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一种学术思潮的的发生都不是孤立无依的，它必然是对前代的吸收、借鉴、批判和继承。后世做《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学术阶段进行历史分期其中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考据之学等等。本文试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演变中探讨其内在的理论根源。
关键词：经学；玄学；魏晋
随着时代的更迭加上秦朝的焚书坑儒，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献大都丢失。加上汉武帝受董仲舒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后来更是设立五经博士。从此之后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学的弊端以及思想的固化的弊端渐渐显露出来。
一、经学的衰落
两汉经学衰落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对于经典解释的主观个人性缺乏普遍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是由于汉朝由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分崩离析，缺乏统一的思想，作为占据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学系统也相应的遭到冲积。
汉武帝当初设立五经博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诠释儒家经典，为汉朝的统治服务。作为受统治者监督的五经博士，他们不敢略表己意，只是重复地停留在经典所存在的年代，缺乏对于经典进行合时宜的诠释和发挥。以至于汉代的经学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一直停滞不前，他的停滞不前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上，更体现在思想方法和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上。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体系与社会物质基础存在脱节，使得理论逐渐脱离实际。而导致这种不务实用的另一个原因是汉代的官僚体系逐渐固化，不管是察举制还是军功爵制的选官制度使得官员形成小的集团和世袭贵族的产生。因此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只流传于少部分官僚士大夫阶层，而下层群众对于经典莫之能及。
另一方面以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家企图不落俗套，正本清源诠释儒家经典，但是他的诠释卷幅浩繁、体系庞大，但是对于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论点迂回反复，令学者很难抓住重点。郑玄著书立说之时，社会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因此他的学术即使有很多可取之处，在当时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而当时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孝悌礼仪、社会风俗、趋利避害的社会现实。学问无法被大众接受必然会走向象牙塔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取舍二者的关系又是非常重要的，显然以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家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
二、玄学的兴起
玄学兴起于魏晋，但它萌芽于汉代末期。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人物向秀、嵇康、王弼、等一大批思想人物。他们深刻地揭露了经学思潮的理论上的虚妄, 立足于人类的理性, 把神学问题还原为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系列哲学上的创新, 但却不能建立一个囊括宇宙、统贯天人的完整的体系来取代经学思潮。 玄学之风最初是由清谈逐渐演化而来，而清谈起源于汉代的品评人物和讥讽朝政的清议。此时这些清流名士还属于士大夫阶层，他们的评论能够切中时弊，认识高屋建瓴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认可。儒家所谓的修道君子是由内而外，内省不疚的，而清谈之士则是注重外在的批评，显然他们与儒家的君子人格有一定的距离。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于汉朝统治式微的前夜，所谓“国之将兴，必有贞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中庸》）玄学的产生与其说是妖孽，不如说是一种呼声。统治者无暇顾及士大夫的评议和人民的怨声载道，因此清谈之风没有被遏制反而继续蓬勃发展。而这种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正好契合了下层百姓的苦衷，因此一拍即合，玄学的发展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玄学的发展，其所承担的历史人物也由批评朝议拓展为辨名析理，回归到学术的架构上。就思想的解放程度而言, 汉魏之际可以和先秦媲美, 人们冲破了经学思潮的束缚, 对诸子之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整个思想领域一片沸腾景象。但是, 尽管如此, 这个时期的诸子之学却不能形成如同先秦那样的学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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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玄”字产生于老子的玄而又玄，而他们所崇尚的正是道家那种“无为无不为”、“道法自然”的观念。对于道理的阐述简洁明了，遵循天道宇宙的本体观。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洒脱飘逸、不受拘束，不受礼教的禁锢，摆脱了官方思想的管制。以致到后来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法，此时的玄学的发展已经与其本来的发展脉络渐行渐远。不管是崇有、贵无、独化、至虚都只是片面的、行而上的对于某一个道理的探讨。它破处了传统的经学照本宣科的误区，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缺乏根基和适用范围，因此这些理论又是飘忽不定的、无所执的。
不过玄学之所以洒脱和不切实际与它所生存的年代又有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使得士大夫阶层看不到社会复兴的希望，因此寄情于山水自然和自我的神秘玄学体系当中不能自拔。社会的动乱意味着缺乏主流的价值观，因此对于价值的追寻是多元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三、经学与玄学内在理路继承
上文谈到过玄学在汉代没落的时候对朝廷的评议更能顺应时代潮流，而在此时再谈经学的刻板教条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是对前代的吸收、借鉴、批判和继承。表面上看玄学之于经学批判的意味似乎多于继承的意味。但是经学到玄学的更迭不能仅从表面上去观察，还得深入到其内部去探索。
汉代以降，诸子百家典籍遗失，唯有儒家的典籍相对完整，哪怕是清谈的名士所参考的典籍也大多处于儒家的典籍，即使是他们的评议有失偏颇或者断章取义之嫌，即使这样也很难突破儒家的仁义礼智之道。所类比的历史事实有难免逃出儒家的立场和观点。另一方面，儒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世人的敬仰。所以那些清流名士即使不完全服膺儒家传统，他们也要假借儒士之名来抢夺话语权。因为有儒士之称的人不仅有话语权，而且能够得到群众的信服。可见此时仍然将那些清流名士作为高瞻远瞩的士君子来对待。
玄学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包括对于名实的界定，大体上继承了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虽然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辨士要有真才实学，谈论事物时重视确定性。他们反对巧言善变，辩论讲求有理有据。表面上他们是想回归到公孙龙与惠施的名家传统上来，其实仍然逃脱不了儒家的窠臼。他们还引入“别同异，明是非”等语，殊不知这是《礼记》中的重要原则。不难看出整顿社会秩序，明尊卑、重礼仪在当时来说非常重要。从扬雄的《太玄》开始，《易经》与《老子》的融合成为了一种时代趋势。扬雄将老子所谈的道与《易经》中的道融合，进而将老子的道纳入到儒家的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材大道的体系之中。另一位玄学家王充则是从天道自然的角度消解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基础，将天纳入到自然当中。而这个自然在他看来是老子所讲的“道法自然”，也就是自然界内在的规定性。到王弼为《周易》作注将得意忘象的理念引入其中，摆脱了王肃重视义理的传统，片面的重象数忽略义理。可见王弼旨在打破《周易》中严密的逻辑体系，通过解构和重组寻找到一种更玄妙不可测的形而上学体系。他的本意是抽离《周易》的形而上学体系，与他自己所固持的自然法则体系结合老子的辩证法，可惜在后人看来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可以看出不管是事实上还是理论上经学其内在思想根源还是半经学式的。
四、总结
经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起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时代的趋势，是一次文化的复兴与重建。玄学与经学的联系是理论上的丝丝入扣，是形而上学的契合。两汉经学虽然没落，但是其很多核心思想在玄学中得以保存，通过玄学的继承也为儒家第二期发展宋明理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根源。
参考文献
[1]孔颍达著《十三经注疏》[M] 中华书局 2002年版.
[2]王弼著《老子》[M] 中华书局 2004年版.
[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
论文作者:邵友伟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7年第2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7/11/17
标签：经学论文; 玄学论文; 儒家论文; 思想论文; 体系论文; 汉代论文; 王弼论文; 《基层建设》2017年第24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