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的困境与出路：未来的世界一流教学型跨国大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世界一流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研究型大学的困境
流行观念是：好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中国在争取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中，往往以美国一流大学为楷模。然而，作为楷模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本身却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教育技术革命，长期失控的成本上升和教育质量低下的并存，新兴的营利性大学创新的成就，引发了传统大学对其各种活动的目的和效率的重新检讨，改革是势所必然。
前斯坦福大学主管财务的副校长、教育经济和管理学家Wiiliam Massy表示，美国的大学或许是好的，但可以远远地做得更好，美国大学在教育质量和成本控制方面需要挽回公众的不信任。对那些表示对本州的教育有足够的知识来作判断的1000个美国人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公众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评分是“受尊敬的B”，但不是优秀。美国的一个由若干大学组成的著名的高教政策研究机构The Knight Hig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Ve在1988年的一份报告中说，美国的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和被模仿最多的，但是，美国的大学已经被一些基本的问题所困扰，如教育质量和成本控制。美国的战略管理家Peter Drucker 1997在FORBES杂志的主题文章中说：“30年以后那些主要大学将会成为废墟…大学将不能生存…无法控制的开支，看不见教学内容和质量上的改进…高等教育在危机中”。原University ofMichigan的校长James Duderstadt说，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是高成本、低效率。
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美国大学成本和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就是教育市场对科研价值的扭曲反映。与追求营利的企业根本不同，美国私立名牌大学的追求目标是“声誉”（Prestige）。教师的研究成果越多越好，学校就越有名气，学生就更愿意来申请就学，学校就可以选择最好的学生，毕业后的收入就高，学校的市场价值也就越高。但是，教师研究领域越来越专，仅仅与授课的很小一部分相干，有的甚至一点都不相干。大学教师的科研活动并不是以教育为中心，并不是对本学科教育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的追踪，并不是如何有效率地教好课程的研究。2002年发表的James Duderstadt领导的关于美国大学未来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美国研究性大学把来自于教学和专业培训的利润用于补贴研究。这就是学费居高不下且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对教学质量和成本控制忽视，也是造成美国大学当前问题的原因。
2000年初，James Duderstadt开始领导了一个美国科学院支持的关于信息技术发展对研究型大学的革命性变革的研究，组员中不乏美国教育界和信息技术界知名人物，如有曾经担任过Stanford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美国教育部副部长的MarshallSmith，美国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主席Nils Hasselmo。虽然该课题组讨论了相关的政策问题，但在2002年报告出炉时却避免提供具体的建议，担心过于开药方性的结论或建议会使该报告很快过时，足见该问题的复杂性。在同年出版的一本书中，Duderstadt等人认为，美国大学的根本改革几乎很少是出自于内部推动的变革。教授终身制和大学分享的治理权使得大学具有阻止变革的机制。美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大学变革，如土地赠与大学，二战后的大学扩张，甚至连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本身，都代表着对全国性的政策和社会力量的反应。言下之意，作者对大学面对挑战自我改革的信心是缺乏的。作者甚至说，小的私立大学可能转向集中于细小的差异市场（niche markets）；精英（elite）研究型大学会开始利用他们的财富和筹款的能力来缓冲市场变化的冲击，买来慢慢变化的时间，但最终还是要变；大的公立大学或许就是最后才会变化，或许就象恐龙那样，永远也无法调整，直到消亡。
与传统大学对市场和技术的挑战反应迟钝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在过去10多年来，美国的营利性大学一枝独秀，利用其具有高等教育高效率的优势，迅速扩张其市场。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在1997年的一份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危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传统的非营利性大学缺少创新的“造血”功能。营利性高校比传统的非营利性学校少一些财务预算的约束，更多一点创造性。在非营利性大学中，教师通过教师参议院（Facuity Senate）等机构参与学校的治理（govemance）。没有教师的赞同，创新很难实施。而传统的非营利性大学实行的是教授终身制，由此就形成一种对教育创新不利的内在文化和惰性力量。有一项研究显示，这种学校内部的传统文化和惰性是教育创新的最大障碍。营利性教育机构的两大目标是，‘成长’和“营利”。这两大目标驱使营利性教育机构摆脱传统的局限求创新。
研究型大学需要用教育获得的“营利”来补贴研究。当营利性大学不断扩张，研究型大学用教育获得“营利”来补贴研究的基础就受到威胁。那种认为营利性大学仅仅是在高等教育的低端市场有生命力的想法是天真的。一旦他们获得一定的实力，向高端市场与传统大学竞争将会出现，在某些领域竞争将变为很激烈。
二、高等教育“技术革命”和教育工程化管理
说到高等教育技术革命，人们往往把它与电子教学和虚拟课堂划等号。其实，高等教育技术革命包括更广泛的内容。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高等教育技术革命首先是课程的开发、设计及课程有关的教材编制、选择、更新与课程实施的程序设计与任课教师授课的分离，变为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甚至是一家专业公司的专门工作。教师是授课专家，而并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和专业开发的专家。第一，一个市场导向型的课程要由一个由营销、管理，财务、学生就业顾问和教师甚至教育技术专家共同组成的班子负责开发。第二，单个教师在跟踪市场变化和科技、学科进步方面是无法与一个设计组比高低的。第三，统一课程设计有利于对教学的质量控制，教师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授课质量差异大大降低。第四，因为不需要设计课程，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要求可以降低但又不降低授课水准。第五，节约了教师在课件方面的工作量，从而在课程方面获得“大生产”“标准化”的利益。于是，研究水准再高的单个教授也不能在课件的先进性方面与这种课件开发组竞争；使用专业化课件的课程首先在授课材料、内容、技术和方式上面就比单个教授的“手工业”方式先胜一筹。
在传统的大学里，一个教授就是一门课的“手工业”者，一门课程的质量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水准。由此，研究型教师被认为比非研究型教师的授课质量高。然而，一旦实行中央课件开发模式，研究型教师与非研究型教师的授课质量差别就不明显了。在达到一定学术水平的前提下，授课质量的差别可能与教师的性格、交际、演讲、领导能力，与授课积极性及授课管理水准的关联度超过与是否是研究型教师的关联度。英国产业革命时非技术工人取代有技术的手工业者，而产品质量却更高。于是相同的情形发生了：非研究型教师比研究型教师的成本低，但是在中央课件开发模式下，其教育质量反而更高。由此获得的节约是巨大的。在研究型大学里，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研究，而不是教学。教学工作量占全部工作量不到一半，甚至不到1/3。实行中央课件开发模式，教师的工作职责就是教学，没有研究的要求。就此一项，教师成本就下降50％以上。
高等教育技术革命还来源于对学习过程结构优化的运用，要求学习时间在各个学习环节的最优效率。学习时间最优化是指在给定的时间内学到最多的知识或技能，或者达到学习给定的知识或技能标准所花的时间最少。为达此目的，学习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授课时间（Instructor Contact Time）、自学时间、作业时间、团队活动时间要科学地搭配，并非授课时间的比例越高越好。同时，教学组织要严密，每个环节都要科学的设计和科学的管理，而不是无科学研究基础的随意的安排。笔者最近与Comell大学的大一和大二的工科学生通过网络进行访谈，专门了解他们对课时在学习中的重要性的看法。他们每周课时约15个小时，取决于所修学分。每一课时约需要3小时的自学、作业和团队活动时间的投入，每周已经很忙了。相比较而言，中国学生的课时明显偏高，而其它时间又偏低。笔者最近与上海某名牌大学的大一、大二和大三的学生进行了访谈。一个大一学生说，他大学的第二学期修的学分是30来个，大约每周听课时间是30小时。有不少的课程是大班课，如C+编程课，有200多人。访谈时该课程已进行了3个月了。笔者问他几个最简单的问题，该学生回答不出，说上课没有听懂。大二的学生说，他的每周课堂时间也是30来个小时，但是他在课堂里听懂的仅仅占30％左右，主要还是靠自学。问他是否逃课，他说没有，因为怕漏掉点什么东西。问，那么是否忙到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回答说，还很有时间去玩。于是课堂内时间与阅读，习题、实验和研究的比例只有1∶1。
即使没有信息技术所引起的电子教学，就是讲课与课程制作的社会分工的出现，中央课件开发模式，学习过程各部分构件的最优组合就已经使一门课程的研究、开发、设计、教材编制、选择和更新变为一个复杂的工程了。由此产生了教育工程（Education Engineering）化管理的概念。工程师引入课程的设计使课程管理发生根本性变革。工程学开始引入课程的开发、更新和实施的管理；与工程学有关的质量管理，效率等概念也引入课程管理，要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既定的教育目标；研究和开发（R&D）然后是工程设计和实施的产品开发模式也引入课程开发管理；教学过程也不再是随意制定，而是以研究和实验为基础的精心设计。于是，课程的开发、更新和实施由各个教授的自由王国变为科学管理的新领域。不仅如此，课程开发阶段就对课程实施的流程作出规定，包括教师的资格、选择，各个学习构件的时数和比例，学习过程中对教师工作和整个学习过程的管理的评估，学习组织的设计包括团队活动等等。特别重要的是，所有与课程开发、维持和更新相关的设计都是以研究为基础（research-based）的。研究包括与课程相关的市场、科学、技术、效率等各个方面。于是，流行于研究型大学的那种“手工业”式的单个教授“独立王国”的教学方式当然无法在教育效率和质量方面与采用教育工程化管理的社会化“大生产”相匹敌。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大学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兼并过程。但是，就课程管理而言，每个教师“个体户”式的教学方式并无改变，并没有因为兼并而形成教学过程的分工和社会化。
过去20多年来高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无异于是一次产业革命。在此之前，无论是英国的产业革命还是电气化、电报、广播电视等都没有根本改变课堂里的教书“生产方式”：你教我听。但是很多年以来理解高科技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时存在一个误区，认为不是网上教学就是传统的课堂教学。于是就有无休止的争论：是电子教学好，还是传统的教学好。其实，在这两端之间有无穷的选择，可以多用些，也可以少用些电子教学技术。现在这种有校园大学不会被虚拟大学所取代。与其说是利用网络技术发展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教育，还不如把该技术与现在的教育方式结合。一项成熟的技术就是象blackboard.com提供的教学管理软件。关键是电子教学技术本身提供了无限的应用方式，它可以同传统的教学方法有机的结合运用，产生全新的教学方式，对不同的学生及其需求采用不同的高科技与传统授课因素的组合，产生适合特定对象的最佳授课模式。于是，课程的开发、设计变为更复杂，专业技术要求就更高，就更不可能由一个教授样样都做所能干得了的。由此，教育工程学就必然包括电子教学技术及其应用；一个课程的研究和开发必然包括电子教学与目前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的组合或融合。
三、规模效益与学校扩张模式
很显然，要实现高等教育技术革命的利益，规模化是必要的条件。目前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已经极大，但却带有很大的地方性、分割性及小市场的特征，效率低下，用于教育的技术低下，缺乏职业教育专家管理，高等教育在资本市场上占了极小的份额[4]。在既有大的市场，又有提供高等教育规模效益技术的美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高等教育市场仍然是效率低下的分割性市场？
美国传统大学的活动服务于他们的“使命”（Missions），而不是营利。除了公立大学为满足公共需要可以迅速发展以外，传统的私立大学需要追求“声誉”，却不是扩张。即使出现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市场，他们也没有内在的动力去利用新的市场机会。Stanford的全部学生只是一万多，Harvard也一样，Princeton只有七千多。这么小的运行规模，大部分课程只需要一个教师甚至一个教师的几分之一的时间，要对这样的每一门课当成一个“产品”按工程原则来管理实在是天方夜谭。
美国大学对高等教育技术革命的发展缺乏调整能力，无法解决教育高成本、低质量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大学呢，有没有自我调整能力，充分利用高等教育技术革命提供的发展机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研究中国大学的目标效用函数，及其背后的体制构架。
中国的传统大学都是国有的，其行为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制约。因此，他们追求的第一目标就是由政府政策和指令所表现的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就会有大学为满足社会需要迅速扩张、兼并。这种行为是与美国的公立大学一致的。但对大学发展的推动也不能不限于经济能力，就是资金欠缺。因此，大学能自筹资金发展是政府鼓励的。中国的公立大学，不必因为姓“公”而不可做营利的项目，反正赚来的钱用于大学的发展，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由大学领导层所体现的大学追求目标是双重的。一个目标是“声誉”，和美国的传统大学一样。中国的精英大学的目标非常宏伟，要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但创世界第一流大学就要有世界第一流的教授，就要在教授的国际市场上竞争，就要付国际一流教授以国际一流的工资和待遇；有了一流教授，又要有一流的实验设施，工作条件；有了一流教授和实验条件还要有国际一流的研究经费；还要有国际一流的学校管理专家，管理设备和条件等等。这一切要多少钱啊。国家再给多少个亿也达不到标准。因此，学校为了争创世界第一流大学，具有内在的冲动去获得钱。另一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学校领导、教职员工的收入。这既是为了留住人，符合学校“声誉”的需要，也是制度性因素。这是因为学校作为一个整体，教职员工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需要自创；一旦有了自创收入的权力，赚钱驱动就变成学校的追求目的之一，变成学校的制度性构件了。中国大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层次：系级经济。大学的系一级虽然在很多事情上需要向学校申请，但在创收方面的实际权力是很大的。在利用教育资源创收方面，学校一级要依靠系一级的积极性。因此，系一级的创收不但是系一级教职员工提高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承担着校一级创收的重要基础，因为有学校分成制。由此，只要系一级的创收活动不要太离谱，校方基本不会驳回。什么叫不离谱？笔者了解到，在一所研究型大学，其物理系办有大专外贸辅导班，还有英语班。如果这不算离谱，那很少有离谱的事了。从系一级的行为分析中可以看到，系追求人均分配收入极大化，因此对创收的追求是无限度的。系一级活动的另一目标是声誉，因此，系会把一部分创收所得用来鼓励教师搞科研。例如，要求老师每年发表若干文章，达到目标则发若干奖金；补贴若干科研费用；鼓励科研团队活动和创新等等。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传统大学具有多目标：（1）服从政府指令，直接服务于公共需要；（2）追求声誉；（3）追求收入。正是因为大学的目标中包含有追求收入的部分，才使得中国的大学可能更具有内在的机制来克服改革的阻力，把教育技术革命的挑战变为利益。这种追求收入的目标，使中国的传统大学的行为方式接近营利性大学。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大学大规模举债建新校区，已经非意识性地把这些国有大学演变成追求盈余的大学。以上海松江大学城内某大学为例，每个学生每年学费10000元，其中4500元用于付息还款。这4500元从校方看来是成本，但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盈余。若干年付息还款结束以后，借款所得的资金就变成大学的财产；大学也不会因为已经完成了付息还款而把学费降下4500元。这时，这4500元就变成了学校的盈余了。由此可见，大规模举债建新校区已经改变了这些大学的行为方式，加强了他们追求盈余的冲动。
营利性教育机构的两大目标是“成长”和“营利”。这两大目标驱使营利性教育机构摆脱传统的局限求创新。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恰恰是营利性大学是目前这一轮利用教育技术革命提供社会需要而又高效的教育的驱动力量。在中国，传统大学追求服从政府指令，直接服务于公共需要，追求声誉，追求收入。这种行为方式使得大学内部会产生利用市场机会的冲动，改变研究型大学研究与高效的教学不能兼得的痼疾。因此，中国大学也有可能形成部分地追求类似于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成长”和“营利”的目标，实行教育创新，走出一条跨国一流教学性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相结合的道路。
四、跨国大学的模式—研究型大学与跨国教育公司一体化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了研究性大学因为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教学性大学而处于困境；第二部分研究了高等教育“技术革命”和教育工程化管理提供了创建有效率的大规模教学性大学的机遇；第三部分说明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因其非营利性而不具备充分利用该机遇的内在动力，相反，中国大学却因为具有部分追求收入或盈余的行为而具有一定的利用该机遇的内在动力。因此，中国有可能成为未来大规模第一流跨国教学型大学的发源地。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中国的第一流大学都有可能率先成为这样的大学，我们以这样的大学为假想目标，取名为“时代大学”来研究一个跨国大学模式。
利用高等教育“技术革命”和教育工程化管理提供的机遇，时代大学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在本文中称为新时代大学，以办成第一流的教学型跨国大学为目标。时代大学不必担心没有资金来办这么大的一个学校，有的是中外资本和学校会来与时代大学合作投资。时代大学本部仍然是一个研究型的大学，不同的是，该本部还是专业和课程的研发（R&D）中心，扩散到全国各地的时代大学课程在这里开发；该本部还是全国各地时代大学教育的管理和营运中心，各地教授的培训中心。当然时代大学本身仍然是一个精英大学，继续由研究型教授用时代大学开发的课程来培养学生。时代大学的文凭并未因为把时代大学的教育服务发展到全国全世界而增发，因为新时代大学毕业的学生将获得新时代大学的文凭，原时代大学文凭的含金量并不受到负面的影响。相反，因为教育更高效，质量更高，学生获得了信息技术和教育工程管理方式带来的利益。于是，研究与高效教育的矛盾通过时代大学对外教育扩张得到解决。这就是以“教”养“研”（CROSS-SUBSIDY）的战略。
以“教”养“研”是研究型大学的通例，但仅仅限于同一模式的校内，而且还有我们前面研究过的对教育的负面影响。但是，一旦把以“教”养“研”的方法扩展到一个主体学校（时代大学）、一个附属学校（新时代大学）的两个办学模式上去，情形就变了。新时代大学完全是一个教学型大学，讲究的是教育效率，追求的是办成世界一流的教学型大学，本身提供营利。而时代大学仍然是研究型大学。当把在新时代大学获得的教育营利用于支持时代大学的科研的时候，这种以“教”养“研”的规模就大了；而时代大学也因此获得了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财务来源—新时代大学获得的教育营利中返回时代大学部分。新时代大学的办学模式首先就是运用教育工程学，以跨国型超大型学校为目标。哪一种教育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上最有扩张前景？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分析中国和世界教育市场的大趋势（Megatrends），和未满足的高教市场（Laden Education Market）。
最明显的大趋势就是以信息、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决定了本科教育必须具有国际先进性。第二个大趋势就是国际化。第三个大趋势，高等教育技术革命和教育工程管理的应用迎合教育市场对高质、低成本，或高效率教育的要求，从而使高等教育从现在的零散的市场（Fragmented Market）变为国际性的大市场（Mass Market）。第四个大趋势，大学品牌效应日益重要。第五个大趋势，就业市场对教育品质的差别拉大差距，使得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对高等教育的挑选性要求提高，愿意花钱买更好的教育。第六个大趋势，国际性的教育机构兼并日趋激励，使得教育机构走向集中。第七个大趋势，也是前面六大趋势的派生，英语作为教学用语代表了国际先进性和国际化的要求，变为对学生和雇主同样适用的高品质教育的信号。第八个大趋势，与国际化相对应的是本地化趋势。显然，两者都是国际化的产物，要求员工能够把国际化与本地化良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对立。第九个大趋势，与教育工程的标准化、社会化、规模化相对立的是教育需求的个体化、多样化，甚至一个班的学生要求不同的课程内容。第十个大趋势，教育出版国际化。英语教材和课程材料日益国际通用化，市场迅速扩大。第十一个大趋势，学生创造性培养日益重要，创造性素质的市场价值提高。第十二个大趋势，教育服务社会化（Outsourciong）。非核心课程可能社会化以后效率更高，如公共课程：体育，政治；基础课程：数学，物理，化学；需求量小的特殊课程，驾驶飞机选修课，骑马课。教育设施也可社会化，如图书馆，体育场。因此，这个未满足的市场是具有国际先进性、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又高度融合中国国情并提供多样性、个体化高等教育的需求，形成中国高教的高端市场。
类似的市场也存在于世界各地，这是因为上述所论及的十二大市场趋势在其它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英语日益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的教学语言。笔者与一个仅有20多个学员的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学员交谈时发现，他们准备去的国家超过10个，有德国、瑞士、瑞典、挪威、捷克等非英语国家。但他们并不进修所去国语言，反而是进修英语。在印度、越南、南美洲国家，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类似于对具有国际先进性、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又高度融合各国国情并提供多样性、个体化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中。这就是在非英语国家或经济低水平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高端市场。这个市场提供了一个跨国大学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可以预计，未来将在该市场上形成若干个跨国大学，其运行跨越许多国家，学生数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为什么？高等教育技术革命带来的大规模高等教育“生产”利益，和对具有国际先进性和用英语课件的高等教育的大市场使得强者愈强。于是，高等教育市场特性和机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跨国大学的发展，高等教育市场将继续快速增长，市场国际化，市场快速集中化，技术的应用、教育质量和效率将成为竞争的重要领域从而得到改善，职业教育专家管理，资本市场的充分运用。高等教育从地区性的小规模市场，走向全球性的大市场。
新时代大学就是利用中国国内已经产生的高等教育市场机会，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性、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又高度融合中国国情并提供多样性、个体化的高等教育；首先立足国内，即而扩展海外。借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这就是先搞“进口替代”，然后再搞“出口替代”。中国制造业在过去的20多年内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已经做得很成功，现在有望成为世界工厂。在高等教育“服务业”方面，中国将得利于发达国家传统大学缺乏扩张冲动所留下的机会，又得益于巨大的国内高端高等教育市场。如果抓紧机遇，中国有可能搞成几个跨国大学。要是美国的传统私立大学也想追逐利润，则Stanford，Harvard，Yale这些大学早就成了世界头号跨国公司了。但是他们有的是钱，於是就把机会让给别人了。
这种教育首先是因为国内市场巨大，且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只要到大学里去同学生交谈，就不难看到具有国际先进性、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课程远远供不应求。因为国内市场大，就可以先在国内发展起来。设想在上海或北京通过兼并各类学校和新建校园，新时代大学（具有国际先进性、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本科教育）很快就扩展到有10-20万本科生的规模。因为是住读为主，可以把全国合适的学生吸引到新时代大学的上海或北京校区来，没有必要把学校办到外地去。难道这么一个超级大学会内部千篇一律，缺乏多样性？美国加州的公立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有2.5万学生。为了让学生有多样化选择，该学校对本科生有6个学院。每个学院的差别并不是专业，而是特色。一个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学院里修任何专业。有的学院更讲究一般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的学院则更注重个人自信心培养和个性发展，课外活动，等等。虽然每个学院的哲学、文化不同，他们共享大学的所有教育资源。这就是大而有个性的办学模式。该学校还是美国排名第十位的研究型大学。
新时代大学也是一所国际性大学，因为专业、课程具有国际先进性，且教学语言是英语。哪些国家的学生会来？国际市场会有多大？这些问题要在动态中解答。当中国日益强大了，希望移民中国的各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如果新时代大学真的办得很好，还怕收不到世界各国的学生吗？上海已经有了一个例子了，中欧国际现在的招生目标就有20％是外国人。因此，新时代大学可以变成办在中国境内，通过吸收外国学生而实现中国教育出口的跨国大学。进一步发展，就是走出国门，把学校办到世界各地，成为真正的跨国大学。就象Intel，IBM，GE可以把企业办到世界各国一样。原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院长Arthur Levine说，将来最成功的当属那些对国际学生要求反映灵敏并提供高质量教学的国际型大学。而原University of Hichigan的校长James Duderstadt说，我们将看到全球的知识和学习产业。中国能抓住这个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