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边境军事斗争的主要经验探析
★ 岳 峰
摘要： 唐朝不仅开创了广阔的国家疆域，而且长期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她的对外政策和边境军事战略是比较成功的。唐代的边境军事斗争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的特点，其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国家边境战略与斗争策略、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军事人才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 唐朝初期 边境战略 军事斗争
Study on the Main Experience from the Border Military Struggles in Early Tang Dynasty
唐朝立国之初，国内军阀割据拥兵自立，国家统一战争延续了数年。而在此时，横亘于北部草原地区的东、西突厥汗国，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以及西域地区的高昌、龟兹和刚刚兴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直觊觎中原的财富物产，虎视眈眈企图趁乱侵犯内地。他们或相互勾结，里应外合大肆抢掠内地人民；或相互攻战，残酷屠戮争夺领地谋取私利，致使唐代初期的边境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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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太宗、高宗时期主要的边境军事行动
高祖武德年间和贞观初期，由于国内的统一战争尚未结束，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犯，朝廷在多数情况下都采取了容忍贿和或联姻和亲的策略。随着内部割据势力的相继平定和国家实力的逐步恢复，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首先对威胁最大的漠北地区（瀚海沙漠群以北，今蒙古高原）东突厥汗国开始用兵。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的两次大规模进攻，相继灭亡了东突厥汗国及其余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唐军又对继东突厥汗国以后兴起的薛延陀汗国发动连续进攻，最终灭亡了薛延陀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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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又出兵西域，一举征服高昌、龟兹等国。接着，又从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对肆虐西域的西突厥汗国发起进攻，经遏索山之战，击败西突厥北庭乙毗咄陆可汗。唐高宗继位以后，又经永徽二年（651年）的牢山之战、显庆元年（656年）的榆慕谷、鹰婆川之战和显庆二年（657年）的曳哇河之战，终于彻底击灭了西突厥汗国，解除了西北边疆的最大边患。
应对崛起于西南地区的吐蕃政权，唐太宗采用了和亲政策，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缔结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唐高宗继位以后，吐蕃政权为了开拓疆土，与唐朝在西域和河陇地区多次作战。由于将帅不和以及指挥失误等原因，咸亨元年（670年）的大非川之战和仪凤三年（678年）的承风岭之战中，唐军接连败北。但在永隆二年（681年）的良非川之战和永淳元年（682年）的白水洞之战中唐军大获全胜，在一定时期内遏制了吐蕃军队的进犯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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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吐谷浑族原属辽东慕容鲜卑族的一支，其畜牧业以产于青海湖一带的“龙种”“青海骋”等良马闻名一时。所居青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位于中西方陆路交通的咽喉地带，是阻碍唐朝向西域发展的重要威胁。贞观八年（634年）10月，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在西海东击败吐谷浑军队；11月唐太宗发布《讨吐谷浑诏》，历数其“肆情拒命”“剽掠边鄙”的罪行。12月，10万大军兵分三路征讨，李靖率领的部队“简精锐，长驱疾进，掩其不虞”（《册府元龟》）在库山（今青海湟源县南）、乌海（今青海冬给措纳湖）等地大败伏允可汗，青海地区的边境形势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一）施行以战促和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以他为代表的唐朝统治阶级在边境斗争问题上坚持积极防御的正确战略思想。贞观二年（628年），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在边境地区增兵侵扰，有人建议朝廷修筑长城来防御，唐太宗回答说：“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新唐书·突厥列传》）他批评前朝隋炀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道修筑长城拦阻突厥进犯的消极做法。唐朝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依靠修筑长城抵御外族侵略的封建王朝。贞观之初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励精图治，推行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并发展生产。同时也非常重视国家武装力量建设，既要求“农隙讲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帝苑·阅武篇》），又反对穷兵黩武，认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资治通鉴·唐纪九》）。处理与周边各部族和国家关系方面尽量以文德服人。但在应对外来侵扰时，却主张以战促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保守。作战行动务必力求全歼敢于侵犯之敌，首恶必惩不留后患，维护了边疆的长治久安。唐军远征东突厥之战和击败吐谷浑之战等，都贯彻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二、唐代初期边境军事斗争的主要经验
唐王朝边境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看促进了边境民族大融合。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人民就大量迁徙内地，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生产和生活，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隋唐以后，在这股民族融合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汉族人民同周边少数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族政权之间经常有信使往来，商贾旅客络绎不绝。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交流，互通有无，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例如吐谷浑通过和唐朝的互市，换回了大量的食盐、丝绸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唐王朝也获得了特产牲畜等重要物资，出现了“资于戎狄，杂畜被野”的景象（《唐会要》），少数民族人民“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旧唐书》）。就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历史趋势的具体表现。
（三）灵活的斗争策略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面对边疆地区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唐朝统治阶级首先采取纳贿求和、整顿武备、分化瓦解、自卫反击以及和亲羁縻等军事政治战略，主动灵活地对待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以集中力量平定内乱，以恢复国力，使得边防逐渐巩固，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然后巧妙利用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以及这些政权内部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斗争，着力对其进行策反离间和分化瓦解，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为唐军的大举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南诏（云南地区）政权则以与唐朝政府盟约和接受册封为主。
和其他朝代一样，联姻和亲政策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权衡利弊，唐太宗对表示臣服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基本上都采取羁縻或和亲政策。一方面争取和平避免战争带来的损伤，另一方面使这些地区对唐周边敌对势力形成战略牵制或成为唐抗击外来侵略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组织反击敌人赢得时间。
在这小城里，商店究竟没有多少，到后来又加上看不到绒绳鞋，心里着急，也许跑得更快些，不一会工夫，只剩了三两家了。而那三两家，又偏偏是不常去的，铺子小，货物少。想来它那里也是一定不会有的了。
另外，唐军将领重视作战指挥上的战略谋划与决心。战斗一开始就提出明确的目标和可行的步骤，坚决付诸实施，反对犹豫不决，贻误战机。在具体的战术行动中却合理用兵，相时而动。对待力量强大、利在速战之敌，则主张“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通典·兵八》），力求抓住稍纵即逝的战场时机，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使敌“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则可“取之若振槁叶”（《资治通鉴·隋纪》）。在取得作战决战胜利之后，应乘破竹之势，尽数全歼。
1.2 田间管理种植密度过大，据调查，田间密度超过9万株/hm2的地块，病株率最高可达40%;偏施氮肥的田块，通风透光不良，玉米组织柔嫩，也有利于病原菌侵染发病;收获后不及时清除病残体、施用未腐熟的农家肥等，多年连作田土壤积累了大量病菌，这是严重发病的关键条件，都会使田间菌源增多，发病严重。
（二）国力强盛和政治经济繁荣是重要的物质基础。国家体制方面高祖李渊继承了隋代以来的王朝传统，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和科举选士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封建统治机制的作用。经济上大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很快使得受到隋末战争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生息与恢复。贞观时期朝廷对老百姓轻徭薄赋，鼓励他们占田垦荒，务本勤农，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的农耕土地达到了6.6亿亩（一唐亩合今581平方米），人均9亩以上，铁犁牛耕进一步推广，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官营民营的手工业工艺品数量规模惊人，如定州（今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朝野佥载》）。长安城内的商业“行”“肆”和乡村的“草市”“墟”“集”比比皆是。用于行政的驿道交通道路基本完备。国内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开封），远达山东半岛；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成都；西北至凉州（今甘肃武威），远通西域；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南至荆（今湖北江陵）、襄（今襄樊），远达广州。到贞观四年（63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贞观政要》）的太平景象。
高宗即位以后，仍然继承了贞观遗制，“海内康宁”，国家综合实力空前强盛，经济、文化日益繁荣，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了全面的弘扬。所有这些，都为唐朝的征讨边疆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疆域扩至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西与波斯（即伊朗）毗邻，南至南海诸岛，东到大海，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国力最为强盛的封建帝国。
太宗时期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反对“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提倡海内天下爱之如一，旨在维护国家的统一进而发展强大的国力。所推行的“以夷制夷”（《贞观政要》）的羁縻统治方式，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争取和团结各少数族人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唐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能够取胜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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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东、西两突厥汗国之间争权夺利，兵戈屡动，政权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国内又充斥着反抗压迫的尖锐阶级斗争，严重消耗了两国的国力，也为唐朝最后征服东、西突厥汗国提供了可供借助的力量。对此，高祖采取“远交近攻”的斗争策略，遣使结好西突厥汗国，并答应和亲，这就使东、西突厥汗国之间的矛盾更为加深。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维持和西突厥汗国的友好关系，加强对东突厥汗国内部的亲唐势力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和分化。早在高祖武德年间，李世民就同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结为兄弟”，成为盟友。贞观三年（629年），突利可汗在颉利可汗的胁迫下，走投无路，毅然归唐，这就是被进行长期离间分化的结果。
在大举进攻吐谷浑以前，唐高祖为了麻痹伏允可汗，也为了在其内部树立亲唐势力，于武德年间主动放回了长期被扣押在中原当作人质的伏允之子慕容顺。接着，唐太宗又遣使招抚位于吐谷浑之南的党项羌人，瓦解了伏允可汗的重要同盟力量。因此，当唐军深入吐谷浑腹地，追击伏允可汗之时，慕容顺立即杀死伏允的亲信大臣天柱王，率众归降，导致了吐谷浑汗国的土崩瓦解，这与唐朝统治者分化瓦解斗争策略的正确运用不无关系。
总之，集中主要兵力，选择重点方向，各个分割击破的灵活斗争策略，使唐军避免了四面出击、分散兵力的被动局面，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四）坚持任人唯才的标准造就了一批军事精英。在选拔军事统帅时，唐朝统治者坚持“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的提拔任用原则，严格规范军队管理训练的相关制度规章。先后任用李靖、契苾何力、薛万彻、苏定方、黑齿常之以及娄师德等一代军事精英人才作为统军将帅。这些将帅大多身经百战，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战场实战阅历。因此在多次巩固边疆的作战中，他们审时度势正确指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或随机应变，阵型斗换；或乘风借势，一鼓作气；或虚虚实实，诱敌深入；等等，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卓越军事才能。
李靖在军事上“临机果，料敌明”（《新唐书·李靖传》），善于抓住战机，出奇制胜。贞观九年吐谷浑入侵，李靖以65岁高龄请缨率兵出战，被任命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采取远程奔袭、攻其无备、穷追猛打的战术，大败吐谷浑，迫其伏允可汗自杀，更立大宁王慕容顺而还。李靖不但在军事实践上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唐朝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有很深的造诣。
在推翻隋朝统治的过程中，唐太宗李世民就十分重视对人才的收罗、培养和使用，知将、爱将，用将得体，诸将都愿为他效力。一些曾是敌对营垒的将领谋士，后来也成了他得力的将帅。唐朝建立后，李世民不光强调保全功臣，且“任以吏事”，堪称真正善于将“将”之明君。对少数民族将领也充分信任，倾心依赖，使他们在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少数民族将领之多，发挥作用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图分类号： K242 E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4883-（2019）02-0077-03
［作者简介］ 岳峰，武警工程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