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敬在冀鲁豫的峥嵘岁月
文／李春光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天津市长黄敬（1912-1958年），原名俞启威，又名俞大卫，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4-1935年，在北平读书，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并担任“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示威活动的现场指挥。刘少奇曾称他为“‘一二·九’的灵魂” ；时任北平学联负责人的姚依林也说：“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
1937年2月，黄敬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首先部署了将大批干部和进步青年撤离北平，奔赴抗日前线的工作。不久，调任中共晋察冀省（区）委书记。 他放手发展党组织，党员人数成十倍以至几十倍地增加；开办党校，轮训党员；开办农民和妇女干部培训班；大抓政权建设和经济工作，选举产生了边区行政委员会，筹办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征收救国公粮，统一征税，颁布减租减息条例。
1938年4月-1942年8月，黄敬担任冀中区党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冀中第一次党代表会议，选举了党委领导机构，统一了党内对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将冀中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和冀中军区。同时，致力于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扩大，根据地也由7个县扩大到35个县，并初步改造了县级政权，建立了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和民众团体，迅速打开了冀中的局面。
1942年，冀鲁豫边区在敌祸、天灾交加之下，根据地被敌军分割成互不相连的6块，其面积也比1940年缩小了40%以上，人口由350万减少到200万。10月，黄敬临危受命，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一、调整边区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黄敬一到冀鲁豫，首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曾找5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座谈7天，了解冀鲁豫农村各阶级情况，分析冀鲁豫不同于冀中地区的特点。他认为，冀鲁豫农村封建势力较强，很多村政权还被地主把持，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执行得不好，人民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好，这是根据地日趋退缩的根本原因。加之连年灾荒，群众生活极为困苦，部队和地方干部缺乏强有力的支援，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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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黄敬于11—12月间在观城红庙村、耿王村主持召开了边区高干会议。与会人员，除边区的主要领导外，还有边区所属各地委、行署、军分区负责人，以及边区区委、行署、军分区机关的部分同志。
在会上，黄敬传达了中央“九一决定”和北方局“十月指示”，并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结合自己调查研究的认识，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认为，边区的特点，是处于接合部，处在日、伪、顽、会、匪的夹击之中；边区工作的问题，是没有下大气力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对基层政权的改造重视不够；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抓紧目前短暂时机，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开展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拆散伪、顽、会、匪与日军的联合，尽可能缓和其对我们的关系，保存与积蓄力量，为反攻完成一切应有的准备；边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使群众从关心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武装斗争；边区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是坚决改造区、村政权，进行初步的财政经济建设。边区军事斗争和武装工作的方针，是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边区对日、伪、顽、会、匪斗争的策略，是从坚持长期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这两点出发，拆散他们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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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的报告获得了与会同志由衷的赞成。大家通过认真讨论，统一了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方向、斗争策略和具体可行的措施，并确定了当前的紧急任务，即：(一)将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大胆地伸向敌后，实行“敌进我进”方针。(二)确实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三)改造区、村政权，整理财经工作。(四)整顿县区武装、民兵武装和主力军。(五)正确运用对敌、伪、顽、匪和会道门的斗争策略，拆散其联合。（六）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一元化。
与此同时，各级学校也都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小学多是由老师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给军烈属拾柴拾粪，以不同方式帮助贫困户。而各抗日高小，因为都有自己的伙食单位，他们主要是在课余开荒种菜，用以改善生活。
1939年3月12日，120师与晋察军区领导在冀中前线合影，左起：黄敬、聂荣臻、吕正操、罗瑞卿、贺龙、关向应、舒同
二、开展群众性的民主民生运动
冀鲁豫区党委首先把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动群众，作为边区的中心任务；并决定在中心区的濮县、范县作试点，然后在全区推广。为此，黄敬抽调冀鲁豫区党委党校（时称轮训队）学员（各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行署行政干校学员（区长以上干部）、军区陆军学校学员（营以上干部）和边区抗联总会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干部（区抗联、农、青、妇主任）共500余人，由信锡华、孙光、刘星、高元贵负责，组成政民工作队（也称濮范减租减息工作团），分赴两县、区发动群众。黄敬本人也于1942年底深入试点县，一个村、一个村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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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濮、范两县总的情况是：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比较健全，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也已实行，但在部分农村仍是封建地主掌权。地主对我们是表面上应付，暗中反对、破坏；中间力量有的跟地主走，有的对我持观望态度；基本群众由于没有得到切实的利益，还不是完全依靠我们。因此，我们的治理力量还表现得比较薄弱。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冀鲁豫边区从根本上战胜了灾荒，社会秩序得到安定；夺得了农业的丰收，不但完成了征粮任务，还向冀南根据地支援了355万斤粮食，财政收支也改变了长期入不敷出的情况。同时，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与此同时，黄敬也向冀鲁豫边区的军政党主要领导同志杨得志、张霖之、苏振华、晁哲甫等人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互相谈心，达到了思想上的一致。
自1941年以来，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都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此，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濮、范两县试点工作基本结束后，冀鲁豫区党委及时总结经验，将民主民生运动逐步推向全边区。
开展以纺棉织布和搞运输为主的“以工代赈”；鼓励手工业生产。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冀鲁豫区党委确定，1943年下半年根据地基本区的中心工作是民主建政。这项工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做法：对原有政权阻碍群众运动的村庄，采取撤换原村长，另委任新村长；对群众已发动起来的村庄，以民主推选的方法改选村长，并改造村政权机构，建立村政委员会；而对村政权已初步改造的村庄，则主要是加强村政权建设，建立初步的民主制度和村政权的日常工作。如此一来，从政治上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老百姓口中，“你们八路军”成为“咱八路军”，“抗日政府”成为“咱抗日政府”。军政民一家人的气氛，更加浓厚了。
三、领导军民“大生产”
政民工作队根据濮、范两县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濮县首先从反贪污、实行合理负担入手。反贪污，主要是反顽军在时敲诈、勒索群众，贪污、逃避负担者；实行合理负担，是将田赋地分级评议，自上而下派粮。结果，很快完成了320万斤的囤粮任务，使广大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减租减息、增佃增资、查黑地、改造村政权等项工作。范县则先从减租减息、增佃增资入手，然后再开展反贪污、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改造村政权等。由于措施得当，到1943年1月，濮、范两县试点工作取得了胜利，主要表现为：初步削弱了封建势力，减轻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活；雇、佃、贫基本群众已发动起来，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了解自己贫困的根源，要求通过斗争摆脱贫困；在政治上有了觉悟，敢于向地主劣绅进行斗争，还改造了村、镇政权；中农在政策感召下开始分化，向基本群众靠拢。
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相比，当时的冀鲁豫形势更为严峻：由于日伪顽不断抢掠、摧残和接连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整个边区出现了大面积灾荒，尤以鲁西北、沙区为重。贫苦农民为了生存，吃草籽，啃树皮，连干柳叶、花生秧、麻籽叶、草根都成了争相抢夺的食物。除了少数地主、富农外，家家户户卖家具，卖枣树，卖房宅，卖土地，有的甚至卖儿卖女，典当妻子，自卖其身，挣扎在死亡线上。
为挽救人民的生命，继续坚持抗战，在黄敬主持下，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
两组干预后的SAS、VA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后的SAS、VAS评分下降程度更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从边区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和昆吾（新划县）调运粮食，由部队护送至灾区实施急赈。一次数十万斤，连续数次，每次都有组织地把粮食发放到灾民手中。同时用发放贷款、向地主借粮、到敌占区征粮，以及从敌人那里夺粮等办法，以解燃眉之急。
大力组织农业生产并推广互助救灾的形式，即通过互助组、合作社这种形式，进行贷款、贷粮和掘井等，实行生产自救，推动春耕。同时，进行 “回地赎人”工作，即在灾荒中农民贱卖给地主的土地、妻女，允许农民原价赎回。
罗恬再清楚不过，这是杜朗逃生日记里的“水底脱生”。她惊恐地大喊起来：“是杜朗回来了！他要杀光所有人！你们要保护我，保护我。”
其间，根据接敌区、边缘区游击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不同情况，冀鲁豫区党委又制定了不同政策。如在接敌区、边缘区，是以反资敌、反贪污、反汉奸、反出夫为内容，采取政府发放贷款粮等措施，有时以公开的抗田斗争为主，有时以两面政策配合武装斗争，团结各阶层一致对敌，从而减轻了群众的损失，大大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开展。在敌占区，以实行抗日两面政策、开展合法斗争为主，千方百计地减少群众对敌负担，保存民族抗日力量，有效地保护了群众的实际利益。结果，使不少原来的敌占区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根据地，连敌据点所在的村庄，共产党军政人员都能进去开展工作。
党政军群机关开展节粮工作；部队也以人力、物力支援农民生产。其间，黄敬曾亲自到骑兵团抽调战士和骡马帮助农民春耕。
开展金融贸易救灾。即通过金融贸易的手段，同敌进行经济斗争，救济灾民。
1943年3月8日，黄敬又主持召开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联席会议，布署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机关、学校一方面要帮助群众生产，一方面要自己动手，减轻群众负担。
当时，尽管日、伪、顽对根据地的“扫荡”、“清剿”、“蚕食”不断，各地战斗异常频繁、激烈、艰苦，但八路军指战员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武装保卫群众，一面参加生产。
读完黄昆岩的《教养离我们有多远》，自己由来已久的困惑顿感释然。对于急功近利的教育目标来说，“英语”是毫无实际用处的“鸡肋”。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作为一门课程的英语，也在发挥着“育人”功能。(2010年8月28日)
由于我国人口呈老龄化趋势，75岁以上的高龄人群患NSTEMI的发病率呈上升的趋势[1] 。由于患者自身的生理病理特点，＞75岁以上NSTEMI患者与＜75岁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冠状动脉造影特点不同。目前，临床上对高龄NSTEMI患者的报道较少。本文旨在探讨高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STEMI）患者临床特征及冠脉造影特点。现报道如下。
大生产运动中的第一战当是“灭蝗”。由于1943年夏天冀鲁豫边区遭遇空前的虫灾，农田里成群的蝗虫遮天盖地，所过之处，农作物的叶子几乎全无，有的甚至只剩下了光杆，正在上籽粒的庄稼面临灭顶之灾。这给百姓蒙上了神秘的阴影，误认为蝗虫是“神虫”，蝗虫泛滥是“天意”。为破除群众的迷信心理，虫口夺粮保收成，黄敬亲自到田间地头向百姓宣讲：蝗虫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仙，而是和苍蝇、蚊子一样，都是害虫。日本鬼子抢我们的粮食，是敌人；蝗虫不让我们收粮食，也是敌人，他们同样可恶、可恨！要想有粮食，不挨饿，就必须消灭蝗虫！说罢，随手抓了一只蝗虫，用火烧熟，放进嘴里，边嚼边说：“不是有人说它是‘仙虫’么？我吃了它，看看老天爷怎么惩罚我！”随行的机关干部，也都效仿着吃进肚子里。随后，黄敬拿起树枝，和战士们加入到灭蝗的行列……
此事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四方。百姓纷纷表示：“黄书记是个大文化人，他懂得比咱多。他这样的大干部都不怕得罪老天爷，咱怕啥！”于是，打消了思想顾虑，纷纷加入到灭蝗运动中。经过一番奋战，终于保住了夏粮的收成。
在夏收中，部队和地方机关抽调大批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地方干部鉴于各家牲畜、农具和劳动力多寡不同，进一步动员群众成立互助组。此后，这些组在农闲季节则发展副业生产，诸如运输、榨油、熬硝晒盐，组织妇女纺纱、织布、编织等等。
为推进大生产运动，地方干部还在农村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和评模活动，户评劳动模范，村评劳动英雄，对劳动英雄奖励种子和耕牛之类。同时，开展反懒汉、“二流子”活动，反对“共产党不会叫咱饿死”等错误思想。诸如此类，都有力地带动了群众的大生产运动。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灾区人民，焕发出了无穷的力量和创造性，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是鸡鸣下地，顶着星星回家，就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也坐在地上抡镐刨地。人与人、组与组、村与村、区与区之间，普遍展开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英雄。
这次会议，标志着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部队的生产项目主要是开荒、种菜、打井。后来，军区建立了纺织厂、机械厂、鞋袜厂之类。再后来，又建立了一些小型兵工厂和民用工厂。
行署也创建了一批日用品工厂，生产根据地短缺的军需民用产品。他们还组织家属办工厂，除纺纱织布，还生产肥皂、磨面、造纸等。
根据以上情况，区党委决定工作队的方针是：协助当地抗联发动农民对封建势力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树立农民特别是佃、雇、贫农在农村的优势；对地主掌握的村政权，在斗争后予以改造。策略是：先斗争，取得优势，削弱地主的统治和威风，然后再讲团结，一打一拉，先打后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方法是：可以从减租减息入手，也可以从反贪污、查黑地（不在地亩册、不完粮税、也不负担一切摊派的田地）入手，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总的叫作民主民生运动。同时决定，区、村抗联弱的地方，工作队可以直接出面，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温湿度检测采用温湿度变送传感器模块，温度测量范围为-40～80℃，温度测量精度为±0.5℃。湿度测量范围为0～100%RH，精度为±3%RH。工作电压为10～30V DC供电，数据帧格式采用Modbus-RTU通讯协议[9-10]。读取数据之前先给各节点发送问询帧，各节点收到问询帧之后将实时的温湿度数据返回，树莓派将返回的数据通过程序解析出温湿度数据。问询帧中各字段含义如表1所示，返回帧中根据地址码区分不同节点，将数据段的十六进制数据取出后转换为十进制便可得到各节点温湿度数据，当温度低于0℃时温度数据以补码形式返回。
四、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为粉碎敌人的“蚕食”，贯彻军事斗争中的“敌进我进”方针，冀鲁豫军区自1942年年底至1943年1月先后组织了142支小部队和游击支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活动。其中，第1军分区派出104支以班排为单位的小部队和民兵联防相结合，机动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至6月，敌伪碉堡林立的泰西与运东又变成我们的游击根据地。第2军分区的昆张游击支队一连三次进入昆（山）张（秋）东（平）汶（上）地区，积极配合中心区反“蚕食”斗争，重新打开了昆张地区的局面。第3军分区的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建立了莘(县)朝(城)边游击根据地，并组建了较坚强的民兵联防，制止了伪军的“蚕食”。第4军分区抽调主力连队组成沙区游击支队，对敌、伪、顽、匪、会进行大小战斗40多次，鼓舞了沙区人民坚持斗争的信心。第5军分区先后组成6支游击支队到敌占区活动，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第6军分区，从1月到4月，组成的各小部队在“格子网”内进行战斗99次，毙、伤、俘日伪军680余人。此外，各级政府还先后动员8万多群众破路140多次，平毁封锁沟290多华里，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反资敌斗争，不但阻止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一步“分割”、“蚕食”，而且在敌占区比较普遍地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不过，在冀鲁豫还有三股气焰嚣张、对我威胁最大的敌人：一是驻在朝城的伪军文大可部，一是驻扎卫南的伪军杜淑部，再就是驻扎在濮阳一带的伪军孙良诚部。文大可原系国民党第39集团军教导师副师长，后投降日寇，当了伪暂编31师师长，盘踞朝城及其以南地区，并不断从北面向我濮范观中心区“蚕食”。杜淑原系国民党第一战区豫北总指挥兼专员，1943年6月率部投降日寇，被编为伪暂编第6军，向我卫河以南地区大举进犯，并企图进犯我鲁西南。孙良诚原系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兼39集团军副司令，后降日寇，被任命为伪2方面军司令，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蚕食”。鉴此，军区决定利用“青纱帐”起来的有利时机，先给文、杜以沉重打击。
1943年7月5日，杨得志、崔田民指挥部队发起了朝(城)南战役，仅3天就拔掉文大可部92个据点和碉堡。战斗进行了7天，毙伤敌200余人，俘伪62旅参谋长郑文以下官兵530余人，收复了朝城周围大部地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黄敬立即派工作组，到收复的地区建立基层政权。
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滚滚硝烟，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村创刊，时为中共中央华北机关报，承担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能。迎着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曙光，人民日报社于1949年进驻北京，接管了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国民党华北日报社，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
7月30日，苏振华、阎揆要指挥部队发起卫南战役，向杜淑部发起进攻，战役历时20天，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建立了卫南、滨河、滑县3个抗日县政府。
11月16日，冀鲁豫军区又发起痛击孙良诚的濮阳东南战役。战役在杨得志统一指挥下，动用了2、3、4、5四个军分区部队和回民支队，以及濮县周边几个县的游击大队和民兵。利用孙良诚部前实后虚的弱点，采取“掏心战术”，奇袭他的总部所在地八公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战斗，端了他的老窝，除了他因去开封而漏网，全歼了他的总部及直属部队，活捉了他的总参谋长，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其中包括一个兵工厂！
攻克孙良诚总部之后，杨得志又指挥部队在200多里的范围内，拔除敌伪大小据点100多个，歼伪顽3200多人。至此，我冀鲁豫边区的濮范观中心区和2、4、5军分区连成了一片，摆脱了以前的被动局面，恢复和发展根据地，为下一步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11月26日，黄敬在观城红庙再次召开高干会议。会议认为，1943年军事斗争是成功的，全区共进行大小战斗2701次，毙伤俘日伪顽军33309人；攻克据点、碉堡529处，比1942 年增加42.7%，比1941年增加81.4%；解放村镇5000多个，新建滨河、鄄南、考城等多县抗日民主政权；结合军事斗争开展的对日伪工作和建立两面政权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调动了广大基本群众的抗日、生产积极性，同时巩固、扩大了群众团体，发展了党的组织，锻炼、培养了干部，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和北方局确定的1944年工作方针，明确规定了1944年应着重做好的各项工作。
鉴于黄敬在担任中共晋察冀省（区）委书记、冀中区委书记、冀鲁豫区委书记时成绩卓著，毛泽东曾高兴地对人说：“我们的区党委书记多有黄敬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得就会越快些”。
黄敬1944年11月积劳成疾，被送往延安住院治疗。2个月后，即194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两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
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发文量呈现该趋势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是武术文化是以武术技击技术为核心，以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产物，关于该主题的研究在武术研究和文化研究之后，因此2007年以前的发文量相对较少。二是2007年是北京奥运会前夕，武术项目申奥呼声较高，武术文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发文量急剧上升。三是发文量整体呈现波浪趋势，说明了我国武术文化研究道路坎坷，学者们的学术热情起起伏伏，但近些年随着一带一路、体育深化改革政策的推进，武术文化交流、传播与传承问题再次备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