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宗教渊源
沈新坤
(韶关学院 法学院，广东韶关 512005)
摘要：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最早源于基督教慈善活动，而基督教慈善活动源于人道慈善活动。不过，基督教对人性善进行了改造与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义下的助人实践逐渐实现了从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由于世俗化宗教助人实践涉及信仰问题，因此很难对其救助行为进行定性，即是利己还是利他，而且使得救助双方主客体身份模糊化。进一步而言，不仅基督教的神圣教义对专业社会工作价值理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基督教的慈善实践也直接推动了专业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即个案法、小组法和社区法的形成。
关键词： 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宗教；基督教
西方早期慈善事业的发展有鲜明的宗教背景，而专业社会工作最早就起源于宗教实践[1]78，主要是指基督教慈善活动。在某种意义来说，正是基督教教义赋予了早期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所应有的价值理念和初级规范。现在，尽管社会工作已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种专门职业，但是基督教对它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因为西方普遍的基督教信仰使得西方的社会工作公益组织或机构及其社会工作者都具有明显的宗教背景[1]78。
一、宗教慈善活动的本源性问题
人道慈善活动是由人性(善)激发的，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形成，是其他一切慈善活动的本源。因此，要认识和理解宗教(这里主要是指基督教)慈善活动，必须从它与人道慈善活动的关系谈起。
(一)基督教慈善活动与人道慈善活动的逻辑关联
宗教慈善活动是人们将其宗教信仰与人道慈善相结合的产物。从理论上讲，它既可能是宗教机构及其宗教人士利用人道慈善活动宣传和强化宗教信仰的产物，也可能是慈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利用宗教信仰推动慈善活动的结果。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它都体现了人道慈善的性质，因此它都涉及人性假设的命题。基督教的宗教慈善活动也是如此。
图1 人性假设与基督教信仰的建构
基督教根据人的本性(主要是指由人类本能的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引申出来的善恶两个方面)，构想出一个由上帝主宰的两极未来世界，即地狱(痛苦的世界)和天堂(快乐的世界)，见图1。基督教从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出发，不仅强调人生而有罪，而且认为人在现世生活中难免犯罪，也就是所谓的原罪(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和本罪(人生所犯的罪)之说。任由人性支配的人必然罪恶深重，就难免要在来世接受上帝的惩罚，也就是判罚进地狱。基督教否定或忽略了人的趋乐避苦受本性同类意识驱使而自发向善的可能，从而人们也无法单独通过自我努力进入来世的天堂。在基督教的逻辑里，人们要想来世进入天堂，过快乐的生活，就必须信仰和取悦上帝。然而，上帝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只主宰未来世界，对于现实世界则只窥视而不介入，因此世俗的人是无法直接沟通的。不过，幸运的是耶稣经过“受难”光荣地成为了“上帝之子”，并代表上帝来主宰现实世界(后来经过宗教改革，基督教只主宰人的精神世界)。因此，信仰上帝就是服膺耶稣的信仰，即基督。耶稣经过“受难”洗脱了原罪，成为了没有“恶”只有“善”的神，即只有“爱”。这样，人们信仰基督，就是要在耶稣的启示下，不断做善事，弥补现世的罪恶以求获得上帝的宽恕，从而达到拯救来世的目的。虽然从主观上讲原罪性的定论使得人们在现世的劳动都是为了荣耀上帝以便来世获得进入天国的资格的赎罪行为，但是在客观上却推动了人类慈善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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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对人性善的改造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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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善”的指导下宗教慈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身体力行从事帮助他人的施善行为；二是旨在帮助他人提高福祉的布道活动，为的是向社会大众传递上帝的福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宗教慈善活动是随着基督教改革从神圣走向世俗的背景下，才从教内的慈善活动走向大众的或社会的慈善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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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慈善活动的社会化：从教内慈善到大众慈善
2.快乐地施善。虽然说求助关系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但是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人道的利他性活动，它更加强调的是对受助者的给予[1]78。在基督教信仰的建构中充分体现了人类的这一诉求。根据基督教的原罪论和救赎说，“施”(包括救济他人、捐赠等一切有助于他人的善行)都是在上帝的博爱指引下的自我拯救的救赎行为，因此会得到上帝的肯定与赞许，并可以为来世进入天堂积累资本。因此，对于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施”不仅比“受”更有福[1]79，而且比“受”更快乐。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这种文化土壤，才使得西方慈善事业和专业社会工作有了永恒的动力。
(一)宗教神圣化：基督教慈善实践的互助性和自发性
总之，随着基督教信仰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基督教慈善活动也完成了从教内的慈善到大众的或社会的慈善的根本性的转变。正是基督教慈善活动这种社会化的转变，使其具有(宗教)社会工作实践的意义。或者说，基督教大众的或社会的慈善活动是专业社会工作形成的基础。
教会内部的相互救助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这种自发性一方面基于具有共同信仰的信徒之间的情义，另一方面基于信徒对来世的自我救赎需求。这种救助的自发性就在于它没有明确的外部目的性，即信徒助人的动机是向内的自我救赎。由于信徒的救助行为源于上帝的指引，因此它是为神服务的自发实践。作为一个自发性助人实践，基督教慈善的主体相对单一而且固定，主要是教会内的信徒，而服务对象和范围也相对狭窄，主要是教会内有困难的信徒，救助行为的授受双方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即互为主客体。另外，在宗教的社会影响没有普及到世俗社会大众的时期，信教是一种纯粹的追求信仰的行为。在宗教改革，特别是新教出现之前，基督教讲求出世。具有虔诚信仰的信徒远离世俗事务专心侍奉上帝，一心为了上帝的福祉而从事宗教活动。具有共同信仰的信徒之间具有类似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在此基础上信徒之间的互助行为具有某种自发性的色彩。
(二)宗教世俗化：施善场域的外延及救助对象的扩展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西方宗教改革的兴起与发展。正是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基督教逐步走向世俗化。随着基督教世俗化的发展，不仅教会及信徒的慈善行为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而且其慈善活动的场域逐步从教会延伸至整个社会，其救助的对象也从教会内部信徒拓展到社会大众。信徒的大众化以及教义影响的广泛化推动着基督教慈善活动从教会内部自我救助向社会大众救助的转变。社会大众救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救助主体的多样化。救助主体除了教会外还出现了慈善性的其他组织和团体。二是救助对象的多样化。除了教会内的困难信徒之外，社会中其他的弱势群体和个人也是教会救助的对象。如果说原来局限于教会内部信徒间的互助行为主客体具有高度重叠性的话，那么处于自觉性救助时期的授受双方是责任关系较为明确的主客体二元关系。但是，建立在神圣信仰基础上纯粹利他性的行为仍然保留着一定的自发性因素，因为通过助人来实现来世自我救赎的观念依然影响着教会及信徒的救助行为。
1.施方主体意识的模糊性。早期宗教救助中施方主体身份的模糊性源于其救助对象的独特性和非固定性。早期基督教诞生之初，利他主义主要局限于皈依信徒之间的互助行为，而其救助行为的目的主要是传播基督教福音、践行基督教圣洁之爱的神圣使命[2]86，同时也是基于教众信徒间的相互同情。这时候的救助对象可以是信徒内的所有人，施救者也可以是信徒内的所有人，相互间互助的性质决定了其救助行为双方互为主客体的特点，即主客体间的身份具有高度的重叠性。由于救助时施救方动机的纯粹利己性和敬畏上帝的目的的圣洁性，其救助行为是自发性的，施方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救助主体的身份，自然也就不存在负担在主体身份上的主动性和责任感。虽然后来随着宗教社会影响的扩展和救助对象的大众化，出现了授受双方主客体身份一定程度的分离，救助行为也具有了一定的自觉性，但是宗教教义依然具有绝对的神圣性，赎罪论和对上帝的敬畏依然左右着教众的施救行为。利他的动机依然是不纯粹的，赎罪自救的内在影响因素依然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称之为外向利他的复合型利己行为。其主体身份虽然较受助者独立且明显，但对于其自救赎罪来说，他同时也是其救助行为的客体。
由于最初基督教教会及其教徒把对基督的信仰看得过于神圣，因此强调其信仰活动必须在神圣的教堂进行。在基督教信仰神圣化时期，基督教会慈善活动只是面向教会内部的，也就是教徒之间的一种相互扶持的助人活动。这种互助性一方面是因为教徒共同信仰基督教而相互传递爱的一种体现，但另一方面也是封闭的宗教组织生活的一种保障体现。在宗教组织内部，虔诚的信徒之间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关系被看作是他们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社会支持网络。由于早期教徒活动范围的狭窄和思想的相对封闭，教会实际上是一个由信徒组成的独立的封闭团体。由于教会相对封闭导致教徒自身也缺乏必要的外部社会支持，因此教徒之间的互助对于教会及教徒克服困难降低生存风险是至关重要的。
三、宗教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动机及其主体性关系
(一)利己还是利他：救助行为的定性问题
关于教会及教徒的救助行为的动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对其救助行为的定性问题。这要区分教会救助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限于教会内部信徒之间的自发性互助时期，第二阶段是救助范围外延扩展到整个社会的自觉性救助时期。在第一个阶段，由于早期教会内部互助行为是一种基于信徒间情义和同情而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赎罪方式的救助行为，它的直接动机可以说是利己的，而救助行为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的利他效应则是利己动机下的额外产物。这时我们不能说它的救助行为实现了利他的效果，因为利他不是直接的目的，只能说是出现了利他的效应。它是在第三方因素影响下利己动机催生的偶然性利他行为。因为此时的救助行为，其利他动机并非是救助行为的直接动力。遵从神的旨意，通过助人过程来实现其积德行善进而达到人格升华赎罪自救的目的才是其助人行为最直接和最内在的动力。在第二个阶段，随着社会交流和互动的日趋开放，为了宣传和扩大宗教影响，宗教救助行为的方式和内容以及救助对象的多样化，救助场域逐渐由教会内部开始向外延伸至整个世俗社会。在这个时期，其助人的原始动机开始复杂化，既有赎罪自救的内在动力，也有进行宗教势力拓展的外在因素。
再者，早期的宗教势力相对还是比较弱小，其集会等仪式性活动主要限于教会内部，进入教会从事宗教活动或者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徒在基督教教义中被看作是一种“出世”的行为。与之相反，入世则是对宗教活动的世俗化而言的，入世意味着宗教活动从教会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这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过程。从最直接的隐性利己动机到具有明显外在利他因素的变化是救助主体意识逐渐自觉的过程，是上帝神圣影响逐渐淡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活动的动机开始泛化，其救助行为的定性也相对较为复杂，既有利己的内在动力，也有明确而外显的外在利他因素。
总之，如果说早期教会内部互助行为是纯粹内向的自发性利己行为，那么世俗社会大众的宗教救助则是包含有外向利他因素的复合型利己行为。
(二)救助双方主客体身份的模糊性
宗教改革前，教会助人实践基本上仅限于教会内部，是信徒之间的自发性互助行为，信徒之间的助人动机是纯粹内向利己的，因此救助双方即施方(施助的一方)和受方(受助的一方)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是高度重叠的和模糊的。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人文理性逐渐渗入使得宗教开始世俗化，信徒的助人动机向外向利他的复合型利己的转变才出现了救助双方主客体关系的分离。然而，宗教慈善救助中主客体的身份关系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定性，这是因为不管是主客体身份的重叠，还是后来主客体身份的分离，救助双方的主客体关系从来都不是截然对立的简单二元关系，双方的身份自始便因神圣上帝的影响而具有相对模糊性。
这在田野调查中无疑是必要的，但不应仅仅视作一种具体操作技术，还应进一步追索其方法论意义。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调查，往往通过对村民访谈而获得的田野资料，来确定不同村落或更大地域单元之间的文化异同，再结合史料推断民俗的历时性传承或变异。对于民俗事象的横向比较(注重空间差异)与纵向钩沉(注重历时传承)，构成了传统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模式。而在地方政府和村民看来，民俗学者的调查活动则颇显诡异：
1.宣扬博爱。在基督教的建构逻辑里，上帝和耶稣在世俗观念中是没有“恶”只有“善”的神，即只有“爱”。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圣经》里，“爱”被分别描述为“caritas”和“agapae”，前者表明它是一种倾听、反应的、传导性的爱，后者强调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所有这些都表明它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爱[1]78，即博爱。因此，博爱是基督教教义中利他主义的最高形式的表现，也是其教义的最核心的价值诠释。基督教强调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并被上帝所爱。一方面是所有人都爱上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上帝爱所有人。正是在此理念的影响下，人人都有了被爱和被扶助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人生来就被上帝所赋予的。基督教除宣扬博爱的利他主义精神外，还主张用谦逊的态度去服务他人。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上帝强烈地感受到穷人、弱者、病人的需要，他和这些人在一起，服务于受难受苦的众生，并为他们虔诚地祈祷[1]78。因此，只要人们服膺基督和耶稣，则他(她)们从事慈善活动(无论是帮助陌生人，还是基督教教徒之间的友爱)所表达的爱不是源自个体自身，而是传递上帝和耶稣所赋予的“爱”，因此它是一种无差别的爱。正是这种最高形式的爱奠定了早期基督教慈善理念以及现代专业社会工作伦理的价值基础——普遍性的利他主义，即强调人无论亲疏贵贱，只要他们陷入困境，都应当给予必要的、相同的帮助和支持。
2.受方客体意识的模糊性。无论是对早期教会内部的互助行为还是后来社会性的救助行为而言，受方身份的模糊性来源于宗教神圣性影响下受助者的释然性。如齐美尔所说，国家有义务救助穷人，反过来穷人有被援助的权利，这种权利使受助者在接受援助时可以减轻心理上的负担和痛苦[3]96。这种从第三方因素(公民权利)解释受助者的释然性的思路，对于我们理解宗教神圣性影响下受助者的释然性有着直接的参考意义。在宗教世俗化之前，教会互助行为发生在具有共同信仰的教徒之间，对于上帝具有共同的神圣信仰，因此无论对受方还是施方来说，救助行为对他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施方没有比受方高人一等的、自觉的主体身份意识，也不会有因受方接受自己的帮助而产生的相对权利；另一方面，受方没有自己作为客体身份的这种意识，因而也没有接受援助时的心理负担。随着宗教世俗化，教会救助行为的授受双方主客体身份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不过，这也是宗教社会影响扩展的时期，社会大众对于宗教教义也大都有所了解，自然明了作为施助一方——教会及信徒的自救赎罪论。因此，在接受教会援助时心理上的负担自然减轻，其作为受助客体身份的压力相对较小。
四、宗教社会工作实践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影响
(一)报酬的虚拟性
“义工”，亦称“志工”或“志愿者”，最早来源于基督教，指不计个人得失及报酬，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4]25。早期志愿者的雏形就是教会内的信徒。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宗教慈善活动或其他利他行为并不完全拒绝回报，或者说施善者内心也期待着某种形式的报酬。与现代专业社会工作不一样，教会的慈善实践是在神圣教义的指引下进行的表面纯粹的利他行为。但正如前文所述，这种表面的利他行为下是利己动机催生出的偶然性效应，其直接的行为动机是赎罪自救，是利己性的自发性行为。因此，教会及教徒的慈善行为也是讲求回报的。只不过这种回报更多的不是物质性的，而是心理上的报酬。现在，西方社会工作者也更多的是追求心灵的升华和自我救赎，这种个体德性的追求和道德修养的完善，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情怀[5]39，这表明早期虚拟性的心理报酬传承到专业社会工作价值伦理之中。
(二)价值领域：专业社会工作的文化记忆
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于“中国风”歌曲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风”现象与意义的研究，或从文化角度出发，以歌曲本身为立脚点的分析较少。如周美彤《浅谈中国流行乐坛的“中国风”现象及意义》①一文分析了“中国风”的核心特征、内涵，并由此探索其引起民族普遍美学及道德共鸣的意义。再如刘铨《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国风”现象研究》②指出：通过分析“中国风”这一民族性标签的艺术形式的音乐风格和艺术表现可以探索其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并预见其发展趋势。
皮湘林将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的发展分为自发、自觉、危机和寻求突破四个阶段，并认为无论是在自发和自觉阶段，还是在危机和寻求突破阶段，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的发展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即便专业社会工作引入商业化操作后，社会工作的价值论始终坚持并鼓励社会工作者尽可能保持价值抽离和不干预的态度从事实务工作[5]39-40。这种价值抽离的思想可以溯源于基督教的神圣教义。基督教的原罪论和赎罪自救论等思想使得无论是早期教会内部互助还是晚些时候的普遍救助，其作为主体一方的施助者(其主要为宗教群体)在内部动机的激发源上都始于对教义的虔诚信仰和对上帝的绝对敬畏。自我灵魂救赎的需要使其在救助时自发地形成一种源于圣洁之爱的纯粹的慈善心理。社会的合目的性为自己培养需要的机制，不仅会外在地打破人的不情愿，而且还会在人的内心克服这种勉强[6]134。同样，源于对来世命运担忧的恐惧心理和为求赎罪自救的目的也会外在地打破基督教徒在慈善行动中获取报酬的倾向，也会使他们克服内心的勉强，而且这种克服还是在其无意识的情形下自发形成的。这是宗教社会工作实践所形成的文化对现代专业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最深远的影响。
(三)方法领域：专业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雏形
现代专业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是个案法、小组法和社区法，它们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早期教会社会工作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早的个案方法创举始于英国牧师查莫斯。19世纪初，查莫斯以友善访问者的身份出现在受助的案主中，以此开创了个案社会工作的先河[4]26。此时的个别访谈还仅仅是牧师或者基督徒等亲自进行的友善访问，这是一种不同于专业性的个案访谈，它缺乏科学的理论和工作方法的指导，且带有较强的个人情感色彩，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个案访谈强调按照职业的程序和方法开展工作，并摈弃个人情感涉入。
小组工作方法始于1844年乔治·威廉士创立的基督教男青年会，后来又出现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等，这些都是早期小组工作的雏形。这时定期举行的青年会与现代专业小组工作还有很大的区别，此时的集会，其主体大多是基督教会内的信徒，从主客体双方的角度来说，是主体一方单独的会面[注] 实际上，他(她)们既是活动的主体，又是活动的客体。这里，我们强调主体身份是因为他们或因主客体身份的模糊而没有主客体意识，或有主客体意识而更愿意认同主体身份。 。专业化了的小组社会工作主要是社会工作者约谈具有相似特点需要帮助的案主的一种会面形式，是主客体双方共同在场的互动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只是主体一方单独的会面，但是这种集会互助形式却开创了集体助人的先例，这是对现代小组工作方法最大的贡献。
早期的社区工作实践主体仍然是以教徒尤其是基督徒为众。最早的社区工作实践要属德国著名的汉堡制，它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进行分工服务以收整齐划一之功效的。此后相继出现的爱尔伯福制、新汉堡制以及英国汤恩比馆、安置之家运动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城市划区进行服务。早期的社区工作实践已经注意不仅从物质上来助人，同时也注意到了从文化上改造受助者，即一个服务社区既是服务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文化特点因地制宜来进行的。虽然不同于现代专业社区工作的小范围社区服务，但是其定点服务和入区指导等特点却是现代专业社区工作的核心原理所在。
总而言之，早期教会社会工作实践的许多创举在经由临时性到常态化的转变后，历经实践改进最终形成现代专业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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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行业的总财富都出现下降。制造业受到的冲击更大，该行业上榜富豪数量从79位下降至72位，平均财富净值从21亿美元降至18亿美元。2017年，所有400位上榜者的身家都达到10亿美元以上。然而今年的上榜门槛降至8．4亿美元；400位上榜者中，仅有344位是身家10亿美元或以上的亿万富豪。
参 考 文 献
[1] 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刘继同．会通与更新：基督宗教伦理道德观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关系[J]．宗教学研究，2005(1):85-90．
[3]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4] 李素菊．论宗教的社会工作意义[J]．中国宗教，2009(3):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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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Religious Origins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SHEN Xinkun
(School of Law,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China)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originated from Christian chari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while Christian charity originated from humanitarian charity. However, Christianity has modified human nature, and made it perfect. In this process, the practice of helping people under Christianity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sanctification to seculariz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helping others in secular religions involves the issue of belief, it is difficult to define the behavior of salvation, that is, whether it is selfish or altruistic, and it makes the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both aid parties blurred. Furthermore, not only the Christian holy doctrin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valu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but also the Christian charitable practice directly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three methods of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namely, case work, team work and community work.
Key words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religion; Christianity
收稿日期： 2018-11-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研究”(09CSH036)。
作者简介： 沈新坤(1974—)，男，湖北天门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
中图分类号： D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0312(2019)04-00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