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苏联剧变20周年若干问题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周年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瑾：20年前苏联的顷刻瓦解，震惊了世界。20年来，为求解这一“世纪之谜”，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五花八门。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仍是众说纷纭，人们可以列举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原因。诸如“群众抛弃说”、“经济滞后说”、“背叛马列说”、“僵化教条说”、“历史合力说”、“戈氏葬送说”、“和平演变说”、“错误路线说”、“民族矛盾说”、“体制僵化说”、“党内危机说”、“腐败层自我政变说”等。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这些原因呢？
俞邃：苏联剧变的原因诚然非常复杂，但还是可以概括地加以表述。其一，导致剧变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有领导人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领导人的错误是主要的。强调说内因是主要的，并非外因不重要，而是避免将外部“和平演变”万能化；强调说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并非低估苏联模式弊端的严重性，而是警惕陷入改革必败的“宿命论”；强调说领导人的错误是主要的，并非否认苏联改革的艰巨性，而是防止无谓地为领导者的罪责开脱。我们不应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原因，也不能孤立地只用某一种原因来对苏联剧变作总体上的解释。如果更概括地表述，那么可以说，导致剧变的各种原因在深层次上盘根错节，执政党及其领导者的路线错误与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
其二，苏共及其领导人的路线错误与苏联模式弊端同属于内因，两者有一个摆法问题。既不能抛开领导人的路线错误孤立地仅从模式本身去找改革失败的原因，也不能忽视长期积累的模式弊端给予领导人改革带来的困境。苏联模式的弊端确实非常之严重，简言之叫做思想理论僵化、经济管理凝固化和政治生活非民主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了不改革不行、改革不好也不行的生死关头。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不同程度地试行过改革，虽没有成功，但也还没有，陷入亡党亡国的地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毕竟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出现的，因此不能不首先从戈氏的改革历程中审视和探究其失败的直接原因。回过头来看，事实业已证明，戈尔巴乔夫时期如果从1987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认真地坚持下去而不是半途搁浅，孤立地去搞那种破坏性的政治改革；如果当即奋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食品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位置，而不是在原先非常畸形的结构基础上仍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加速战略；如果听取许多人的建议早抓农业改革，并且在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不惜付出一定代价大量进口食品以丰富市场，在给人民群众带来经济实惠的同时逐步放开价格；如果在保持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行渐进的、适当的所有制变革，而不是要么迟迟不触动所有制问题，要么在缺乏思想准备和未经试点的情况下企图用几百天时间完成私有化和非国有化；如果不是盲目地频繁更换干部，造成党内离心离德倾向滋长和党的队伍涣散，一批打着“支持改革”旗号、别有用心的人乘机钻进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因而加重了党的危机；如果“民主化”和“公开性”掌握适度，而不是将其作为万灵药方加以滥用，破坏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造成激烈的权力之争与民族冲突；如果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认真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并切实纠正种种错误，而不是诋毁社会主义历史、丑化共产党并取消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执政地位——如果这一切本可避免的重大错误（不是指一般错误）得以避免或者及时纠正，那么，后来促使事态恶性发展的“8·19”事件也就不会发生，苏联的形势和结局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其三，戈尔巴乔夫上台并不是偶然的。1982—1985年短短三年内，苏联三位老年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去世。这时苏联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科技带动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苏联远远抛在后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苏联僵化体制造成的经济停滞日益突出。戈尔巴乔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出。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的本意是想通过改革让国家变好（其经济改革总体方案和十项配套措施，曾引起我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一开始就预谋要叛卖苏共和苏联，但他改革药方的失灵，最终抛弃了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改革药方的主要问题是：（1）指导思想错误。这突出表现在将自己的路线、战略和政策，仅仅建立在对立统一世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中的同一性基础之上，只讲妥协、调和、一致，掩盖矛盾、分歧，放弃原则斗争。（2）发展战略不当。这主要是指企图在几十年形成的严重畸形的产业结构基础上，实行所谓加速战略，致使畸形结构变本加厉。后来虽然不得不中止加速战略，但结构调整依然缓慢，食品消费品生产始终滞后，一直没有给人民带来实惠。（3）具体政策失误。这更多表现为急于求成、政策多变、反复无常。这在社会发展阶段的确定、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所有制构成的设想、革新党还是放弃党的领导、意见多元化还是政治多元化、实行联邦还是邦联等方面，都有鲜明的表现。
苏共中央政治局是一个领导集体，通常讲不要过于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第一把手的主导作用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坦率地讲，历史证明戈氏政治上是一个庸才，经济上是一个外行，思想理论水平浅薄，作风优柔寡断。戈氏的智慧、才能和素质显然胜任不了领导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改革的重任。他之所以能登上权力顶峰，乃历史机遇使然，从根本上说则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产物。苏联人民先是信任他，尊重他，寄希望于他；后来又埋怨他，憎恨他，不肯原谅他，均属情理之中。
其四，就苏联国家解体而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凯维奇等人也负有重大责任，是他们策划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国家森林公园签署了宣告苏联不复存在的《成立独联体协议》。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条件，而叶利钦则利用了当时的复杂形势，在取代苏联总统地位不成的情况下，直接制造了瓦解苏联的悲剧。历史资料表明，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有责任。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当时并没有任何重大原因会导致苏联必然解体，苏联之所以被断送掉，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行动。
肖枫：现在中国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已形成四派。除了“左”、右两种“极端化”的观点之外，还有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共蜕化变质”以及“体制制度僵化”的两派观点。我对其中的两个极端派完全不赞成，对另外两派有的赞成，有的也不赞成。
所谓“左”、右两种“极端化”的观点，一是“极右的自由主义观点”，一是“极‘左’的僵化保守主义观点”。前一派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到“十月革命”的头上，认为十月革命是一次“政变”，从“根子”上就是错误的。说苏联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先天不足”，命里注定必死无疑，并认为“苏联解体是大好事”，是一种“历史进步”。后一派则站在僵化、保守的极“左”立场上，强调要继续坚持斯大林模式，认为苏联之失败在于背弃了斯大林路线，应该再回到斯大林。这种观点在苏联的著名代表有安德烈耶娃，在中国公开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而要走回头路者很难找，但各种从“左”的方面干扰改革开放的情况仍屡见不鲜。中国从来就没有全盘否定过斯大林，倒是存在着对斯大林后遗症和危害性认识不足的问题，所以出现类似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对这两种极端化的观点，我都不赞成。
另外的两派观点基本属于站在坚持社会主义并赞成改革开放立场上的不同观点。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另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僵化的体制，在于斯大林模式。对这两派的许多观点，我的基本看法：一是双方所关注论及的问题（党的问题和体制问题），都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但它们并非根本对立、不可兼容，承认一个并不是必须否定另一个。二是体制问题确实具有“根本性、长期性”，但它并非解体最主要的“直接原因”，称之为“深层根源”更合适。三是执政党的问题的确具有“全局性、致命性”，但对赫鲁晓夫之后的苏共领导笼统地采取“一锅煮”的办法，含糊简单地归之为苏共的“蜕化变质”，不能反映苏共是先“左”后右、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悲剧这一历史事实。这是违反“论从史出”的唯物史观原则的，是我不能赞成的。
黄宗良：苏共丧权亡党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具有的三大优势的丧失。这里讲优势，是相对于其他性质的政党来说的。这三大优势是：第一，苏共有宽厚的、比较稳固的执政基础，其宗旨、性质、目标使其曾得到广大劳动大众真心实意的拥护；第二，作为执政主体的共产党的组织，强调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代表了当时俄国广大工农大众利益和俄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正是由于这三大优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才取得执政地位，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后又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使苏联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
第一，苏共丧权亡党，最根本的原因是掌权后逐渐地脱离群众，最后在政治剧变中多数老百姓不对苏共投赞成票。
这首先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并没有一套健全的体制、机制和工作制度来切实体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掌权以后，自以为是，把少数人自认为是代表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策、措施，实际上是脱离民众要求的“左”的东西，如全盘集体化、大清洗运动，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对有不同意见者便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将其打成社会主义的“异类”加以批判、斗争、镇压，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这就把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到执政集团的对立面，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下久治难愈的硬伤。
苏联最终形成了一个高踞于民众头上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到思想感情同广大民众是格格不入的，在苏联社会中造成了一对突出的矛盾——“官民矛盾”。当执政者无力解决或用错误方法（如高压）解决这一矛盾，或者这个矛盾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时，就会出现给共产党执政地位带来颠覆性危险的社会动乱。
其次，在经济上，苏共曾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很了不起的成就，但也还不尽如人意。其原因有三：一是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制缺乏活力和内在及恒久的动力；二是由于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行高指标的赶超（美国）战略；三是在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上形成畸形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苏联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人为本，没能满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的错误，苏联出现负增长，商品奇缺，老百姓对苏共执政更加失去信心。
民主民生搞得不好，就必然脱离民众。这是老生常谈，但对党来说则是生死攸关。
第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另一个重大原因是由于缺乏党内民主，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丧失。
列宁一直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但由于俄国经济和文化的相对落后，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受到一定的限制。斯大林执政后，党内民主逐渐受到削弱和破坏，形成了极端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其表现有三。
一是党内权力体制发生背离党章的扭曲，甚至颠倒，对总书记——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党代会，只讲前者对后者的领导，不讲其对后者负责、接受监督和报告工作，而且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并把具体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置于权力机关之上，把党的集体领导机关、决策机构变成可有可无的咨询机构了。
二是党内的不同意见，包括合理意见缺乏表达的机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的民主权利甚至政治生命和脑袋得不到制度和法规的应有保障，导致不少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党员和干部冤死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
三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缺乏民主，党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表面上的“一致”，形式上的“服从”，可能就掩盖着、预示着思想混乱、政治分歧和组织涣散，最后使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性质、党的理念、党的理想也就必然发生蜕变。
第三，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是没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搞教条主义。
理论的僵化、停顿使党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实践。苏共有的判断、有的结论一用就是几十年。比如，1928年第三国际作出的资本主义处于总危机时期的结论，就一直被苏共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半个多世纪了，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谁敢面对现实去研究资本主义有什么新的变化，有什么新的适应能力呢？重复陈旧的观点不是更为保险吗？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政界、理论界就是这样明哲保身的。又如，苏联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民族独立组织早已出现，苏共领导却高枕无忧地大唱“民族问题永远解决了”的高调。这里暴露了教条主义的另一特点：不顾现实，甚至是自欺欺人，自我麻痹。至于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谁也顾不了那么多。
搞教条主义的结果是苏共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创新能力衰竭，只会粉饰现实，歌功颂德，无力回答广大民众关心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习惯于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在一言堂里宣布自己战无不胜。这种只有靠权力才能支撑得住的理论和理论队伍，实际上毫无战斗力，当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滚滚袭来的时候，它们只有偃旗息鼓，丢盔卸甲，败下阵来。
实际上，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这个“阵地”便是“人心”。而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思想理论教育靠的是“灌输”、压服、脱离实际的空谈。结果适得其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从斯大林开始，苏共长期搞文化禁锢主义，不仅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还包括自然科学领域。控制论、相对论、遗传学、应用心理学等遭到禁止，社会学也不允许存在。如此禁锢的后果是自己的思想理论僵化、萎缩。想垄断真理，却丧失了阵地。事实告诉我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氛围，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体领导，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理论创新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事实还告诉我们：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搞形式主义，是一种消极怠工、不负责任的表现，必须坚决克服；要逐步形成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探索、善于思考，不惟上、不惟书，敢说真话，把党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的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
苏共三大优势的丧失有一个过程，而最终把苏共执政地位断送掉的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丧权、苏联解体，负有直接的责任。苏联模式的转型、转轨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但转轨不等于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瓦解。同样的道理，对苏联国家结构，即中央同地方那种名为联邦制、实为单一制的关系进行重大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包括个别加盟共和国退出联盟而独立），却不一定要导致联盟一分为十五的彻底崩溃。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步骤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季正矩：目前人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仍然是众说纷纭，折射了透过历史幻像来揭示历史真相的艰辛和复杂。由于人们所持的立场不同，各自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偏好不同，运用的方法不同，所占有的资料、信息及其认知和提炼能力不尽一致，导致研究结论异彩纷呈甚至截然不同，这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不管怎么研究，应该从一些基本前提出发。譬如：（1）是否尊重了常识和公理？在日常生活中越是熟悉熟知的东西，人们往往越容易视若无睹、视而不见，或者忽视、轻视。（2）是否坚持同样的判断标准？否则可能各说各的，自然无法有效地交流。例如，有人说苏联经济搞得不好，导致苏联解体；也有人说，苏联经济搞得不差，也可以举一大堆论据。各执一端。怎么办？最好坚持同样的标准，进行具体的研究。纵向比、横向比，国内国外比，从经济结构、发展速度、发展阶段、生活水平的改善等方面进行比较。（3）是否尊重历史？历史一路走来自有其自身的逻辑性。作为研究者，我们都是局外人，或者事后诸葛，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具体历史具体分析。（4）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屁股决定脑袋。”一些观点大相径庭，不完全是所占有材料的差异性所致，而是立场和利益的不同所致。我认为，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总体上要坚持“合力论”，苏联解体是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危机、挑战相互交织、纠结、交融，形成多种“疑难杂症”，互相交叉感染，最后形成并发症。而且，治疗的“药方”也没有做到标本兼治、辨证施治。有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下猛药，虚不受补，欲速则不达；有时没有对症下药，或者隔靴搔痒，或者扬汤止沸，甚至开错药方，吃错药。
其次，苏联剧变的主要责任在于苏共。苏联剧变的原因不等同于苏共垮台的原因。在苏联，苏共是唯一长期执政的政党，按照苏共宣传的逻辑推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切成就和辉煌都是在苏共的领导下取得的，那么同理，问题和责任也应划归苏共的领导名下。苏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的各种偏差不断积累，使苏联不堪重负，导致苏共执政合法性不断降低，苏联这个大家庭的向心力、粘合力、凝聚力慢慢疏松，最终分崩离析。
第三，在导致苏联剧变的各种因素中，苏共自我衰败丧失掌控能力是关键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误、变味、转向，叶利钦等人乘机浑水摸鱼和兴风作浪、苏共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力是直接原因。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先天不足”、苏共执政历史上的各种失误是历史原因。经济发展在与西方发展比较中处于劣势是基础性原因。没有持续造就出一批理想信念坚定和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严重的腐败导致丧失民心民意是决定性原因。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的自我演变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体制的僵化和制度缺乏自我修复能力是根本原因。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外因和诱因。
第四，在导致苏联剧变的各种具体原因中，除上述几位专家讲的，下列因素也不可忽视。
其一是在历史原因中，俄国人的历史文化性格不可忽视。在俄罗斯民族心理性格中，表现出俄国文化的救世主义、集体精神、对个性自由的压制、缺乏理性精神等特点，走“跳跃之路”一直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明显特点。俄国的文明史很短，但内容却很丰富复杂。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发展跳跃的历史，很少看见按部就班的发展。处在东西方交界的俄罗斯，一直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撞击中摇摆着，并寻求定位。回归西方一直是俄国人的梦想，尽管不见得西方乐意接纳。每一次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都通过一定的历史文化运动表现出来，每一次的俄国“跳跃之路”都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思想再到社会制度的过程。
其二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既有历史上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问题，也有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发展的问题。苏共在民族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一是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民族进程等同于社会进程，片面强调民族融合的趋势。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本该是个自愿自然和长期的过程，人为地加速，只会适得其反。人为地“拉平”地区差距，不仅严重损害了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利益，滋长了不满情绪，而且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经济发达地区民族的怨言，俄罗斯人就曾抱怨说“我们总不能一直充当奶牛”。二是未能解决好中央和地方民族的关系。一方面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使地方和各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束缚，引起地方民族的不满；另一方面，又盲目地迁就一些地方民族的过分要求，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泛滥。三是“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留下了严重后果。“民族主义”取向的政策本身，不仅强化了少数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地位，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民族以民族的身份从国家的政策倾斜和政策照顾中获得更多和更大利益的期待，进而使以少数民族为本位的利益争夺常态化。而利益的争夺以及与之相伴的利益攀比，又会引发一些民族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使族际关系趋向于紧张。同时，将处于持续变动中的少数民族差异政治化，族际界限明朗化、固定化，迟滞了作为国族的民族内部融合，激发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强，直接对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平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构成挑战，进而影响到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心理基础。
其三是在对待历史问题和卸历史包袱上，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个政党不可能不犯错误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例如，肃反扩大化，怨恨祸及到几代人，成为不断发酵的种子，也成为敌人的炮弹和口实。对于这些错误关键是采取什么态度，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消极回避、讳疾忌医不行，推卸责任、推过揽功也不行。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在处理历史问题上不甚成功。例如，在对待斯大林错误问题上，赫鲁晓夫可以说是很有勇气，但很草率、不慎重，以致出现他意想不到的后果和反应，毛泽东说他“揭了盖子，捅了娄子”非常恰当。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批评无禁区”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鼓励下，被压制已久的苏联报刊和社会舆论开始了对苏联历史和苏共历史报复性的揭露和批判，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辩论很快汇成了强大的否定性的颠覆苏联制度的强大洪流，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被描绘成一场“罪恶”的历史与“罪恶”的实践，苏共历史也被说成一团漆黑，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狂热的社会舆论引导，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
其四是在执政基础上，可以说苏共是自毁长城，成为孤家寡人。苏共历来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加强军队现代化。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控制得太苦，农业发展长期落后，农业集体化没有适应农民发展的需求和心理；对知识分子干预太多，经常混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在苏联剧变中，凡是在居民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即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共产党失败得越惨重；对企业统得太死，管得太细，工人没有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搞军队国家化，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导致军队的失控和军人的不满，加上苏共的腐化，使苏共越来越孤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可以说是各个阶层都不满意，甚至苏共党内的干部也不满意，社会浮躁、人心涣散、怨声载道，苏共的形象、威望和动员力急转直下，国内外反对势力也乘机兴风作浪，使苏共陷于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
其五是在外交与内政的协调平衡方面，苏共也有不少问题。在与时代潮流协调关系上，苏共既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更没有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而是成为时代落伍者。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但苏共却没有引起重视，导致与西方国家科技差距比较优势逐渐拉大。同时，大搞霸权主义，既劳民伤财，又损害了国际形象，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对外政策的失误，加重了对内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困难，是苏联最后走向崩溃的催化剂。勃列日涅夫的对外进攻性战略，不仅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使苏联国内经济为庞大军费开支和援外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加深了人民的不满，耗尽了国力，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从而加速了苏联的衰败。为了同美国对抗，苏联花费了7000亿卢布；为了同中国对抗，花费了2000亿卢布；为了进行阿富汗战争，花费了数百亿卢布。这些花费，加重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加深了人民的不满，加速了苏联的崩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用“新思维”解决苏联大国霸权主义、大党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他的许多措施缺乏慎重思考和周密的布置，过于简单、草率和天真，过高估计了西方政治家的真诚，过低估计了国际政治丛林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结果问题一发而不可收拾。
王瑾：对苏联解体的多重原因和因素，可从不同角度作不同的分类。例如，近年来不少论者广泛使用“根本原因”这个概念。有人强调“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有人则强调“体制制度僵化”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双方都否定对方强调的是“根本原因”，形成尖锐对立。还有人对剧变原因作出了主次区分，或者从其实际作用区分为“直接原因”和“深层根源”。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
肖枫：我认为何谓“根本原因”，内涵并不明确；究竟哪种原因是“根本原因”，也难以说得清楚。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不宜将其绝对化。因此，我不赞成就“根本原因”的概念去争论短长，而主张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
人们并不否认苏联解体原因的“多重性”，但对这些原因的态度却是不尽相同的。有人将各种“说法”孤立地列举出来，说是有“十说”或十几说，并点出某某人是某种说法的“代表”，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武断、很不科学的。因为所列出的“说法”并不是孤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彼此密切联系的，几乎每种说法的“代表”都不仅仅只是这一种而同时是好几种说法的“代表”。实际上，任何人如果只抓住其中一种“说法”而否定其他说法，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因此，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上，必须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即一定要有“合力论”的思想。此外，在各种复杂的原因中，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还应区分主次，即还要有“重点论”。除“合力论”和“重点论”之外，我认为还必须区分“直接原因”和“深层根源”，前者也可称为现实原因或近因，后者也可称为历史原因或远因。“直接原因”和“深层根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但都是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
譬如，体制制度问题是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的，但它好比人患的“慢性病”，一般不会突然致人丧命，因而并非“直接原因”，称为“深层根源”更合适，这样就可避免产生误解。因为世界上有体制问题的国家很多，但它们不一定都迅速发生剧变。古巴和朝鲜的体制“很传统”，但它们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事。中国的体制本是向苏联学来的，但经过30多年正确的改革已实现了腾飞和崛起。苏联体制上的问题虽然很多很严重，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和原因起作用，“解体”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在当时以那样的形式发生，因此称其为“深层根源”就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将体制和制度问题称为“深层根源”，与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区别开来，绝不等于说它纯属“历史因素”，而在解体的实际过程中并没发挥过“现实作用”。实际上，苏联当时局势那么严重，与旧体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分割的。首先，反社会主义势力借斯大林“大清洗”等历史问题搞“历史虚无主义”，以达到抹黑、否定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利用其影响的电视台，反复播放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一些恐怖场面，对鼓动老百姓起来否定苏共、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起了“动员作用”。其次，苏联解体首先源于信念的动摇和崩溃，而长期扭曲、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促进作用”。这种体制造成经济发展滞缓，人民长期过紧日子，使百姓羡慕西方的繁荣，动摇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迷信“改制”回归资本主义就可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这是被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的重要“心理因素”。可见，直接原因和深层根源虽然有区别，但它们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因此，体制和制度问题虽不属于直接原因，但决不能否认其对苏联解体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总之，区分“直接原因”和“深层根源”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季正矩：我十分赞成肖枫先生的看法。导致苏联剧变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不一样，各有侧重，是分层次的，既不能等量齐观，也不能无限夸大其中一个原因。同时，各种因素难解难分，相互影响和转换，也需要细化研究。例如，众所周知，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但是外因如何影响内因？举一个例子，有不少人讲，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近因和直接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怎么成长的，赫鲁晓夫的“解冻”对戈尔巴乔夫有怎么样的影响？这是历史原因和远因，戈尔巴乔夫大权在握后，进而历史原因和远因又转化为现实原因和近因。
王瑾：1991年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后，国内有人说这“被‘九评’言中了”。现在苏联解体20年了，说苏联解体源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源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声调又再次高涨起来。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九评”及其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肖枫：对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九评”，邓小平在新时期以“回头看”的方式，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新认识和新思想。1983年，他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曾深刻地指出：“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只要翻翻当年发表的这些历史文献，就会理解邓小平对“九评”的这些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国际共运的总路线，我们党当时提出了“25点”建议，在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又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15条”政策措施。这些建议和措施显然都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提出来的，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在城市和乡村要“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人民公社”是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等。中国当年的这些政策和做法，现在连我们自己都否定纠正了，难道对苏联等外国政党还那么“正确有效”？仍能说苏联解体是由“九评”这类观点“言中”的？
如果再看看“九评”批判苏联和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些“理由”就更清楚了。“九评”是站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批判“修正主义”的，所以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当年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把企业要注重利润，向国外学习管理经验，向国外贷款和取得援助，经理“控制”企业，企业间可以竞争，允许私人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存在，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从今天的立场和观点看，这实际上是主张要继续坚持早已僵化的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甚至比这个模式还要更“左”，这是主张闭关锁国、全面反对社会主义进行任何改革开放的。照“九评”推崇的这条路线和观点去做，苏联解体的悲剧就能避免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说“苏联红旗落地”是“被‘九评’言中了”完全不符合实际。
王瑾：苏联剧变后，福山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此后，关于苏联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还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引发了学术界广泛和持久的争论。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是我们认清苏联剧变深层原因的一个重要前提。
俞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20年来，我国学界对其原因的探讨有不少共识，如发生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长期积累的，是改革失败造成的。从争议来看，存在着值得商榷的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不是全面地评价苏联模式的历史地位，很少考虑苏联模式形成的时代背景，对苏联模式为什么能保持74年之久不作具体分析，而仅仅关注、强调、渲染其弊端的一面，特别是引用单方面的史料，把这种模式说成压根儿就很坏很臭，甚至若明若暗地将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看作是万劫不复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回避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苏联模式究竟能否得到改造？如果根本不能改造，那么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甚至成了有功之臣；那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改造最初学习和运用的苏联模式获得成功，也就无足轻重甚至不可理喻了。第二个问题，在谈论苏联模式弊端时，撇开戈尔巴乔夫是怎样搞改革，直至一步步把党和国家搞垮的历史事实。
另一种倾向，不承认戈尔巴乔夫蜕化变质、败坏事业有一个过程，曲解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的客观经历，认为戈氏是只搞政治改革而不搞经济改革从而把苏联社会主义葬送的；更有甚者，认为戈氏从上台一开始就蓄意叛卖苏共和苏联。
可见，在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时，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苏联模式，也要历史地加以分析。这种高度集权、党政不分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包围和党内外复杂斗争的环境中，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步探索和形成的。其初期，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的状况；战争年代，显示了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性强的优点；和平建设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人民福利保障制度。这些因素让苏联模式在以“革命和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葆有一定的生命力。可是，二战之后，特别是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苏联模式的弊端日趋严重，而苏联共产党在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长期以来所犯“左”的错误，又都与这种模式密切相关，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苏联历届领导人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种模式的缺陷和弊病，及时地加以修正和完善，而总是千方百计地颂扬它、美化它。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尝试过改革，但都不得要领，触动不了体制本身，模式弊端越积越深。担任了15年克格勃主席、深谙苏联国情的安德罗波夫掌权之后，起步改革，无论是理论上（如否定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提出只是处于“起点”）还是实践上（采取了完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机制的多种措施，同时在做法上要求“必须万分谨慎”、“三思而行”）都比较扎实，颇有创意，给人们带来过欣喜，可惜他当了15个月总书记就去世了。
苏联东欧剧变标志着苏联模式的潜力耗尽，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丧失生命力，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破除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东西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同时应该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管理新体制。可惜，当年苏联在执政党的错误领导下，本可进行的建设性的渐变却成了摧毁性的突变。
至于改革失败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也不能牵强附会。苏联模式弊端确实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但得不出“不可救药、改则必垮”的结论。不应该把体制弊端这一客观存在与从事改革的主观努力割裂开来，把改革难度大与改革必然失败画上等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便是例证。回过头来看，苏联这种模式未必就是当初唯一可能的选择，但历史不容更改，历史也无法假设。
肖枫：苏联解体，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更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近年来国内外兴起的一股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革命与建设，一码归一码，革命是革命，建设归建设。革命胜利后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是“建设没搞好”，不能归之于“革命不该搞”。
世界历史表明，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世界的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社会主义，尽管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其辉煌成就不可抹煞，社会主义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
首先，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维护了世界和平，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20世纪上半叶短短二三十年内，资本主义就使人类蒙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斗争，为埋葬野蛮的殖民体系、法西斯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先后有10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使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终于彻底崩溃。人类文明和国际社会在20世纪的这一重大进步，是与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的。
其次，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逼得资本主义也必须进行改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义在1929年大危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逐步建立起较完备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参考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做法的。社会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改良和自我调整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体，从而促进了社会进步；反过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进步，又可为社会主义提供参照体。这种互鉴互动，有利于新形势下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发表了《资本家宣言》。该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
在苏联解体后曾经宣扬人类历史将以“华盛顿共识”为终结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反过来肯定“中国模式”，称其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此外，还有不少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赞扬“中国模式”。譬如《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制度”不会统治世界，但会“坐上世界优秀文明前列的位置”。《大趋势》的作者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2009年写了一本新书《中国大趋势》，提出中国模式的十大趋势，认为“中国在创造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伯·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权威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认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赞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一种肯定，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处境与十年前相比是大不一样了。社会主义中国虽然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前进的道路将是艰辛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季正矩：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在俄国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争论。早在十月革命时期，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就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时候“早产论”就出现了。考茨基认为，十月革命“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普列汉诺夫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苏联剧变后，“原罪论”和“早产论”又喧嚣一时，与剧变前后国外一些政要和学者的几种说法相互呼应，如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威廉姆森的“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论”。
我认为，首先，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不能否认。在1905—1917年的12年时间里，俄国发生了三次大革命，参加革命的有几千万人。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这既不是布尔什维克炮制出来的，也不是“一小撮狂热的恐怖分子”强加给人民的。虽然当时俄国面临着种种选择，资产阶级也曾经试图实行改良，但却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能够给人民群众和平、土地、面包的布尔什维克一边，自觉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其次，要正确认识历史首先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如果一切都按“规律”和人们的所谓科学设计所规定，那岂不是“命定论”，一切都没有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强调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显然，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还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否则对正义社会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岂不是可以不请自来？历史既是决定的，也是选择的。第三，苏联的解体不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时代要求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人类社会只要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不公正的现象，社会主义理想和运动就不会消失。如果从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算起，社会主义已有500年的历史了，经历了无数的困难、挫折、曲折和失败。它最初只是少数先哲对社会不公正的微弱的呐喊和思想火花，经过数百年绵绵不断的孕育生长，终于发展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生成磅礴激荡的社会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使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合流，变成改造世界的全球性的物质力量，使社会主义由运动变成制度，由一国变成多国。回过头看，社会主义发展轨迹呈现不断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历史不会驻足，经过历史风雨的冲刷，一种主义、一个学说能够吸引各种势力站在她的旗帜下，至今仍然有那么多的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社会主义”，足以说明这种主义、学说的感召力量。当然，至于打出这一旗帜的是否就是这种学说的真诚或真正信奉者，或者另有目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四，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证明了“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论”等论调的错误。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也证明了“美国神话”的迷雾。举一个例子，很多人羡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应该仔细琢磨一下美国人优越的生活是怎么来的？高消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全世界都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世界能源是否承受得了？美国为什么“借债成瘾”？当前，美国的国债已成为天量，但今年的军费预算却有增无减，为什么？如果没有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美国的天量国债上限何以不断攀升？对于美国而言，美国还天量国债有四个办法：一是“变卖国产”（按照美国人的性格不太可能），二是发展经济逐步还债（这样干太慢太累，美国人也不太情愿），三是借新债还旧债（有可行性和操作性，但借债早晚要还，否则就是赖账），四是大量印制美元，让美元贬值（让全世界分担美国的债务负担，显然，这样做与美国政府一贯标榜普世关怀、为全球负责的论调极不和谐）。美国的最大问题是其天量负债已远远超出了自身经济的承受能力，如果不依靠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来转嫁危机，光靠自身的经济增长和“节衣缩食”是不可能正常还清巨额债务的。因此，美国对付危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发行债券、印制钞票，这样会导致美元贬值和全球通货膨胀。今年8月7日格林斯潘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也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可以偿还所有债务，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印钞票来做到这点。”前不久，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针对美国国债不断提高上限发表评论说，美国是寄生虫。
王瑾：苏联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挫折，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今天正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改革的方向、步骤问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注意哪些问题？
俞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需求。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所谓多种所有制，也就是多种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愈大，必然要求政治上相应的地位，要求自己利益的代理人。我国实行的政党体制，亦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原则上可以适应这种状况，但需要不断加以协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把握国情，同时又要借鉴国际经验，尤其是苏联的教训。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密切联系，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应始终保持综合平衡。苏联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严重失衡，政治改革反过来造成纵向经济管理体制被打破，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被摧毁。经济改革有其自身的规律，政治改革不能取代经济改革；两者关系处理恰当，可以相互促进，反之，则会起干扰乃至破坏作用。
从政治体制改革角度看，当今西方颠覆、围堵中国的方式之一，就是宣扬甚至胁迫中国必须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中国的政党制度与当年苏联的政党制度，本来就有区别。苏联实行的是完全的一党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多党制，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党制。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代表着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应有的重要作用。它们当中谁也没有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照搬西方模式轮流坐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是，在中国，没有一种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把13亿人民引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彼岸。中国人民认同、接受、支持这种政党制度。当然，这种政党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事实上我们党也是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加以改进。
季正矩：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我想起了三句话：一是司马光的话：“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将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不庇也。”二是萨缪尔森所言：“在政治上，如同其他领域一样，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动机铺成的。”第三句话：对一个处于关键时期、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来讲，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责大，这是灾难的开始。苏联剧变的教训告诉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墨守成规、僵化教条、不思进取，只能是死路一条；好大喜功、急躁冒进、毕其功于一役，同样没有出路；改旗易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能使改革走上邪路。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精英需要有更多的共识，从而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例如，中国的改革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在内的全面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否则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无法解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反对政治浪漫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广度应该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文化心理、历史文化传统相衔接、相适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增量改革更有利于稳定；稳定是动态的稳定；东西方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政治改革没有标准的答案和固定的模式，闭门造车和照搬照抄都没有出路。
王瑾：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们强调了很多年。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发展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公民社会开始崛起，稳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今天，我们应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
俞邃：稳定是条件，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硬道理，改革、发展更是硬道理。变革是绝对的，不能中断，而变革势必会产生新的不平衡，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这就需要通过政策运用，谋求建立在更高水平上的稳定，彼此循环，周而复始。
苏联解体20年的历程表明，凡是政局混乱的国家，经济就上不去。政局稳定恰恰是俄罗斯经济形势得以逐渐好转的前提条件。普京在21世纪初担任总统时，一开始便认定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于是狠抓联邦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调整了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使局面明显改观。俄罗斯政局之所以一直比较稳定，还因为那时普京采取了借重各种政治力量和“团结全社会”的方针。而各派有可能在许多重要方面形成了共识。这就是：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尽管在私有化程度上有些差别；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政治，尽管对政党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有些差别；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尽管具体政策措施有些差别；以大俄罗斯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尽管调门儿有些差别；全方位外交，尽管侧重点有时存在差别。
我还注意到2011年7月15日俄罗斯报纸网关于普京视察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时的报道，说普京是从他最爱谈的关于稳定的话题开始的。普京说，没有人愿意前往动荡的国家并给这样的国家投资，但稳定“不等于停滞”，“稳定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发展，不应创新”。这番话是经验之谈。
季正矩：血与火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稳定，只能是社会混乱、经济凋敝、生灵涂炭。所以，越是盛世与和平发展时期，就越要居安思危，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冲突、风险、难关、困难和挑战。例如，腐败依然处于高发期、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在加深、居民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形势很不乐观、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刻不容缓。对此，有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有的需要制度创新，有的需要严明法纪。既要坚决反对打着“改革”的旗号侵犯和剥夺老百姓的利益，也要坚决反对借口改革中的失误以“交学费”的名义乱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和稳定。发展是硬道理，这里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否则不可持续的硬发展就没有道理，付出高昂代价的稳定就是暂时的、表面的稳定。老百姓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饿死不好，“毒死”也不好。所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关键在于真正落实到实处。
黄宗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三者的统一，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党领导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我党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这个经验同样包含着苏联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如果不讲场合和条件，一味强调稳定，而不是通过改革解决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稳定可能就是表面的、虚假的，可能掩盖潜伏着的深刻危机。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就是这样。那时，他们连“改革”字眼都不用，只让提“完善”，实际上“完善”的是旧体制，使旧的体制更加精致、严密，更缺乏弹性和改革的空间，最后积重难返。另一方面，如没有发展提供改革和稳定的物质基础，脱离社会政治稳定，一个劲地鼓吹和推进改革，最后就会导致全面失控。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他甚至连“渐进”、“改良”都不屑一顾，结果使改革之车陷入泥潭。
我党认真总结、努力吸取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得出“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领导者的“第一责任”。三者关系中两个“硬”，鲜明地表达了中央在当前的执政理念中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改革呢？改革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软”道理、“软”任务。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说的，“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过、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躲不过、绕不过”的“障碍”也可以说是“硬障碍”。不通过改革化解这种障碍，就无法完成“硬道理”的“第一要务”和“硬任务”的“第一责任”。
影响着我国发展和稳定的“硬障碍”是什么？最突出的就是“消极腐败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刻根源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改革就是要健全、完善能切实保障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体制和机制。
这些年来腐败之猖獗与切实保障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方面存在不足密切相关。
如果干部任用中民意、民选（而非实际上的“官选”）、“群众公认”原则有更多的体现，使更多的干部扎根基层、连接“地气”，感受中下层民众之疾苦，把党管干部和民管干部结合起来，肯定不至于每年有那么多的干部、公务员犯错犯罪。
如果各种决策中有更多的普通党员和民众参与，相信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的那种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会大大减少。
如果我们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有更高的透明度和敞开性，广大党员和民众能更有效地参加监督，我们的行政开支比例必能有所降低，不明不白的“三公消费”必然有度；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钱用于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我们的廉政建设必会大大推进，党和政府的公信度必会大大提高。
上述这些“如果”，正是我们党和政府这几年着力在做的事情。我们党应继续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使人民看到新的希望的曙光。
王瑾：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思潮纷纷涌现，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如何坚定理想信念，把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下去？
俞邃：任何一种思潮甚至政权，都与一定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可以是政治信仰，也可以是宗教信仰，或者同时几种信仰兼备（如当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很大比例的党员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信仰天主教）。世界上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分与合（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现象俱有。苏联创造的一党专政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教合一模式，其特征是权大于法，缺乏监督，难以法治，甚至使法治徒具形式。从苏联的教训来看，这种“政教合一”是导致专制极权的组织基础，是摆脱不了封建主义桎梏的思想基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权钱交易因而酿成腐败的政治基础。
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惯于借助意识形态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例如以“维护人权”为名行干涉别国主权之实，成为霸权主义的一种时尚。最近一个时期西亚、北非出现的动乱，就与此密切相关。
进入信息化时代，尤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严加防范。一是心理防范。例如，要识破和揭露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论和“人道主义干预”论，其实就是“强权即公理”的谬论。二是机制防范。要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充实相应的网络信息手段，对外来干预加以坚决抵制。三是外交防范。要利用联合国讲坛和其他国际组织，联合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揭露和反击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干预。四是舆论防范。广泛宣传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应该是和平共处原则，而不是意识形态因素。国家之间或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应该通过平等地交换意见求得解决，“求同存异”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是指处理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而言，并不意味着否认和忽视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斗争；对于利用意识形态推行霸权主义的任何行径，必须坚决反对。
黄宗良：以我的观察和分析，在对待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上，实际上存在几种不同的态度：真信、假信、不信、将信将疑。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文献，鲜明地标志着我党的主流是坚信社会主义的。假信者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他们爱唱高调，善于“忽悠”，会争先恐后地表示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以便在执政党里面捞取好处，升官发财。但他们一转脸就会把自己常常挂在嘴边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公平正义”拿来嘲笑一通。这些害群之马搞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些人将他们当成官场的全貌和常态，便由“真信”社会主义转向“不信”。但不信者有的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存在成见和偏见。将信将疑者则是由于党内尤其是干部队伍中存在真与假、善与恶的矛盾现象使他们难以作出准确判断而无所适从。
诚信的丧失、“信仰的危机”是最深刻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假信者”、投机钻营者、入党谋私者、升官为发财者往往有机可趁，有利可得。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他们提供了一显身手的舞台和机会。在经济生活中每年有“3·15”打假活动，政治思想领域也应搞“打假”。光靠“自律”、“教育”难以解决问题。
季正矩：苏共在执政以后，有相当多的党员由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追求权力的升官发财者。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者面临的，则是飞黄腾达、特权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享受。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时下，中国干部队伍正在进行整体性新老交替。不仅新中国成立前成长起来的干部，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培养出来的干部，都将陆续退下来，一大批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要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一方面，我国的干部队伍建设正在逼近我们曾经期待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目标；另一方面，这支干部队伍还是一支“三缺乏”的队伍：“这一代年轻干部，还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了解，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理想信念不是空泛的、抽象的东西，而是体现于共产党人的具体实践中。从理想信念方面讲，苏东剧变对国内一些党员干部有影响和震撼。个别干部出现了信念动摇，甚至出现“三信”（信仰、信心、信任）危机。从被查处的一些腐败变质分子来看，他们一方面口吐莲花，调门很高；另一方面却早早把自己的老婆孩子移民到他们所称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当然不是去那里“革”资本主义的“命”），并办好自己的护照、签证装在身上，准备随时走人。
王瑾：腐败是苏联亡党亡国最重要的一个根源。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我们应该借鉴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拒腐防变，维护执政安全。
季正矩：腐败可以亡党亡国。我曾经在《通往廉洁之路》一书和《腐败与苏共垮台》、《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等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腐败对苏共的具体危害。苏共之所以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导致自上而下的“革命”。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权力异化，党群关系由鱼水关系变成水火关系、油水关系、蛙水关系。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决不允许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非常英明。现在，一些立意很好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或夭折，一些并不见得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部门和地方规章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在兴风作浪。当前，一些腐败案件之所以查不下去，一些安全事故和重大环保、土地案件之所以频频发生，一些地方之所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大都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密切相关。更为严重的是，作为腐败温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造成中央的政令不畅通，使中央的政策变形和落实不到位，损害了中央的权威。同时，影响现阶段国内良好发展形势的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大量三无农民的产生、社会诚信的短缺、行政不作为和司法不公、教育不公平和医疗腐败问题、违法拆迁和乱占耕地、触目惊心的安全事故、黑恶势力的蔓延等问题和矛盾都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而且绝大多数都与“反腐倡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背后常常显现出腐败的影子。
俞邃：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我们党当今面临的首要课题。
首先，要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解决好曾经困扰过苏共的问题。苏共当年存在几个致命问题。一是以党代政，国家大事统统由党包揽，甚至几个领导人说了算（出兵阿富汗就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划圈决定，连政府总理都不知情）。对于苏共来说，党既要实行领导，又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这个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党不能代替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可是三权分立又不可行，这个矛盾也没有解决。二是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没有从制度上加以解决。三是党本身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党的监督机构处于被监督者领导之下，本末倒置。四是干部任免缺乏竞争机制，产生任人惟亲、感情用事、“一朝天子一朝臣”等现象，一直无法制止和纠正。
我们党也要在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作用的前提下，从根本上解决党政不分；严格实行任期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党内监督机制；完善干部上岗竞争机制。这可以从实行任期制这个比较简单的方面做起。
第二，重在质量建党。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相适应，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要求亦将越来越迫切。政党的威信必须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础之上。一个党的成就大小和威信高低，主要不取决于它的数量，而是它的质量。所以，质量建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年苏共垮台时，党员多达1500万。密特朗的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时，也只有18万左右的党员，人数只有法共的一半。
第三，从思想建党、组织建党、作风建党和形象建党等各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从苏共的教训来看，信仰危机首先是从党内出现并泛滥起来的。组织性松弛也是通病。作风方面问题更多。现在看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恐怕是处于我党取得政权以来的最严峻的时期（文革期间党被搞得很乱，但人们并未对党失去信任），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黄宗良：现代医学告诉我们，“癌细胞”在人身上普遍存活，不必“谈癌色变”；但要常查常治，防止发生在重要器官；即使发生这种情况，虽然难治，但也可治，并非“不治”；要坚持不懈，防止扩及全身……以免悔之晚矣。反腐斗争同防癌治癌道理也一样。腐败“难免”（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只要权力相互制约、监督不严不力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权力腐败），腐败“难治”；但不能因“难免”而不防，因“难治”而不治。不治就死路一条。十年前，我在总结苏共教训的文章《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命运》一文中提出：“同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它几乎要伴随着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对特权和腐败现象只能不断限制、逐步消除、克服，急躁不得，想在短期内彻底消灭、根除是办不到的。”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地把反腐斗争进行到底。”“七一”讲话过了不到一个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便宣布对贪污、受贿的两名罪犯——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执行死刑，再次表明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
我们惩治腐败，要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抑制和防止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使苏共悲剧决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苏联，正是这个阶层最终把苏共执政地位和苏联社会主义断送掉的。这就是苏共丧权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王瑾：得民心者得天下。苏共之所以垮台在于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我党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和长期执政，也是源于人民的支持。新时期我们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民生、关注民意，切实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俞邃：要从苏共和苏联汲取教训，特别应该注意解决好党的领导作用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既要发挥领导作用，又要把权力真正交给人民，让人民当家作主，这中间存在矛盾。原先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做得像样。国家立法机关形同虚设，被称作“橡皮图章”。苏联后来打算有所改善，至多搞成“不锈钢图章”。此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专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吸引力，就会失去群众信赖，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
黄宗良：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必然是它能够始终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后来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要成就，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90年来能够成功取得政权、成功执政，“秘诀”头一条也在这里。苏联发生剧变之时，我党就敏锐地看到其症结，并及时地召开中央全会作出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决议。后来党的领导人把话讲得很彻底：看我们党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对不对就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此次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又把我党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点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非常到位，非常精辟。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检验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最高标准”。
肖枫：人们还记得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的情景。民主德国总人口为1670万，但19日警方签发的私人旅游签证竟高达1000多万，批准长期移居国外的申请近2万。人们潮水般涌向西柏林，柏林墙很快就被挤塌了。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东德人往西德跑，改革开放前中国深圳的农民也往香港跑，古巴人则往美国佛罗里达跑，现在的朝鲜仍然有不少“脱北者”？这究竟是为什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早就看透了问题的本质。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3月，邓小平就强调：“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个月，即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反复强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季正矩：我补充一点，当年东德老百姓为什么愿意东西德合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西德政府允诺，若东西德合并，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汇率就是1∶1，而当时10东德马克才能换1西德马克，这种“诱惑力”是什么威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肖枫：可见，重视不重视经济上的深层根源，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坚持唯物论还是搞唯心论的原则问题。邓小平早就强调：“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作为执政党，要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民生问题、经济问题。邓小平之后的几任党中央领导都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也是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结果。
季正矩：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从政党比较研究的角度来讲，有两个政党最值得我们研究：一是中国国民党，二是苏联共产党。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认真吸取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长治久安的宝贵财富。苏联剧变已过去20年，随着时光的消磨、历史长河的沉淀，五颜六色的历史表象的吸引力和历史泡沫会逐渐衰减，从而使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理智和全面，越来越接近问题的“实态”。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研究和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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