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诗魂”与“诗评”的公正——徐志摩其人其诗新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正论文,其人论文,诗评论文,诗新辩论文,诗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志摩这样一位复杂而特殊的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短暂而又纷繁的历史瞬间，能以其诗的魅力留下不可磨灭的屐痕，不能不说是个难解之谜。
长期以来，我们对徐志摩的考察和研究，囿于“徐志摩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诗人”①这一定论，未能给予应有的评价。诚如卞之琳先生所言：“三十年来，我们内地文学史家、论家，如果倾向于把徐志摩的文学作品一概否定，那也是不由自主而顺应了一时风向。”②为此，本文就徐志摩其人的思想发展，其诗的创作特点予以新的辩析，并以《西窗》、《秋虫》为例，钧沉勘谬。
一
纵观徐志摩的诗和散文，其作品中思想、艺术的矛盾是显著的。这其实是他世界观的反映。徐志摩一方面积极倡导抽象的人道主义与人格的尊严，主张不以暴力去抗恶，企图以精神自救与道德完善来拯救一个无望民族的堕落！另一方面又无情地揭露地主、资本家的虚伪与压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黑暗现实予以诅咒和抨击！徐志摩的思想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不如说是农民社会主义的。正如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③这种世界观中的政治观是幼稚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诗人世界观中的艺术观即；“诗化生活”的追求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征译诗启》中言明过自己的美学观：“因为什么是宗教，只是感化与解放的力量；什么是文艺，只是启示与感动的功能；在最高地境界，宗教与哲理与文艺无有区别，犹之在诗人最超轶的想象中美与真与善亦不辨涯涘。”④这是他诗创作所追求的理想主义的内核。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观，美与真与善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美是真和善的统一体。从内容看，美是真和善的辩证统一；从形式看，美也是真和善的（形式）辩证统一。真是善的基础和前提，真不就是美，美必须以真为前提，善不就是美，但美必以善为前提。此外，他于1924年在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诗化生活”的文艺美学观：“要使生命成为自觉的生活，不是机械的生存，是我们的理想。要从我们的日常经验里，得到培保心灵扩大人格的资养，是我们的理想。要使我们的心灵，不但消极的不受外物的拘束与压迫，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是我们的理想。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取得不可否认的存在，使我们生命的自觉心像大雪之滚雪球一样的愈滚愈大，不但在生活里能同化级伟大极深沉与极隐奥的情感，并且能领悟到大自然一草一木的精神，是我们的理想。使天赋我们灵肉两部的势力，尽性的发展，趋向最后的平衡与和谐，是我们的理想。”⑤可见，徐志摩文艺创作的理想是灵魂的自由，生命的自由，灵与肉、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一致，平衡发展的人生。因为诗是灵魂的哲学，生命的哲学，所追求的是精神的娱乐，灵与肉的宽松。这是正常的符合人性的追求。因为生命的存在，爱情的渴求，自由的可贵，这是中外文学家和诗人创作的永恒母题。徐志摩原对中西文学有着较深的造诣，是在世界进步文化潮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诗人。当时他放弃仕途经济而从事文学并非纯属偶然，内容和动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浪潮的推动，加之世界文学伟人们对他的巨大影响。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沃兹华斯、哈代、济慈以及泰戈尔、波德莱尔等的思想和创作，对徐志摩所形成的创作理想和神美自然观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和“奇异的月”启开了他的“诗魂”、诗心、理想的彩昙”，萌生了他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美学思想。
诚然，徐志摩一生虽然没有涉足政治舞台，他和胡适不同，从未担任过任何军阀政府的职务，也不同于变节投敌的周作人，但他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使他具有“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曾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反对过苏联和共产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也接受了爱国民主的革命民主主义，甚至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苏联十月革命震撼过他的心灵，使他一度产生向往社会主义，企望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对列宁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肯定有否定，说明他世界观、哲学思想的不一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些庞杂的内容，复杂的矛盾，未尝不是当时我国现实社会和生存本相的矛盾复杂性的反映。在这种世界观、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徐志摩的文艺美学思想，同样是充满矛盾并不断变化发展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总起来讲，对徐志摩创作思想和审美自然观影响最大的不仅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及其余续，还有西方现代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来自屈原起到郭沫若止的中国浪漫主义和中国诗学理论的意境论和意象论。
二
徐志摩短暂的创作历程中，共留下234首诗，我们就其内容结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分两类予以辨析。
康桥情结：自然与爱情的缤纷花雨
崇拜自然，回归自然，在人与大自然的融合中，复归人的天性。这是志摩首部诗集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诗人美学理想中对人生哲理思考与宗教观念的集中表现。
“回归自然”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同皈依宗教一样未尝不是一种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主张，缺乏积极意义。但作为一种表现人类生存本相，揭示生命的原色魄力的艺术，仍不失其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而且劝善惩恶，返朴归真，净化心灵的美感作用，正是这类诗的精神价值所在。对此，徐志摩自然题材和内容的诗具有启人心智，荡涤灵魂、怡情娱乐的作用，能够引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和对和谐融洽人际关系的向往；对天人合一的自然美的追求。可谓：“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恃，则对万物之不伪，遂寄无限之温情。一切人心，孰不如此。”⑥志摩自然诗有其对中外浪漫诗风的继承，特别是借鉴英国湖畔诗人的手法，而又有其独特发展。既不同过于投入的拜伦式和过于理念化的雪莱式的超然的自然趣味，又与济慈那一心追求清疏幽淡、孤高不俗的性灵一脉相承。《再别康桥》与济慈的《夏天·废园》有着同样的悠然、凄寂，把大自然清丽静美的境界同自己的喜悦、温柔与淡淡的哀愁所交织的心境，融合于缓慢、往复的节奏之中：|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野花悄悄的发了，／野花悄悄的谢了，|／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夏天·废园》
细腻敏锐的感受自然的能力和虔信圣洁的自然神圣的美学观，构成志摩自然－－艺术－－人生三位一体的独特自然观，自然融入崭新的生命，升华为由暗示、象征组成的意象世界。歌咏康桥时，他是柔波里的一条水草；歌咏冬雪时，他是一片雪花；沪杭车中，有他生命的咏叹；星辰日月，盛满诗人“创造的喷泉”，鼓动着诗人理想的风帆，赞美着无爱不在的“春在人间”。如果说济慈是“自然本身”，雪莱是“寻找自然”，那志摩则是兼而有之。
爱情，这本是诗人歌咏的另一永恒的主题，无论是爱的欢乐还是爱的痛苦，这个人类永恒存在的基本感情，文学史上永葆鲜活生命力的母题，有着“高于生命的价值。”本来，爱情是异性心灵的碰撞和性爱的升华，然而现实的爱情却不像理想中如此美妙动人！它受着历史、文化、人性、经济、政治、命运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婚姻作为爱情的坟墓成为切肤之感的喟叹！要么有爱情却永远失去了性爱的可能，要么有婚姻（性）却无爱情的基础，要么背弃无爱的婚姻承受“万恶之首”的耻辱。志摩一生经历着一次比一次惨痛的难言的爱情与婚姻的折磨和痛苦。其诗创作中不能不有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烙印。无论是对爱的歌颂和爱的破灭，其诗风都与雪莱相似。诗中有强烈的冲击封建传统观念，争取个性自由的震撼力。他对爱情、婚姻的观念不但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对“维护没有情爱的婚姻是否人道”提出了完全否定的答案。“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人格的”⑦为此他对于老师梁启超的安于现状的守旧的情爱观持反对态度。他要把真挚的爱，纯洁的情化为密切人际关系的经纬线，把无情无爱的人们联系在爱的网罗，从而凝成理想之社会。
《山中》写的是月明之夜对一位远在山中的恋人之思念。美妙的景色，飘逸的遐思，脉脉的温情，三者溶而为一，呈现出月色清风，春醉迷人的意境。《苏苏》则写出一位痴心女子，生前受无爱情婚姻的摧残，死后仍受作贱。她的灵魂化为血染的蔷薇，却又被“无情的手来攀”，“又遭一度摧残”！丰富的想象，凄婉的情韵，道出了几千年封建婚姻对妇女的无情践踏。这首诗深受我国民间诗歌的影响。可见出志摩诗不但有西方诗歌的手法，而且其抒情诗的根子也深扎在中国古典诗辞歌赋的沃土之中，继承了民族文学的神韵、意象之精魂，形成他博采众长，融合中外而有的风格、气魄。所以《苏苏》深得《敦煌曲子词·普通杂曲》中《望江南》的神韵。“莫攀我，攀我心太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此外，像《我有一个恋爱》、《琴死》、《月夜听琴》、《雪花的快乐》等大量的诗篇，虽用了“爱”、“恋爱”等字眼，实际上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诗，而是借助恋诗的外壳，表达他的泛爱主义，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观念，往往与“博爱”、“仁爱”相通，表达出更深广的内涵。
铮铮傲骨：惩恶扬善的美好追求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作为对“真、善、美”和人道主义追求的诗人来讲，歌以咏志，藉以鞭挞军阀、政客便是志摩诗为数不少的母题。体现了诗人反封建、反军阀、爱祖国、讲人道的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写于1924年的《古怪的世界》，塑造了一对在快乐的新年之际抛却家乡，“老眼中有伤悲的眼泪”的老妇人。全诗充满了“悲哀”、“凄伤”的情调，怜悯中透露出作者对这个不人道不协调“古怪世界”的愤懑！与此同时，《谁知道》则用隐喻、象征手法，道出了一个黑沉沉、阴冷冷的黑暗世界：天上不明一颗星，道上不见一只灯，遍地都是坟的世界，使人不由得联想起艾略特的《荒原》。此外，《先生！先生！》、《叫化活该》两首诗，绘画出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诗中充斥着博大而又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前者令人想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后者使人见到那“卖火柴的小女孩”之悲惨。《太平景象》尤其入木三分。诗中有揭露有讽喻，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景发出质疑和鞭笞！“砰、砰，打自个儿的兄弟，损己，又不利人。”《盖上几张油纸》，则通过一位有点神经错乱的老妇人，面对冻馁而死的宝贝儿的痛苦怀念，道出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一贫如洗的穷人，儿子死后连一件遮身体的衣服都没有，她只能在小儿子的箧上盖几张油纸，以抵御寒冬腊月大雪的侵袭。
上述的创作心态，如果引用志摩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也可能更见其逼真：“在怨毒、猜忌、残杀的天空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直奉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毒药》那几句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逐渐缓和下去”⑧。诅咒战争，挞伐军阀黑暗统治的诗还有《白旗》、《婴儿》、《再不见雷锋》、《大帅》、《人变兽》、《梅雪争春》、《这年头不容易》等。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庐山二歌》和《西北利亚》等歌颂劳工，赞美社会主义的不朽诗章。如果说《红楼梦》是那封建王朝即将崩溃的挽歌！哈代的悲观绝望是对那个社会的绝望；海明威的自杀，是他看透了现实的丑恶，生不如死更能求得灵魂解脱的话，那么徐志摩上述的个别悲观与悲凉的诗则是看透了那个无法挽救的社会走向没落的陷井而发出的忧愤！绝不能因此而怀疑并指责诗人是“看不见光明的前途，是资产阶级理想破灭的哀音。”是时代充满了自私的肉欲；把人道贬入兽道，把宇宙搅成一团黑漆；把天良与德性认做作伪与梦呓；把高尚的精神折成畸型的动机，让每一天充斥着愁云惨雾！难道不是先有直奉战争，才有志摩的“战歌之一”、“战歌之二”、“大帅”等反战的诗歌；难道不是先有那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才有那一首首“灰色人生”、“古怪世界”、“毒药”一类的诗歌！诗虽是诗人灵魂的呐喊，却总是生活的折光，总是先“怀疑和颓废”、“怀疑的鬼与厌世的黑影”才有迷惘、慌乱、幻灭、绝望的灵魂出现。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绝望的真实反映？对此，我们如果将诗歌的表达形式与深广的思想内容割裂开来；我们如果脱离那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用今天的眼光来苛求二十年代的诗人，自然有失公允。何况诗人在写了“毒药”之后为了不表示绝望、悲观，又写了饱含希望之光的《婴儿》，在和死神顽强抗争，等待着更伟大的生命种子－－婴儿的诞生！接之后来的《为要寻找一颗明星》里的骑手，宁可自己牺牲倒下，也要追求“水晶似的光明”。此外，《海韵》中的女主人公，像暴风雨中的海燕，不怕被风浪卷走，显示着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乐观追求，都表明诗人绝望之后的希望，而这希望用《庐山石工歌》来表达就更显得难能可贵。这首诗高亢豪迈，唱出了工人阶级昂扬的奋斗精神，加上悲凉又激越的情调，是一首用天籁谱成的汉民族血赤的心声之歌，足以同《伏尔加船夫曲》媲美，显示了劳工神圣！民族神圣！
三
过去在对徐志摩研究的论文或专著中，均以《秋虫》、《西窗》为佐证，证明这两首诗是“丑化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⑨。对此，本文有必要把这两首诗专门提出来作以辨析，钩沉勘谬。
《秋虫》⑩（限于篇幅，全诗不再摘录）本是一首用隐喻、象征手法写的讽喻诗。诗中的“秋虫”是厌恶现实，向往革命的象征物。全诗一开始就表明对“物是人非事事非”的现实之不满。大自然本是诗歌取之不尽的素材，而“青草、白露”这些诗材再也没有用。因为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主宰了世界：“黄金才是人们的新宠”，不但“爱情”，“早没了影”，“还有廉耻也告了长假。”国民党新军阀宣传的“三民主义”－－“一种恐怖主义”，“种种荒谬的主义”、“一种魔鬼主义”(11)。虽然花样翻新，就是“花尽开着可结不成果”，人民一天苦似一天，现实继续恶化、毫无改变，就连思想自由也没有，“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便是这个意思。最后诗人借“灵魂”之口再次诅咒现实之丑：“变猪、变蛆、变蛤蟆、变狗……”，并发出灵魂的呼吁：“到那天人道真灭了种，我再来打－－打革命的钟！”上述情况表明，最引起非议的是“花尽开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两句。过去的论者往往以为这是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攻击！而以诗的时代背景、全诗的艺术形象整体所形成的思想倾向以及诗人同期的思想言论，都找不到可靠的根据足以证明。
我们认为：这首诗是针对当时反动军阀的法西斯统治而发的。当时的国内政治状况，毛泽东同志是这样分析的：“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的统治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12)他们窃取并利用了曾经是革命旗帜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反革命文化宣传的幌子，用以麻痹人民。如此黑暗现状正是《秋虫》所描绘的继续往下丑！而他们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丝毫没有改变人民大众每况愈下的惨景。正如志摩这一时期的文章所说：“什么都是不健全的，喔，这毒气充塞的文明社会！”“正因为这时代从思想起，什么事情都颠倒了，混乱了，所以才会发生这普遍的烦闷病，所以才有问题。”(13)同时，志摩还指出：“这变态的现象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种种荒谬的主义离奇的主张……他们实行的，不论明的暗的，直接间接都是一种恐怖主义”，“在不知哪一种魔鬼主义的秋风里，我们眼见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像败叶似的一个个全掉下来！”(14)显而易见，我们联系志摩同时期的思想和言论就不难看出，《秋虫》同志摩散文《秋》中所说的“主义”原是一致的，“主义”所包含的只有一个意思：均为国民党用来欺世盗名的－－只开花不结果的“荒谬的主义”、“恐怖主义”、“魔鬼主义”。而“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一句也就自会释疑了。
《西窗》(15)仍是一首针砭时弊的讽喻诗。“西窗”本是一个招灾惹祸的象征物，“屋内”则是个污秽不堪的社会的缩影。如果不把“西窗”堵上，它会放进下午三点钟的阳光，那窗上捣乱的风片，弄得人睡不成午觉，还会撕破窗帘，放进下面各种的臭味和聒噪；如果把它堵上，人们从梦中醒来，面对的只会是一出龌龊的人间丑剧。由以上全诗的前二节到重点的第三节，诗的主旨在于揭露抨击这个丑恶世界的种种景象，集中攻击了三种人：一种是投机商人，精于盘算别人，“血管里疙瘩着几两几钱、几钱几两‘的’光嘴的耗子爷”；一种是掌实权的军政要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盘算，用波斯兵的长枪，匈奴的暗箭，维持他们的血腥统治，赢得什么与灵龟比赛的年岁；一种是从上帝的创造里单独创造出来向农商部请创造专利的“文学先生们”，他们制造出各种奇妙的“主义”、“标语”、“理论”，煽惑民众，甚至借用“无产阶级”的瓢匙来舀吃青年们的热血！而全诗中最遭非议的几句是：“青年们的血，尤其滚拂过的心血，是可口的：－－他们借用普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呀的舀着喝，他们将铜像的地位一定塑得见朱温张献宗的。”
诗中的“他们”究竟是指那些打着无产阶级革命招牌出卖青年的一些政治野心家－－“文学先生们”，还是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能凭主观妄断，只能从诗的整体艺术分析。就政治思想倾向而言，当然要顾及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作者本人，尤其是作者同期或前后的诗文所呈现出的思想倾向。这首诗发表于1928年《新月》1卷4期，稍后于《秋虫》又早于1929年秋写的文章《秋》，诗中所呈现的思想倾向应该同《秋虫》中本文所分析的一致。至于有的论者注意到徐志摩在这前期的个别有严重问题的文章，如《列宁忌日－－谈革命》、《血－－谒列宁遗体回想》等个别文章、前言、按语，徐志摩确有其思想认识的错误，作为历史的存在是应该承认的，但不能以此来作为依据从反面判定徐志摩《西窗》的思想倾向，并以这首诗来否定诗人。因为诗中没有明确表现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借用”两字显然有深意在。其次，志摩当时的思想状况加上全诗的主导倾向都是强烈的反对黑暗现实的，其同期散文《秋》即可佐证。人的思想，世界观总是不断充满矛盾而又变化发展的，处在那一时代的诗人更是如此。“五卅”惨案之后，又发生了济南惨案，这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方面日本人当然可恶，……上海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6)。由此可见，《秋虫》、《西窗》两首诗是作者在此时期内厌恶和仇视国民党新军阀，讽喻和鞭挞他们篡夺革命果实的思想反映，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灵魂深处的苦闷、矛盾和追求，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总之，从两首诗的时代背景出发，联系作者这一时期的思想、言论，《秋虫》和《西窗》是不能简单加以否定的。况且诗人不是政治家，不应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诗人也不是思想家，更不应以思想家的水平来苛求。既然诗需要才华、需要诗人的艺术感觉－－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一种艺术反映，自然应该从诗人生活的特定历史时期入手；从诗学、美学的观点予以客观评价。以上两首诗在徐志摩整个诗作品中并非上乘之作。但也并非反动的，缺点在于概念化的说教，加上直抒“阶级”、“主义”等，难免引起歧义，不能不重新审视！
综上所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内核乃是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以及现代主义文学气质、血脉流贯着的。他的诗有浪漫主义的热情，悲观主义的阴冷，象征主义的奇崛。而这些精神、气质、手法、风格，不但贯穿于他的诗歌、散文创作，而且可以在其译诗中找到相应的对象，这些不能不是他对“五四”以来我国新诗创造性的贡献。
注释：
①茅盾《徐志摩论》，《现代》第二卷，1933年2月刊行。
②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马恩列斯《论文艺》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徐志摩《征译诗启》1924年3月，《小说月报》15卷3号。
⑤徐志摩《落叶》参见《徐志摩新评》144－145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2月版。
⑥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⑦《徐志摩年谱》
⑧徐志摩《自剖》，《晨报副刊》1926年4月3日。
⑨《徐志摩新评》163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2月版。
⑩《新月》卷4期（署名：仙鹤）
(11)《秋》见《徐志摩选集》285－28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47－48页
(13)(14)徐志摩《秋》，原载1931年1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
(15)《新月》一卷4期，1928年版。
(16)《徐志摩诗集》第47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