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内贫富差距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贫富差距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的分配实践使中国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为贫富差距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对此，理论界并无一致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明显偏大，已经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对其进行综合治理；有的则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与美国相比仍处于合理范围。就后一种观点而言，不少论者只是拿中国的贫富差距直接与美国的贫富差距做简单的数据上的对比，并未对各自的因素给予理论上的解释。本文试图对中美贫富差距在形成原因及机理方面做一系统的比较研究。
2005年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将达到95%
一、中美贫富差距各自的状况
为了说明美国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我们搜集了美国自1951年以来统一口径的统计资料（见表1）。
表1 美国五等份分组家庭的贫富差距
年份 最低的20% 第二个20% 第三个20% 第四个20% 第五个20%
1951
511.9
17.023.143
1956
512.5
17.923.741
1961
4.7 11.9
17.523.842.2
1966
5.6 12.4
17.823.840.5
1971
5.5 12.0
17.623.841.0
1976
5.5 11.8
17.624.141.1
1981
5.1 11.3
17.424.441.8
1986
4.6 10.8
16.824.043.7
1987
4.6 10.8
16.824.043.8
1988
4.6 10.7
16.724.044.0
1989
4.6 10.6
16.523.744.6
1990 4.6 10.8
16.623.8
44.3
1994
4.2 1015.723.346.9
1995
3.7 9.1
15.223.348.7
资料来源：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杨晓雄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0、12、14、16版。
表1说明，美国的贫富差距50-70年代处于稳定时期，这一时期在工业化国家中只有法国的差距比美国大（瑟罗，1992）。80年代以后，是美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时期，到目前，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斯蒂格利茨，2000）。
中国的贫富差距很难找到与美国相对应的统一口径的连续资料。以五等分法计算的贫富差距，国家统计局只计算了城乡内部各自的五等分法收入分布情况，而没有计算全国五等分收入差距的分布数据。我们只得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来观察中国的贫富差距（见表2）。
表2 中国五等分法的贫富差距
年份 最低的20% 第二个20% 第三个20% 第四个20% 第五个20%
1990 6.411.0
16.4 24.4 41.8
1992 6.210.5
15.8 23.6 43.9
1995 5.5 9.8
14.9 22.3 47.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1996年、1999/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
国内统计数据比较完整的是李强等学者的统计（见表3）。
表3 李强等统计的中国五等分法贫富差距
年份 最低的20% 第二个20% 第三个20% 第四个20% 第五个20%
19944.27
9.12
14.35 22.14 50.13
19974.06
8.63
14.14 21.77 50.40
资料来源：李强等《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分析》，《科技导报》1995年第11期；李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与展望》，《新视野》1998年第4期。
世界银行与李强等学者的数据虽然不完全吻合，但他们所反映的趋势是一致的。以世界银行的数据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贫富差距具有以下特点：(1)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扩大。从1990年到1995年，最穷的20%家庭所占份额由6.4下降到5.5，6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与美国持平；最富的20%家庭所占份额由41.8上升到47.5，上升了5.7个百分点，同期美国上升了4.4个百分点。(2)中间层收入下降趋势明显，而美国中间层收入份额一直很稳定，中国的这种变化趋势说明，经济增长的成果过快过多地流向了富人。
二、中美国内贫富差距形成因素的比较分析
我们与美国只比数据上的差距，而不去探索形成差距的不同因素就会产生浮浅的认识，得出错误的结论。
1.构成美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是歧视，而这一因素并不能解释中国的贫富差距。从工资收入上看，美国黑人的平均工资比白人的平均工资低20%左右（曼昆，1999）。女性工人的平均工资比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低30%左右。从贫困人口的构成看，1995年白人占贫困人口的11.2%，黑人占29.3%，西班牙裔占30.3%。此外，移民也是美国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至1997年，在新增贫困人口中，移民占75%（《经济日报》2000年2月28日）。可见，对种族、妇女和移民的歧视是构成美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中国并不存在像美国那样的歧视问题，尤其是妇女的收入并不明显地低于男子。构成中国贫富差距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地理环境和行业垄断（见表4）。
表4 “九五”期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9月29日《经济日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
90年代以来，东中西差距无论从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呈扩大趋势。1995年东中西收入比为1.47:1:1.03，1999年扩大为1.48:1:1.06。垄断造成的行业差距更持久更明显（见表5）。
表5 垄断造成的行业差距
1994年1996年1998年1999年
行业最高平均工资
6712 8816 1063312046
行业最低平均工资
2819 4050 4528 4832
高低收入比 2.38 2.18 2.35 2.49
高低绝对差 3893 4760 6105 7214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报》2000年6月14日。
历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排在前列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排在后列的是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这说明垄断成为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
2.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贫穷，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除了经济学家所宣称的“效率与平等”的交替关系外，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因素。美国学者罗伯逊的分析鞭辟入里：
美国之所以存在贫困，是由于美国社会是不平等的，并有着不可抵御的政治压力来保持这种不平等状况。任何想要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强大势力的反对。有些人只有在别人相对贫困的情况下才能相对富有，鉴于权力是集中在有钱人手中，政府的政策就将继续反映他们的利益。
在美国有钱人的观念中，贫困是有其功能的。它确保那些“脏活儿”有人干；贫穷为许多非贫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贫困还使有钱人生活得更舒适；贫困还为劣等商品和服务提供了市场；贫困还提供了受承由于变革带来的损失的人。所以，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穷人在政治上是无力改变这一经济制度的。（罗迫逊，1990）
中国传统文化中“均贫富、等贵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思想为广大劳动群众所认同。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旗帜。这就决定了中国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存在分歧。
3.中美在“贫困”的含义上的差别很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美在“贫困”的具体内容上是不同的。美国的贫困线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的（见表6）。
表6 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
年份贫困率%
贫困线（美元）
1973
11.1
4540
1979
11.6
7412
1987 13.5
11611
1989 12.8
12675
1990 13.5
13359
1991
14.2
13924
1995
13.8
15569
资料来源：[美]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美]萨缪尔逊《经济学》第10、12、14、16版。
在美国41%的贫困家庭拥有自己的住宅，70%的家庭有自己的汽车，97%的家庭有彩色电视机，超过25%的家庭有自己的洗碗机，2/3的家庭有空调。在美国穷人中只有少部分没有能够给家庭提供足够的食物、衣物和住所。（《华商时报》1998年12月19日）由此可见，美国贫困家庭的大多数要比中国城镇的小康水平高得多。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4.2平方米。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1130元，1995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线为53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要比美国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低得多。一个国家在总量和平均值上越贫困，经济不平等给那些最贫困的人们带来的苦难越是沉重。（缪尔达尔，1991）因此，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中美在贫困的具体表现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4.政府对待贫富差距的行为不同。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政府放纵市场自发力量作用的结果。由于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有利于富人的税收和不利于穷人的社会服务预算削减使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1984年最低层的20%家庭税后可支配收入比1980年下降了7.6%，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上升了8.7%。（史蒂文斯，1999）这就说明，是政府代表了富人的利益才使得贫富差距持续扩大。1964年美国只有29%的人认为美国是个为富人着想的国家，到了1993年持这种看法的人多达80%。（瑟罗，1998）
美国：种族歧视痼疾难愈
中国政府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就把扶贫攻坚作为重要任务来实施。到2000年底已经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目前出现的贫困人口逐渐减少和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而不是政府有意而为，也不能说政府代表了富人的利益。
5.财产差距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不同。财产差距是构成美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美国资本主义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代际转移继承下来的财产是造成美国贫富鸿沟的重要因素。目前，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财富的40%，而最低层的40%家庭拥有的财富只占0.2%，而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背景。农村的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他们的财产归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产收入已有一定比例，但并不构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从1988年到1995年，职工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64.7%上升到68.4%；而由财产性收入和个体经营收入所构成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由1.23%上升到1.75%。在中国农村，由农户经营收入和农民工资收入所构成的劳动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82.9%上升到83.2%，而由财产收入和从企业获得的分红等非工资性收入所构成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从2.6%上升到6.9%。（王诚，1999）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国家统计局2000年7月在北京等10个省市对12000户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的调查表明，这些家庭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50.8%，经营收入占33.8%，财产性收入占6%，第二职业收入占5.4%，转移性收入占6%（《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2期）。由此可见，财产差距不足以构成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
6.新经济对中美两国贫富差距的影响不同。美国经济持续10年增长得益于新经济，而新经济也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形成的分配格局并不是“双赢”，而是“胜者全得”。新经济使得硅谷的少数人更富有。1999年，在圣克拉拉县的60多万个家庭中，至少有13位亿万富翁，他们共拥有450亿美元资产。此外，还有几百个家庭至少拥有2500万美元资产，有17000个家庭有100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这还不包括其住宅的价值。而硅谷家庭的贫富差距比全美家庭大得多。最低层20%家庭的收入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低于消费品价格的增长水平，尽管从1996年到1998年之间，这些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了7.6%，但扣除通胀因素后仍比1992年减少近1000美元。（《商业周刊》中文版2000年第5期）由于中国的新经济还未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对中国贫富差距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三、几点结论及建议
1.不宜以美国作为参照系来判断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否合理。上述分析表明，中美在贫富差距形成的机理上除了市场经济这一“其他条件相同”外，是没有多少共同点可言的。忽视这些方面而只是进行数据上的简单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用以来指导实践也是很危险的。事实上，即使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小，也并不能证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在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倒是国外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感到困惑和担忧。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政策更倾向于城市，而不是农村；更倾向于沿海地区，而不是西部和内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4期）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以墨西哥在经济发展中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而导致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出现为例指出，中国应小心谨慎地探索前进，中国的经济大师们要时时衡量各种趋势的出现。中国的决策者们应注意收入分配的问题，不可掉以轻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
2.不宜以出现两极分化作为对贫富差距进行调控的临界点。一般认为，美国是个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贫富差距尚处于合理范围之内，暗含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只有达到两极分化的临界点才可以进行调控。而对于什么是两极分化以及中国目前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都还是有争议的问题。其结果是使我们对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预见性，在思想和行为上自觉不自觉地放纵贫富差距的扩大。从规范的角度讲，中国不能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我们就真的失败了。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1985）
3.不宜相信经济增长会自动地使贫富差距缩小的理论。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如何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些人相信库兹涅茨的例U型假说——认为贫富差距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富差距会自动地缩小。这实际上是对贫富差距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这是一种乐观和有害的想法。事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贫富差距可以随经济的增长而缩小，那么美国的贫富差距理应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应当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跳过资本主义早期两极分化的弯路，使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更好地兼顾，以便能够通过广大人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来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4.不宜把教育推向市场。教育的改善是减少不平等的可靠而又有效手段。国家投资于义务教育可以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这比实行转移支付或累进所得税更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使平等和效率统一起来。但是改革以来，政府实施了许多旨在把教育推向市场的措施，使教育资源的配置越来越不利于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如果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限于高收入阶层和特定的集团，那么将会成为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手段。所以，政府介入使教育机会均等，对改善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1999年中国的教育投入占GDP的2.75%，不仅低于1995年世界5.5%的水平，而且也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我国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1995年4.4%的平均水平。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其次，考虑对贫困家庭实施教育补贴政策。教育补贴政策在改革开放前是成功的。它改变了许多下层尤其是农民家庭出身子女的命运。因此，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之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