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创新”泼点冷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戏剧舞台上的名著改编成为热门话题。北京人艺去年上演的曹禺三部名剧，观众几乎认不出《日出》与《原野》；最近林兆华导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手法让熟悉莎翁的观众瞠目结舌，让不熟悉该剧的人如坠云里雾里。遭遇如此命运的远不止于西方的经典剧目，也不限于话剧。从《窦娥冤》《西厢记》，直到《红楼梦》《梁祝》和《孔乙己》，再到所谓全本《牡丹亭》，有多少剧目重新上演时不被一改再改？
我们并不反对改编。大师们留下的经典剧目被任意地改动，已经成为中国戏剧界近几年里最常见的现象。所有这些改编都有一个极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创新”。
在我们的戏剧界乃至整个艺术界，艺术家们总是不断地、甚至经常是随心所欲地创新，令人眼花缭乱。它极像拆了真庙盖假庙的闹剧，它源于创作者想在历史某一页上歪歪斜斜地涂抹上自己墨迹这种功利小人的私欲，更源于对经典作品为所欲为的改造很少受到知识界与理论界广泛的批评与谴责，相反，它尽可以欣欣然地品尝着来自各界盲目的无尽赞扬。
因为我们的艺术理论一直无条件地信奉创新的价值，而对所有重复与模仿的艺术行为嗤之以鼻。在我们用以分辨文学艺术作品水平与价值高低的无数条标准中，“创新”向来是最少、甚至从未受到过怀疑的一条。
我们的文艺理论书总是引用那句老掉牙的名言——第一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庸人，第三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白痴。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人们心怀对模仿的恐惧，拼命追求新的艺术手法、新的艺术内涵、新的艺术风格，假如这些都无力追求，那么就追求新的外壳与包装。
这样的理论背景培育和诱导了许许多多对大师与经典的“重新演绎”，说是要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重新解读大师和经典，一方面，据说这是为了使经典作品能够与现代人的心灵产生共鸣；据说经典作品的重新上演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人的改造和重新解读，表现出某些“新意”。
在总是不惜用最美好的辞汇赞美创新，用最不屑的口气谈论重复与模仿的语境里，数十年来，艺术家们匆匆忙忙地走在创新的路上，不肯重复别人，甚至都无暇重复自己。诗人们在不断创新，新手法层出不穷；小说家们在不断创新，新“主义”逐日更替；理论家们也在不断创新，新观念蜂拥而出。连流行歌曲也像工业流水线般每周推出“原创音乐榜”，一首歌刚刚露面就已经过时。所有作品所有手法所有风格都有如过眼烟云，等不到成熟就早被淘汰。艺术之树上到处可见青涩的果实，令人不堪咀嚼。
我们的艺术家就像一群狗熊冲进玉米地，急匆匆地努力掰取每只进入视野的玉米棒子，一面收获，一面也在遗弃，最后留下的那只棒子甚至都未必最好。经历了这种狗熊式创新的多年努力，我们的艺术领域究竟存留下多少，而不经意间遗弃的又有多少？
对艺术创新毫无保留的赞美，与对模仿毫无保留的蔑视，总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理论潜在的一个理由，就是模仿很容易、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种人人都能够做的简单劳动，而创新却是惟一困难的、真正具有原创性的。
但是，我们的艺术理论却忽视了另一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模仿很难，创新却非常容易。谁都可以高喊创新，都可以创出新，然而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学习、模仿某个大师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得其真传？模仿与继承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需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勤学苦练，即使付出了如此大量的努力，还需要天分和悟性，才能学得会，学得像。而当懒人们不想为学习与模仿付出艰苦的劳动，或者竟由于天资不够，没有能力模仿得稍微像样一点，他就有一个最好的借口来遮掩自己的拙劣，堂而皇之地说是在“创新”。因为创新无从衡量，只需要不同于前人；而学习与模仿，则有一座高山矗立在面前作为参照。
我猜测这个时代的艺术界一定在流行着某种渗透在骨子里的懒惰和平庸，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懒惰和平庸会包裹着如此高雅的伪装。由于懒惰和平庸，我们生活在一个最拒绝模仿与重复而显得最具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时代，然而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同时，不止一个门类的艺术在急剧滑落，滑落到业余水平。
就连艺术院校的师生也不能够获得良好的传统教育，因为在鼓励创新的大合唱中，艺术学院竟成了最卖力的领唱。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艺术院校都是通过教学强制性地对学生进行模仿与重复训练的场所，通过一代又一代新人对前辈大师的努力承继倡导与实现艺术的绵延，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传统，有效地维护着社会与艺术对经典的承继。然而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学院派”——那种作为艺术领域必不可少的保守势力，制约着艺术的发展方向，以保证艺术始终在坚实地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行进的学院派——已经不复存在。缺乏学院派的艺术环境是非常危险的，没有学院派以及像学院一样讲究师承的艺术环境，艺术必然失去可以衡量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它也就必然成为一种“创新”的竞赛。
创新本该是艺术极高的标准，现在却成了蹩脚的末流艺术的托辞。创新本该是经历大量的学习与模仿之后，对传统艰难的超越，它是在无数一般的、普通的艺术家大量模仿和重复基础上偶尔出现的惊鸿一瞥，现在却成了无知小儿式的涂鸦。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模仿和重复大师的经典，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去创新——然而创新是无法教会的，所以这只能是一种徒劳的艺术教育。
只有在艺术长时期停滞不前的特殊时期，创新才能作为推动艺术前进的良药偶尔用之。在更多的场合，本该由对大师及经典的学习、模仿和继承，构成一个时代的艺术主流。
无怪乎我们的艺术没有主流。
诚然，在艺术发展史上，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艺术的发展依赖于创新推动。但艺术的发展是阶段性的。从一个阶段跃入新阶段，固然需要创新，然而构成每个阶段主体的，正是大量的模仿与重复。
更何况，艺术家——哪怕是最优秀的艺术家，也并非每天每时、每次创作都在不断创新。绝大多数伟大艺术家的生命过程中只有很少创新，他们经常重复他人，重复自己。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重复与模仿的历史。因为杜甫不断被重复和模仿，因为杜甫不断地重复自己最为喜欢和擅长的那种表现手法，因为杜甫为后代诗人提供了多重的模仿可能性，才有了盛唐诗歌的繁荣和晚唐诗歌的气象；杜甫是伟大的，然而唐诗不是杜甫一个人能够写就的。杜甫也不是一首首孤立的诗，是数以百计、千计多少有些相似的诗。
经典作家不怕模仿与重复，商业化的艺术机器也从不拒绝模仿和重复。
人们需要在不断的重复中，理解一种作品，接受一种情感，学会一种生活。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使那些具有创新价值的作品中所包容的独特内涵得以充分阐发；成为人类生活与情感新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创新，都必须经过大量的模仿与重复，才有可能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留下它的印记。
当你在模仿，尤其是你在模仿一位真正的大师时，取法其上，或许能够得乎其中；而当你在创新时，你只不过是你渺小的自己。人类要多少年才能够出现一位真正的大师，就意味着这多少年里，众多的创新都毫无意义或意义很小；人类每天都会自然涌现出无数新的行为方式、新的思想和观念，包括新的艺术作品，但是文化如同大浪淘沙，绝大多数所谓的创新，因为不曾被人们大量地重复与模仿，都如烟消云散转瞬即逝，留不下任何痕迹。
科学需要创新，文化在很大意义上却需要保守。接受了二十年崇尚创新的艺术理论教育，见过了太多的文化垃圾，面对躁动的人们前驱后赶留下的满目疮痍，我想对那种片面崇尚创新的艺术和文化理论泼上一瓢冷水。
对那种有可能造就“天才”，却必然会让平民遭殃的创新神话的无端泛滥，我们亟需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