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甫[1]2004年在《试论我国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经济波动是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着大小不等、程度不同的经济波动。面对波动，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乃至熨平波动。在对经济波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逐渐突显出其重要性。从我国历次经济波动过程来看，政策因素在其中作用不容忽视，并且随着经济波动的走势变化，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态势——每当经济高涨，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国民收入高速增长时，中央政府就采取紧缩政策；每当经济衰退、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和财政收入减少时，中央政府就放松紧缩政策以及采取某些刺激政策。政策对经济波动进行调控过程中，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相关性影响以及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的消极性影响—政策时滞影响。而中央政府在里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经济的发动机与稳定器的作用。针对两方面的不同影响，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全文共有四章。 第一章为基本概念阐释。 第二章为国内外经济波动理论以及我国政策波动与经济波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第叁章为我国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影响的两个不同方面——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分析阐释。 第四章为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影响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策。
郭春甫[2]2006年在《试论政策时滞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文中认为政策时滞就是从政府为实现某种目标,决定实施某种计划或政策到该种计划或政策对经济活动产生实际影响之间的一段时间间隔,导致计划或政策与经济活动之间出现因果不同步现象。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利用与控制,而不能真正地消弭波动。只有我们准确地把握住经济波动的规律,才能对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进行评估。而政策时滞由于对经济波动产生负效应,导致经济波动出现异常,因而对政策时滞的监控与预警将有助于把握经济波动客观规律,为进一步制定正确有效的政策确立基础。
董合平[3]2006年在《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股市价格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宏观经济因素与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金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考察股票市场价格行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相关文献大多是在宏观经济的框架下进行的。近年来,国外文献开始基于做市商交易制度的市场微观环境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微观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国外的一些经验研究方法不完全适于我国股票市场。本文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我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实证研究了我国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影响情况,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一些不足。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运用VAR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技术,研究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实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动对股市变动影响并不显着。在考察的众多的宏观经济变量当中,只有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率、消费价格指数、货币政策变量指标M1和公开市场操作对我国沪深两市股票市场长期收益有显着影响。(2)基于改进的AR(1)-EGARCH(1,1)-M模型,从收益率和收益率波动两个方面考察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对股市价格行为的短期影响。结果表明,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收益回报具有显着影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上证综指的收益回报具有显着影响,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深证成指的收益回报具有显着影响外,其余宏观经济变量与股市价格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显着。(3)基于事件研究的方法,考察了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前后,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前股票市场流动性并没有发生显着变化。中午时段发生的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与交易期间发生的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相似。隔夜期间发生的宏观变量宣告所引起的市场流动性变化,不同于交易期内宣告引起的变化。(4)基于沪市日内高频交易数据和LSB模型,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两方面,考察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对股票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前,股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指令处理成本以及指令持续成本并没有显着变化。在交易期内、中午和隔夜时段发生的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指令持续成本在不同时段分别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指令处理成本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宣告后没有明显变化。
黄黎明[4]2006年在《广州市房地产周期研究》文中提出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历程表明，经济波动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伴生现象。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一样，房地产业也客观存在着周期波动现象。正视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现象，分析决定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内生因素和外部冲击，提出应对周期波动的房地产业政策，对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房地产业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在学习借鉴经济周期理论和国内外现有房地产周期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广州市1979—2004年间的数据分析，证实了广州市房地产周期的存在，并将经济周期中的“冲击—传导机制”应用到房地产周期的分析中，提出了房地产业周期的外部冲击机制与内部传导机制，分析了影响广州房地产周期的宏观政策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心理因素等，提出了宏观调控房地产业的各种政策选择。对分析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及减少波动幅度有指导意义。
杨琳[5]2005年在《房地产市场预警体系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房地产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波动性,而且与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紧密联系。为了防止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波动,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本文构建了房地产市场预警体系,该体系能够准确评价房地产市场当前运行状态,预测房地产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并对房地产市场正常运行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控。 本论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1.深入论述了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成因和特点。 2.具体讨论了宏观经济中这两类指数的计算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房地产预警体系中,使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描述更科学。 3.将主成分分析法引入动态指标的确定中,对动态指标进行分类与综合,得到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房地产市场预警指标体系。 4.科学划分了预警体系结构,构建了各子系统的设计过程,并做了流程分析。 5.由于景气指数的重要性和关键性的地位,利用波动强度指数函数对DI和CI进行改进,并对DI的改进结果进行精度分析。 6.将已建立的房地产市场预警体系应用于1997-2002年武汉市房地产市场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见证理论的无误,另一方面应用于实践中取得实际应用价值成果。 本文从理论角度阐述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构造原理,然后深入的研究了房地产市场预警体系的设计构筑过程,即功能设计和流程设计的技术路线;再次,重点探讨了系统的广度研究设想和精度改进的方法。紧接着,以武汉市为例,利用房地产市场预警体系模拟运行并做了运行结果的分析。最后,本文对房地产市场预警体系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前景展望。
王瑾[6]2017年在《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交织着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充分展现着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其中,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精简城镇人口就是重要措施之一。2000多万人的大迁徙,城市农村人口的大流动,工农业生产布局的大调整,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也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因而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安置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分析,探求其历史经验与启示。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出台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兴起。为了完成工业领域的高指标,各地开始盲目招工,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城镇人口急剧膨胀。囿于急转直下的经济情况,中共中央从1959年初就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1959年,北京市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同时通过严格处理私招乱雇人员、整顿劳动组织等措施初步精简城镇人口。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后,再次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精简工作被中断。这次精简虽然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在短期内遏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动员了一批城镇职工返乡,并整顿了劳动组织,为后来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积累了经验。第二章,主要是梳理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历史过程。新一轮的“大跃进”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粮食问题日益严重。迫于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深刻反思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而精简城镇人口,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政策之一。从1960年到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精神,北京市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大致经历了酝酿、初步开展、高潮和扫尾四个阶段。在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阶段,北京市主要从处理私招人员、精简机构和编制、精简非生产人员叁个方面落实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在精简城镇人口的初步开展阶段,北京市在工业系统、城市人民公社系统和教育系统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这一阶段的精简工作也存在着精简政策执行不到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借机“甩包袱”等问题。在精简城镇人口的高潮阶段,北京市通过鼓励职工自愿还乡、严格控制增加职工、调整工业企业规模和精简事业机构等措施,取得了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决定性胜利。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工作中也存在错减精简对象、生产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突出和精简对象“一刀切”等现象。在精简城镇人口的扫尾阶段,为了抓紧完成精简工作,北京市通过开展增产节约反浪费运动、动员家属回乡、节制生育等措施精简城镇人口,并灵活执行中央政策,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总之,北京市根据中央的政策,结合自身的实际,经过四个阶段稳步开展精简工作,坚决完成了精简城镇人口的重任。第叁章,主要是分析被精简城镇人口的安置。城镇人口被精简后,如何安置是精简工作的重要一环。为了使被精简人员能够在安置地安心生活和从事生产,北京市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实际的情况结合起来,对不同安置人员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和措施,保证了安置工作的基本完成。从总体上看,北京市的安置效果是比较好的。接收地大都妥善安置了被精简人员,而且被精简人员在安置地能稳定情绪,安心从事生产。北京市被精简人员的安置工作,有很多可取的成功经验,比如加强被精简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做好精简单位和接收地的衔接工作、原精简单位加强回访调研、提高被精简人员生产技能等。安置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一些被精简人员在安置地不能安心生活、部分安置地不愿意接受被精简人员、有些地方对安置政策执行不力等。第四章,主要是评价精简城镇人口的成败得失和总结精简城镇人口的经验启示。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之所以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与北京市采取系统的政策和措施、开展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充分运用经济和制度手段是分不开的。它的成功也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轻了城市粮食等供应的压力,缓解了国民经济的困局,并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各方面建设。但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精简城镇人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精简城镇人口如此棘手的工作还是做得比较稳妥和顺利的,其成功之道能给后人带来深刻的启示:城镇化进程要与国力民情相匹配,避免出现大的政策波动;要加强“叁农”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城市人口调整和移民安置,要注重制度化和安置保障;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体制优势,改革不能以牺牲原有体制优势为代价。我们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贡献。
黄玉玺[7]2018年在《清代直隶地区粮价波动及其应对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度,农业是历代立国之本。清朝虽起于游牧,但在入主中原之初,便确立了以农立国的国策,并在前代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重农政策和制度。农业生产以粮食为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治国安邦的根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清代社会,粮食供需受市场约束明显,粮食价格变动对百姓生活状况有直接影响。因此,清代统治者所面临的粮食问题不仅在于粮食生产,更在于如何通过市场对粮食价格施加影响,达到粮食在全社会的有效供给,进而实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直隶是清代的政治重心,具有拱卫京师的作用,确保直隶地区粮食供应及粮价稳定,关乎清廷统治及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论文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了直隶的概况,并分析其粮食生产与市场发展。研究发现,直隶中部与南部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其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明显的降水与气温特点;人口持续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促进了直隶地区农作物品种的改善与产量的增加。直隶粮食种植集中于冀中与冀南平原,主要品种为小麦、粟米、高粱、豆类,以及明中叶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美洲作物。清代直隶主要粮食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商业贸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较大集散市场,一类是深入到农村基层的定期集市,两类市场在直隶粮食贸易中同时发挥作用;该地区的粮食供需情况不容乐观,作为华北典型的缺粮区,大有民食日艰之势,食物消费也呈现粗粝化。第二部分综合利用大陆出版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代粮价资料库”这两套粮价数据考察了 1738-1911年直隶粮价的时空特征。时间特征主要呈现为趋势性、季节性、不规则波动与周期性等四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清代直隶粮价呈现不断上涨趋势,具体表现为“增长→下降→增长”趋势,每阶段持续约50年,但短期内波动较大;不同粮食价格季节性特征各异,高粱、粟米、黑豆、糜米价格在四月至七月较高,小麦价格在一月至四月较高,高粱、黑豆价格在九月至十二月较低,粟米和糜米价格在十月至次年一月较低,小麦价格在六月至九月较低;粟米价格不规则波动程度在清前期和后期相似,其他粮价在清前期更为剧烈,前期波动密集而时间短,后期波动分散但持续时间长;各粮食价格均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平均周期约为40-48个月,小麦、小米、高粱和糜米价格可能存在30年左右的长周期,但黑豆价格并没有明显的长周期特征。空间特征主要通过六个时段不同府州粮食均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冀中地区粮价始终较高,正定府和定州各种粮价六个时段均较高,冀东与冀北粮价始终较低,宣化府和永平府各种粮价六个时段均较高,冀南地区按照距离冀中地区的远近,从高价区向低价区转变。清代直隶省内的市场整合程度逐渐下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冀南地区与冀东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较高,交通条件、地理环境以及政府行为,对直隶粮食市场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叁部分以清代顺天府基层公职人员为例,探讨1771-1911年主要粮食价格与基层公职人员粮食购买力变化之间的关联,以此揭示清代粮价波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清代顺天府粮价整体呈上涨趋势,而基层公职人员的薪资长期未变且水平较低,降低了其粮食购买力,难以维持个人口粮需求,更无力供养家庭。粮价上涨与薪资低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胥吏的寻租行为日益剧烈,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社会基础。第四部分从气候和灾害、人口与耕地、交通条件、银钱比价、人为寻租、政府行为等方面考察了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气候对粮价的影响是长期而复杂的,灾害在短期内会导致粮食产量骤减,粮价因此上涨;人口和耕地间的矛盾导致清代直隶粮食供应更多依靠外来粮源,粮价受供需影响而上涨;交通条件对粮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运输成本上;漕政和仓储上的人为寻租导致贪腐,扰乱了正常的粮食市场;政府行为主要通过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间接影响粮价。第五部分通过对政府调控政策与社会应对方式的分析,发现粮食价格监控、省际粮食调配、促进粮食流通、国家仓储政策与国家荒政制度在粮价调控中起着主导作用,依靠地方士绅和富户的社仓义仓和民间赈济,作为政府调控内容的重要补充,两者在粮价波动的应对中共同起作用,构成了清代直隶粮价的稳定机制。总之,清代直隶地区随着人地矛盾不断加剧,亩均供养能力逐渐下降,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百姓生活日趋艰难,不利于处于政治中心的畿辅重地的社会稳定。导致粮价上涨的因素复杂多样,这些因素均会作用于粮食供需或市场因素,进而影响粮价变动。对此国家和社会做出积极反应,通过政府调控与民间赈济,以维持粮价稳定,保证百姓生活。以古鉴今,清代关于粮价调控的诸多方式,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汪晶石[8]2016年在《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文中认为朝鲜与清的私贸易是在公贸易的驱动下产生的,因此在其产生之初多在使行贸易的框架之下进行,随后逐渐形成规模可观的后市贸易,如北京会同馆后市、辽东地区的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等。因此私贸易与使行贸易、会同馆后市、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论题的研究对象为朝鲜与清私贸易,致力于梳理朝鲜与清私贸易的产生、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朝鲜与清多种贸易形式中的私贸易成分。本论题分为六个主要部分,分别对私贸易的主要形式——后市贸易的产生、北京会同馆后市、团练使后市、栅门后市以及民间私商的私贸易等若干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研究目的和意义、介绍当前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以及本文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点。第一章论述了使行贸易与后市贸易的产生。首先简要介绍了清(女真、后金)入关前的时代背景和双方关系与贸易的演变。然后叙述了使行贸易的性质、使行团的组织与行使路线以及两国贸易中的主要交易品,进而分析使行贸易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推理出后市贸易产生的必然性。本章还重点阐述了使行贸易与后市贸易的关系。分析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影响,如出使朝贡需要庞大的花费,而有些花费往往需要使行人员自行筹措,这就驱使了使行人员在出使之余进行一些私贸易,用以支应使行的花销或实现少量盈利。又如有些商品并不在公贸易的交易范围之内,而这部分商品又是两国有所需求的物品,因此也会出现朝鲜行使在公贸易之外进行私贸易的行为。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后市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使行贸易对后市贸易的带动。第二章重点论述了两国在北京的后市贸易。主要阐述朝鲜与清北京后市私贸易的形式与兴衰。首先提及了“八包”贸易问题,八包是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本金来源,以八包为本金产生的八包贸易是北京会同馆后市市场的主要贸易形式,本节从八包贸易的产生、发展、乱象到八包贸易的本金与利润以及八包贸易中所谓的“别包”或伪八包叁个方面对八包贸易加以分析。其次具体阐述朝鲜使行团在北京会同馆后市贸易中的私贸易活动,如清朝礼部对会同馆朝鲜馆的管理和馆禁制度的变迁、会同馆后市的主要经营者以及朝鲜使臣在购书过程中与会同馆序班的博弈。最后是关于北京后市贸易的衰落情况。从两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叁个方面的调整、变化对于北京后市贸易的影响分析北京后市私贸易衰落的原因。第叁章是两国在辽东地区进行的后市贸易内容。这一章内容较多,因朝鲜与清的边疆贸易在辽宁境内进行,赴北京之前朝鲜使团的大多路途亦在辽宁省境内,本章首先论述了团练使后市。朝鲜使行团入清后即分为两路,一部分前往国都北京,另一部分前往清的发源地陪都沈阳,这支队伍的首领名为团练使,故这支队伍在沈阳进行的后市贸易活动被称为“团练使后市”,而团练使后市即为后金入关前两国贸易的一种延续。本节主要阐述团练使后市的发展过程与如何获得朝鲜政府的承认、团练使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以及团练使后市废止的问题。其次论述了栅门后市。栅门是两国进行边境贸易的主要场所,栅门后市也几乎可以称为两国边境私贸易的代表。栅门后市由余马贸易和延卜贸易组成,本节首先介绍分析余马贸易的产生与发展,然后介绍延卜贸易,最后对两国使行贸易框架下的多种贸易形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第叁节为朝鲜与清辽东私贸易的主要参与者,除被两国政府赋予权力或承认的商人外,在朝鲜与清贸易交往中还活跃着大量不被政府认可或政府被迫默许的民间私商,这部分商人的活动往往为人忽略,但其也是两国贸易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本节对朝鲜私商与清朝揽头都做了介绍和分析。本章最后简述私贸易中有关违禁品的交易和走私活动。第四章为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梳理和界定了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及影响。本章首先主要阐述朝鲜与清私贸易的性质,首先对朝鲜与清贸易中的含有私贸易因素的主要贸易形式进行了整理,其后对朝鲜与清的公、私贸易属性做出辨析,最后再探讨这些含有私贸易成分的贸易形式的合法性。之后从两个方面分析朝鲜与清私贸易对两国的影响。本文的最后部分为结论。对正文中论述、分析、考证的观点及重点内容加以概述,同时强调笔者的核心论点及宏观性结论。
魏刚[9]2017年在《货币政策调整与中国公司营运资本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是宏观流动性管理工具,而营运资本则是企业流动性管理的主要工具,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营运资本政策产生最直接影响,是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机制的很好视角。本文以营运资本投资管理、融资管理和运营效率构建静态和动态结合的企业流动性分析框架,以货币政策作为影响企业理财活动的宏观环境为出发点,研究宏观流动性管理对企业流动性管理的影响。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践分析,对营运资本管理的理论研究现状和实践管理行为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并与美国和欧盟国家公司营运资本管理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其次,以企业资源配置理论、流动性风险理论和嵌入宏观变量的公司财务理论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营运资本政策的机理和影响路径进行深入研究,构建基于流动性管理的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营运资本政策的分析框架。再次,使用单变量差异检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面板多元回归分析和logit回归等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货币政策影响营运资本投资管理、融资管理和运营效率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和分析;将现金流稳定性和融资约束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不同特征的企业货币政策对营运资本政策的影响差异。最后,形成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并对本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1.中国公司流动资产配置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公司,但执行“激进型”营运资本投资管理的公司比例比其他国家低;使用短期资金满足营运资本资金需求的比例高于其他国家,营运资本融资管理偏于激进;营运资本运营效率比其他国家公司要差,差距最大的体现在存货项目管理。2.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财务风险和价值创造的均衡状态,促使企业通过营运资本投资管理调整进行流动性管理。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的营运资本投资管理越倾向于激进;现金流稳定性比较差的企业,会选择更加激进的营运资本投资管理,降低价值创造能力较差的流动性资源配置比例;融资约束程度会抑制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营运资本投资水平降低;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现金和存货对营运资本投资产生影响;在货币政策宽松期,企业重视营运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程度超过降低风险,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相反。3.货币政策通过改变企业的融资环境对企业融资的风险和成本产生影响,进而促使企业调整营运资本融资管理进行流动性管理。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越倾向于用短期融资来源满足营运资本资金需要,营运资本政策更倾向于激进;较差的现金流稳定性会促使企业在货币政策宽松期采用更加的激进的营运资本融资管理,而较强的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在货币政策宽松期采用更加的激进的营运资本融资管理;在货币政策宽松期,营运资本中的短期借款性融资对营运资本融资的影响大于商业信用融资,而货币政策紧缩期相反。4.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和需求约束对企业营运资本运营效率产生影响,促使企业通过调整营运资本运营效率从动态上进行流动性管理。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营运资本运营效率越高,但是较差的现金流稳定性和较强的融资约束均会导致营运资本现金周转期提高;在营运资本不同项目的周转期中,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具有替代融资功能的应付款项周转期影响现金周转期。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从流动性管理视角将宏观货币政策与企业微观流动性管理紧密结合,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增加新的视角;从营运资本投资、融资和运营效率等叁个方面构建企业新的流动性管理框架,丰富营运资本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 试论我国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D]. 郭春甫. 武汉大学. 2004
[2]. 试论政策时滞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J]. 郭春甫.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 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股市价格行为影响研究[D]. 董合平. 天津大学. 2006
[4]. 广州市房地产周期研究[D]. 黄黎明. 暨南大学. 2006
[5]. 房地产市场预警体系的研究[D]. 杨琳. 武汉大学. 2005
[6].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D]. 王瑾.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7]. 清代直隶地区粮价波动及其应对研究[D]. 黄玉玺. 中国农业大学. 2018
[8]. 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D]. 汪晶石. 延边大学. 2016
[9]. 货币政策调整与中国公司营运资本政策研究[D]. 魏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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