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山寨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寨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策划／执行 张成龙
山寨机狂欢
深圳华强北路，全世界有名的手机卖场。有人统计说这里每天的人流量高达60万～80万人次，每天的车流量10万～20万辆次，这个地区每年的销售额达300多亿元，是名符其实的“中华商业第一街”。
上午的时候，这里的卖场虽然已经开门迎客，但是各个柜台上还没什么人，显得有些冷清。中年时分，酷热的阳光、熙攘的人流还有拥挤的车辆让这里热闹起来，习惯中午上班的卖家们纷纷来到，将手机摆满自己的柜台，一天的生意自此开始。
这里是山寨机的集散地。在这方圆几百米之内，聚集了20多家手机卖场，从键盘、显示屏、耳机等手机零配件到能接受数字电视信号的手机，各种款式和机型应有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云集于此，沉浸在价廉物美的手机海洋中，总能有不错的收获。
迅速拉低的技术门槛，庞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组合的生产制造业资源，不断进入的产业游资，让深圳的山寨机产业有如野草般蓬勃发展。有人说山寨机是“手机产业之癌”，靠着模仿、盗版起家，凭着低廉的价格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却让整个行业从此陷入低价混战；但也有人说这里有巨大的创新，它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的行业管制和跨国手机企业的市场垄断，给消费者带来了真正的福利。事实上，作为一个蓬勃生长的草根产业，在深圳的华强北路，我们依稀能看到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这种经济形态的影子。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就是产业资源共享，合作大于竞争，市场进入资本门槛被降低，众多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到产业大合唱中来。而我们都知道，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恰恰是用这种方式打败了很多跨国企业。
但深圳山寨机的繁荣也只是印证了产业群落的集群效应，无论是在关键技术上，还是强势品牌上，都缺乏实质性突破。这是由山寨机企业的特性所决定的，某种意义上，众多的山寨机企业更像是一群只知道逐利的“蝗虫”，它们不断地蚕食各个行业，却没有扎根打持久战的决心和动力。所以去年的此时，深圳华强北路同样的柜台里码的满满的还是MP3，今年却是一款款的手机。
山寨机产业链解析
全球最优秀的手机企业多长时间推出一款新手机？有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新机型最多的是三星公司，共47款，平均一个月近4款。紧随其后的诺基亚是34款，索尼爱立信19款，摩托罗拉18款。
可在山寨手机的大本营——深圳华强北，新款机型面市的速度是以天来计算的。据当地卖场人士估计，每天都会有3～5款新手机送达卖场，而按照每天3款的保守数字计算，山寨机一年的新款手机也达到了1000种以上。
谁在链条顶端
虽然山寨手机的更新频率如此惊人，但只要略微懂行的人就会明白这些“全新机型”里有多少水分。在华强北的龙胜手机批发中心和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等手机卖场，每天都会有人给顾客散发各类手机的广告页，打开这些产品册，看似种类繁多，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款款手机的参数都有着近乎统一的“标配”：触摸屏、环绕立体声、MP3/MP4、百万像素摄像头，价钱稍微高一点的还会有双卡双待、数字电视、JAVA等功能。
功能极度趋同之后，外观或细节上的细分就成了突出的卖点，于是“类型机”登台亮相：有的将钢制外壳抛光，做成可以映出人脸的“镜面手机”；有的在屏幕旁嵌入一圈彩色小灯，随铃声而亮，这叫“跑马灯手机”；有的在外形上玩具化，做成Hello Kitty或米老鼠的样子；有的手机则与其他随身器件的功能结合，变成了手表手机或“狗仔队”偷拍手机。除此以外的“新机”则清一色是各类热销手机的“高仿机”。说到底，绝大多数的新款山寨机，都只是在外观上做文章，外壳里面没什么两样。
并不是它们不想在功能上有所创新，而是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山寨手机的制造商，归根到底只是一个集成商，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整合手机设计公司、测试公司、工厂等手机链条的各个端点。手机设计公司所提供的方案，只是根据联发科(MTK)芯片的功能来“锦上添花”。也就是说，“芯片里带什么，手机里就有什么”，制造商们根本不具备手机基础功能的决定权，只能在外形、材料等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
在华强北，大多数山寨机使用的都是联发科的手机芯片。在数以万计的山寨机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之上，手机芯片却几乎是一个垄断产业。今年2月，联发科公布业绩，2007年营收为804亿元新台币（约合182.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51%。2007年手机芯片出货量高达1.5亿颗，全球市场占有率达13%～14%，仅次于德州仪器及高通公司。
表面上来看，联发科的芯片只是卖给了许多正规的、规模较大的手机制造商，那这些芯片又是如何转到山寨手机厂商的手里的呢？
“你要没有一定的规模，现在去找联发科它都不会理你。”朱德全是某山寨机制造企业的CEO，他解释道，“但是你可以去找那些能拿到芯片的手机公司。他们自己也许只需要1000万颗芯片，却可以报2000万的量，多出来的就流到了山寨机这里。他们倒手卖一把芯片，也能赚不少钱！”如今，这个套购的市场越来越大，成了手机芯片行业公开的秘密。
联发科无法控制芯片最终的去向，同时它也不想去控制。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联发科与山寨机们达成了默契。据调查显示，2007年我国手机总产量为5.5亿台，其中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和LG等国际巨头占据7成，约为4亿台。这些厂商都没有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但联发科的芯片出货仍然达到1.5亿颗，山寨机无疑是最大的消耗者。
山寨行规
在华强北，山寨机更多被称为“三码机”。所谓三码机，就是手机内部的IMEI串码、手机背面电池下的串码和包装盒上的串码，“三码合一”。当然，这些串码都是伪造的。即便是加上入网证、三包卡和发票上IMEI码的所谓“五码机”，虽然看来是正规行货，也能在正规渠道销售，但它们的来源也非常可疑。朱德全分析道：“有些规模较大的手机商，会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入网许可证和3C认证，然后转手卖‘牌’。只要给他们钱，就能让手机贴牌和检测之后‘转正’。”
三码机和五码机，山寨机和国产行货手机，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有没有花钱入网检测而已，也许从设计到批量出厂，这些手机根本就来自同一家工厂。朱德全认为，在这种现实之下，一些山寨机厂商都想要“漂白”。“谁愿意说自己是贼呢？”但是，转正的时间和资金成本看起来有些高，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所谓的正规手机有多少技术含量。“大部分深圳的手机厂商走进了从资本积累到资本掠夺的怪圈。”朱德全说。所谓的资本积累，就是山寨机厂商通过经营积累，最终达到一定规模，有资本去通过检测、拥有正规的手机经营权。此后他们将自身品牌转让给没牌子的手机厂商，收取的是转让费用。“实际上等于卖网标，也就是他们付出了，就要把钱掠夺回来。”这种方式在官方的文件中被认可，并被冠以“品牌代工”的名头。
刻意躲避管制让山寨机这个行当蒙上了一层灰色，大量产业游资的进入造成的过度竞争又让其存在极度的信用缺失。刘建中是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一个档口的老板，一年前进入这个行当，目前拥有几家店铺。前不久，刘建中计划以自己的店面为基础，直接找山寨机厂商做代理。“我去过一个做仿iPhone手机的公司的招商会，公司看起来很完整，网站上也查得到。我付了5万块钱定金。”刘建中说，“可是付钱之后，这帮人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他说这还算是好的，前几天在龙胜旁边的山水时尚酒店，有一个仿三星“伯爵”机的招商会，一次就骗了100多万元。
为了降低信用风险，也为了躲避官方的检查，山寨机厂商们尽可能快地回流资金、缩短手机周转的流程。山寨机的每个交易环节大都是现金交易，很少有账款拖欠的情况，这进一步加快了资金的迅速流动。甚至每款手机在没有开始卖的时候，手机制造商就已经从代理那里拿到了钱，然后马上再生产下一款。
在刘建中的档口前，短短一个小时，就有五六个人来送货拿钱，他从包里至少掏出了4万元现金。最后一个人来的时候，刘建中手中没钱了，他对来人说：“等一下，我这就从网上把钱打给你。”
为了追求速度，山寨机很少去做系统的营销或广告，因为这太花时间。同样，山寨机也很少去做正规的手机检测，有时不仅是心疼那20多万元的检测费用，而是花不起那几个月的检测时间。“你还在检测的时候，别人同样的机器早就出来了。”在这种状态下，山寨机无暇顾及更深层面的问题。而那些追求品质或品牌的厂商，在快速的同质竞争之下很难站稳脚跟。
在这个无法见光的行业，山寨机厂商们保持敏感与隐秘。虽然深圳华强北路许多酒店大堂里，都立着各种新款手机招商的易拉宝，但当你真正按照地址找到厂商的时候，却很难见到人、拿到货。这也是许多国外远道而来的批发商和许多渠道商只能联系到最末端卖场、顶多是上一级的某个代理，却很难直接联系到厂商的原因。这一点在山寨机的新机“招商会”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一部山寨手机的诞生
步骤 时间注释
1 立项 1～3天市场调研，将样机、模型或Idea给渠道看反应
2 修改7～10天增减样机功能，挑选手机方案商做整体解决方案
3 测试
45～60天自己或找第三方测试公司进行测试，与方案商
反复交流改进
4-1
招商 2～3天在酒店订个房间，给主要代理看样机，收订贷款
4-2
开模 7天 预计订货数量进行生产（与招商同时进行）
5 交货 7天 一般每天每批3000～5000
根据某酒店大堂里易拉宝上提供的信息，我们找到了一家正在举行“招商会”的手机厂商门口。前台员工非常警惕，见我们逗留了一会儿，他们问都不问，直接将大门关闭。“我们只做深圳本地的生意。”一名员工反复地说。
好不容易在朋友的带领下，走进了一家厂商招商会的现场。当朋友称是北京过来、想要做这款山寨机的网络渠道时，对方一口拒绝：“我们不做网络渠道，只做代理。”而且，为了保证每个拥有长期关系的代理的利益，同时也为了降低新合作者带来的可能风险，他们只在每个省设立一个代理，其他人都一律拒绝。
“不好意思，我们这款镜面手机，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全部招商完了。全国包括西藏，34个省和直辖市都有代理了，总量有二三十K吧。”来自厂家的人说，其他的再也不肯多说一句。
从拿到芯片开始，山寨文化就注定了是一种“地下文化”。芯片来源不正规、没有入网牌照，种种因素使得山寨机的生产销售不可能合法。为了降低风险、躲避检查，山寨机厂商们必须尽可能快的回流资金、缩短手机周转的流程，因此现金交易变得非常重要，这也使市场上的资金效率非常高，山寨机的现金流动迅速，新机推出频率极高。最终“快”和“便宜”变成了最核心的竞争力，对快速的追求使得山寨机无暇去顾及真正的营销，维护产品的品质，更不用说去形成自己的品牌。
国际化未来？
在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的一层，有一家星巴克咖啡厅，从外表上来看，它和别的城市里的星巴克并无二致。区别最大的是这里的人，在喝咖啡和抽烟时，聊的全都是手机生意。
在最靠边的一个角落里，几个波兰人正围着一个穿着白衬衣、斜跨黑色大包的中国小伙子，他们手里拿一款来自Orange的运营商定制手机，正在咨询是否能够仿制。小伙子很认真地将手机后盖打开、取出电池，然后一项一项配件记录着，不时抬头用英语问道：“This24RMB，OK? This 8RMB，OK?”
这只是山寨机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在深圳，电子配件资源极度丰盛，距离华强北数百米远的华强路地铁站旁，有易通、庞源等一批规模庞大的手机配件市场，里面的手机配件琳琅满目、种类齐全，每个柜台都是“专精一门”，有专门卖电池、触摸笔的，也有只卖手机芯片、键盘的。圈内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在华强路楼上楼下跑一圈，一台手机就出来了，连标签都有了。”
再加上车公庙附近聚集着的几千家手机设计公司、宝安区大片的工厂，在深圳，手机链条的每个端点都相当完整。这条世界少有的廉价而又快速的“手机流水线”，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据说在巴西、中东、巴基斯坦等地，手机监管制度不同于国内，山寨机基本上和正规手机的待遇相同。山寨机因其价格便宜、性能不错，主要占据国际市场中的低端市场。“最大的市场是印度，印度有10多亿人，其中90%是穷人，他们对便宜的三码机有很大需求！”刘建中说。手机卖场里的很多柜台上都有阿拉伯文；泰文、越南语等等的招牌，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手机都卖到了哪些市场。
一方需求巨大，另一方则供给积极。对经销商来说，“外单”不仅数量大，而且不需要提供售后服务的支持，生意更加好做；而对国外的手机批发商来说，因为山寨机的成本低、销售利润大，遇到质量问题，就算给购买者直接更换一台都无所谓。
这使得山寨机的出口变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生意，甚至连一些国家的小电信运营商，都会专程到深圳来定制、购买山寨机，也有国外批发商在深圳设立专门的采购办事处。山寨机的外销，从2007年年中开始，逐渐升温。以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的50%出口量和约1.5亿台的年产量计算，山寨机在2007年出口了7000多万台。有山寨机厂商充满豪情地说，“现在山寨手机走出国门只有一年的时间，国外还有很大的一片空白需要我们去开拓”。
有一些山寨机在国内虽然默默无名，但在国外却变成了当地的“名牌”。“比如星马牌手机，在南亚的泰国、印度等地销量很大，已经相当有名。”
在龙胜手机批发市场，有一家专卖手表手机的柜台。据柜台老板赵春燕介绍，做手表手机的这家公司以前就是做手表MP3的，这手表手机别看是三码机，质量却不比那些五码机差。目前该款手表手机虽然在国内不是行货，但在香港已经走完了全套的手续，能够摆放在商场，与诺基亚、三星手机放在一起卖，而且已经卖出了几万台，下订单的更有来自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批发商。
与海外市场相比，山寨机在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正在缓慢拉开帷幕。从2007年末开始，媒体对山寨机的报道也悄然转向，从一味负面报道变为部分肯定。甚至许多网站都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各类山寨手机的评测文章。借助互联网人们对山寨机的印象已经从原有的质量低劣、信誉奇差变成了造型前卫、充满激情。朱德全承认，他每月推出一款新机，现在不仅在三四线城市卖，一二线城市也有了销售点。
山寨经济
在行业里存在多年的黑手机何时更名改姓成了山寨手机了呢？业内流传着一个带有语源学意味的故事，说某企业的老板看到手机利润高，投资了很多钱，想尽办法最终做出一部手机，然后循例到信产部属下的手机认证检测中心去认证，结果报告打上去，左等右等不见回复，情急之下找人疏通，约到内部人士“喝茶”，此人告知，那么多正规手机企业的产品还在排队等候检测，像你们这样的“山寨”企业，怎么能轮得上呢！
这位老板一气之下，回到深圳，干脆也不去认证检测，“我山寨就山寨吧，只要有钱赚，还能怎么着！”山寨之名于是流行天下。
管制催生产业畸形
这个略带调侃和揶揄味道的故事有些荒诞不经，却点出了山寨机产生的一个要害：高度管制带来的逆反效应。
中国的手机产业多年来一直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的天下，1998年信产部开始颁发手机生产牌照，入选企业大多是海尔、海信、TCL等大型国有企业。2005年之后，手机生产由牌照制改为核准制，管理机构也由信产部转为发改委，手机牌照由49张增加到80多张。2007年10月核准制被取消，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的手机检测和入网许可证成为关键。
但是管理机构对手机产业的管制放松速度远远没有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速度快，随着台湾企业联发科“Turn-key”的手机芯片供应方式的诞生，随着国内手机设计公司的迅速蹿升，随着中国制造业上下游配套的逐渐完善，手机生产的门槛在迅速降低。如今一家不大不小的手机经销商就可以整合上游制造和设计资源，生产和销售手机。此时可以快速集结的产业链资源让手机的成本大幅降低，低成本手机恰恰刺激了多年来被跨国手机企业忽略的低端市场，价钱低廉的手机变成了快速消费品，曾经笼罩其上的所谓高科技光环彻底褪色。
此时相对落后的产业管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个产业的畸形。由于检测和许可证制度需要耗费不菲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有不少手中握有许可证的企业不再辛辛苦苦地生产手机，他们通过向那些没有许可证资源的企业寻租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些坐收牌照渔利的企业在行业里引起公愤：“不愿生产手机的给了牌照，想生产手机的却拿不到，政府到底要扶持什么？”一个更为愤懑的潜台词是：既然管理者如此纵容牌照经济，那么我们山寨企业随便做做也就无所谓！
迅速拉低的技术门槛，庞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组合的生产制造业资源，不断进入的产业游资，让深圳的手机产业如野草般蓬勃发展。但是这个产业却带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为了节约时间和资金成本可以躲避政府检测，尽量压低成本甚至以走私的形式逃避税收，舍弃研发环节之后更多依赖快速模仿和复制。正因为此，在这个表面看起来风风火火的市场里，一群精明无比的商人，既没有技术积累也没有品牌诉求，他们只挣快钱，一直赚到不能赚为止。
山寨经济福利
在深圳华强北一带，众多的电子产品卖场已经成为山寨手机的全球集散地。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买家们已经不再仅仅选购自己中意的手机产品，他们要在这里寻找性价比足够好的设计方案和制造资源，定制自己的产品。位于车公庙的天安数码城就是中国手机设计公司的云集之地，从三五个人的小团队到几十上百人的公司，众多的手机设计公司在这里共享着市场、客户和制造业资源。“深圳有3000多家手机设计企业，为手机生产配套软硬件的企业大约有3000家（包括按键、显示屏、摄像头等等），手机模具企业有200家，工业设计企业有100多家，还有专门为手机产业服务的物流公司、外贸公司和金融服务业。你说，深圳的山寨机是个多么大的产业！”这样的说法被众多的业内人士所认同。
众多的手机从业者们已经将山寨手机发展壮大成为一种产业，面对如此众多的从业人员和贸易量，面对着在原材料、汇率和人力成本层层重压下难以抬头的制造业，相信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无论如何，都要慎重考虑这个产业对于深圳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正因为此，才有不断传出的山寨手机招安传闻，也有信产部手机检测中心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的说法。
那么，谁是这个产业的受益者呢？换句更有经济学味道的话说，高度管制的牌照经济、迅速降低的技术门槛和庞大的市场所催生出来的由山寨手机引发的山寨经济中，谁的福利最大化了，谁的福利被损害了呢？
“工程师作为一个群体受益很大！”一位手机软件企业的老板说，“前几年，手机产业是资本家说了算，创办手机设计公司必须要看风险投资的脸色，要有大的资金支持，如今几个合作愉快的工程师就可以创业，只要赌准了机型，就可以迅速发家致富！”当然，不仅仅是工程师的创业门槛降低了，那些在深圳华强北手机卖场里蹲守档口的经销商们也很快乐，一个柜台的租金在千把元左右，在这里可以坐等世界各地的手机买家，就连卖场外面等待送货的物流公司小老板的名片都是全英文的。再往大里说，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便捷的通信服务，庞大的贸易量带动了珠三角的制造业资源，等等。
毫无疑问的是政府损失了一部分的牌照许可费和税收，考虑到作为国有企业的电信运营商因客户规模扩大有更多的话费收入，这又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正规的国产手机厂商如夏新、波导等当然是山寨手机的最直接受害者；而跨国手机企业在低端市场上再也很难插足，因为模仿和盗版，他们的知识产权也受到很大打击。考虑到全球手机垄断企业这些年来的巨额利润，也许很多消费者会感到平衡。想象一下，当你在钟爱iPhone手机的同事面前摆弄自己花几百块钱就搞定的外观几可乱真的HiPbone手机的时候，那种炫耀中是不是也有对跨国巨头们的嘲笑和颠覆的快感呢？
产业转变中的狂欢
实际上，山寨手机的产业模式在中国经济中一直存在，那些仿制的LV包、与国外热销车型一模一样的国产汽车，那些乍一看与国际著名品牌非常相似的服装LOGO，在制造业繁荣的中国，总有人靠着模仿和复制推出“山寨”产品，迎合相对低端的市场需求；当然，也总有企业会在技术和品牌上有所追求，艰难地提升自身竞争能力；也总有不少企业甘于制造业底层的位置，将OEM作为自己的主业。或许，这也是山寨机们的未来。在喧嚣的产业疯狂之后，他们仍然难以逃离中国制造业的宿命。
将深圳的山寨机产业群落与北京中关村的电脑卖场、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它们的相似性，同样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共生，同样要有足够大卖场和贸易量，因为有卖场，市场反馈速度很快，参与其间的企业规模都不大，如此一来，产业链的调整就显得迅速而且灵活。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产业资源共享，合作大于竞争，市场进入资本门槛被降低，众多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到产业大合唱中来。我们都知道，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恰恰是用这种方式打败了很多跨国公司，在深圳的华强北，我们依稀也能看到这种经济形态的影子。
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山寨机的繁荣只印证了产业群落的集群效应，无论是在关键技术上，还是强势品牌上，山寨机都缺乏实质性突破。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山寨机们的种种“创新”：“看到汽车手机、法拉利手机，我觉得很悲哀，中国的手机产业最终只能在产品的造型上有所突破，在最终的造型设计上玩些花招，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
在手机卖场里走一走，手表手机、汽车手机、鸟巢手机、水立方手机、中国娃娃手机、米老鼠手机等等诸如此类匪夷所思的手机在每个档口的玻璃柜台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更多的手机则是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iPhone等手机的仿制品，外形上几可乱真，操作系统则完全不一样。其实大多数手机设计公司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设计工作室，职能组织架构相对简单，大部分时间是跟踪跨国手机企业的新产品，最关心的是其外形和功能。只要有新的产品出现，几天之后，卖场肯定会有好几个版本的仿制品。如今国内外信息落差越来越小，即使跨国公司未曾面世的新产品，这里也有销售。
在山寨机们埋头跟踪和抄袭领先企业的造型和功能的时候，全球手机产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高速发展了20多年以后，手机产业变得相对成熟，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公司控制着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手机从一个移动通信工具逐渐成为个人移动多媒体终端，彩屏、音乐、拍照、上网等功能如今已经成为标准配置，产业进化的结果是如今单纯靠造型和功能已经很难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
但是，手机产业的颠覆者已经出现。苹果公司凭着iPhone手机超强的用户体验以及后台的iTunes平台给这个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在手机研发上投入巨资的Google公司则开放了自己的手机开发平台，这些企业所看重的是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上的内容和应用。如今，手机制造巨头诺基亚也在积极收购与互联网应用紧密相关的技术和企业，以应对未来的竞争。
当人们越来越在乎移动互联网上的应用和内容时，当整个产业价值链发生结构性转移时，也许，手机的制造和销售将会变得无关紧要。如果那时，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手机制造业的老大，这是令人骄傲呢还是让人无奈？
山寨机“造反有理”
山坡上的山寨机
仅仅三年时间，中国手机市场的旧格局便被彻底打破了。
一份来自赛迪的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手机市场的容量将超过5亿部，即便以平均每部手机2000元的零售价格计算，其蛋糕之大都足以让每一个参与者兴奋异常。
然而，国产品牌手机商却对此面无喜色。进入2008年，这些曾经扛着民族品牌大旗与外国手机巨头对峙的企业纷纷蛰伏起来——波导出售手机合资公司，持续亏损让企业不堪重负；创维甩卖手机业务80%的股权；夏新连续两年巨亏9亿元；TCL2007年财报显示，TCL通讯全年营业额为49.71亿港元，比2006年的55.02亿港元减少10%；就连财大气粗的联想也将手机业务从上市公司剥离，因为截至2007年12月的财季里，收入下滑到仅有1.1亿美元，这只是2005年年中的水平。
除了外国巨头的强势，新的威胁来自于山寨机。这股让国产品牌手机制造商极其头疼的力量异军突起，用令人瞠目的速度抢占着市场。
通常认为山寨机有三种，一种是以贴牌起家的企业，早年由于受手机牌照的制约，这些企业无法推广自己的品牌，以天宇、金立为代表；一种是代工企业，销售渠道主要集中在国外；而最后一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黑手机”：这类企业以地下生产为主，逃避政府管理，没有入网许可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但是现在，山寨机这个概念已经无限放大，似乎一切对传统发起挑战的企业，都有资格被冠以“山寨”的名号。
山雨欲来风满楼。
品牌商们的愁容已不能代表中国手机业的整体表情。中国手机制造业，正面临一场变革和洗牌。
山寨主的幸福生活
与国产品牌手机节节败退的局面相比，李德望的山寨机厂生意却越发兴旺。“我最近准备再上三条生产线。”他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
李德望经营着一个山寨手机工厂，这个工厂以平均每天6000台的速度向外供货。他说：这在深圳只能算中等规模。在珠三角地区，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
在李德望位于深圳福田区的工厂里，三条手机生产线在日夜不停地运转。超过600名工人实行两班倒，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李德望很少来工厂，他把管理工厂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侄子。“我只思考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他说。对他来说；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如何扩大产能。李德望的手机主要销往中东和非洲，山寨手机在这些地区受欢迎的程度并不亚于国内。甚至在市场相对规范的欧洲市场，中国的山寨手机也逐渐打开了销路。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山寨机就是小规模的作坊式生产，质量和品质都难以保证。尤其是在国产品牌手机厂商的抱怨与渲染中，山寨手机已经或多或少地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了阴影，几乎成了黑手机的代名词。
但事实不尽如此。
厂房车间宽敞明亮，内置空调，外设水帘和空气过滤系统；必须更换防静电工作服，佩带口罩和防护帽以及经过空气净化过滤消毒之后，才允许进入车间；从仓库到车间有多道质检工序，零部件在生产中已经伴随制程检验，进仓还必须抽检，然后分类分区建档存放；每种材料都配有材料卡和台账，详细说明型号、规格和数量。“我们执行的厂房标准，和药品企业一样。”李德望介绍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人想到声名狼藉的山寨手机的生产会有如此严谨的程序，更让人惊讶的，是其背后庞大的产业链条。
一项两年前的统计表明：深圳的手机生产企业当时已近140家，与之配套的方案整合公司36家，主板研发企业140家，外观结构设计企业50家，蓝牙厂商近300家；渠道上，深圳共有国包商约250家，省包商1260至1300家，整机贸易公司20家，手机卖场100家，零售商150家及物流配套企业150家。随着山寨手机销量的增长，依附在这个产业链上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李德望的山寨厂，不过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一环而已。山寨手机的制造，从研发到销售都有专人分工，包括：液晶屏、耳机、电池、充电器、手写笔甚至摄像头镜片、防尘网等都有专业厂家在做。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芯片提供商：联发科。
“乱”起联发科
联发科是个让国内许多品牌企业头疼的名字。
早在2001年DVD刚刚风行市场的时候，联发科就成功地将视频和解码芯片合二为一，并且为了帮助研发能力较弱的下游厂商，还提供了软件解决方案。联发科很快占据了内地DVD市场60%的芯片供应量。同一时期，全球80%的DVD由中国内地提供。无数的DVD生产商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市场当中，其效率与模式与今天的山寨手机，如出一辙。只不过当时尚无“山寨DVD”的称呼。
五年之后，2005年，联发科将转型产品MTK手机芯片推向市场，又一次引起了大地震。仅2007年，联发科芯片出货量已达到了惊人的1.5亿颗——其中国内的山寨企业，消耗了近1.2亿。而这一年，权威部门对中国手机市场的消耗量预计，不过是4.5亿部。
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因此受益。“拿1000万建一个组装工厂，所有的配件都可以采购成品，每天可以达到15000部的出货量。而利润，是100%!”负责某山寨手机华北地区销售的经理常大海告诉记者。低门槛、高回报，使得这个产业中迅速聚集了大量的优质资源。尤其是2007年10月，国家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更让一些山寨企业浮出了水面，摇身变成了正规军。
联发科的芯片，让手机市场的技术壁垒轰然倒塌，同时使得各自为政的山寨企业开始思考自身的出路——在这个没有技术障碍的市场，同质化竞争势必日益激烈，如何能够在这片红海中立于不败之地？
山寨猛于虎
巨大的市场需求、良莠不齐的参与者、国内外品牌企业的压力，多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却并没有让山寨企业迷失方向。
“除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机者，这里大多数的企业都很正规。”李明是深圳最大的手机集散地华强城中颇具实力的代理商，代理着两家中等规模山寨机的销售。“这些企业，无非就两条路：一是做工业品牌，代工贴牌，替别人打工，好处是不需要承担太多的风险，销售、研发不需要自己费心。”李明对记者说，“而另一种，在谋求转型，希望能彻底‘洗白’，做自己的品牌。金立就是他们的榜样。”
从贴牌代工到自立门户，金立堪称山寨手机转型的典范，作为最早一批山寨企业的代表，如今的金立已经“修成正果”。而与金立同行的还有天宇朗通。自2006年拿到手机牌照，天宇迅速崛起，2007年更是一举拿下国产手机销冠美誉，全年销售达到1700万部。天宇的名字，开始变得家喻户晓。
以至于当下，记者在国内二三线区域路边，竟能不时看到直接将“天宇”、“金立”比肩“诺基亚”、“摩托罗拉”同列为“知名品牌”的手机卖场广告牌。
电信专家阚凯力是力挺山寨手机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山寨机作为一种新的市场力量，不仅将使得手机行业的竞争更为活跃，更是世界级品牌孕育的温床。“美国的硅谷是近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在硅谷，每年都有上万个公司死掉，正是通过高度的市场竞争，才造就了从英特尔到惠普，再到雅虎、谷歌这样的产业巨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山寨机也有点像中国手机行业的硅谷现象。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几年时间之内，肯定会从中涌现出中国的诺基亚。”阚凯力非常乐观。
无论在惨烈的竞争过后，山寨企业能否存活下来，发展状态如何，山寨力量在中国刮起了一阵旋风已成事实。而支撑这种力量的，不仅是外人眼中的钻法律空子、不正当竞争和损人利己这些灰色手段，更多的是山寨精神。
山寨精神
“山寨精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品牌生产商所重视。迅捷的反应速度、超强的模仿能力，以及对于成本的严格控制，都让品牌企业汗颜。在山寨企业通行的经营模式背后，山寨文化正在蔚然成型，甚至堪称品牌企业学习的榜样。
分析山寨手机的生产流程，记者惊讶地发现：许多正在从国产品牌厂商身上消失的美德，正在山寨企业中大行其道。
山寨手机的生产模式通常是：生产商看中了最近市场上流行的某款手机，就会把这款手机买下来交给专业的手机设计公司研究。这些公司对手机进行分析之后，会出具一个类似于“仿制报告”的东西，这个报告通常包括主板设计、软件设计和结构设计的方案——这一过程通常需要8天时间。在设计方案敲定后，接下来的10天就按照这个方案设计主板、开列零部件采购清单，进行软件编写，让各项功能顺畅衔接。在第18天左右，能够提供第一套样机给渠道客户，看市场反应。如果客户认为可行，下单定货，一般在第45天左右就开始批量交货。
依靠这样的反应速度，山寨机能第一时间捕获并满足市场需求，在低端市场的惨烈竞争中占得先机。速度，成为了山寨企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而“拿来主义”，使得山寨企业可以节约大量的研发成本。早在国产手机起步之初，联想、海尔、波导等品牌手机的身上，不也时常可以看见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的影子吗？
反观此时的国产品牌，追求“中国创造”的目标已经成了一种无形的成本压力，自主研发这种曾经引以为豪的方式使其更新速度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某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道：“手机已经不再是一个高精尖的高科技产业，相反，这里是一块红海，而且是竞争尤为激烈的红海，脚步稍慢，便会被市场淘汰。”
是时候摘掉有色眼镜，重新审视“山寨”问题了。巴掌大小的手机背后隐藏着一条极有可能代表着中国制造希望的产业链。这股野蛮生长的力量，以目前引人注目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已经从产业的谷底，爬升到了半坡之上。山寨精神，正在为中国制造注入新的活力！
脱茧蜕变？
然而，和哈姆雷特一样，山寨机也同样存在出路问题。
是继续目前的快速仿制、疯狂出货之后又继续寻找下一个仿制目标，犹如潮水般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犹如名字中的山寨二字，成为产业游民而最终迅速消亡？又或者利用销售收入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扩充研发投入，针对不同市场不断开拓，把握契机，在合理合法的同时，创造新的产业契机？
摧枯拉朽的他们，正在斜坡上跋涉前行。抛开成见，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给予尊重，抱以期待。
金立：“快”谋天下
在珠三角，每一家“山寨”企业谈起未来时，几乎都会提到一个名字：金立。
尽管矢口否认“山寨”出身，但起家于贴牌的金立手机还是被业内追捧为深圳山寨手机的开山鼻祖，并被为数众多的山寨企业奉为榜样。
成为榜样，需要的是实力。2005年6月才拿到手机市场入场证的金立，在短短三年之内实现了涅槃。
2005年下半年，金立手机销量超过100万部；2006年，金立完成目标年销售300万部，利润超过2个亿，而2007年，销售居然超过500万部。对于持续低迷的国产手机制造商而言，金立的崛起堪称另类。
金立崛起
没有无缘故的兴起，也没有无理由的灭亡。
2002年被认为是国产手机的黄金一年。据资料显示：经过2000年之后的两年布局，手机产业正在以年20%的增长幅度上升，前景可观。然而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对应的，却是极度匮乏的资源。手机牌照，这一稀缺资源，把许多企业挡在了门外。当时国内拥有手机牌照的厂商并不多，全国一共只有34家手机厂商有牌照，这显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刘立荣看中了这个机会。
说到这一缘分，还要回溯到1996年。那年他进入深圳小霸王电子科技公司，1997年参与创办了DVD企业深圳金正数码公司，并出任副总经理。因此对于电子行业，刘有非常独到地认识。
2002年，刘立荣联合几位看好手机行业的朋友，共同出资在深圳成立了金立通讯。最初的时候金立还不过是一家借牌“天时达”的代工工厂。而同一年，天宇朗通也在北京开设了公司。像金立、天宇朗通等当时刚起步企业只能通过“租赁”有手机牌照厂商的牌照来生产。
按照当时的协定：每部借牌的手机要交10到100元不等的贴牌费给有牌照的厂商。在2005年之前，金立的名字仅有少数业内人士知道。因为当时像金立这样的企业，太多了。
接下来的三年，为金立的未来奠定了基础。刘立荣用另类的模式显示着自己的远见：手机由金立生产，在终端贴的是天时达的标识，渠道以及售后都由金立负责。这对于一家贴牌企业而言，意味着更多的艰难。
但这种远见很快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随着2005年拿到手机牌照的那一刻起，金立突然发力甩掉了大多数竞争对手，一骑绝尘，成为同行业的领跑者。同为山寨企业，缘何在短短三年之后，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别？根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当时国内至少有上百家手机企业要向有“牌照”的企业花钱借牌生产，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已经寥寥无几。
以变制变
出身围棋五段的刘立荣，成功地将棋盘上的运筹帷幄克隆到了企业管理上。
2005年是一个分水岭。当时有牌照企业的经营模式通常是：产品设计找手机设计公司规划，生产售后找代工厂做，自己只负责渠道建设。擅长改变的刘立荣不想让什么套路束缚住金立的发展。他告诉记者：从起步之初，金立在控制渠道的同时，便开始伸展自己所能掌控的范围。在研发上采用自主研发与外包相结合的方式；而在下游销售，则让销售商自负盈亏。
小企业具有自己的生产优势，金力所采用的模式被许多竞争者模仿，然而接下来在营销上的变革，却让金立与追赶者彻底拉开了距离。
2005年刚获得手机牌照的金立，决定请刘德华代言，并利用当时没有厂商尝试的电视直销的方式来进行手机推广。结果这一创举又一次成功了，明星代言让金立的品牌知名度水涨船高，而当时对于观众而言尚有新鲜感的电视直销方式使得金立手机开始变得家喻户晓。
金立管理资源最核心的是保持两个特性：“快”和“活”，不断保持企业快速、高效、灵活。刘立荣的秘诀是模块化经营：尽可能做到每个单元都是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主体。在金立的渠道体系中，各省代理商是独立的模块，即便是研发和经营上，刘立荣也愿意将其拆了进行模块化经营。化整为零，这种方式借鉴于大企业“事业部制”的方式，刘立荣使起来得心应手。
独辟蹊径
在经过几轮的洗牌调整之后，国产手机的产业布局已经基本成形。但是在2005年，甚至更早的2002年，国产手机行业正处于惶恐之中，自主研发这一“命门”，让许多品牌厂商都一筹莫展。
“当时的国产手机，大多数也是采用的国外提供的芯片，质量、稳定性以及功能都不受自己的控制。”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道。但是在刘德华代言的广告中，金力却放出了“金品质，立天下”的豪言。国产品牌手机都无能为力的研发和质量问题，难道被曾经的山寨头领攻破了？
对于产品品质，刘立荣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众所周知，国产DVD所缺乏的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问题，成为了广受各界诟病的黑典型。而刘此前供职的金正数码，堪称DVD行业中的佼佼者，无疑深受其苦。
也许正是从DVD行业的尴尬中吸取了教训，从踏入手机之初，金正便砸出重金用以研发。第一年，金立通讯便投资2亿元开始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今的刘立荣可以得意地表示：金立能有这么快的发展，最大收获是在贴牌过程中，学会了用研发来控制品质。现在，金立旗下除金立研发院外，还有两家参股或控股的手机设计公司。这两家公司既向金立提供方案，也可以给其他竞争品牌提供方案。
“我们的设计公司也卖方案给三码五码机（本刊注：山寨机的一种）企业。设计质量是手机产品质量的最关键所在。我们选用的产品，可能在正式上马之前，已经通过我们的设计公司在三码五码机那里经过验证了。”刘立荣对金立的这种方式颇为自得，“从7月到国庆之前，我们能上市的产品有20款，但我们最终挑了10款左右，差不多以一个月3款的频率推新品。这就是我们有这么大的研发团队支撑的结果。”刘立荣说。
借力使力，这一步妙棋，使得金立的产品脱颖而出。
攻克了研发与质量，刘立荣开始整合销售资源。
山寨式营销
“我们在产业链中扮演的是整合资源的角色。金立让各地的经销商获得更多的销售资源，自己的销售管理人员却不到40人，创造了每月40多万部的销量。”刘立荣如是说。
曾经的山大王正在逐渐转型，变成一个整合者。但是在培养大企业气质的同时，山寨精神，依然没有被放弃。
“做贴牌这三年，金立积累了资源。借此我们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制造能力，有效地整合了上下游经销商，从研发设计到制造、销售、售后服务，整个团队得到了锻炼。”虽然对“山寨”身份讳莫如深，但刘立荣却“明目张胆”将山寨精神沁入到了金立之中。
在刘立荣掌控金立的许多细节，尤其在营销环节，“山寨”企业的作风成为金立克敌制胜的法宝。
“保姆式营销”是手机业内通行的销售方式：产品从生产到卖给消费者，厂家承担全程服务，没卖出去的产品负责回收，还要考虑调价补差。“这种保姆式的服务留给企业的是压力，留给经销商的不是动力是惰性，导致整个产业链失去活力和竞争力。”刘立荣回忆道。
2004年下半年，刘立荣决定取消被称为代理商“护身符”的价保制度，改为买断制，厂家只负责下货，代理商买走手机后，自行经营，自负盈亏。北京地区金立的一位终端销售商岳永生向记者坦承：“金立给予我们更多的是能动性、压力，但这种压力的回报是原来那种方式所不能比的。”
渠道历来是手机产业发展的关键，产业界已经把手机渠道发挥到分销、直供、FD、分公司、子公司等多种模式。刘立荣对渠道模式的革新是将娃哈哈的总代理模式（或称完全代理制）引入到手机行业：以省为单位在全国每个省级市场设立一个至几个金立的完全代理商，该代理企业完全按照独立公司运作，但同时只对金立一家手机企业负责，不代理其他任何品牌的任何产品，代理商用自己的资金买断金立产品后，自行将金立手机销给省内各地的经销商和零售终端。
“这其中可能更多的是魄力。现在与我合作的其他牌子手机的合作，还是延续原有的模式，厂家全权负责，销售的积极性就差了很多。”岳永生说道。
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销售方式，让金立与经销商实现了双赢，从中也彰显出金立的山寨作风：造反有理！
榜样金立
虽然已经洗白从良，但不能磨灭金立对于现今处在岔路口的山寨企业的榜样作用。
品牌缺失和创新缺失，是山寨机无法跨越的两大门槛。“山寨机最大的问题，是它不朝一个长远的目标去做，而只是想在这个机会中赚钱。所以它在品质保障方面可能会为眼前的利益让路，结果影响了消费者对国产手机的品质信心。”刘立荣如是说。
自主研发与品牌经营势必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而目前来看，山寨企业与品牌手机制造商竞争时的最大优势就是低成本带来的低价格。如果转行自主研发与品牌运作，成本压力将让山寨企业不堪重负。
那么金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面对表面上不景气的手机企业，在决策、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必须要快、要灵活。这是做手机行业的第一要素。反应慢的企业一定是做不好的。为什么曾经领先的国产品牌后来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快”字上吃了亏，慢一步就有让企业进入恶性循环的危险。“而这一点，恰恰是山寨企业最擅长的。”刘立荣强调。
据刘立荣介绍：金立通过研发外包降低经营成本。目前公司付工资的研发人员一百多人，金立将手机研发外包给了IDH的研发人员有三四百人。相比之下，对手企业有一两千人的研发队伍，算起来研发人工成本就比金立多出3亿多元。
经营成本的差异使得联想、波导和夏新等品牌企业出货量排名较高但亏损，而深圳一些不出名企业出货几十万部都能赚钱。对于山寨企业而言，如果能够学习到金立扬长避短的经营方式，从“游击战”转入“阵地战”，其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天宇朗通：龙门一跃
“黑马”，是所能想到形容天宇朗通（以下简称天宇）的第一个词汇。
当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一举拿下国产手机销售冠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
据易观国际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天宇的“天语”手机出货量达到1700万部，创造了当年国产手机的最高纪录；2008年第一季度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4.9%，仅次于诺基亚、三星和摩托罗拉，居国产品牌首位。
然而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2008年6月，在拿到华平投资5.3亿的风险投资之后，天宇董事长荣秀丽高调宣布：向高端市场进军，要将天宇打造成与诺基亚齐名的国际品牌。要知道，最近两年国内手机市场硝烟四起，竞争的惨烈让老牌国产手机生产商都难堪重负。
天宇奇迹在让业界惊讶的同时，也留下了新的思考：在经营战略彻底向品牌运作靠拢的同时，天宇还能否保持住既有优势？毕竟贴牌起家的天宇，之前的经营策略与“山寨”企业有太多相似之处。而目前仍在徘徊的山寨企业更想知道的是，天宇依靠什么实现了龙门一跃？
从赔钱开始
天宇的前身是百利丰通讯公司，曾是北电网络、三星手机等知名品牌的全国代理商。“做手机代理商，是在卖别人的产品，但销售模式、方法、价格都是三星等洋巨头定，渠道没有话语权。”荣秀丽称，这种赚钱方式她不喜欢。
2002年，荣秀丽注册了天宇，并经过几次增资扩展到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开始自己生产手机。但是转型的痛苦接踵而至。
“刚开始生产手机时，并不知道研发有多么困难。”荣秀丽说。最初天宇没有研发，买主板自己生产，但质量管控、选材、售后维修等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她向记者回忆，2003年信心十足地建立了研发中心，到2005年，就因此赔了7000万。
而此时的天字，因为没有手机牌照，依旧在贴牌生产，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情况在2006年出现了转机。在四年的漫长等待之后，是年2月，天宇成功拿到了双牌照。政策壁垒破除的同时，技术难题也得到了解决。这一年，联发科研制出了MTK芯片，把需要几十人、一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机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使得手机生产的技术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挺过难关的天宇，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天宇式整合
因为与山寨手机一样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因此天宇被许多人认为是典型的山寨企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天宇具备许多山寨企业所没有的独门秘笈——渠道整合。
在天宇手机面市之初，荣秀丽就放弃了成本巨大的手机制造，外包给了富士康、比亚迪、东信等手机制造业巨头。对此，荣秀丽向记者解释道：“如果自己制造，除了要巨资建设手机生产工厂外，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人力、元器件、物料采购及库存成本。”
于是荣秀丽开始在渠道上做文章。“天宇有1000多人，研发人员400人。我们只做研发和营销这两头。采取100%代工的模式，充分利用渠道商的作用，仅保留研发和售后人员。”天宇销售总监卢伟冰介绍道。
以诺基亚、索爱为代表的企业采取了“垂直一体化整合”的模式：上游牢牢控制着自己的软件操作系统，下游不断收购手机游戏公司等分支企业，保证产品性能。而中间，大多数产品均由富士通等企业代工。这样的垂直一体化，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企业价值链系统，终端厂商主导链条，协作厂商精益求精，始终以最快速度和最新科技来满足用户的需要。汽车业巨头丰田，同样采用这种模式。
但由于联发科的存在，让手机行业的渠道整合显得尤为艰难。
从可类比的PC产业中可以看出端倪。在PC产业链条中，最具有主动性的，绝不会是惠普、联想或者戴尔，而是英特尔。标准化配置，大批量的工业化生产，使得整个行业“泛商品化”现象严重。而对于手机产业，所有采用联发科芯片的企业都面临着“泛商品化”的问题，产业链的命门被联发科捏在手中。
但天宇正在打破这种格局。
天宇与巨头们殊途同归，采用的是销售后端整合前端的方式。对渠道的强大控制力和对市场的高度敏感，加上出货量的巨大，使其在与产业链上游的对话中占有了主动权。
新的活法
在这个渠道为王的时代，天宇对上下游的掌控使得自己迅速崛起，仅用一年时间便跃居国产手机销售冠军的位置。但分析人士仍倾向于将今年年中天宇与华平的资本合作，看作是天宇奇迹的开始。
“销售量巨大并不足以评价一个手机企业是否成功。”业内资深分析师田遥告诉记者。如果单以销量划分，仅深圳一地所生产的“山寨手机”，销量就占了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强。“只有把品牌价值、渠道以及销售情况综合起来考虑，才能综合地评价一家企业。”田遥进一步介绍说。从华平的投资策略中不难看出，资本方要求天宇向高端、向品牌转型。
资本的介入改变了命运。在此之前的天宇，充其量是以量取胜的隐形冠军，但有了华平5.3亿的投资支撑，可以想象，荣秀丽可以更加从容地进行品牌建设。
而在此之前，天宇已经公布的年度计划，2008年的目标是出货量3000万部，赶超三星，在中国手机市场上紧追诺基亚。这显然是一场“新贵”对“长老”的战役。
外行人看上去，就好似天宇在“以己之短，攻彼之长”。虽然天宇已经打破了旧有的国内手机市场格局，“造反”成功，但如何才能坚守住这块阵地，乃至继续攻城拔寨？
“山寨”遗风的悬念
依靠对渠道的控制，天宇成功地站到了全行业的前面，已经取得成绩让人刮目相看。但并不能打消批评家的疑虑：从“草根”到“贵族”，天字能继续这种辉煌吗？一旦转型，陡增的成本压力与从“草根”到“贵族”的心态转变，企业是否能够承受？
业内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华平的投资进入后，天宇朗通已经开始了向品牌转型的过程，随之而来的，将有可能是竞争优势的丧失。
转型之前，天宇朗通向业界展示了“山寨”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最快的机型、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全面的功能，让传统品牌制造商难以望其项背。这些帮助天宇成功越过龙门的优势，正是现下山寨企业能够在国产传统品牌与外国巨头的对峙中杀开一条血路的根基所在。而天宇正在用自身的实力将这些优势无限放大。
但成就品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将重心放到品牌运营与高端市场之后，天宇能否保持原有的速度与灵活，存续原有的“造反精神”，人们仍要打上一个问号。但倘若天宇日后能够找到品牌与速度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则不失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开辟出一条新的出路。
山寨机的“从良”两岔道微笑曲线的逻辑
台湾“代工大王”、原宏基公司董事长施振荣，在1996年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用来描述生产个人电脑的各个工序的附加价值特征：在整个PC产业链中，上游的处理器、操作系统，以及下游的售后服务，具有较高的附加价值，而处在中游的组装生产则利润最为微薄弱。
.
“微笑曲线”理论形成于个人电脑领域，但却在几乎大部分行业都行之有效。比如服装企业，像耐克和锐步这类著名品牌，只需要控制设计和品牌传播的环节，而将制造环节交由东莞和虎门一带的代工企业进行，再在原料方面实现全球采购，在渠道方面实现全球分销，就可以确保市场地位和高额利润。手机领域，也大体可以遵循这种思路。
国家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去年取消，使手机代工行业长期以来积累的产能势能，得以在迅速崛起的内地市场得到一个释放的空间。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国际市场需求总体下降的外部环境下，许多产能过剩的手机代工企业，开始在内地市场寻求一个拓展的可能性，并利用所积累的低成本优势，迅速冲击市场，各种名称纷繁复杂的手机品牌开始充斥市场，形成了所谓的“山寨现象”。当然，亦不乏有像金立、天宇这类杀出重围的“准”品牌。
那么，创立自有品牌，是否是制造业的必然出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从良”向左：工业品牌
通常认为，在电子制造行业，OEM代工型企业的出路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OBM，也就是创立自有品牌。而另一条是EMS，也就是电子制造服务，成就工业品牌。
EMS是一个全线的服务，包括：产品开发（部分）产品生产，以及产品的采购、产品的品质管理、运输物流和售后服务等。
EMS的典型企业是台湾的鸿海精密，也就是富士康。目前该公司已经进入世界500强，在全球同行中位居首位。前不久业界传闻的戴尔将出售厦门的制造工厂，而接盘者可能就是鸿海。鸿海精密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并沿着“微笑曲线”由制造环节向两端扩展，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强大的设计能力和研发能力——当然，这种研发还主要是体现在制造技术的研发，而非产品本身的研发。
根据日经社的一个调查，除商品策划、尖端研究和终端销售外，以模具为中心，从材料、零部件到软件开发等，鸿海精密所从事的业务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所能承担的业务从外观设计、产品制造及物流和产品维修等售后服务，同样非常广泛。通过业务领域的扩展，鸿海精密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EMS企业。
鸿海的例子，可以作为山寨机的一个标杆。对于许多以代工为主的制造型企业而言，向电子制造服务领域转型，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从良”途径。
“从良”向右：自有品牌
“微笑曲线”的思路让原料成本和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大陆制造业，找到了一个从全球市场分得一杯羹的机会，也给了这些制造型企业一个“遐想”的空间：当制造能力和资金实力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为何不寻求向曲线的两端扩张？要知道，在产业链中，那些都是高附加值的环节！于是，就出现了许多OEM转OBM的现象，包括明基从宏基系独立、泉州一带体育品牌的崛起等。
山寨机自创品牌的现象，总的来说，基本也遵循这样的思路。
然而，创立自有品牌，却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除了产品和品牌文化，还包括营销模式、组织结构的方方面面，所需要投入的品牌推广和渠道搭建等营销的费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所能承受。
像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著名品牌，在品牌资本和渠道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才得以在市场上确定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像西门子、阿尔卡特，甚至不惜将手机业务出售，以确保其其他核心业务得以聚焦。同样，还有爱立信和索尼结盟，以及联想出售手机业务等，都可以看出手机行业的品牌竞争激烈异常。
代工转向自有品牌之难，从东菱凯琴的例子，可以“略见一斑”。
东菱凯琴是广东顺德一家著名的外贸代工企业，主要生产小家电，包括咖啡机、电热水壶，以及榨汁机和面包烘烤箱等西式餐饮产品。经过多年的积累，该公司由OEM逐渐向ODM渗透，在设计环节逐渐积累了强大的优势。而创新设计能力的提升，使得公司获得了飞利浦、Kenwood等国际一流客户，在英国小家电行业，四大知名品牌Morphy Richard、Kenwood、Breville、Russell Hobbs所售70%以上的产品都是由东菱生产的。
从2006年开始，东菱凯琴公司开始以“新宝”这一自有品牌，在内地市场开展营销推广活动。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以产品为例，其所代工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欧美市场，咖啡机和面包烘烤机这类的产品，并不符合国内消费习惯，当初想引导一个新市场的想法被迫中止。
另外，在渠道建设方面，亦同样需要重新搭建。2007年开始，该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国内产品设计部门，以根据本地消费市场的需求特点，研发相应产品。而在渠道方面，亦重新调整了布局，以“单店盈利”为模式，向各类家电卖场实现渗透。直到今年，国内品牌的推广工作才步入正轨，而市场份额，却依然微不足道。
可见，由代工到创建自有品牌，无疑是困难重重。况且，回到手机行业的例子，一部分山寨机生产厂家，并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也没有科学的产品检测机构，甚至在产品设计方面，主要靠模仿其他主流品牌，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这些问题，都可能是自有品牌路上的障碍。
需要明确的是，对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类产品而言，创立自有品牌，技术和服务是支撑。这与泉州一带近年来兴起的体育服装品牌有所不同。纵观台湾那些诸如宏基这样成功创立自有品牌的企业，无不依靠技术升级作为后盾。对电子类产品而言，没有技术和服务作为支撑而求所谓自有品牌，无疑是缘木求鱼。试图以低价格作为竞争手段，很难长久。而密集性高成本的广告投放，亦可能是一剂毒药。
不要轻弃“山寨速度”
曾经被品牌制造商嗤之以鼻的山寨企业，其实“造反有理”。
好一个“快”
山寨手机很好地继承了珠三角的经济特点：快！
一是商人对市场的反应快——某个赚钱的产业一旦出现，无数的商人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另一个是执行能力快——作为老牌制造业基地，珠三角的企业在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协同作战方面，有独到的经验，它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理顺产业链条，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速度成了克敌制胜的杀招，也正是速度，让国产品牌感到了恐惧，甚至诺基亚、三星这样的国际巨头也为之动容。能让武林高手感到恐惧的，往往不是比自己更强大的外敌，而是身边潜力无限的徒弟。
视品牌如粪土？
然而，快并非没有代价。一味求快，使山寨企业把许多东西选择性地加以忽略：知识产权、质量保障等等。更令人扼腕的是，品牌在他们眼中并不重要，山寨企业主更趋向于变成精明的商人，而不是有担当的企业家。
山寨企业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山寨主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厢情愿地希望这些企业做大、做强、做品牌，可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利润、效益、盈利。做手机与种白菜，在他们眼中本无不同，都不过是商品而已。
客观地说，对于整个制造业而言，这是一种悲剧。
这意味着手机产业的资源将被肆意挥霍，缺少了对未来的约束，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建设性问题，无怪山寨企业被传统品牌制造商视为毒瘤。
它们更需要扶持
接下去的选择无法回避：山寨企业，是将其纳入整个产业之中、融为中国制造的一部分，帮助其转向品牌经营，还是任由其自生自灭、经受市场的洗礼？毫无疑问，前一种选择比后一种需要整个行业付出更多的努力，难度也更大。但倘若成功，则极有可能为中国制造增添一支生力军。
一直以来，政府、品牌厂商、媒体，似乎都站在山寨机的对立面，无数次地希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以期维持我们认为平衡的市场结构。但我们却忽视了，正是山寨机的异军突起，为整个产业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国内品牌与外国品牌对峙的局面被打破，更多的竞争因素使得旧有力量不得不紧张起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山寨手机代表的都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革命本色”不可丢
早在5年前，海尔CEO张瑞敏就曾断言：与跨国公司竞争，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核心技术，中国企业都无法与之相抗衡，我们唯一可能拥有的法宝，就是比对手“快”！而山寨企业正是依靠速度，让国产手机重新夺回了阵地，5年来首次验证了这一观点。
但在现实中，品牌与速度、规范与灵活、高端与野战的矛盾不可避免。于是一方面，正宗“山寨”一味的游击生存方式，在几年后势必面临调整；另一方面，转而塑造品牌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则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延缓企业运作的速度，而速度的延缓又将使这些本不具有品牌优势的山寨企业面临不上不下的尴尬，反而丧失竞争力。这才是决定山寨企业是否应该转型的关键所在。
转型的过程，可以是山寨企业从低端到高端、从杂牌到品牌、从混乱到秩序的转变，曾经身上积淀的山寨匪气可能都会逐渐褪尽，但所有山寨企业，绝不能丢弃自己赖以起家、扩张、王天下的秘诀——山寨速度。
当部分山寨企业中的佼佼者开始不自觉地向品牌靠拢、向主流回归之时，我们只能希望在自我壮大和提升的同时，“山寨精神”依然不倒，“山寨速度”依然矫捷，以事实证明自己不是一现昙花。
“山寨”是个好老师
什么是山寨机？有人说是“硬件性能强大，价格低廉，外形类似品牌机”的杂牌手机。而百度搜索出来的山寨机的特点至少有六七条之多。这些概括，除了把山寨机最主要的特征丢了，其他方面还算比较全面。
实际上，山寨机最主要的特征是“共享平台+品种多样化”的范围经济性。它解放了中国制造，使其从1.0版的规模经济转向2.0版的范围经济，实现了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升级换代。
“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2.0版
共享平台、指的是山寨机采用联发科的MTK手机芯片和名为“Turn-key”的全面解决方案；品种多样化，指的是厂商采用了这个方案，只需要加一个手机外壳即可成品，形成中国手机百花齐放，型号种类居全球之首“盛况”。这才是山寨机的真正内涵，所有其他概括，都是一地鸡毛，不知所云。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有本经济学名著，叫《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按老钱的看法，“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有1.0版和2.0版之分。前者是规模经济（即品种不经济），后者是范围经济（即品种经济）。前者初级，后者高级。
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观察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山寨机出现之前的经济，是规模经济，品种不经济，因此只能打价格战；山寨机出现之后的经济，是范围经济，品种经济，规模并不经济，但靠变花样取胜。众人误读山寨机主要靠打产品价格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范围经济有多种叫法，如网络经济、长尾经济、大规模定制……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门道：平台与产品分离，平台单一化而产品多样化，规律是“越集中，越分散”。
例如，微软之前，平台与产品不分。盖茨将操作系统（相当于联发科的MTK手机芯片和名为“Turn-key”的全面解决方案）与应用软件（相当于不同山寨机作品）分离，一举打败了苹果（相当于平台与应用不分的国外名牌和国内名牌）。又如，电信基础设施与网游、短信等增值业务分开，使网络经济性得到发挥；如果电信去搞网游，就会落得像现在的“正规军”手机同样下场。
大规模定制的提出者派恩提到：大规模是工业生产方式，定制是农业生产方式。大规模定制就是对两种生产方式扬长避短。大规模是指平台、模块，例如MTK芯片和“Turn-key”，对产品来说是半成品，平台和模块共享是为了降低成本；定制是指从半成品加工为最终产品中的品种多样化增值过程，例如可以视频的手机、手表造型的手机、光学变焦手机、具有验钞功能的手机、香烟盒形状的手机，宝马、奔驰、保时捷等车模手机等，意在增值。二者结合起来，就形成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增值优势的双优势。
如果把共享平台比喻成营造王府井大街；那么品种多样化，就相当于在这条街上开店。
“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上的大忌，是价格战当头（这是规模经济的后期标志），却不思范围经济进取之道（造市与开店分离）。在蔡明介之前，无论是爱立信、飞利浦等，还是联想移动、波导等，都是王安、苹果的“造市——开店”一体化模式，没有分离手机芯片和手机界面。甚至联想移动在得到这方面的提示后，仍然没有意识到联发科玩法的意图所在，那就活该倒霉了。
蔡明介和联发科，就是手机中的盖茨和微软。他们从游戏规则入手，一下就改变了整个行业。从1999年底蔡明介从Rockwell挖来徐至强，到联发科在手机芯片领域全球排名仅次于高通和德州仪器，位列第三，仅仅用了七八年时间。比较MTK芯片和“Turn-key”，成功的关键在于后者，因为它相当于具备APl（应用程序接口）的视窗，一下把手机从基础设施，变成了应用，解放了创意这个生产力，从而解放了“品种多样化”这个新财富来源。
“Turn-key”缩短开发周期，经济学上的意义，是使下游攒机商获得了品种经济性的条件。利用“Turn-key”，可以比原来规模经济的手机生产方式，在同等成本条件下，开发出更多品种、更多功能，使用户选择多样化。或者倒过来说，实现同样多品种和满足同样多用户选择，成本要低得太多太多。“用户选择多样化”用术语来说，就是个性化。蔡明介推动了手机行业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相对于媒体的迟钝，竞争对手武平和展讯已经看出了门道，决定在芯片产品开发上“退一步”——不再提供完整方案，而是只做一半；让厂商在平台基础上，继续做应用层面的开发，“有助于实现产品的个性化”。
个性化财富激荡下一个30年
对山寨机的两个主要指控——逃税、缺乏服务——放在范围经济全局看，不是主要问题。
第一，山寨机固然有价格优势，但从根本和长期来说，并不靠价格战。成本是从共享平台上省来的，联发科并没有偷谁的税；攒机商偷税的问题是有，应该把他们招安。而17%的税，相对于山寨机价格来说，也不是致命的。更主要的是，即使山寨机的价格优势不再，也并不影响它的品种优势，甚至还会迫使它进一步发挥品种优势。
第二，山寨机缺乏服务倒是事实，但解决办法不是让山寨机厂家去提供服务，而是培育出一个针对山寨机的服务业来解决这个问题。共享社会网络服务，正是范围经济特点所在，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从手机跳开去，山寨机对中国发育“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具有重要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走到了要“过冬”的境地？抛开短期因素（如资金问题）不说，我认为有一点，大家都没有提到，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同时又是规模经济的30年。在今天搞规模经济，意味着钻低附加值的世界地沟。规模经济的终点，就是打价格战，大家一起玩完。
未来的改革开放30年，将是范围经济的30年。我们靠什么再激荡30年？只有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的范围经济，在相机、电视机、汽车等所有领域，鼓励蔡明介和联发科这样的开放平台和“王府井大街”，让所有在其上开店的“山寨”，成为奔涌个性化财富的源头，我们才能解放创意，最终通过解放创意生产力，而解放中国制造。
资金、技术、管理、信息、人才，解决这些短期问题，全都是一鳞一爪的治标之策，我们需要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上，进行更深的反思，来一个大的转变。
山寨机就是我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