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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积极参予了党和国家有关西藏的重大决策与活动，为西藏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致力于西藏和平解放
建国初，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为和平解放西藏作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揭露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表明中央人民政府的严正立场和态度。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本世纪初以来英、俄等西方国家策动西藏上层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特别是解放前夕英、美帝国主义的不断破坏，西藏地区汉藏之间的矛盾相当严重。1949年7月8日，西藏部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英、美等国反华反共势力挑唆、策划下，制造了“驱汉事件”，搞所谓“西藏独立”。针对这一阴谋，周恩来于同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严正指出：“我们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如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阴谋”，〔1 〕促成会议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2 〕从而使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以立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
其次，督促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谈判。自1950年1月起， 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与西藏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再三要求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进京商谈和平解放事宜，并指示中国驻印度代办申健多次与在印度的西藏地方官员接触，传达中央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督促西藏地方政府尽快派出正式代表北上。虽然这些努力为西藏亲帝分子所拒绝，但却得到了西藏地方当局中的爱国进步势力的积极响应。这就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再次，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主义分子对中央政府的劝告与等待置若罔闻，并加紧分裂活动，企图利用英国殖民侵略所造成的中印在西藏问题上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作为重要的国际支持。针对西藏分裂分子的阴谋，周恩来利用印度、英国承认我国的有利条件，同他们交涉。1951年3月21 日，周恩来通过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向印度政府表明了我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和基本政策。周恩来的严正立场与友好态度，得到了印度政府某种程度的理解。周恩来另外通过与英国的交涉，也得到了英国政府不干涉西藏代表团来京的保证。这些都使西藏分裂分子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西藏地方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接受了和平谈判。
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固然主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党和国家英明决策的结果，但与周恩来的种种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尤其在外交方面，他更是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二、促进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根本性政策，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协议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这方面，周恩来不仅参予了大政方针的制定，而且还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首先在行政体制方面，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有步骤、稳步而又积极地加强区域自治建设。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班禅于1954年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表现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根据这种情况，中央决定不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而直接进入筹备成立自治区的阶段，以加快西藏区域自治的进程。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在他的主持下，西藏先是成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1955年在此基础上又酝酿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亲自对筹委会的人事作了安排，指示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依靠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合在一起筹备，以体现真正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原则，从而在行政体制方面为西藏自治建设打下了基础。 1959年，由于达赖集团叛逃，周恩来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由筹委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爱国人士班禅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这实际上是加快西藏自治建设的又一有力步骤，它为后来的自治区政府准备了班底。
周恩来不仅关心西藏区域自治的建设，还要求要真正地尊重西藏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帮助自治建设。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民族主义”。〔3〕1956年4月，西藏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特派代表团前往祝贺。周恩来强调代表团应把这次访问看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应本着真正的民族平等、尊重他们的心情到那里去。提醒大家应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实际工作中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事前要得到达赖和班禅及其官员的同意。代表团这次到西藏访问，加强了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帮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会议得到圆满的成功，提高了藏族人民对于中央有关政策的认识，密切了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这对西藏区域自治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周恩来和中央有一个共识，认为凡是少数民族的事都应当经过他们的领导人。因此，争取西藏上层人士同意区域自治，就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此，周恩来亲自多次做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同时调节他们内部之间的关系。1957年5月1日，他找达赖谈话，就达赖和班禅的关系问题，明确表态达赖在西藏的领导是主要的，班禅是帮助达赖领导。达赖叛逃后，责任历史地落到了班禅身上，班禅是一个爱国人士，至1962年，西藏在平叛和民主改革完成后局势又比较稳定，成立自治区条件已经成熟。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召集在京的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主要领导人物，向他们说明了形势，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督促他们立即成立自治区。
在党和人民政府以及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西藏自治区终于于1965年成立。这里面也凝结着周恩来的心血，他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三、领导平叛和推行民主改革
各民族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实现各民族繁荣的关键是社会改革。根据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党和国家确立了西藏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民主改革毕竟是一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部分不甘心既得利益丧失的反动上层人物的反抗乃至武装叛乱。既要改革，又要力争和平；既要平息叛乱，又要防止演化为民族对立，这的确是一大难题。周恩来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领导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而又艰巨的使命。
（一）坚持贯彻党对西藏采取的“慎重稳进，耐心等待”的政策。周恩来代表中央对这条方针作了具体阐明，指出：“各项改革必须得到当地人民的同意和领导人物的同意，要经过领导人物。只有在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时才能改革。对西藏的改革，也要一步一步的，也不能急。”〔4〕1956年， 正当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表示最大的诚意，决定西藏暂不改革。周恩来在同达赖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5 〕周恩来的上述讲话，对团结、争取西藏上层爱国人士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武力平叛与政治分化相结合。和平改革并不是不平叛，周恩来对此历来坚定，强调“哪里有叛乱，我们就要在哪里平。这一点是不能放弃的。”〔6〕1959年3月，原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把中央关于耐心等待和争取和平改革的政策看作软弱可欺，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反对“和平协议”的贯彻实施，阴谋策划“西藏独立”，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央及时确立了一边平息叛乱，一边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3月28日， 周恩来严厉谴责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等种种罪行，命令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为了教育与争取西藏广大人民与多数上层人士，撕破叛乱分子所谓维护民族利益、宗教利益的伪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叛乱的原因很清楚，叛乱头子就是要维持他们的统治秩序，维护压迫剥削制度。他们提出了欺骗人民的口号，说是为了维护民族、宗教利益，这是假话。平叛和改革才真正挽救了民族和宗教的危亡”。〔7 〕从而赢得了广大西藏人民和多数上层分子的同情与支持，极大限度地孤立了少数反革命顽固分子。
（三）坚持和平改革。平叛的结果，必然会消灭压迫和剥削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在指导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周恩来仍然坚持中央既定的和平改革和区别对待的政策，把自上而下的民主协商和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他在与班禅谈话时指出：我们讲和平改革，是表示我们的政策方向。经过工作宣传，使大多数贵族和二地主改变态度，赞成改革。改革要注意三点，一是要尽量争取上层的大多数赞成改革；二是改革不要破坏生产力；三是安置上层，对上层采取赎买政策。他指出，对上层采取赎买政策，西藏的改革就会搞得顺利，对外也会有良好的影响。〔8〕
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受到了广大藏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与支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基本上平息了反革命叛乱，而且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西藏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证明，周恩来是无愧于他的使命的。
四、关心西藏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周恩来历来十分关心西藏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始终把它当作大事来抓。早在建国伊始，他在致达赖的信中就指出：“帮助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侣人民进行工商业及其他有利于人民的建设，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确定政策。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遵循着这一政策，因为这是符合西藏僧侣人民的愿望和祖国利益的。”〔9〕关于西藏的经济建设， 周恩来前后作了一系列指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国初期，他根据西藏地理位置偏僻、人口少、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极度落后的现状，指出各项建设事业不能急，要一步一步发展。西藏是个宝库，以后可大大开发。要大发展，仅有公路还不够，还需要修铁路，还要发展人口。要争取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赶上内地。西藏要逐渐发展，有些旧的制度就需要改革。在现有的条件下，应当着重搞好农业、牧业和商业。以后他又提出要搞工业，要实现工业化。他指出：“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10〕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实际上是为西藏的经济建设作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二）他认为，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稀少。他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削弱政策所造成的。因此，他建议实行宗教改革，主张信教的人也要有人的一般活动，进行物质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毫无疑问，这对于西藏人口兴旺和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
（三）在西藏民主改革和平叛过程中，他提出改革不要破坏生产，要注意保护农牧业和工商业。民主改革后，他提出要防止和纠正在西藏的过早的合作化和某些过左的行动。他的这个意见，形成对西藏实行“稳定发展，休养生息”的基本政策。同改革前的1958年相比，1965年粮食产量增长88.6%，牲畜增长54.1%。
（四）要求汉族地区帮助西藏发展，指出这是汉族应尽的责任，并把它定为长期的政策。
回顾周恩来对西藏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深切感到这种贡献来自他的最深厚的民族情结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来自他的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来自他的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高超的斗争艺术。这些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注释：
〔1〕〔10〕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40、380页。
〔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18页。
〔3〕〔4〕〔5〕〔6〕〔7〕〔8〕 《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第35、34、36、42、50、42页。
〔9〕《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