗斯强烈依赖的状态。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从前一直是由中央计划规定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同时中央的财政政策也产生多种影响，那些在联邦税收中贡献最少的民族共和国，经常得到大量的补贴。非民族地区各州的人均纳税总体上高于民族共和国，其中一些民族共和国，如巴什克尔斯坦、印古什、雅库特和达吉斯坦几乎根本不纳税，其他的民族共和国也多是净补贴的受益者。脱离俄罗斯对许多民族共和国来说，从社会经济成本上看，并不合理。
第三是人才因素。在多数民族共和国中，土著民族人口大多集中在初级经济活动中，只有少量的土著人进入城市中产阶级。很多要求具备专业技能的城市就业岗位主要由俄罗斯移民填充，因此移民的过程成为当地自然资源开发的一部分。在将近一半的民族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已经占人口的多数；在其他的民族共和国中，俄罗斯人也有可观的规模，只有车臣、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是明显的例外。而当地俄罗斯人的政治立场也对此有影响。尽管有许多生活在民族地区的俄罗斯人支持当地自治，但在那些新近来到民族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当中，当地身份意识还很淡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当地的俄罗斯人更容易继续认同和支持俄罗斯国家的领土完整，因为如果民族共和国从俄罗斯分裂出去，他们的身份将从作为多数民族的一部分变成少数民族；而他们的权益、就业前景和社会地位更容易受到挑战。
第四个因素是土著民族的内部团结。在达吉斯坦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等共和国中，土著民族内部不团结，政治立场也不一致。特别是对民族（区域）自决的不同理解更分化了其内部的关系，并导致不同派别争夺对当地政治的控制权，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地方政权的实力。而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这种分化则可能意味着它可以以一种平衡和调和的姿态介入当地地方事务。
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尽管存在一些尖锐的矛盾，有些甚至要付诸武力（如车臣），但从总体上说，在制度转型、社会动荡的岁月里，俄罗斯联邦维护了国家统一，没有走上分裂的道路。
四、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危机的历史经验
从1917年到1921年，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迅速把自己建立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在此后的70年中，前苏联广袤疆域中的众多民族集合于一体，以“苏联公民”的身份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民族与地方性差异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掩盖了。在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期，尽管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始终没有上升到矛盾激化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之后，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前苏联的民族问题迅速上升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一。非俄罗斯民族对俄罗斯人的积怨像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来，在波罗的海三国，讲俄语都被视为一种耻辱。
在前苏联解体后，遭遇到自身民族问题危机的俄罗斯联邦，在经过短暂的一段调整期后，基本解决了危机（虽然也留下了车臣问题等严重的“后遗症”）。其中的经验值得深入探讨。
（一）立法手段
在危机时期俄罗斯联邦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基本上以立法手段为主，辅以政治策略。从结果上看，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从1993年的“联邦条约”到新宪法，俄罗斯的制度转型是从最初声称要构造一个分权的联邦，最终转变到建立了一个集权的联邦。不过，此时的集权制与前苏联时期的集权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在俄罗斯联邦建立的过程中，时常可以听到民族共和国的抱怨，他们不断指责莫斯科一直在强硬地行使“中央的指令”，这在前苏联时期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抱怨者大多并不拒绝与莫斯科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不仅立法的过程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联邦法案在共和国内的审议程序也提供了本地化声音的表达渠道。这被联邦制度的建设者们归结于联邦政治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制度能力”，即这种制度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杠杆”。但实际上，这种策略的负面作用是，它同时也为民族分裂主义者提供了大声发言的场所，使其更容易进行煽动民族分裂的选民动员。而同时，联邦政府对民族共和国和其他民族地区的程度不同的“权力失效”，可能会为将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伏笔。显然，俄罗斯联邦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身并不能提供一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方案，如在车臣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当一个民族共和国要求完全独立而不妥协的时候，联邦政府只能动用武力。
（二）培植政治“经纪人”
针对能够扮演地方政治领袖角色的民族精英层人物，俄罗斯联邦采取的策略是，在政治生活中给予他们重要地位，争取使之成为联邦政府在民族地区的“经纪人”。前苏联时期，莫斯科在大多数民族共和国中培养了一个土生的政治精英群体，这些人中有一些在苏联解体后已经变得有名无实，但由于民族地区缺少既有的其他土著精英群体可以代替他们，因此更多的人并未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仍然掌握着行政等方面的权力。社会转型后，这个精英群体的价值取向有所变化，基本上只关注自己在当地的政治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在俄罗斯联邦的选举制度下，他们几乎不可能在自己的民族共和国区域之外获得多数选票，从而拥有进一步上升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土著精英自然而然地以维护本民族（共和国）的利益为最高目标，为了能从联邦获取最多的利益而大量利用“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威胁手段。当原来的可以将地方政治家与国家有效地连接起来的政党结构消失之后，大多数地方政治家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来自联邦中央的政治约束（从前是党的纪律约束着他们遵守莫斯科的政策）。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国家像一个民族共和国精英与联邦中央互相竞技的角力场，如果联邦中央试图加强对民族共和国的政治控制，就可能会刺激分裂主义势头的出现。
（三）文化策略
前苏联，甚至包括苏联以前的俄罗斯帝国，留给俄罗斯联邦的一项重要政治遗产是社会公众对多民族国家的心理认同。因此，强调国家认同的文化手段，也是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策略之一。一方面，经过了长期的统一国家的历史，即使在民族共和国内部，其居民在语言、宗教、社会阶层和民族等方面的一致性已具备逐渐瓦解的迹象，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文化和社会标志。俄罗斯联邦实行的教育制度一直在培养国民对联邦整体的国家认同，全国范围内实行的长期的“双语教育”（俄语和本民族语言）则模糊了民族语言与职业分布的边界。但中央与民族共和国之间在这一点上一直有着明显的争议。民族共和国希望通过推广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宗教重新拥有他们的地方特性，担心联邦中央推行“俄罗斯化”的文化政策会建立起以俄罗斯人为中心的文化霸权，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则可能被边缘化。
（四）经济策略
经济是民族问题的核心要素之一。俄各民族共和国在经济和财政上的基本处境是一致的——贫穷且经济独立生存能力低下。这不仅对于像卡尔梅克和图瓦这样的自然条件比较差，严重依赖来自莫斯科的大量经济补贴过日子的民族共和国来说是如此，即使在那些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民族共和国，如库雅特、鞑靼斯坦和巴什克尔斯坦，它们也看不到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欧亚大陆的科威特”的前景。民族共和国对中央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依赖，这种依赖体现在产业分工、共同市场等诸多方面。有相当大部分的民族共和国的居民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俄罗斯就不可能有效地实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此可见，经济上的依赖性很容易转化成政治上的依赖。但莫斯科长期对民族共和国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却招致俄罗斯人地区（州）的抱怨，与“享有特权的少数民族”相比，他们被另眼看待了。
（五）强制性手段
为了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和国家统一，俄罗斯联邦政府对“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高昂、态度强硬的民族共和国只能采取强制性手段。除“车臣战争”外，另一个例子是1991～1993年联邦针对鞑靼斯坦实行的经济制裁。在鞑靼斯坦共和国不愿签署“联邦条约”的行为发生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武装当地的俄罗斯人组织对抗北高加索民族分裂主义运动。但强制手段不仅代价巨大，对民族心理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持久而深刻的，更深的民族仇恨也会由此而来。
五、结语
1970年，一个名叫普京的年轻人进入了久负盛名的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学习。普京在该校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国际法中的最惠民族原则》，这是一个在前苏联当时的环境中非常敏感的问题。那时思想封闭、观念保守的苏联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缺乏重视，统治苏联达16年(1966-1982)之久的勃列日涅夫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久，民族矛盾和苏联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就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今天看来，年轻的普京似乎更有远见。
预测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困难的，普京政府目前的主要做法，一方面是在联邦宪法的框架下，与民族共和国在自治权力上继续进行妥协与交易，但维护联邦整体利益的成分增加了；另一方面，对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如车臣），实行比以前更严厉的军事镇压。民族问题今后在俄罗斯的发展走向，值得关注。
〔收稿日期〕200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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