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誓言及其超越：作为第一方监督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非正式制度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誓言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62；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99(2009)01-0113-07
一、问题的提出
当有人因为某些事件的发生，而指责社会的信任度下降时，所应思考的是：其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例如以医患关系来说，一方面是职业者的知识素养本身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是曾经发生过的个别患者家属的非理性问题（粗暴对待医生，甚至诋毁、辱骂、残害医生）。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乃是含和着医护人员的培养、收入、待遇在内的事关医疗体制的问题。一旦制度遭到了扭曲，则很难恢复和重建。对此，比较深入全面探讨的乃属周其仁2007年在《经济观察报》上所连续发表的40余篇专栏文章，即从2007年1月15日的首篇《真理总是具体的》，一直到同年12月10日的末篇《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限制条件》等，先后就医改问题进行了系列评论。在著作方面，属于讴歌的则有两部书：一是《医事：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5]，它以生动的笔调揭示了关于医生、医院和医疗许多秘密的真相，给人一种知情的快感，有助于人们深刻地理解生与死、疾病和医疗、技术和人情。一是《协和医事》[6]，它以对协和人90年传奇经历的描述，告诉了人们北京协和医院是如何培养专家、医生，以及医生如何对待病人、造福社会的，展示了“协和”的文化、精神和传统。那么，重省“协和”，观照时下医疗，寻求更广泛意义上的解决之道，不乏洞见卓识。
再观高等教育领域，也曾是一片怨声载道，甚至似有民怨沸腾不绝于耳之势。当然，这里的“民”，包括学生、学生家长、老师、领导以及用人单位等等。君不见，2008年8月28日，在清华网站首页上出现了一篇黑客入侵文稿——“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接受学生记者采访时呼吁停止填鸭式教学”的谈话录，并因其直指我国大学某些弊端，而迅速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使其在黑色幽默挑战中国高教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之际，不得不承认作为计划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9]。另外，长久以来，有鉴于大学学术权力一直屈从于行政权力之下，以至于造成管理者不能深入了解被管理者以及教师在维护其自身应有权利上缺少发言权，导致英雄落寞无用武之地而愤而离职的局面。据王成军[11]考察，沿海某高校师资流动性极大，多因老师纷纷不愿忍受像“评聘副教授须有7万科研经费，评聘教授须有22万科研经费”之类的“严刑峻法”。另据熊丙奇[14]研究，国内某大学的教师职称晋升条例有这样的规定：晋升副教授的条件：发表3篇SCI或者EI论文；每年10万元课题经费；为本科生上一门课。晋升教授的条件：发表5篇SCI论文或者EI论文；每年20万元课题经费；为本科生上一门课。
众所周知，同样的是无论你在哪一所大学或者哪一个医院的组织内部，为了约束或管理其员工，都不难找到各种各样的比较多的规章制度、条文体例。那么，是不是仅仅依靠这些有形的正式制度条文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组织内成员方面的所有问题呢？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组织运营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除了一些正式的硬性的制度条文之外，还需不需要一些非正式的柔性的约束协力呢？甚至，在时下的人事管理中，我们会不会存在着像“过于强调外在惩罚而尤为忽视内在省察以及同业提升或组织学习”这样的一种对员工不足够信任从而造成逆反性不良倾向呢？果其如此，又做何应对呢？
二、分别指向医生、护士、教师职业的三种誓言
（一）希波克拉底誓言
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77年）曾为他自己制定过一个行医道德准则，而之后也就慢慢成为了古代西方医生在开业时都要宣读的一份有关医务道德的誓词：
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
希波克拉底誓言(Oath of Hippocrates)的另一个版本：
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宣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世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授业，当免费并不条件传授之。凡多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孙及其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尤不为妇人施坠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只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把这个版本翻译过来就是：
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作证，我——希波克拉底发誓：
我愿以自身判断力所及，遵守这一誓约。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作为终身尊重的对象及朋友，授给我医术的恩师一旦发生危急情况，我一定接济他。把恩师的儿女当成我希波克拉底的兄弟姐妹；如果恩师的儿女愿意从医，我一定无条件地传授，更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我所拥有的医术，无论是能以口头表达的还是可书写的，都要传授给我的儿女，传授给恩师的儿女和发誓遵守本誓言的学生；除此三种情况外，不再传给别人。
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有害的药品给予他人，也不指导他人服用有害药品，更不答应他人使用有害药物的请求。尤其不施行给妇女堕胎的手术。我志愿以纯洁与神圣的精神终身行医。因我没有治疗结石病的专长，不宜承担此项手术，有需要治疗的，我就将他介绍给治疗结石的专家。
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做各种害人的劣行，尤其不做诱奸女病人或病人眷属的缺德事。在治病过程中，凡我所见所闻，不论与行医业务有否直接关系，凡我认为要保密的事项坚决不予泄漏。
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20世纪中叶，世界医协大会又据此制定了国际医务人员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传承了2400年，成为医生职业的最神圣的道德准则。而作为职业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规范作用又远远超出了医学界，成为适合政府组织、公司企业等一切人类组织抑制人性之恶的道德标准。今天，它作为人类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职业道德戒律，几乎成为了职业道德、事业良知的代名词，它告诉身在职场的人们，必须要遵守4条道德标准：1)对知识传授者常怀感激；2)为客户谋利益；3)不利用职业做缺德事情；4)严守职业秘密。
（二）南丁格尔誓言
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生活在19世纪中叶英国一个富裕的家庭。她小的时候，父母希望她能具备文学与音乐的素养，从而进入上流社会。但南丁格尔并不这么想，她曾在日记中写道：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成为文学家；二是结婚当主妇；三是当护士。而最后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当一名护士[17]。在那时的英国，医院肮脏不堪，护士多是一些无知、粗俗的女人做的工作，其父母甚至觉得她的选择损害了他们家的名誉。但南丁格尔却发誓要改变这一切。
1843年7月，正值炎热，南丁格尔一家到茵幽别墅消夏避暑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肮脏、吃苦，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去帮助周围的穷人。当不少病人缺衣少食时，她常常让母亲给她一些药品、食物、床单、被褥、衣服等用于赈济穷人，以解其燃眉之急[18]。到了应当返回恩珀蕾花园时，不愿半途而废的她却想留在当地。但母亲认为，出身贵族的女儿理应在别的事情上有所作为，浪费时间护理那些穷人是荒唐无比。父亲和姐姐也都站在母亲一边。她显得孤立无助。
在当时的英国人观念中，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非常肮脏而危险的。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样的字眼一向避而不谈。加之医疗水平落后，国力衰微，战争频仍，在1844年以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由于缺少必要的管理，它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在南丁格尔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事，还不是上述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的不佳名声和低下的素质。1853年，她在担任了伦敦妇女医院院长后，对此才算作了很大的改善。1850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来到德国凯撒斯韦尔基督教女执士学校学习护理，并开始对英、法、德等国的护理工作进行考察研究，写出了不少护理学专著。1853年，她出任伦敦患病妇女护理会监督。1854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时的英国战地医院管理不善，救护条件极差，又缺乏护士护理，英军的伤病员死亡率高达50%，由此，南丁格尔率领护理人员奔赴战地医院，通过健全医院管理制度，提高护理质量，使伤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被战地士兵称为“提灯女神”。战争结束后，她被视为民族英雄。
1857年，在她的努力下，英国皇家陆军卫生委员会成立。同年，军医学校成立。1860年，她用公众捐助的南丁格尔基金在英国圣托马斯医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各国乃至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随后，她又着手助产士及济贫院护士的培训工作。她的《医院笔记》、《护理笔记》等主要著作成为医院管理、护士教育的基础教材。由于她的努力，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其办学思想由英国传到欧美及亚洲各国，她被誉为近代护理专业的鼻祖[16]。1901年，南丁格尔因操劳过度，不幸双目失明，1910年逝世。1912年，为纪念其对护理事业发展的业绩，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尔的诞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最初称“医院日”，也称“南丁格尔日”，在中国称为“国际护士节”），旨在激励护士们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护理工作。19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每两年颁发一次南丁格尔奖章和奖状，作为对各国护士的国际最高荣誉奖。1970年，英国发行的10英镑纸币，将其头像印在其中。
作为英国护理学先驱、妇女护士职业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奠基人的南丁格尔曾有一条誓言，而且已作为许多国家护士从业的基本操守和底线信念：
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三）罗德斯—苏格拉底誓言
罗德斯[1]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从事专业研究和行政管理，任地理学教授，后任康奈尔大学校长达18年之久，现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大西洋基金会主席。他以丰富经历和深刻思考，写下了《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集中讨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他认为，大学并非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机构，但它却在现代社会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
同样，在探讨大学里的师资问题时，斯特普斯[7]评价道：“终身制并不保障具有活力和丰富多彩的教学。但是，若用‘看不见的（兼职）老师’系统取而代之，就更不能保障最好的教学成为可能。大学应在教师的流动与稳定之间找到均衡，不能要么都是一潭死水的老面孔，要么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尽管如此，罗德斯认为，正如新开业医生所须立的希波克拉提斯誓言一样，教授也需要等价于此的一个誓言。对于教授而言，若无此，那学生为什么要将上万的学费、四年的时间以及他们的未来交给你呢？
为此，罗德斯呼吁大学的校长们邀请他们的教授制定一个宣誓草纲，之所以应从教授开始，是因为最终要他们接受。进一步，罗德斯身先士卒地与一个个学院讨论了该议题，并与他们分享了其他人的观点，使学者和教授们都积极参与进来，为了完善它而咨询学生、校友、董事以及其他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最终设法让教授会和董事会采用它并颁布实施执行。所有教师在任职前都要在宣誓上签名。为亮出一个希望能激起更多的对宣誓的范围和内容讨论的文本，有心的罗德斯给出了他的研究型大学教授的苏格拉底式誓言：
在这里，我宣誓将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增进和扩展的事业中去，认识到自己对于学生的责任义务，对我的学科、我的专业同行、我的大学和公众的责任义务。
我将教学视为一项道德职业。我将研究和学术事业视为公众的一种信任，并且接受该职务所带来的社会义务。为了履行我的义务，我将对于教学与研究投入同样持久、具有想像力的、严格的努力。我将会勤奋地在自己领域中，依据最高专业标准追求新知和进行创造性工作。并且，我将会积极地投入为更大社区的服务之中。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我承认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是大学中每一位教师的职责；必须平衡的履行这些职责；当对这些职责的重要性进行比较的时候，教学应该是大学的核心使命。
为达此目的，我将接受这一信念：在传授知识时，我的教学科目必须准确、公正、平衡、完整地展现出来，对于知识的争论也保持这种态度。不论我的教学科目是什么，我都要严格认真但是思想开放地将其展示出来，“以特有的观点解释一般的现象”，并且对于其基础、内容、关系和作用以广阔的视野和人类的关怀表达出来。
我尊重师生之间的个人和知识意义上的完整正直的关系。因此，强制、不合适的鼓吹、侮辱和骚扰都是不允许的。我会精心地为课堂、讨论、实验或者其他活动作准备，并以同样的用心为在教学中将要帮助我的学生做准备。我将客观、严格和公平地对学生进行评价，讲座课堂以外，学生可以在会议室、办公时间、图书馆休息室和其他正式联系到我。
最后，我将参加学校共同体的生活，与我的同事共同投身教育事业，加入到校园范围的活动中去。并且，在发展个人职业的同时，我将会鼓励、帮助、监督我的同事，尤其那些刚被录用的新手成为高效的、成功的学者。
这份宣言我是自愿遵守的。我认为到并谨记，我所享有的学术自由的特权是与肩负的对学生、学科、专业、学院、大学和社会的责任相一致的。
进一步，罗德斯还要求所有被录用的教师做此宣言，并打算在大学每年开学典礼上使该宣言成为一个公开、正式、全校范围内的就职仪式。就像医学院一样，现在整个大学：所有那些已经投身实践的人——其他的教师——也必须重新宣誓。如若该宣言是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形成的，若教师愿将自己置于一个高标准下，则终身制自然有理由存在。采取这一誓言，将会大大提高教师的视野和教学的标准，重新点燃这个共同体的活力与希望。
三、超越誓言的非正式制度：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第一方监督考量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度一直被人类用来使其相互交往具有稳定性。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会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而制度由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习惯、道德、行为规则）及其实施效果构成。制度实施可由第三方承担（法律执行、社会流放），也可由第二方承担（报复），或由第一方承担（行为自律）。制度和所使用的技术一道，通过决定构成生产总成本的交易和转换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由于在制度和所使用技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所以市场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于制度框架[4][13]。而作为法律（所谓“第三方监督”机制）与自由竞争（可视为“第二方监督”机制）的市场绝不是万灵的制度，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意识（即“第一方监督”机制）的支持，它们不仅不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还很可能是行之失败的制度。而作为那些建立了扩展秩序的群体，必定是找到了足够的有效的制度——不论是由“第一方监督”（道德自律）、或是由“第二方监督”（互相牵制），还是由第三方监督（强权仲裁），他们通过制度来减少免费搭车行为。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下的众多的管理实践与理论中，更多的是把重点放在了“第二方监督”和“第三方监督”上，却忽略了“第一方监督”。这乃是酿成一些问题没办法更好解决的最大原因。
不难发现，前面所述涉及的医生、护士、教师的三种誓言便是属于“第一方监督”的内容。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呢？亦即能不能超越前述三种誓言以及如何纵深拓展“第一方监督”的可能领域或更多范畴呢？在讨论到近些年医患关系紧张、人们开始并越来越对“三医”问题（医院、医生、医疗）普遍不满之时，有不少的人问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好医生如何以及怎样才能培养出来呢？这里面可能有许多环节，虽然我们无法在本文中一一详细探究，然而却还是可从中找出一些合乎题旨的东西来。那么，如何提升职业者的业务水平及素质修养呢？我们不妨浮光掠影地探讨大查房、双周论坛、书店沙龙、暑期学校（学术夏令营）、Workshop、Study Group等一些个非正式制度。
在讴歌[6]《协和医事》中，还有点历史上关于大查房的蛛丝马迹的（遗憾的是，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时下却不复存在了）。“大查房”最早称为“大巡诊”(Medical Grand Round)，最初医生人数较少，在病床边即可容纳全部医生的巡诊。后来，随着协和内科医生的越来越多，内科大查房地点由病房转至老10号楼的223阶梯教室，一直持续到1995年。大查房时，内科各专科医生几乎全部到场，同时还会邀请放射科、病理科、检验科、外科等科室参加，有时还有基础学科同仁和外院医生以及实习医师、进修医师和高年级学生等出现，各病房护士长和护士也会参加。每次参加查房的人数多在300人以上，一般查房持续两小时。
协和医学院的内科大查房，是协和的典型一景。国外医生到协和访问时，对此无不惊讶，因为在国外很少见到如此高水平、如此热烈的临床病例讨论的景象——几百名协和医生集思广益、百家争鸣，为一个病人会诊解决病人诊治中的疑难问题。而那些被查房的病人，真正感受到了张孝蹇所说的“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总结起来，协和大查房的重要程序基本分为5大步骤：
第一步是选择病例。总住院医师从内科各专科选出有特点的病例，经主治医师同意、大内科主任认可，先行公布。所选病例是较复杂和疑难的，或是罕见的，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训值得学习和重视。
第二步是准备病例汇报。负责该病人的住院医师，精心准备病例摘要、各种化验检查、影像学检查、病理检查结果。要“特别熟悉病人的病历、诊断和治疗过程的详细情况，并准备提出当时尚待解决的问题”。主治医师则准备在大查房会上做中心发言。他需要悉心思考、阅读文献，为病例诊断和治疗提出充足的依据，征求本专科资深专家的意见。
第三步是病例汇报。住院医师完整、扼要汇报完病人病史后，病人被带到大查房现场，在大内科主任指导下，各级医师对病人进行体检和病史询问，然后主治医师进行中心发言。
第四步是自由讨论。这是大查房最精彩的部分。各科室之间，相互提问和解释。专科医生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鉴别诊断、治疗意见以及国际上治疗这类疾病的进展等。其他科室医生对与该病相关的问题作出解答。放射、超声、病理、检验科等科室医师，对检查结果发表各自意见。所有的讨论都紧密结合病人的实际——病人为何会这样，以后它将怎样变化等等，所有关乎病人的问题都可以被问个不停，可称得上是一场生动的考试。有时各持己见，难以统一，因学术见解而辩，洋溢着一种学术自由的气氛。
第五步是大内科或专科主任总结发言、表明见解，指示下一步诊断措施。一时未能解答的问题，则进一步观察检查，或从外科手术发现给予回答。如病人不幸死亡，则可从尸体检查中得到答案。如有新资料，在以后的大查房时作追随报告。
这样的5大步骤坚持了多年，每一个环节都认真严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绝无丝毫学术上的浮躁、作秀、走过场色彩。大查房不仅体现在参加的医生数目多，而且涉及了各专科医生的大视野和大思维，体现了面对疑难杂症各科力量的联盟整合。从顶尖专家到年轻医生，甚至医学生，都怀着满腔医学热情和被激发起来的求知欲，悉心思考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在大查房中，常是病历摘要一下来，很多教授就跑图书馆，然后在会上争论交锋，从各个临床角度出发，阐述临床经验与思维方式，许多人为此宁可牺牲自己的时间，也要赶去聆听。为何这样？因为从中能学到东西，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然而在医学越发走向专科主义、“去人格化”的今天以及文革中的冲击，大查房却不复存在竟成史料了。
在从前的协和医院里，有大查房这种非正式然却非常不可的制度。那么在大学里呢？如果稍加思虑，这一问题便好解释和通约。这种医院里的大查房，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学里面的Seminar。而这些看起来像是新生事物或者有点儿“不务正业”的非正式组织，早已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大学似已有之，只不过是后来在学习苏联模式的办学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取缔殆尽了。虽然迄今，我们对它们的关注或研究较为匮乏欠缺，但这并不是表示它不重要、不紧迫。相反的是，若要想更好地提升大学的组织品质及其员工能力，它们却是相当重要和紧迫的。否则，学习型组织的建设以及大学竞争力的锻造、促升，将无从谈起。事实上，从大学改革发展动向上看，在人们所不太察觉之时，其内在就已经开始逐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了。一些学人正在将Studying Group和Workshop的口述史传统、“深度汇谈”学习型组织又一次引进或恢复过来，譬如在北京，以茅于轼发起倡导的天则经济研究中心双周学术；在浙江大学，以汪丁丁为首的跨学科中心学术活动，以史晋川领衔的浙大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双周峰会，以周阳敏牵头的中国博士双周论坛；在吉林大学，以邓正来为首的吉林大学法理论研究中心小南湖读书会等均已积极开始实施，而且从运作情况看，也是卓有成效的。与此同时，一个大学的良好发展，有时也会因某些商人的外围活动而做成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好事情。譬如在杭州的浙大西溪校区周边，有枫林晚、三联和文史三家书店值得一提。在他们那里，时不时地会约请一些个学者聚谈聚学，渐而颇成影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预见地认为，那些一次次激烈的辩驳，一位位大牌的教授，一场场精神的洗礼，一回回丰盈的记忆，无疑都会对中国大学的成长、学术研究的兴隆起到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作用。若无这些，当下大学品质的提升、迈向世界一流的问题何解？倘若这些能得以在宽松的体制下逐渐取得稳健而又良性的发展，则再过些年的演进积累，势必会涌现出某些个蜚声海内外的顶尖级科研重镇或学术流派。
汤安中[8]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汪丁丁之于浙大无异于带来了一个难能可贵的‘鲇鱼效应”。其实，真正更为“鲇鱼效应”的乃是周其仁的产权／制度经济学课程，原意是只为本科生开设的，但却最后弄得偌大的阶梯教室挤的水泄不通，硕士、博士以及外专业的学生便早早挤满了座位。就像笔者几位友人的最后选择一样，把教师作为平生所系的职业志向，无一不是受到了周其仁的讲课和汪丁丁他们这些学人的授学方式的触动感染。一个好的大学有了“鲇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往往没有这样的“鲇鱼”，因为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某一个人却常常是巨大而深远的。好在，这一切也正在被当代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所共同认知和倡导，正如浙江大学某两位教授在其各自学术演讲中所言的‘怪人一闲人一奇人’理论——“像我们浙江大学这样的一所一直在学术前沿不断探索和进展中的大学，如果不请几个‘怪人’，养几个‘闲人’，又怎能出几个‘奇人’？又怎能真正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呢？”而该校的校长也曾在2004年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所指出的“四不像”人才理论[10]。为推动中国大学成长、学术研究进步，让我们佩玉带兰，重回20世纪初叶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
关于暑期学校（学术夏令营）的进一步探讨。为了促进各大学经济学子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优秀学生继续深造，自2000年起，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奖设立人林旺松（林毅夫之兄）的资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举首届办经济学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9届。为此，这些每年招进的30～50名学子们夏令营期间的所有车旅及食宿费用都享受了对方付款的条件，其主要活动包括经济学专题讨论、与经济学家晚会联欢、名胜古迹参观等。这就使得这30～50名学子一方面得以耳濡目染，另一方面也对他们身边的其他学生形成一定的榜样激励作用。
四、结语与展望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企业运行、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那这个社会里面也就具备了发展出一种良性制序的极大必然可能性来。否则，我们便会陷入“为何这些年整个国家的GDP增长了这么多，然而一般的老百姓却并不能感觉到更快乐”的增长诅咒之中。那么，能否拿出一部分钱或者筹集到一笔款项为青年学人们做点学术上或精神上的引领呢？同时，如何才能够对广大青年形成激励并且最大可能的以推动中国大学建树样式的活泼局面呢？还好，近几年来，国内已涌现出了不少大学制度变迁层面的积极尝试和不断探索。而在医院方面，像大查房等一些先前曾有的较好的做法也正在恢复和重建之中。至于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颇多的是在关注第二方监督和第三方监督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第一方监督的效用考量和比较分析。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一再地加剧了第二、三方监督的过重、过酷以及第一方监督的过轻甚至失效。当然，也有研究者提到了柔性管理，但对如何才能实现组织的“软化”却鲜有提及，对如何通过业务上、学术上的学习，缓解一定的不必要的行政性过分紧张，也没有做很好的考虑。好的教师，就应该有好的境遇，否则，便会出现频繁跳槽并增大管理费用昂贵的状况，同时也就无法提升竞争性，这样也就无法使得组织内部充满一定的必要的张力和活力，从而也就无法给组织内其他的人形成足够的激励。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只有让他从对别人的辛勤付出后的收益中看到希望，也才会更愿意增加向人力资源方面的风险投资和业务磨练。同理，好的医生，就应该有更好的收入和待遇，这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内在要求。而若是这方面的管理不能遵循着其原本应有的规律的话，那便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制度上的扭曲和变形，比如收受红包，吃、请、拿、要等等[19]。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渐次营造出一种生动活泼、蓬勃向上的能够使组织软化的内激励机制，远优越于靠学习班、培训班之类的外约束作用。据悉，凡国外的高档社区，住户中医生和律师明显居多。如若不是这样的话，则将会是很容易地违背了哈耶克所言及“自生演化”(spontaneous order)和“人类合作扩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的了[12]。
最后指出，现在不仅在医学界，即使在律师、证券商、会计师、审计师、评估师、推销员等领域，也都可以考虑拿希波克拉底誓言（或南丁格尔誓言、罗德斯—苏格拉底誓言）借鉴或改造，来作为行业道德的要求。几千年来，学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人不下几亿，该誓言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文件。这些要求不但对医生是必要的，而且对其他许多职业同样必要。比如律师的工作，十分类似于医生[2][3]。推而广之，一切职务，都有类似的个人和客户的利益冲突。那么，如何对待冲突，似乎都应该按照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原则来处理。所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对众多行业来说，至今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收稿日期：2008-10-12；修订日期：2008-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