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研究_成本效益论文

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研究_成本效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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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一类特殊的信息资源,古籍数字化是古籍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环节,是中文信息资源数字化和公共信息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文献、研究性强的文献、民族资料、民俗资料等,其建设经费应主要来自政府投资。但是,仅靠政府投入还不足以支撑古籍数字化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良性发展机制来支持古籍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资金的注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特别对于诸如经典古籍之类,可以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

由于古籍资源自身内容丰富,从事古籍数字化机构类型多样,古籍数字化公益性发展与古籍数字化市场化发展将会相辅互补,共同前行。我国未来古籍数字化发展应在立足于公益性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尝试以增值服务推动整个事业的滚动发展。政府应依据不同的古籍数字化主体,对公益性古籍数字化和商业性的古籍数字化实施相应的控制与管理模式。

1 公益性古籍数字化的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选题控制模式和成本效益评估模式

公益性古籍数字化发展是指以非赢利为目的,强调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普遍性和基础性的服务。古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中文古籍数字化是一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弘扬工作,具有强烈的公益性色彩。目前主要有两种体制的公益性古籍数字化机构:一种是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机构,如图书馆、情报所、博物馆、文化馆等事业单位;另一种是社会为了公益目的而投资举办的信息服务机构或个人网站。

1.1 公益性古籍数字化的选题控制模式

古籍数字化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发展是传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普遍服务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古籍彰显价值、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选题是古籍数字化进程的起始,如果能够对古籍数字化从源头开始管理与控制,对于今后有计划地实施古籍数字化,规范古籍数字化的有序发展,整合和共享现有的古籍数字化成果,推进公益性古籍数字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古籍选题管理与控制模式的关键在于选择好的题目,事先做好规划。事实上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一直比较重视选题问题,强调古籍出版社要注重选题的针对性和层次性。古籍数字化作为传统古籍整理出版的继续和发展,选题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曾对搜集到的数字化古籍做过不完全统计,发现选题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如数字化的《四库全书》不少于4种。同时,能否有一个好的选题对于数字化产品,是否具有开发价值、能否受到用户的接纳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重视和研究古籍数字化的选题问题,对于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开发、有步骤地实施古籍数字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市场化的古籍数字化的选题主要依靠市场需求来调节,数字化的资金也主要来源于企业投资;而对于国家和政府投资的古籍数字化项目,选题控制应成为国家实施古籍数字化管理与控制的重要模式之一。

1.1.1 成立公益性古籍数字化选题管理与控制机构

在新的网络环境下,古籍数字化工作远超出了传统古籍整理出版机构范畴,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参与进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没有明确规定古籍数字化的选题和规划问题,古籍数字化的选题多由各个单位自行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进程。加强全国、部门以及地方对古籍数字化工作的调控力度是目前一项重要的工作。台湾地区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有效开展就得益于古籍数字化的选题规划。早在1984年,台湾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史籍自动化计划”,1998年,由国科会主导的“数位博物馆专案先导计划”开始,政府部门有计划地规划文献数字化的工作。1999年进行第二年度的“数位博物馆计划”,将范围再次扩充。2000年,国科会再次委托“中央研究院”全面规划“国家数位典藏计划”。台湾地区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之初就很重视计划的制定,从宏观上为这项工作的长远开展描绘了一个框架。

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可由政府有关单位牵头,发挥已有的古籍整理机构的作用,组织专家学者,全面规划、科学协调我国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作好古籍数字化的选题,使古籍数字化工作走上一条有规划、有竞争、有协调的发展轨道。在此我们建议:由传统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联合成立古籍数字化选题管理与控制小组,负责审核和批准全国范围内公益性古籍数字化的立项选题工作,对于重复的古籍数字化项目和意义不大的古籍数字化项目予以剔除,尽可能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有意义的古籍数字化项目,保证公益性古籍数字化的顺利发展。

1.1.2 统一公益性古籍数字化建设流程

目前古籍数字化的建设是各自为政,各个单位古籍数字化的规模和内容主要依据资金多少和古籍资源情况,古籍数字化建设作为本馆或本机构的文献资源数字化的一个部分,从全国范围来讲,缺乏一个统一的建设流程。

我们认为成立后的公益性古籍数字化选题管理与控制机构应该对推进公益性古籍数字化建设流程统一有所贡献。公益性古籍数字化的流程应该包括:选题报审——项目立项——实施建设——项目评价。

选题报审阶段。凡是属于公益性古籍数字化项目应经过严格的选题审核。各图书馆或相关单位根据要求填写古籍数字化项目申报书,上报公益性古籍数字化选题管理与控制机构,该机构负责组织相关的专家学者或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的选题进行论证。只有通过了选题论审阶段的古籍数字化项目才可以被立项。在选题报审阶段,应鼓励合作选题,合作研发是实现古籍数字化工作科学规范发展的有效途径。从事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有关单位应增强彼此间的合作和交流,包括地区之间的合作、各部门各系统之间的合作、不同系统之间的合作等。在古籍数字化方面,香港、台湾和大陆三地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近年来,海峡两岸、香港、澳门等地开展了中文古籍的联合编目项目,开启了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合作之旅,并已有所进展。

项目立项阶段。这是具体项目的开始阶段,是对选题阶段的项目的具体落实,围绕选题继续补充和完善项目方案。立项阶段一般需要提交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可能会申报具体的资金拨款计划,立项阶段确定项目负责人、项目的执行计划等等内容。立项阶段的审批也应继续由公益性古籍数字化选题管理与控制机构主要负责,立项审批通过后进入正式的实施建设阶段。

实施建设阶段。不同项目的实施阶段差异比较大。实施阶段主要的工作包括古籍数字化工程建设、项目变更、验收等等内容。

项目评价阶段。公益性古籍数字化项目完成之后,应进行有效的项目评价工作。

公益性古籍数字化选题管理与控制模式是一种先控模式,从选题出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古籍数字化项目的重复建设,节省和控制国家投入,推进古籍数字化的统筹规划。

1.2 公益性古籍数字化的成本效益评估模式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并不是特别宽余,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对于以国家投资为主的公益性古籍数字化更应认真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和控制模式。对古籍数字化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监控国家投资项目,监督从事古籍数字化的国有信息机构行为。我们国家对于文献资源数字化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但回报效果如何,成本投入和产出效益是否一致,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思考。目前的实践表明,对国家投入的资金缺乏足够的控制和约束。国家对古籍数字化项目的投入资金,来自每一个纳税人,承办单位有责任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保证国家投入资金获得较高的投入产出比。为此,加强对古籍数字化成本效益分析,并公开其结果,便于对古籍数字化承办单位形成一定的压力,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并发挥实效,推进古籍数字化的高效发展,改变高成本低效益的局面。

公益性古籍数字化成本效益分析较为复杂,在对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应考虑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古籍数字化的社会效益是指古籍数字化建设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对阅读文化的影响、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对社会信息保障能力的影响等。古籍数字化的社会效益是从国家全局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评价的。古籍数字化经济效益可分为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是就单个机构的古籍数字化项目而言,项目的投入与产出相比较,能否获得预期的盈利,即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衡量其经济利益。宏观经济效益是从全国范围就总的投入与其产出相比较的结果。

古籍数字化的成本包括人力、物力等各个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比如,硬件设备的投入。古籍数字化建设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它的建设与发展首先依赖于计算机、服务器、光纤电缆等大量的现代化信息设备。还有软件的研发或购买,这也需要资金的付出。再有,如果数字化的产品以网站的形式提供服务的话,还需要网站建设经费和网络维护费用。此外,成本更包括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就是说在古籍数字化的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我们应该在分析成本和效益的基础上,要做到事前有调查、有预测、有规划,事中分阶段、分步骤,事后有评估、有反馈、有完善。对古籍数字化做出科学的评估,以便能够引导和调整古籍数字化的发展。

公益性古籍数字化项目主要依赖国家的投资,政府应该加强这些项目成本效益的评估力度,监督项目的顺利开展和资金的科学合理使用,保证古籍数字化的质量。

1.2.1 采用第三方评估方法,客观分析和评价古籍数字化项目的成本效益

就评估主体来说,为了达到评估结果尽可能客观公正,我们提倡采用第三方评价的方法。第三方评价法主要是相对于古籍数字化的建设者以及用户而言的,主要包括商业性的专业咨询公司和学术研究性的科研院所主持的成本效益评估。

关于古籍数字化成本效益的评估方法可以分为3种:用户评估、建设者自我评估、第三方评估。但在实际评估过程中,用户评估对于古籍数字化的效益和质量,通过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比较容易的出结论,而对于古籍数字化背后的成本数据则难以获得,因而不易全面客观地分析成本效益。建设者自我评估方法比较便于分析成本,但作为一种自评,其评估结果缺乏权威性和说服力。因而,对于大型的古籍数字化项目,政府应该委托权威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来对其成本和效益做出评估,启动监控和评估机制,提高古籍数字化的效率。

国外已经陆续开展了一些有关信息资源数字化的评估工作,比如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评价。美国有关部门通过评价网站、评价工具和测试版项目的资助,从第三方为数字图书馆评价提供工具。欧盟从1994年开始连续每年召开的数字图书馆评价会议,也成为数字图书馆评价发展的重要论坛。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为我们开展国内第三方的古籍数字化成本效益评估提供了参考。

1.2.2 建立和健全古籍数字化成本效益指标体系

古籍数字化成本效益指标的确定较为复杂,我们应客观地考虑投入和产出,进行投入和产出效益的评价,追求合理的建设成本和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古籍数字化最终目标。

古籍数字化的成本涉及诸多方面,主要包括现实成本、劳动成本及解决知识产权的成本;相关印刷型出版物的相应投入;数据库检索系统和相关软件的投入;各类硬件设备投入;网络运营成本,包括通讯费用、设备折旧费用、系统维护和管理成本等;服务宣传费用等等。

产出效益指标主要分社会效益产出及经济效益产出两类,具体包括这样一些指标:社会影响;科学教育性;信息服务的保障力;用户满意度;各类收费服务的经济产出数量等等。

目前,有个别学者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数字图书馆的成本效益,提出了“信息资源的固定成本”、“信息资源的变动成本”、“信息资源的总收入”、“信息资源的贡献毛益”、“保本收益额”等,在信息资源数字化成本效益指标体系方面做了初步探讨。这些做法和经验对我们的古籍数字化成本效益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2.3 建立古籍数字化成本效益评估制度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我国信息资源数字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政府陆续启动了一些大型的信息资源数字化项目,例如“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目。该项目由我国投资建设,同时得到“中美合作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计划”(China-US Million Book Digital Library Project)美国合作方赠送的等额价值的软硬件系统支持(即由中美双方各出资1000万美元)。该项目由教育部“211”工程建设办公室归口管理,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共同承担建设任务和运行管理,其目标是建设面向教育和科研的百万册图书规模的数字图书馆。但是,这些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信息资源数字化项目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对用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投入产出比如何,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评价。与信息资源数字化投入的巨大资源与精力相比,成本效益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明显滞后,人们甚至还没有认识到信息资源数字化成本效益评估的意义。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建议政府在加大对古籍数字化项目投资的同时,应建立相应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定期或分期地对国家投资的古籍数字化项目进行客观的评价,认真分析其成本和效益,以促进我国古籍数字化健康稳步的发展。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提高古籍数字化的效率,提高数字化古籍的利用率,监督和规范古籍数字化发展,是古籍数字化重要的任务。

2 商业性古籍数字化的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市场调节控制模式

商业性古籍数字化是公益性发展的必要补充,也是未来古籍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期望古籍数字化能形成公益性利用和商业性运作的双赢格局。通过商业性运作,更好地树立市场意识、销售意识、目标意识、品牌意识。商业性古籍数字化是信息资源市场化的一部分,信息资源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利于强化全社会的信息意识,推动信息资源的增加,拓展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度,促进信息资源质量提高,提升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高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让丰富的信息资源真正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实践证明,市场化也是我国古籍数字化成功发展的重要道路。这些年来经过市场的发展,我国出现了大量的以数字信息为主的企业化运作的数据公司,清华同方、超星公司、万方数据、书生公司、书同文等一批企业应运而生,并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其中,有一些公司将古籍数字化产品作为其品牌产品。

商业性古籍数字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古籍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需求导向是商业性古籍数字化的基点,可以促进古籍的合理利用。比如,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发展印证了商业性古籍数字化发展道路的成功,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为其良性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书同文公司与其他机构合作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成为古籍数字化的经典之作,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

商业性古籍数字化是一条较易见效益的发展之路。中文期刊数字化的历程充分展示了市场化模式的效率,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维普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子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信息资源数字化市场化道路的可行性,目前,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系统已经成为人们利用数字化期刊最重要的系统。从国家层面来说,政府没有投入过多的资金,而是依赖市场经济的杠杆,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完成了中文期刊的数字化工作,满足了用户对数字化期刊的需求。而且这些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自我,努力提高数字化产品的质量。期刊数字化的实践证明,信息资源数字化的商业化运作更易于尽快产生效益、提高质量和满足需求。古籍虽然不同于期刊,但依然不可否认,影响比较大、应用比较广的还是公司的产品,如书同文公司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

市场调节与控制模式是指利用市场机制、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的利益诱导作用,促使古籍数字化机构从经济利益上关心自己的活动,是一种间接组织协调、控制古籍开发利用活动的手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古籍数字化市场调节与控制模式的发展意味着打破垄断,开放市场,取消领域、地域的限制,鼓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吸引民间资本,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于信息资源数字化的资金并非十分充足,用于古籍数字化的专项资金更是有限。因而,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消除行业垄断,促进信息商品流通,鼓励信息消费,扩大有效需求,这对于古籍数字化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立适度市场化运行模式,鼓励、扶持、培育和发展不同形式的参与古籍数字化的企业,是当今全面推动古籍数字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全球一体化冲击民族文化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在为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特性而努力。

2.1 确立古籍数字化作为数字内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战略地位

数字内容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广阔前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与高度重视,一些国家或地区纷纷制定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战略和推进政策。欧盟早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在《信息社会2000计划》(Info2000)、《电子欧洲2002计划》(eEUROPE2002)、《关于促进欧洲多媒体内容产业发展和鼓励在信息社会中使用多媒体内容的决定》等多个文件中确定了发展内容产业的规划。英国公布了《英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02年)。爱尔兰出台了《爱尔兰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战略》(2002年)。日本制定了《内容产业事业振兴政策》(2004年)。韩国推出了《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五年计划》、《在线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法》。中国台湾地区通过了《加强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推动方案》。我国现今也非常重视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比如,在《北京市“十一五”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专项规划研究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加强对北京市数字内容产业的宏观管理,科学规划全市的数字内容产业布局,各区、县的产业结构形成结构互补,避免重复建设。重点培育数据库、网络游戏、数字影视、娱乐动漫、互联网信息内容提供、移动内容服务、网络教育、影视制作、内容管理软件、数字出版等行业,针对这些重点领域分别制定推进计划,力促从创意、加工、营销到传输、显示、服务等完整的优势产业链的形成,促使数字内容产业成为北京市主导产业之一。

发展数字内容产业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它是一个高成长性、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还有着深远的隐含效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体现文化生产力和国家形象。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广泛地在全球传播他们自身的文化。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应积极采取发展本土数字内容产业的政策,维护中国文化认同性,而古籍则最具中国本土的特征。广义而言,古籍数字化并不仅仅包括对纸本古籍的电子化,还包括对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利用。

我国的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而发展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数字内容产业才能凸显我们的独特之处,古籍数字化则是重要的数字内容的素材,属于数字内容产业的上游阶段,可以形成整合性产品,提供研究、教育和大众使用。未来国家对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政策的扶持,将会加快古籍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化进程。

2.2 对古籍数字化从业企业在准入、信贷、税收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进行古籍数字化的商业性开发

制定政策和指南,鼓励社会力量进行古籍的商业性开发,促进信息技术企业对古籍数字化的投资与经营,鼓励民间资本、海外华人华侨资本投资古籍数字化,形成规模,形成品牌,使丰富的数字古籍资源成为发展我国民族特色的数字内容产业的重要的素材,深入挖掘和开发古籍资源,发展我国数字内容产业。鼓励古籍数字化企业参与跨国数字内容合作开发计划。要以2008年奥运会为机遇,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古籍数字化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3 积极开发和培育古籍数字化市场,规范古籍数字化市场行为

政府应该积极倡导传统文化的普及,以多种方式推进数字化古籍的市场需求,提高年青一代的古文阅读能力,培养学生的繁体字识别能力,积极做出努力,使古籍的内容能够永远为人们识读,使今日的古籍能够不成为未来的甲骨文令人费解。扩大市场需求,挖掘市场潜力,培养古籍阅读能力,不仅仅是促进古籍数字化市场发展的需要,更是涉及中华民族文字继承与发展的大事。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自身的面貌,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重新唤起世界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关注。

在海外有许多热心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海外读者对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文学,尤其是学术性、研究性较高的古籍图书需求量较大。从实际输出的版权种类来看,古籍、绘画书法、中医药类版权占绝大部分,而自然科技、人文社科类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此应借助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之机,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收稿日期:20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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