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主义、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市民论文,中国外交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10-0141-15
民族主义在中文互联网中已有十余年历史。①十多年来，它起起伏伏并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与中国外交的新因素。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与分析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②但从国家—社会框架下分析其意义及其对中国外交的作用的文献还比较少见。本文在问卷调查、访谈、网络观察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将网络民族主义纳入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阐释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相连接的表现和特征，进而探讨了作为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基本机制和限度。
一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所涉及的公共领域：特征与性质
近年来，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引人瞩目。③这一思潮和运动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力量的成长，又涉及诸多公共议题，因此有必要探讨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发展的关系。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在使用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两个概念时显得异常谨慎，因为它们主要源自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史的探索，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委实需要细致研究。下面先分析公共领域引入中国问题（包括网络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合理性，并以民族主义网站为基点来分析其所涉及的公共领域的特征和性质。
（一）公共领域引入中国问题研究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成为一个广为运用的学术概念，很大程度来自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卓越贡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在英语世界与中国学术界均引起巨大争鸣。④但将公共领域概念运用于中国，却存在着一些障碍和困境。一方面，哈氏所言的公共领域乃指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该概念背后有着很强的自由主义的假设，它依托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那些支持将公共领域概念运用于中国的学者，则从理论类型和历史类型的角度区分了哈氏的思想，即哈氏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包含了哲学与社会学两个不同层面，从哲学层面说，哈氏将公共领域视为一种信息交流和沟通的网络，于此可以形成公共判断。公共领域涉及人的理性与沟通能力，他相信理性的人们具有“未失真的沟通(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能力，在理想的公众沟通情形下，人们可以相互理解与诚实，这是现代公民的能力。⑤而他对西方社会公共领域转型的分析，则主要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从社会学层面而言，哈氏的公共领域思想可以延伸出广泛的意义，在非西方的地区使用并无不当。玛丽·兰金(Mary B.Rankin)指出，“由官方和平民共同承担的、公开的、公众主动的中间舞台的概念”，可能适用于中国，“这种领域要求国家的在场、一定程度的自治或主动的社会参与、对政策的社会影响以及公共利益的合法化”。⑥在此基础上，兰金使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来观察清朝晚期的一些社会发展情况。
互联网产生后，已有一些中国学者探讨它对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作用。有研究者以人民网“强国论坛”为例，认为网络民意（包括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政治批判和监督作用，网络中的论坛已不只是虚拟的网络社区，而是已经具有现实的公共领域的特征，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⑦齐立强指出了中国建构公共领域的困难，但也注意到了网络发展所带来的刺激和积极作用。⑧唐大勇和施喆也以“强国论坛”为案例，论证了“强国论坛”关于“中美撞机事件”的讨论中存在“虚拟社群”，而虚拟社群的存在是对公共领域的拓展，具有积极的意义。⑨
（二）涉外民族主义网站的公共领域特征
将兰金的公共领域定义以及前述中国学者的观点推演开来，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也具有鲜明的公共领域的特征。那么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所涉及的公共领域具有何种特征呢？
中国的民族主义网站主要是社会力量自办的网站。从类型上说，它包括国家民族主义网站和族裔民族主义网站，前者以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为典型，但涉美的反CNN网站(http://www.anti-cnn.com)的社会影响力最大；后者是中国国内不同民族所创办的具有族裔民族主义特征的网站，以汉民族主义网站数量最多，影响也比较深远。两者均涉及公共领域，但所涉及的议题差别甚大，其中国家民族主义网站与中国外交关系更为密切。下面以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为案例来展示其所涉公共领域的特征。⑩
第一，涉日民族主义网站的公共领域功能主要体现在网站论坛上。从各网站设置看，虽然各网站内容不尽相同，但栏目相似度较高，整体上呈现出“首页”加“论坛”的模式，且论坛占据绝对优势。网站“首页”的功能在于提供信息与资讯，是静态的，包括时政新闻、网站主题（“保钓”、对日索赔、抵制日货）、组织概况、爱国活动、侵华史实、社会捐助等。“论坛”则为网友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是动态的。网友可以通过注册成为网站会员，并在论坛中公开发帖，网站的各种宣传动员往往也是通过论坛发帖实现的。
第二，论坛内容以中日关系和涉日议题为主，但也包括其他议题。然而，涉日民族主义网站论坛的主题讨论区受关注度较低，网站主题在论坛讨论区中优势不突出，甚至长期落后于非专题讨论区。例如，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论坛的优势讨论区并非是紧贴网站主题的“索赔相关”，其“时事综合”区以55.6%的主题数和43.7%的帖数位列各讨论区之首，远远高于“索赔相关”28.6%的主题数和30.7%的帖数。民族产业网反日货联盟论坛中，“民族产业”区的主题数和帖数更是以3.1%和3.6%位列各区排行末位。与之相比，位列前两名的“中国与世界”区和“文化休闲”区，主题数与帖数分别为39.1%、22.1%和31.5%、48.6%。(11)这意味着论坛和网站的主题关联度比较低，网站的主题探讨有待深化。
第三，论坛的兴衰深受中日关系的影响，特别是一些事件的刺激。不少中国网民高度关注中日关系，一旦网民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其“反日”情绪便会一触即发，既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并迅速蔓延到其他网站。
第四，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虽然他们可以自主发帖和参与讨论，但事实上他们也深受网站维护者和创办者的影响。网站与论坛大多会根据网站主题、自身立场和观点对散布于互联网中的信息进行筛选，为了引发舆论关注或造成社会影响，网站与论坛通常会采取一些技巧性措施。比如，对中日关系中的某一问题进行热点关注，设置专栏并通过大量连续性的报道和评论使之成为网友心目中的“热点”；关注中日关系的负面新闻或“非主流”信息，渲染或扩大中日冲突与矛盾。此种方法往往引发网友大量偏激、狂热的言论，甚至导致“一边倒”的舆论倾向。
第五，该公共领域的运行还受到诸多力量和因素的影响和限制。目前，主要的挑战包括资金来源有限、技术和维护的限制、黑客的冲击和政府的监督，一些网站与论坛（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网等）受上述因素制约而不得不暂时甚至永远关闭。
（三）民族主义网站：公共领域与社会行动者的复合体
除具有公共领域的功能外，民族主义网站还显示出社会行动者的特质。民族主义网站主要是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或个人所创建和维护的，它们不是大型的门户网。虽然这些网站对海内外的网友持开放态度，但网站的宗旨、原则是由具有独特价值偏好和利益偏好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确定的，其主题鲜明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其板块构成、网络活动与网络交流也受到这些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影响乃至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网站只是上述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实现其目标的工具而已。当上述组织、团体和个人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网站来推进其事业与理念时，民族主义网站也就是上述行为体的延伸，从而显示出社会行动者的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主义网站是公共领域与社会行动者的复合体。
由于民族主义网站的行动者特征，中国的职能部门才更加关注它们的网络内外行动以及民族主义动员，也才会出现相关网站频频被关闭的后果。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来看，由于不同的原因，职能部门阻止了一些民族主义团体或网站发动（或推动）的、由积极的核心网友参与的网外行动。
从民族主义网站所主持和推进的网络内外的社会行动来看，它涵盖了马克斯·韦伯(Marx Webber)所说的四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性行动。(12)这主要是由民族主义行动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即民族主义行动可能是某种物质利益诉求驱使的，也可能是某种理念价值推动的，还可能是民族情感决定的，也可能是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习俗塑造的。(13)在上述行动中，网站扮演了特别的角色。
第一，网站为相关行动提供了便捷而低成本的平台，因此它整体上强化并放大了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第二，由于互联网虚拟实在的特征，情感性民族主义行动在网络内外更为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当然，具体的民族主义行动还得在具体社会环境下加以把握，譬如中日关系出现某些冲突或争议后，在中国大众的日本观的影响下，如果互联网特别是民族主义网站进行组织动员和推动，网络内外的相关行动便可能星火燎燃，规模庞大。从这一意义上说，网络民族主义仍然只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维度，它不是完全虚拟的，而是嵌入到整个社会中，是在网络内外联动的。第三，民族主义网站是一个扁平结构，具有去中心、去科层化、去地域的特点，这使得上述四类民族主义行动可以跨地域（乃至跨国）地渐次展开，从而形成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和戴维·龙费尔特(David Ronfeld)所说的“蜂拥(swarming)”行动模式，它不同于以往的波浪式社会运动，因为在网络动员环境下，分散的个体、小团体能够按照预定计划或动态联系来调整行动，并从不同方向聚集于一地或多个场所。(14)从阿尔奎拉和龙费尔特的界定看，上述民族主义网站所推动的社会行动或社会运动，属于社会层面的网络战(netwar)的构成部分。它是发生在网络层面的社会冲突，其行动与影响必定溢出网络，但它们有一套自己的学说和行动方略在互联网内外推行。这一网络战是信息时代诸多行动者（包括国家与非国家的行为体）在网络空间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存在，并展开软实力较量的体现。因此，民族主义网站具有双重身份，即它既是网络战的舞台，又是网络战中一部分涉日民族主义者和汉民族主义者增强自身软实力、实现自我目标的行动工具。考虑到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主要由社会小团体主导和控制，因此网站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事实上有些弱化，而其社会行动者的功能被强化和凸显了。
综上所述，互联网为中国的公共领域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各种民族主义网站及其论坛则推进了与民族主义议题相关的公共领域的发展。从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与论坛的发展看，它显示了部分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者对涉日议题的关注，他们的交流深受中日关系特别是相关事件的刺激，他们虽然自主沟通交流，但在议题设置等方面也深受论坛管理层和创办者的影响。这一公共领域的运行还受到资金、技术、黑客和监督者的制约。民族主义网站和论坛虽然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但它还同时具有社会行动者的特征，情感与理性杂糅其中，远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未失真的沟通”。
二 网络民族主义造就中国市民社会构造：在运动与组织之间
用市民社会概念来观察近代中国曾在学界引起过诸多争讼，但用它来观察当代中国则已没有多大分歧，国内有学者从市民社会角度考察过中国外交环境的变化以及它对中国外交的影响。(15)有关互联网对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积极作用，杨国斌等人也做了有益的探讨。(16)本文将网络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17)并认为，就中国的经验而言，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某些思潮和行动既处于网络市民社会中，它同时又生成了一些类型独特的市民社会构造(configuration)。
这一判断包括了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弥漫于各种类型的论坛和网站中，这些论坛和网站等具有市民社会的特质。其二，互联网中形成的民族主义QQ群、民族主义网站（如诸多涉日问题的爱国主义网站）、民族主义论坛甚至某些人气极旺的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帖子，都是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市民社会构造。这些网站、论坛甚至某些帖子拥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参与讨论和阅读，具有相关的讨论主题和旨趣，具有一定交往规则、交往方式和固定的交流场所，他们相对自由地表达和交换意见。
据前文的分析可知，上述网络市民社会构造还不够稳定，其组织化的程度也比较低，参与者理性辩论的程度也有待推进。(18)而且，由于这种网络市民社会构造的载体、参与主体和议题具有多样性，这些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和行为所生成的网络市民社会能构造出也呈现出多样性，有的相对稳定，有的变化性较大。一般而言，民族主义网站和论坛所生成的网络市民社会能构造出具有相对稳定的载体、议题和交流平台，但参与者的流动性比较大；民族主义QQ群的稳定性要弱一些，它们要么过于依赖事件的刺激，要么主帖者缺乏专业知识、精力和策略来凝聚人气，推进问题的探讨。(19)
这里使用的市民社会“构造”一词，是受到了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启发，埃利亚斯用“构造”而不是“系统”一词来界定由相互依赖的个体构成错综复杂的社会——从大的到小的，从生命力悠久的到昙花一现的。他选择这个词有很多理由，其中之一是它的含义比较开放，有动态特征。(20)我们知道，西方市民社会多以类型多样的社会组织为核心特征，而中国市民社会的组织形态特征较弱，政府对于市民社会组织的建立顾忌较多、限制较多。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曾指出，要想在中国的语境下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必须强调其行为（而非纯组织的）含义。(21)换言之，要辨别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因素和特点，需要将中国市民社会的因素置于社会运动之中而非正式组织范畴。这一运动态势说明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因此“构造”一词仍可体现其特点。但与魏氏所言不同的是，通过考察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论坛的变迁和民族主义网站的演进，笔者认为，中国市民社会除了仍然具有社会运动的特征外，它业已在运动和组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机制化与准组织化的构造与生存方式，这恰恰是使用“构造”一词的关键所在。
说其具有社会运动特征，是因为中国市民社会往往是在社会运动中体现出来的，而这些社会运动经常由事件刺激生成。就网络民族主义所推进的市民社会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特点。譬如，大众民族主义的QQ群、论坛在前文所阐释的事件刺激中红火一时，而事件平息下来后则大大弱化；又如，一些民族主义网站也因社会运动或重大事件而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关注度，一旦事态平息后，它的浏览量、网民的参与度便大为下降。(22)
然而，更为值得期待也更为重要的现象与发展趋向是，由于民族主义论坛、民族主义网站的存在和持续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在运动和组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机制化与准组织化的构造与生存方式。说它是机制化的，是因为民族主义论坛、民族主义网站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平台来探讨相关的民族主义议题，一些核心网友长期在这些论坛上发帖子、跟帖，引领网友交流和讨论，构造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多元价值体系。它们甚至开展一些网外集体活动（譬如，代表网友向相关部门乃至外国在华使领馆进行交流和沟通）或其他公共活动（在小圈子内就公共议题进行交流或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公益活动、研讨会等(23)）。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以民族主义话题为切入点的民族主义论坛和网站加强和扩大了同类群体的弱纽带(weak tie)联系。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言，互联网特别适用于发展多重弱纽带。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陌生人形成弱纽带，因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使得社会特征在限制甚至阻碍沟通上没有什么影响。(24)无论他们是在线网络空间还是下线后的网外社会，这些旨趣相似的民族主义者相互连接，各自扩大了社会交往，超出了原有的行动边界和认知边界。这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乃至国家利益的维护都是有益的，也为个人主义扩张的当代社会增加了集体感知并强化了民族国家的社会纽带。
说它是准组织化的，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其一，某些民族主义网站本身是社会组织(25)的门户网站，它带有组织性。其二，有些民族主义网站是个人或一些群体所创办的，但它不像影响力比较大的门户网站那样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其民族主义宗旨明确，网站运行目标明确，在一部分理念类似的核心管理层的掌控下，(26)民族主义网站也已经具有准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们在网站上表达其思想，在网络内外组织活动，并进行社会动员。至于那些民族主义论坛（如中华网军事论坛），也在较小程度上显示了准组织的行动特征。
总之，网络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空间下中国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由于互联网的独特性，它又塑造出独特的网络市民社会构造，并在运动型市民社会和组织型市民社会之间找到了机制化与准组织化的运行模式。
三 涉外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机制与边界
毛泽东时代，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与大众的民族主义高度重合，频繁出现的大众民族主义行动大多是政府组织的，但同时也是当时大众真实的情感表现。邓小平时代，中国基本取消了政府组织的针对外国的大众民族主义示威游行，大众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低谷。冷战结束后，由于中国社会力量加速成长、社会力量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已经很难控制大众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大众网络民族主义也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中国的外交进程，并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新因素。下面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阐释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主要机制以及这种影响的有限性（见图1）。
图1 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机制
（一）国家—社会互动之一：政府决策理念变化与互联网治理职能
作为社会力量的民族主义大众在网络内外表达主张、展开行动能够影响中国外交，与政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调整息息相关，它是中国外交决策部门理念变化的结果。王逸舟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领域正出现悄悄的转型与革命：强调“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与中国大力强调民生相一致，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公民海外权益的保护；在强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之必要性的同时，自身也更加注重外交学习与制度创新，越来越认真地在国内推进外交决策民主化（特别是大众参与的进程）。(27)
具体到民族主义议程上，目前，中国外交部注意到了网络中的大众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并有专门的机构了解网络上的民意。外交部官员们还通过在线交流等方式与网友对话，其目的既在于与网友沟通、向网民学习，也在于疏导网民情绪，让网民有一个适当的表达渠道。譬如，自2001年11月28日开始，外交部网站开辟了“外交论坛”，会有一些外交部官员不定期地与网友在线交流，到2010年9月，已有42次嘉宾在线访谈。2003年年底，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网站上接受网友提问，成了外交部“网上做客”的最高层政府官员。外交部长助理沈国放曾指出，外交部的公众外交处每天都在下载网络民间声音给部领导看，外交部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或者是在研究对问题的处理方法时都会考虑到来自民间的呼声和看法。(28)
为了不影响中国外交大局，为了平息网络空间内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关部门采取了引导、管理等手段，履行网络治理职能。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考虑到民意以及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关注、疏导网络内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宣部和外交部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9)中国的相关部门还抑制了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酵和升级。譬如，2002年4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事先没有征兆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部分黑客拟对日本网站发动进攻。中国互联网协会与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计算机网络应急协调中心合作，召开会议部署应急防范措施。2002年后，中国民族主义黑客大规模的对外攻击没有再出现过。由这一表态和相关事态进程可知，中国政府是比较理性地从法律层面看待民族主义黑客行动的，也遏制了民族主义黑客的行动。
2008年，由于“西藏问题”以及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争议，中法关系恶化，中国民众在海外通过互联网等手段表达了爱国热情，并有一些人通过互联网动员来抵制法国。在形势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有关部门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措施来降低和预防冲突的烈度。譬如，有媒体报道，“家乐福”最近成了热门词汇，相关信息大量涉及中法关系、“藏独”等字样，可能存在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所以被屏蔽了。(30)
（二）国家—社会互动之二：大众民族主义动员能力强大且所涉问题敏感
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能力强大，(31)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敏感且比较棘手，它既经常关乎中国的形象，又频频牵涉重要的中国国家利益，这对中国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审慎对待。
网络民族主义包含了社会思潮和社会行动两个不同的面向，它们往往与中国外交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因此正成为中国外交新的舆论环境和行动环境，政府需要审慎对待。譬如，九一一事件后，不少中国大众在互联网内外公开赞扬恐怖袭击，这样的言论有损中国形象，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此加以引导并加强互联网上极端反美言论的管理。又譬如，在对日关系上，民间“保钓”等行为（包括网络内外）给政府外交造成了巨大压力。2004年3月24日，16名民间“保钓”人士到达钓鱼岛，但其中7人被日本警方拘留。这在网络上引起了大规模的“保钓”行动。中国政府最初对此非常低调，一些民间力量批评政府过于软弱，互联网中反日网站因应剧增。网络内外的舆论让政府陷入困境：一方面，如果对“保钓”事件过于低调，则得不到大众的理解，如果对民间“保钓”采取压制行为，则会激起民怨、激化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外交部等机构如果采取高调而强硬的做法，则会激化该问题，进而影响中日关系。但在两天后，中国政府严正交涉并要求日本政府认清形势的严峻性，无条件释放被捕中国公民，否则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进而损害中日关系，由此引发的后果必须由日本承担，给人的印象是积极回应国内大众的诉求。(32)
大众民族主义的压力是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新形势。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该机制的作用力日益彰显。互联网时代，当发生了某个与中国外交相关的事件后，大众很快通过该平台获得信息，而中国外交的应急管理体系有时表现较滞后，这会引发大众的批评与不满。而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以及政府对稳定的关注，强化了大众民族主义作为压力性因素。
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并不止于网络空间，由于大量签名、请愿、递交意见、游行示威动员等行动，网络民族主义在对日关系中的诸项敏感问题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民族主义业已对铁道部的决策（京沪高速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也对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影响，给政府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制造了压力。
（三）国家—社会互动之三：大众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强导致国家社会关系的嬗变
互联网为普通大众迅捷地提供诸多外交信息，这意味大众的权力相应提升，它将影响着国家—社会关系的运行。社会权力有诸多来源，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eal Mann)曾从四个维度探讨社会权力的来源，即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发展。(33)曼是从领域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权力的来源的，他并没有直接讨论信息与权力的关系，但在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强调信息获取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强调知识就是权力。约瑟夫·奈和威廉·欧文斯(William A.Owens)指出，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代表权力，一个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拥有权力。(34)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预测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权力基础正发生巨大而实质性的变化，以知识为基础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35)卡斯特甚至以网络社会来界定后工业社会，进一步从社会理论层面显示了当代社会中信息的重要性。理论上，信息既是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知识生产的利器。互联网的出现让普通网民很快可获得高质量的信息，这迫使国家外交更加透明化，(36)国家外交的神秘色彩弱化，这对现代国家的监控和决策而言是一个巨大冲击。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精辟地分析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别，标志之一是前者的监控最大化。在现代的、和平的国家里，信息控制连同其迅捷的通讯、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产生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但吉登斯同时认为，监控是国家行政力量的必要条件，不管这种力量的目的何在。它不仅与多元政治有密切联系，而且同公民身份权利的实现有特殊的关系。(37)
互联网出现后，国家行政力量难以全方位控制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渠道，普通网民可以获得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各种信息资料。虽然行政机关获得信息的能力也在增强，但大众获得的信息能力增长更快，这是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中一个新的维度，它对两者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新的冲击。
（四）国家—社会互动之四：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引发国内外传媒议程介入
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往往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报道和分析，媒体的介入扩大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影响力，增强了大众民族主义者的话语权，迫使政府不得不关注它并与之互动。
第一，国外媒体的介入。中国外交系统强调外交无小事，当国外媒体和各种力量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大众民族主义者通过互联网释放出能量并加以报道和讨论后，外交部门势必密切关注这一日益活跃、自主甚至有些“刺头”味道的社会力量。除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媒体多次报道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外，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经常遭遇世界各地记者就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所提出的问题。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上提供的各种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类型的网络民族主义是西方媒体比较关注的：其一，怀疑与指责中国的民族主义黑客（民间与官方）对西方的攻击（缺乏足够证据支持）。其二，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海外传递过程中，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者在互联网内外对法国、美国等国家和一些势力的挑战做出的激烈回应。
第二，国内传媒的介入。虽然互联网是一种新媒体，但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作用还有赖于中国传统媒体的介入和持续报道，而互联网等因素推动的中国传统媒体的转向也是影响中国外交的一个因素。
中国媒体功能与特点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新的影响。(38)中国传统媒体功能发生变化是众多因素推动的，而互联网的竞争及其提供的机会也是影响因子之一。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非常迅速，而网络社会能就敏感问题自由且大胆地加以讨论，这一趋势会倒逼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另外，网络上的热点问题也可以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新素材，由此我们可以在传统媒体上看到大量关于网络空间下的民族主义黑客、汉服运动、涉日民族主义、涉美民族主义的报道，这些报道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网络民族主义行动的社会影响力，加强了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舆论地位。
（五）大众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有限性和边界
虽然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从多个层面介入、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进程与外交决策，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中也不乏一些值得警惕和关注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侵蚀了网络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在与政府互动中的地位。另外，大众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政府的互动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目前，网络民族主义与政府的互动还处于机制化的初级阶段，尚未出现良性的国家—社会力量的互动模式。一方面，就社会力量而言，网络民族主义所涉及的公共领域远不是“未失真的沟通”，即情绪性张扬而理性沟通不足，网络民族主义所造就的市民社会构造也只是为运动型市民社会向组织型市民社会演进提供了中间环节，它远未成熟；另一方面，就政府而言，虽然政府的决策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与网民之间业已建立一些互动途径，但它不足以促使相关政府部门就涉外议题与网民展开制度化、规范化的沟通。换言之，现阶段，它们之间的互动呈现出单向权力关系与弱相互制约关系的特征，即网民难以真正在权力关系上制约政府，它彰显的是表达权，但知情权与监督权却难以具体实施。在外交为民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政府常以学习者和引导者的姿态出现，常出现网民情绪“热烈”而政府相对“冷淡”的局面，政府部门可以选择性地回应与处理民族主义的网民的情绪和意见，因此这样的政治参与具有不对称性。对此，诸多网友称自己的爱国主义涉外运动是“白开水”，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以上情况均说明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有限性和边界。
四 结论
中国大众的网络民族主义正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外交的新变量。从公共领域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网站及其论坛推进了与民族主义议题相关的公共领域的发展，但远未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未失真的沟通”。由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底色，完全的“未失真的沟通”也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而已。我们在讨论民族主义网站和论坛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与特征时，还要注意其社会行动者的特征，民族主义网站是公共领域与社会行动者的复合体，它不同于一般的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的角度看，网络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由于互联网的独特性，它又塑造出独特的网络市民社会构造，并在运动型市民社会和组织型市民社会之间找到了机制化与准组织化的运行模式。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因其信息获取能力增强、社会动员能力增强、所涉问题敏感程度较高、引发了国内外媒体介入以及决策者执政理念和方式的变化进而能够影响中国外交进程与决策，但这种影响仍是有限的。
［收稿日期：2010-05-13］
［修回日期：2010-09-06］
注释：
①香港学者邱林川认为，中国最早的网络民族主义可追溯至1997年。参见邱林川：《中国的因特网：中央集权社会中的科技自由》，载［美］曼纽尔·卡斯特主编，周凯译：《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②目前，最详尽地阐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专著是：Xu Wu,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Evolution,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New York: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也有一些论文谈及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譬如，Jack Linchuan Qiu,Chinese Nationalism on the Net:An Odd Myth with Normalcy,Unpublished Manuscript Sub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of 2001; Chou Pei Ha,"Internet Activism and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Internet as State Activation Apparatus in the Anti-Japanese Protest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47th Annual ICA Convention,San Diego,USA,March 22-25,2006.还有一些文章专门分析中国互联网上的反日民族主义以及军事网站上的民族主义，参见Shih-Diing Liu,"China's Popular 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Report on the 2005 Anti-Japan Network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Vol.7,No.1,2006,pp.144-155; Yongming Zhou,"Informed Nationalism:Military Websites in Chinese Cybersp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4,No.4,2005,pp.543-562.
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教授戴维·哈罗德(David Herold)甚至在与笔者的邮件沟通中指出，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为有名的。
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专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在英语世界中，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等人深入地讨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参见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IT Press,1992.
⑤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
⑥［美］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的观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198页；赵文词(Richard Madsen)也从道德的层面讨论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对中国的启示，参见赵文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议程》，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240页。
⑦蒋亚平、王君平：《虚拟的网络社区现实的公共领域——浅谈强国论坛对公共领域的重构抑或转型》，2004年4月，该文尚未正式发表。转引自赵金、闵大洪：《对话闵大洪：网络舆论——民意表达的平台》，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10/22/content_2115745.htm.
⑧齐立强：《新媒体条件下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前景》，http//ruanzixiao.myrice.com。
⑨唐大勇、施喆：《虚拟社群抑或公共领域——以强国论坛“撞机事件”的讨论为例》，载邓昕昕、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411页。
⑩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主要有：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网、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网、9·18事件纪念馆网、中国保钓志愿者网、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网、中华保钓协会网、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网站；南京大屠杀史实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上海淞沪会战纪念馆网、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网、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网、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网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网、中华抗日同盟网、中国抗日网、大中华抗日爱国网、东北抗日论坛、江西抗日联盟论坛、Xriben抗日论坛、japanover日本完了网、反日右翼联盟网、反日先锋网、爱国者同盟网论坛、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网、民族产业网、血铸中华网、中国9·18爱国网等。
(11)查阅时间为2008年8月5日。
(12)［德］马克斯·韦伯著，杨富斌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
(13)民族主义理论中所涉及的工具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情感论和民族主义是古代以来的社会现象等论断便分别支撑着上述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
(14)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he Advent of Netwar(revised) "in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eds.,Networks and Netwar:The Future of Terror,Crime and Military,2001,Rand Paper,pp.12-13.
(15)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8-38页；郝雨凡、林甦主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6)Guobin Yang,"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sian Survey,Vol.43,No.3,2003,pp.405-422.
(17)一些人从理论上质疑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共存性，因为在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关联紧密的个人主义、多元论相背离，因而两者实际上是对立而不是交融的。笔者认为两者间可能存在亲和性，但这里限于篇幅而不展开论述。
(18)根据笔者对中华网军事论坛帖子标题和帖子内容的抽样分析，这些帖子具有以下特点：(1)语言的情感性与暴力性明显；(2)偏爱强硬立场；(3)一定程度上喜欢批评本国政府；(4)一定程度上将主帖议题与国内无关的问题关联起来；(5)自组织与参与方式具有多样性；(6)跟帖内容欠成熟与深入。
(19)中华网军事论坛编辑封立鹤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他一共有200多个QQ群，因为有大量的网友邀请他参与，但他只是参与其中十多个QQ群的讨论和活动。
(20)［德］斯蒂芬·门内尔、［荷］约翰·古德斯布洛姆：《导言》，载［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刘家林译：《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1)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140页。
(22)国外有专门的网站(http://www.alexa.com)检测网络排名、网络使用数据。使用A1ex网站检索系统，可以看到反CNN网站、中华网访问流量的衰变。笔者在访谈中华网编辑时，也得到了印证。
(23)一些军事论坛编辑和核心网友还组织召开过军事网站发展、信息安全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赢得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关注与积极评价。譬如，2007年8月4日，由全球防务网、亚东军事网、鼎盛军事网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军事网站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内主要军事网站负责人或者军事频道主编。会议以“中国军事网站的发展与合作”为主题，围绕“军事网站未来发展前景、军事网站之间的合作、如何解决个人军事网站运营中的难题与困境、个人军事网站与媒体合作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进行了探讨。2008年10月23-24日，全球防务网、飞扬军事网、亚东军事网、鼎盛军事网在北京联合举办“中国防务新媒体安全论坛”。上述会议说明，网络空间下成长与活跃的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社会性力量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参见李健：《2007年第一届中国军事网站发展研讨会圆满结束》，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14-67693.html，2007年8月5日；李健：《关于举办“中国防务新媒体安全论坛”的通知》，2008年9月17日，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14-91235.html.
(24)［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445页。
(25)这些社会组织往往没有通过民政部门的审核认可，或绕开民政部门的限制在中国香港等地成立。
(26)就汉民族主义网站的变迁来看，原有网站的核心管理层如发生大的理念与利益的分离，相关人员可能会出走，并建立自己掌控的主题类似的网站。
(27)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8)沈国放在回答网友问题时做如是回答，网友的问题是：您及外交部其他领导是怎样看待和评价我们这些来自民间的外交意愿、呼声与思想的？外交部领导平时是如何关注包括外交论坛在内的“网络民间声音”？参见http://bbs.fmprc.gov.cn/board.jsp?bid=39.
(29)《外交官作中日关系报告会：合作双赢符合两国利益》，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4-20/26/565222.shtml；吴建民：《维护好国家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做到爱国》，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4-22/26/566103.shtml.
(30)夏命群：《北京市网监处称将“家乐福”在搜索引擎屏蔽》，载《京华时报》，2008年4月30日。
(31)通过互联网内外的联动，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声势，动辄可形成数十万、上百万的签名，这说明了其自我动员能力十分强大。参见韩轩：《网络民族主义发轫、百万签名递交日本驻华大使馆》，载《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9月19日。
(32)洪浚浩：《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决策》，载郝雨凡、林甦主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3)［英］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4)Joseph S. Nye,and William A. 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Vol.75,No.2,1996,p.20.
(35)［美］阿尔温·托夫勒著，刘江等译：《权力转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36)蔡翠红：《互联网与美国外交的透明化》，载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2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245页。
(37)［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9-360页。
(38)蒋昌建、沈逸：《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第4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