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方法论的内涵及其一般应用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范式论文,内涵论文,行政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门学科的科学地位及其科学性程度，在其现实性上，取决于方法论的建构。因为，以对象和方法的关系及其适宜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论，关注的不是对现有方法合理性确认以后的具体运用，而是对现有方法的核心部分与理论基础的反思，对它的不合理性的发现，以及对新的方法结构的构建，进而使方法论总体发生突破性的变化。
当今中国学界，对方法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在于：首先，就研究的理论视野而言，一门具体的学科，如果缺乏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方法论作为预设和前提，表明这一学科对于自己的逻辑依据和研究程序、自己的视域和边界以及自身的社会功能，尚缺乏系统而清晰的认识，其结果是产生学科生存的合法性危机。其次，就研究的具体实践而言，我国不少的理论研究者，至今仍未形成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意识。这在研究中，既表现为盲目地照搬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又表现为经常不交代研究论文所采用的方法。即使是收集数据的实证性研究，往往也未提及资料收集的过程和推论的方法。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以“行政学方法论在博士论文研究中的应用状况”为例证，来尝试对行政学方法论的“基本内涵及其一般应用范式”作出界定。
为了廓清行政学方法论的基本内涵，笔者对2000-2008年行政学学科类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所采用的方法论进行了统计分析。其基本的思路是：
1.以博士论文中方法论在行政学领域中的应用状况作为统计选样的文本案例。由于一个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该学科展示其前沿性研究的重要途径，因此，对博士学位论文中方法论在行政学领域中的运用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行政学领域方法论发展与应用的最新状况，并有助于界定和理解行政学的方法论内涵。
2.在统计分析时，对样本进行分类的依据是：把方法论理解为“在行政学这一学科研究中，与行政基础理论有着内在联系的自成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并在其运用上体现为：(1)方法论的哲学层面：即指导研究的哲学基础。包括：研究者所依托的基本研究前提、研究逻辑和思路等；(2)方法论的科学原理层面：包括，基本的理论假定、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行政学原理准则与程序推演方式；(3)方法论的具体方法与技术操作层面：即在研究的某一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如：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和其他技术手段或工具。
3.对样本抽样统计的方式是：利用互联网文献检索工具，分两次进行了调查资料的收集工作。(1)通过《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社科类》，使用高级检索方式，在“关键词”中查询“政府管理”或“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均为模糊匹配，获得有关信息856条。然后逐一浏览并下载其中包含有研究思路或研究方法的章节，主要是“前言”、“引言”或“序”，得到236篇。(2)通过《万方数据库全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对行政学类博士论文进行检索，逐条浏览并下载其包含有研究思路或研究方法的章节，主要是“前言”、“引言”或“序”。(3)前后两次调查共计得到论文316篇，扣除其中重复的168篇，实际得到148篇。在此基础上，对凡未明确注明“研究方法”或“研究设计”的论文予以剔除，最终得到调查样本100篇。经过统计分析，列表如下：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
1.随着行政学学科的不断成熟与发展，方法论在行政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呈现出经典研究方法论与独具专业特色的学科方法论综合应用相结合的局面。这预示着传统经典研究方法正由行政学研究的总体指导方法，而转化为行政学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而行政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则受到经济学、社会学、运筹学和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正由一元化的定性研究，走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元化发展趋势①。
2.行政学研究方法，基本摈弃了传统的单纯以诠释和演绎为主导的、结论空泛化的研究方式，而增大了定量统计与实地调查研究的实证比例，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具解释力和可信度，研究结论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3.在方法论的具体工具选择与技术操作层面上，从运用单一的方法解决问题，发展到运用综合的方法描述或诠释复杂的行政现象，注重多种具体方法的混合运用。这种混合方法在行政学研究领域的增长，一方面，能够克服使用单一方法而带来的偏见，增加“工具性方法群”交叉性使用的综合优势；另一方面，“采用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更有可能根据他们潜在的研究问题选择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些预先形成的关于研究范式的偏见，来选择研究方法”②。
然而，尽管行政学方法论的应用取得了上述成绩，但也存在着如下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表现为：
1.在行政学方法论的认识和使用中，以偏概全现象突出。
从所调查的100篇论文中，近半数的研究者对方法论的应用持单一层次的研究观，少数研究者甚至把具体的研究方法等同于方法论。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对什么是方法论、方法论是否有层次、有哪些层次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方法论才真正算得上是一种独立的方法论、如何规范地使用各种研究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知之甚少。这一现象说明，在当代中国行政学界，研究者还没有树立起“行政学方法论是一套具有思想基础、原理准则和具体方法与操作技术相配套的整体意识和理论体系”的观念，从而导致在认识和使用方法论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偏概全的现象。
2.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方法论意识不强。
一般而言，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作为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是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然而，上述调查结果发现，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方法论意识不强，在被统计的100篇行政学博士论文中，只有56％的研究者述及了自己论文的研究方法论，而44％的研究者则没有提及方法论，或没有在章、节、目的内容中，鲜明地将方法论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和分析框架体现出来。
3.研究者对方法论的整体内涵表述不准确。
一方面，很少有研究者能够从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原理规则、具体方法的技术操作等方面，对自己论文的方法论做出全面阐述；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对自身的研究方法论表述不准确，这既表现为近半数的研究者把研究的具体方法混同为方法论，又表现为对方法论内涵所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国行政学界，至今没有形成关于什么是“行政学方法论概念”的权威界定。缺乏统一的学术认同，必将导致方法论应用研究中的混乱。为了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笔者认为，应从根本上廓清方法论与方法论应用的哲学理论体系；方法论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行政理论；方法论与方法概念之间的区别，进而才能对行政学方法论的内涵作出合理的界定。
首先，行政学方法论不等于方法论应用的哲学理论体系。
在传统经典方法论的建构中，人们通常把行政学方法论的构建问题，理解为“哲学原则的全部使用范围及其过程”。即“所谓行政学的学科方法论体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行政科学所研究的特殊对象和所反应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并在行政研究这一特定领域的应用过程”。其实质上是将行政学方法论的问题范围，泛化为人类认识活动的模式和合理性标准。而恰恰相反的是，人们在认识行政现象的过程中，采用的模式与程序、途径与手段、合理性标准等，都是行政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这种关于学科方法论的建构方式，不仅难以反映行政学研究的特殊本质，而且把行政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同起来。
其次，行政学方法论不等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行政理论。
目前，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把行政理论等同于行政学方法论，把行政现象的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行政学知识体系)作为方法论的对象，其实质上是抹杀了行政学方法论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行政理论之间的区别。错误的根源在于，把基础理论对研究特殊、具体问题时的前提假设、规定的作用，等同于方法论的作用，从而产生方法论研究对象与任务上的泛化。③事实上，行政理论是人们在认识行政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它在本质上是人们观点的物化形态，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一般包括行政的概念体系(即条理化、系统化和扩大化的术语结构)、行政原则、行政学的基本结构及其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行政学的发展缘由及其影响因素、行政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行政学知识产生的基本逻辑等。
而行政学方法论从性质上说属于“元行政学”研究的范畴，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一般在研究行政现象的认识过程中才能提出和解决，它本身并不提供新的理论陈述，而是对行政理论的论述过程进行形式分析。其目的在于对研究基础与前提假设的价值尺度进行审视，进而抽取出研究者获取资料和阐发理论的逻辑结构。从现实的作用上说，行政学方法论的独特性在于，它在探索实现行政学原则的方法时，既能超越行政研究对象的范围，揭示影响行政的社会因素，又能广泛地依靠行政学同其他科学的联系，有目的地研究加强这些联系的方法。
最后，行政学方法论不等于从事行政研究的具体方法。
所谓从事行政研究的具体方法，是资料收集方式的总称。在传统的意义上，它是对预定的问题、记录的数据、描述的现象和实验的过程作出实证性回答的技术。目前，虽然我们既可以将方法看做是进行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的相关技术，也可以把它看作形成观念与假说、构建模式与理论、抽样程序等更具体的过程。但是，研究的具体方法通常以规范、章程、条例、模型等相对确定的形式来规定人们的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的具体路径，它在本质上是研究者运用的一般技术手段。
而方法论则是一个比研究的具体方法更具抽象的理论术语。其目的是为了描述与分析这些方法，辨明它们的局限与用途，明晰它们的前提假设与结果，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具体方法在新领域运用之后的合理性。它既是为了表明方法的新用途，而对特殊技术进行的大胆抽象，又是为了形成新的研究框架。简言之，方法论直接指向研究方案的一般逻辑和理论视角，其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研究过程本身。
行政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之一，是与行政基础理论、行政基本原理有着内在联系的自成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在其逻辑构建上，特别关注研究资料的采集与特定研究对象的紧密关联。就一般情况而言，在行政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中，收集的资料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依据研究者的推理，从现象中抽取出来的。这些资料既要以丰富的行政现象及其具体特点为基础，又要与研究者建构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原理相一致。可见，行政学方法论不是具体研究方法的“工具箱”，而是人类心智抽象的建构过程，是行政活动的一般假定(或者公理)、给定目标领域建构的行政理论、相关行政现象的理解、具体方法的建构方式等要素的交互关联。
总之，行政学方法论既与行政学知识体系不同，又与行政学具体方法的运用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特定的逻辑结构、思维方式为基础，是行政理论建构的前提假设、行政原理的结构与逻辑、具体方法的建构方式等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体系。因此，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行政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及其对研究方法的特殊要求；(2)行政学研究主体的特殊结构及其对研究活动的影响；(3)行政学研究过程的特殊模式及其方法论意义；(4)行政学研究的独特方法群及其建构途径。
所以，行政学方法论的基本内涵体现为：第一，以特定的逻辑结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哲学方法论层面；第二，以行政理论建构的前提假设、行政学原理的具体应用、研究结论的推演程序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层面；第三，以行政活动的某一研究阶段研究者所使用的具体手段和工具的总和为中介的技术方法论层面，三者相互交织，并以统一的逻辑结构和思维方式为主线，形成紧密相连的动态体系。
思想家库恩认为，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对共同研究的课题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方式和规则，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即范式。所谓范式，是指“某一学科群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方向”。④从一定意义上讲，探讨行政学方法论的一般应用范式，就是探讨专业从事“行政”研究的共同体，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以及对在一定时期内多数研究者基于行政研究而共同恪守的学科信仰。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认为，由行政学方法论的基本内涵所规定的一般应用范式体现为：哲学基础层面的思维范式；学科专业层面的理论范式；手段操作层面的技术范式。
(一)哲学基础层面的思维范式体现为：
研究者在进行研究前，必须阐明自己对所研究的特定行政对象是采用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是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两者的综合，从而规定整篇文章的思维逻辑和研究前提。这是行政学方法论对具体研究对象所秉承的“对世界本体的基本假定”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众所周知，社会学方法论中两个派别——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⑤的争论，其实质是哲学本体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对立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反应。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认为：构成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唯一真实的基础是个体的人；个体是构成团体或者组织的基本细胞，所有的团体或组织都可化约为个人，个人行为的结合或累加构成集体行为。团体或组织的属性、性质、特征等都只能从个体的属性、性质、特征或行动来解释。“所有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⑥因此，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该方法论原则最早由马克斯·韦伯提出，后经过哲学家波普和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论证和阐述，现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深远的方法论原则。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实体，它区别于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且不可归之于各个组成部分；整体虽然是由局部组成，但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社会整体对于个体具有外在决定性和优先性。“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活动形成社会，但社会一旦形成便产生了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反过来塑造了个人意识和个人行为，因此，只能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才能得出对个人行为的最好解释。”⑦方法论整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影响的方法论原则，肇始于马克思和迪尔凯姆。⑧
尽管，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已逐渐呈现出“还原论和整体论，分析法和综合法互为补充、两者并行”⑨的发展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只是有助于我们合理考察研究结论的使用限度。而作为特定行政对象研究的前提和逻辑，在方法论体系中阐明个体主义、整体主义或者是二者综合的出发点，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的实际功用，增加研究成果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二)学科专业层面的理论范式体现为：
1.特定研究对象的理论假设：包括：(1)理论假设的学科原理依据；(2)根据学科原理，逐一推导并列出影响理论假设变为现实结论的多个变量和相关因子。
2.针对对象的实证分析包括：
(1)实证分析的理论依据与模型选择(包括：一元、多元回归模型、结构方程SEM分析模型的原理阐释)；(2)根据模型，找出理论假设中自变量、常量和因变量等多个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3)根据变量之间的关系，拟定实证分析样本获取的基本方法。
3.针对对象的专业原理解释及其规范分析包括：
(1)对实证材料整理后的专业原理解释及其历史主义分析；(2)对实证材料整理后的专业原理解释及其理性主义分析；(3)对实证材料整理后的专业原理解释及其制度主义分析；(4)在这一层次上的分析方法与原理阐释，必须与方法论哲学基础的思维逻辑保持一致。
4.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中，研究者采用的推演程序包括：
(1)实证——分类——归纳——演绎；或(2)实证——比较——归纳——演绎；或(3)实证——归纳——反思——演绎；等……
这是由于，第一，行政学方法论在专业层面的应用目标是，力求从现实的行政实践出发，动态地考察行政活动的运作过程。既重视众多微观个体行为经过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宏观行政活动，又重视制度结构、组织模式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和制约。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引入多学科的分析工具。因为“以行政活动系统为主要对象的行政学研究，在其方法库中除了经验的和思辨反思之外，就是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实证的和实验的研究方法”⑩。这样做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考察行政活动的行为个体和组织团体，以分析他们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性行政模式及其特点，并在各种参量的变化中，敏锐地捕捉到未来最具影响力的政策性参量，以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第二，从行政学研究的性质来看，公共行政研究是一种“事理相互统一的综合性研究”，亦即探究行政主体所从事行政活动的行动依据以及对行政活动有效性、合理性的研究。它不同于一般的“现象”研究，仅要求对现象进行描述和说明，而是为做好某个具体的行政实践而展开的综合性研究。它既要说明是什么，又要解释为什么，还要讲出如何做，所以包含着价值、事实和行为三大方面，以及这三大方面所指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大时态，涉及行政活动主体与对象、工具与方法等多方面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因而，只有既注重应用型的实证研究，又强调质性化的诠释判断和对既往实践的反思，才能够透过具体的行政个案所反应的矛盾性与典型性，而对之进行综合的质性分析，并作出价值确证和逻辑推演，以清晰地说明特定范围内的行政现象之间的协变关系。
第三，从行政学方法论演进的历史看，受政治学方法论演变的影响，行政学学科专业层面的理论范式也经历了从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到理性选择的变迁过程。20世纪90年代，理性选择的专业范式已成为行政学方法论在专业层面应用的主流。与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相比，理性选择是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应用到行政过程中的产物。从学术发展来看，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把行政学当作是包容广泛的社会理论的一个部分；另一个是在经济学国家理论的背景下，为对行政制度的规范性评判提供一个合理性的基础。在理性选择方法论的应用中，无论是“历史制度主义”，还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抑或“社会学制度主义”，都既关注制度在行政活动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动态的、过程的、定量化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得行政学学科专业层面的理论范式，既体现为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的相互交融，又体现为理论假设、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归纳(演绎)程序四个步骤的有机统一。
(三)手段操作层面的技术范式体现为：
1.实证调查的抽样依据和数据采集依据；2.实证调查的具体方法；3.实证调查的模型应用与推理过程。
手段操作层面的技术范式是指，通过实地调查，对分析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并应用统计模型测试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而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并借以推论行政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行政学方法论中，使用手段操作层面的技术范式，有助于发现新理论和检验既往理论。其发现新理论的过程体现为，用已经发生的并收集到的行政活动的样本数据去拟合各种实证统计模型，拟合度最好的模型所表现出来的数量关系，就是行政活动规律，即新理论。其检验既往理论的过程体现为，按照某一特定的、被检验过的行政学专业理论去建立模型，然后用已经发生的行政活动的样本数据去拟合模型，如果拟合度很高，则证明这种行政理论是正确的理论，并成为指导行政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
总之，行政学方法论在内涵上体现为“思维逻辑统一性、原理阐释专业性和操作手段技术性”的相互关联，在一般应用范式上体现为：“实证性、诠释性和批判性并举的有机统一”。它既以经验研究和实验方法的“行政理性模型”来分析行政活动，但并不致力于打造一门“纯洁的”实证行政学，以及在“实证”旗号下沉湎于数理统计的“自助游戏”。而是强调实证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在针对不同研究对象时的合理使用、相互印证和有机统一。“因为只有保持这三者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才能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和经验了解得较为清楚”(11)。正如杰·怀特(Jay D White)所指出的：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倾向：解释性(实证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即是主流的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他的逻辑是解释和预测社会事件与结果，并且一般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其最终的目的是控制社会事件；诠释性研究致力于提高我们对于社会场景中的行动者的语言和行动的理解，它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和语言分析哲学，它理解的逻辑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诠释性研究的目标是发展一个更加全面的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并发现人的潜力；批判性研究企图通过使人们认识到那些决定自己信仰或行动的“没有意识到的”因素，来改变自己的信仰和行动，将自己从各种压迫性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12)
注释：
①这有别于国外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一开始便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实证分析，作为学科研究的主流性方法论。
②Johnson R.B.& Onwueg Buzie,A Mixed Methods Researeh: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Educational Researcher,June,2004.
③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第1版，第1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④夏基松，沈斐凤：《西方科学哲学》第1版，第19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版，第212页，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⑥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第9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⑦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⑧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就是从马克思和迪尔凯姆的思想来谈论结构主义社会理论的起源、兴起和发展的。“所有这些理论(结构主义社会理论)都是以早期理论大师(马克思、迪尔凯姆、齐美尔等人)为渊源”，“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结构理论中找到马克思的概念”，“迪尔凯姆对结构主义社会学所有形式的影响无人能及”。参见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第146～154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⑨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第19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第10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R.B.Denhardt and K.G.Denhardt,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Domination,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1979,11(1),pp.107～120.
(12)马俊等：《西方行政学理论前沿》，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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