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评价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兼析施拉姆对毛泽东的非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论论文,辩证法论文,非议论文,提纲论文,拉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12)11-0062-08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基本教材和人类哲学史上两颗璀璨明珠。“两论”是毛泽东编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下简称“讲授提纲”)中的两节。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在研究“两论”时亦注意到对“讲授提纲”的研究。但由于受到客观资料和研究者主观条件等限制，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国外有些毛泽东研究者因连“两论”是“讲授提纲”中的两节及它们的写作时间也搞不清楚而发生争论。①进入80年代，国外著名毛泽东研究者施拉姆虽然弄清“两论”与“讲授提纲”的关系及它们的写作时间，但仍不能客观地、全面地评价“讲授提纲”，并对毛泽东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一事提出尖锐非议。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两论”的研究上，少有顾及“讲授提纲”。因此，我国学者至今无有对施拉姆的非议提出回应。笔者写作此文，旨在全面客观地评价“讲授提纲”，并说明毛泽东确实没有写过斯诺所询问的《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回应施拉姆对毛泽东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一事提出的非议。
一、毛泽东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与施拉姆对其的非议
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向毛谈了当时西方“毛学”专家们在争论“《矛盾论》是不是真的在1937年写的，是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之前写的”问题。毛对斯讲，“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并且还谈了在去抗大讲课前花几个星期搜集材料、写讲义的情况。斯诺又问：“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毛回答说：“我不记得写过那样一本小册子。”[1](pp.405-406)斯诺在《山南海北——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中有谈话时的若干细节记述。其中写道：“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们把一篇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当作你的著作。你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吗？”“毛要我把问题再说一遍。他回答说，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文章。他认为如果他写的话，他是会记得的。”[2](p 210)
斯诺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刊于《中国季刊》1964年7-9月号第19期第41-46页。实为杜令(D.J.Doolin)和高拉斯(P.J.Golas)论文《从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提纲看〈矛盾论〉》的附录(仅选登了第1章3-4节，注明来源于上海《民主》杂志1940年第2期)。从内容看，《辩证唯物主义》确实是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文集》编者把《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注成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原则上这没有错。斯诺写的《山南海北—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发表后引起了海外毛泽东研究者的关注。在这方面，施拉姆具有代表性。
施拉姆对毛泽东否认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这一点极感兴趣，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即《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抄袭苏联的材料，而毛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是常常非常拙劣。”因此毛公开加以否认。[3](pp.82-83)施拉姆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乍一看，似乎没有问题，但倘若仔细想想，再认真读读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记录后就能发现，施拉姆的观点实为差矣。
施拉姆的上述非议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讲授提纲”的评价问题；二是毛泽东是否写过斯诺所问《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问题。这是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前者更为重要。以下就从第一个问题讲起。
二、全面看待“讲授提纲”与苏联30年代哲学的关系
1937年春夏，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课，编著“讲授提纲”。新中国成立后，作者将其中的“两论”修订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笔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研究“两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关系时发现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编著“讲授提纲”时的参考书，除马列的经典著作外，主要是苏联的三本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2年版)；《新哲学大纲》(米汀、拉里政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北平国际文化社刊行，1936年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汀等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年版)。1980年，笔者在《〈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关系》一文中阐明了“两论”及整个“讲授提纲”与上述三本哲学著作的关系，着重驳斥了“抄袭说”。②笔者始终认为，“两论”虽是“讲授提纲”的两节，但在“讲授提纲”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从篇幅上讲，“讲授提纲”约6.1万字，“两论”就有3.3万字左右。从内容上讲，除“两论”和第3章3000字左右的引言外，“讲授提纲”的“其余部分的确是作者精心编写的名副其实的讲授提纲，用的大都是精炼简洁的书面语言，主要内容是上面提到的三本苏联哲学著作的编纂和改写，结合中国实际的内容虽有，但并不很多；‘两论’部分则明显不同，口语化色彩很浓，是名副其实的讲课稿整理。从内容上讲，‘两论’结合了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的哲学文化，在理论上有所发挥和创新。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就很看重‘两论’，在油印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同时，还单独油印过‘两论’，并签名送给吴亮平和刚到延安不久的艾思奇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著者只修订‘两论’并将其收入《毛泽东选集》那是很自然的了。”[4]
能否简单地认为“两论”以外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讲授提纲”就没有价值呢？笔者以为不能。著名毛泽东研究学者施拉姆肯定“两论”(尤其是《矛盾论》)是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哲学的产物这一点值得称道。但他对“讲授提纲”的其余部分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笔者则不能苟同。他的“简单抄袭”、“常常非常拙劣”的说法是片面之词，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笔者认为，除“两论”以外的“讲授提纲”的主要部分结合中国实际不多，这是事实；但结合中国实际不多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结合，更不是说它仅仅是苏联哲学著作的简单抄袭。
事实是，毛泽东在编纂和改写苏联著作过程中往往加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阐述。如《讲授提纲》第1章第3节“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和第4节“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主要内容是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1章第1节“唯物论与观念论之本质与根源”的改写，有几句话则摘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2章第1节“哲学中的两条战线”，但毛泽东在论述中有结合中国实际的说明。他在论及唯心论夸大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时说：“唯心论历史学家把英雄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唯心论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论军事家实行拼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论革命家主张布朗基主义，蒋介石说要复兴民族惟有复兴民族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在第3节的末尾，毛泽东在论及思维能动性时写道：“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这种‘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克服唯心论。”[5](p.5、p.6)
又如，在改写《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有关资产阶级在向封建阶级斗争时使用唯物论，而发展到无产阶级斗争威胁到他们时便拿起唯心论的论述时，毛泽东写道：“中国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戴季陶、吴稚晖，在1927年以前及其以后思想的变化——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变化，就是眼前的活证据。”[5](pp.7-8)这表明，尽管是讲授提纲，毛泽东还是注意联系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实际。
再又如，第2章第1节“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共两个自然段，其第一段摘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3章第1节“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哲理性科学”；但更长的第二自然段则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述。其内容照录如下：“中国的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如果辩证法唯物论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之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话，那末，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的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对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5](p.10)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目，这种极为重要的论断决不是从书本上能抄得的，其中凝结着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血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本人同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哲学总结。
往下第2章第5节“物质论”，在论述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时，毛泽东写道：“经过了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民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质观。”[5](p.18)毛泽东结合听课学员的亲身经历的这种讲课既通俗易懂，又很深刻正确。
以上事实说明，施拉姆的“常常非常拙劣”的评论不符合实际。正相反，“毛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虽然不多，但十分精到，有自己的独特见地和言语。
为了进一步证明施拉姆所评说的“常常非常拙劣”是片面的不实之词，有必要对第3章引言作适当的引用。
“讲授提纲”第3章为“唯物辩证法”。这章开头有3000字左右引言，这与前两章开头只列本章讨论的问题(实即节的标题)有明显不同。这一引言依次讲了以下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同以往哲学的区别，是放在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三者的同一；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三个根本法则(对立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和一系列范畴(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链与环等等)；为什么要学习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通俗化等问题。可以说这些文字并非教科书的书本语言，而是记录稿的整理，完全是毛泽东“用自己语言的表达”。它们既通俗易懂，又精炼准确。在此笔者仅举两例以作具体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对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阐述。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三者同一”的思想。他在第2章第3节“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和第4节“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中对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和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三者的同一性进行了理论说明，其内容主要选取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和《新哲学大纲》。在第3章的引言中，他则用自己的语言再次阐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5](p.39)毛泽东结合生活实践，用如此简洁明了易懂的语言说明了一个极重要的原理，能说其思想不深刻吗？能说所使用的语言拙劣吗？显然不能。无论是在外国的著作中，还是在中国的著作中，都找不到以如此明晰、通俗易懂而又正确、深刻地说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阐述。任何一个略通哲学和汉语的学者决不会从上面的论述中得出“非常拙劣”的结论。
第二个例子是对为什么要学习唯物辩证法的说明。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第1、第2章的有关地方已有论述。他在第3章的引言中则用自己的语言进一步指出：“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呢？因为辩证法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我们明白它，就得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同方法。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一种哲学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论。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是违反辩证法的，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研究辩证法。”[5](p.42)毛泽东再次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深刻地说明了学习辩证法的意义，其思想和语言是一个仅有书本知识而无有毛泽东那样革命经历的哲学家写不出来的。
笔者在此强调指出：对“讲授提纲”中的论述要注意区分，哪些是苏联哲学著作的摘录，哪些是著者所作的改写，哪些则是著者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只有这样才能较客观地、全面地评价“讲授提纲”，防止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的片面性。顺便指出，我们在引用“讲授提纲”的文字一定要谨慎，不要把苏联哲学著作中的论述，当作毛泽东的话加以引证。20世纪60年代初，因不了解“讲授提纲”与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的关系，笔者所在学习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内部铅印资料)曾不加区分地把“讲授提纲”绝大部分内容分类摘编其中。今天看来此种做法显然是欠妥的。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形还在继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2003年)一书仍把“讲授提纲”中的有些论述编入。如该书一开始的“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一节中的第一、二段的语录就是如此。它们来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2章第1节“哲学中的两条路线”(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0、第41-42页)。
总之，一方面要如实承认“讲授提纲”的基本内容来之于苏联三本哲学著作，除“两论”外在结合中国实际和理论创新方面并不很多；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它并不是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的简单摘录或抄袭，而是取其精粹之“编纂”和“改写”，同时也有加上中国实际的说明和发挥。不仅“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等节的标题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采用中国古代的《天论》、《礼论》、《神灭论》等标题方式)，而且在有些部分的内容上也融有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施拉姆的“非常拙劣”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实际，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了解有很大的偏颇。
三、如何看待“讲授提纲”的“编纂”和“改写”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以前人或同时代人提供的必要思想资料和理论成果为条件。理论上的创新前提是对已有成果的充分消化和吸取。恩格斯说得好：“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6](pp.703-70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外国学来的。学习有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有一个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著述(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等)均明显带有译介的性质。这是任何一种外来哲学思想在本国传播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即使是1937年出版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就内容而言则有相当部分是吸取了苏联三本哲学教科书，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毛泽东赞誉它为中国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③。在反动统治条件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翻译、研究、编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丝毫没有个人的功利。对此，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苛求他们。我们不仅不能苛求他们为什么较多地限制在译介的性质上，而是应对他们的译介和宣传抱有极大的敬意，感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介绍给中国人民，由此推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进步。他们的译介和编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了解了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对毛泽东的除“两论”外的“讲授提纲”主要内容是对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精粹的编纂和改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里还要说明，苏联三本哲学著作合计约70多万字，而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和第3章引言除外)仅2.5万多字。可以说“讲授提纲”是由毛泽东对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经过认真比较、吸取其精粹部分加工制作而成的。在此仅以“讲授提纲”第1章第1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为例略作说明。该节仅800字左右，却简明地论述了哲学史的本质、哲学的阶级性和功能、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和历史任务等丰富内容，逻辑严密，文笔流畅，中间无丝毫的拼接之痕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有一气呵成、出于一人手笔之感。据笔者所查，除末了讲现今中国哲学任务的4行文字之外，其余均一字不差摘自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和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是这两书有关论述的“集句”。“研究提纲”的第1、2章(第11节《实践论》除外)主要部分确实是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的集萃、编纂和改写。要做到这一点，须花一番苦工夫，达到三本哲学著作烂熟于心。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发愤读书，尤其是哲学著作。这既是为了回击教条主义者的“狭隘经验论”的污蔑，更是为了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以便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磨制理论武器。这确实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集中地、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上了一个台阶。集中地、系统地研读哲学著作为毛泽东抗大讲授哲学、写作“讲授提纲”作了理论准备。这是毛泽东研究者普遍承认的。笔者以为，第一次集中地、系统地研读马列哲学著作与第一次学习马列哲学著作是有区别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施拉姆却把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地、系统地研读马列哲学著作视为是“他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施拉姆看来，在此之前，“在20年代和30年代，毛泽东的著作只是偶尔接触到哲学问题”。[3](p.82)施的这种评论符合历史实际吗？明显不符。
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就酷爱哲学，注重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他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和致黎锦熙、萧子升等的信是最好的证明。他在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就是一篇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论文，不仅讲了唯物论、辩证法，而且还涉及意志、情感等哲学问题。他在1920年读《共产党宣言》则是认真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抓住了其中的方法论。1932年红军攻下漳州后，毛泽东喜得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如获至宝，经常研读，随身带至陕北。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有高度的哲学自觉，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虽说是政治著作，但均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成果，其中贯穿着活的辩证法唯物论。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则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已蕴含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读苏联哲学著作之前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1936年斯诺采访他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依据自己哲学思想行动的人。[7](pp.65-68)斯诺的这种认识和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施拉姆虽然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但没有读懂斯诺对毛的评论，而只是片面摘取了一点材料。施拉姆的“1936-1937年冬”毛泽东才“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认真的研究”的看法明显有违基本的历史实际。
“讲授提纲”除“两论”外没有能收入《毛泽东选集》，但不能由此就否认它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毛泽东抗大讲哲学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1937年9月，总政治部油印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成为延安哲学教员讲课的重要参考材料。延安的哲学家对“讲授提纲”，尤其是其中的“两论”给予极高的评价④。“讲授提纲”很快传到祖国南域广州，并首次署名公开发表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大型月刊《抗战大学》杂志“新哲学讲座”专栏上(从第1卷第6期[1938年4月8日]起连载)。有些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印行“讲授提纲”。据笔者在对搜集到的出版、印行信息加以综合后发现，在1950年以前出版的“讲授提纲”版本(或印刷本)超过20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版本有：1940年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本、1941年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本、1942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翻印本、1943年华北新华书店印行本、抗战胜利后(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本、1946年中国出版社(封面标“丘引社版”)本、1947年张垣印刷局翻印本等。1950年前“讲授提纲”以20多种版本印行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
综上所说，毛泽东对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的集萃、编纂和改写，决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一种加工和制作，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些哲学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这犹如中国古诗创作中的“集句诗”表达了“集句”诗人的情感、意境和艺术一样。“集句诗”并非是前人诗句的简单拼凑，而是一种再创作形式。没有相当深厚诗文功底的诗家是写不出“集句诗”的。同样，没有相当哲学功底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汲取苏联哲学精华，写出“讲授提纲”。
四、毛泽东为何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十分明确地肯定他没有写过斯诺所问的《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毛泽东在1937年抗大讲哲学时编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那他为什么要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呢？施拉姆认为，这是一个“如此敏感的原因。自列宁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斯大林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达到预期目标。”[3](pp.82-83)施拉姆的这种分析对吗？完全不对，纯属皮相之见。
首先，施拉姆曲解了毛泽东讲哲学的动机和目的。施拉姆以资产阶级政客的虚荣心理来猜度毛泽东去抗大讲哲学的动机和目的，是极其庸俗无聊的。无产阶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所以格外看重哲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对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意义所决定的。毛泽东讲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切身体会，也是整个党的经验的总结。他决不是像施拉姆所猜度的那样是为了“确立”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而主动要去抗大讲课的。相反，如他对斯诺所说：“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往下更直白地说：“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1](p.405)当时，抗大(包括前身的红大)经常邀请中共领导人(如张闻天、朱德等)到校讲课。在此之前(1936年12月)，毛泽东曾应该校邀请讲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讲军事、哲学是因为这是他的强项，通俗的说法是他的拿手好戏，中共领袖人物中无人与之比肩。这也是他成为公认的“毛主席”的内在因素。他去抗大讲哲学课和写作“讲授提纲”完全是应时代的需要、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不能不做的，决不是如施拉姆所说的是为了“确立自己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
毛泽东的哲学讲授不仅给听课的抗大学员以极大的教育和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听课学员在数十年后的回忆就充分说明这一点)⑤，而且“讲授提纲”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于听课的学员。施拉姆的“毛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的说法，反映了施不了解1950年前“讲授提纲”广泛印行的情况和延安理论界对它的公开赞扬。
其次，施拉姆也不了解毛泽东在写作“两论”之前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不了解抗大讲课和写作“讲授提纲”是毛泽东以往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如前所述，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酷爱哲学，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优势。他的这一酷爱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更加自觉，更加强烈。从一定意义上讲，抗大“强迫”他去讲哲学确实在客观上促成他去总结和提升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催生了“两论”的诞生。
再次，施拉姆误读了斯诺的谈话，没有把毛泽东否认写过斯诺所询问的《辩论唯物主义》小册子与否认写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者加以区分。
毛泽东否认自己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一时记不起来了，更不是施拉姆所说的原因，而是在一种特殊语境中发生的误会。这里的问题出在斯诺对《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写作时间和小册子的名称等说明上，而非毛泽东本人。因搜集到的资料的限制，那时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毛泽东在1940年前后写的。故斯诺向毛泽东询问：《矛盾论》“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写的？”从斯诺的询问中也可以看出，斯诺虽然认为“两论”是1937年写的，但他似乎并不知晓毛泽东在那时还写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更不了解“两论”就是其中的两节。因而他才把《矛盾论》看成是写于《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的著作。毛泽东否认写过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写于1937年春夏，而在这之后，他确实再也没有写过《辩证唯物主义》之类的小册子或文章。此是其一。
其二，是同“小册子”的名称有关。这主要不在于当时的翻译者没有把“Dialectical Materialism”译为“辩证法唯物论”或“辩证唯物论”，而是在于篇名中根本无“讲授提纲”四个字。
其三，斯诺只说了《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的名字，并没有谈小册子的具体内容。要是谈了小册子的具体内容，那情况很可能就不一样了。
毛泽东一生从未写过《辩证唯物论》(或《辩证法唯物论》)的小册子或文章，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虽然《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曾以《辩证法唯物论》或《辩证唯物论》的书名在一些地方印行出版过许多次，但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恐怕只有写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记忆和印象。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毛泽东花了很大工夫精心撰写的，他决不会忘记，更不会否认。事实上，他与斯诺谈话时就十分明确地说，《矛盾论》“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1](p.405)斯诺的谈话记述中亦明确讲到毛泽东编写“基本哲学教材”。他写道：“毛腾出时间来搜集准备在(延安)抗大讲哲学用的基本哲学教材。在三个月的短期课程中一些简单而基本的教材，对于受训的青年学生来说，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还是需要的。”[2](p.209)“三个月课程”的“简单的基本教材”，这难道不就是“讲授提纲”吗？因此，毛泽东否认斯诺所问的那种在《矛盾论》之后几年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并不等于否认自己在1937年写过“讲授提纲”，这是“毛学”研究者应注意辨析区分的。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施拉姆(许多中国的研究者也一样)没有能注意辨析区分，而把这两种不同的否认混为一谈，并由此生出所谓毛泽东“有意否认他认为不再适宜的那些文章”的误解和非议。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从未见到毛泽东有否认自己写过“讲授提纲”的言论。
总之，我们不能从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得出他否认1937年写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结论。从这一点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对《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的注释不够全面、准确。注释不仅要说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写于1937年春夏，而且还应说明，在此之后几年，毛泽东确实从未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这样的注释有助于说明毛泽东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的回答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以免读者在这一问题上产生类似施拉姆那样的误解。
注释：
①美国学者阿瑟·科恩(Arthur Cohen)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一书中宣称：《实践论》、《矛盾论》不是1937年七八月写的，而是1950年到1952年这段时间写成的，宣称中国把两篇著作说成是1937年写的，“看来是一种欺骗”，是“毛对日期的伪造”(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杜令(D.J.Doolin)和高拉斯(P.J.Golas)在伦敦出版的《中国季刊》1964年7-9月号第19期第38-46页发表的《从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看〈矛盾论〉》的文章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是说谎，中国官方之所以要作假，目的是要把毛泽东说成在延安就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同期《中国季刊》第3-37页刊霍勒布尼奇(Vsevolod Holobnychy)的《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充分肯定《矛盾论》的理论价值。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发表后，这种争论继续着。施拉姆承认“两论”是1937年写的，同时又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1940年写的。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Nick Knight)在1980年《中国季刊》第84期上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解放前的文本》长篇论文(中译文刊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7年第2期)，从“语义分析和比较”、“概念分析”和“引文的日期及其对引文的分析”三个方面，论证“中国官方和毛所说的写作于1937年能成立”，而科恩、杜令和高拉斯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②参见许全兴：《〈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关系》(1980年)，收入《为毛泽东辩护》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84页。
③参见许全兴：《再谈“两论”与〈社会学大纲〉》，收入《为毛泽东辩护》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220页。
④参见张如心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周刊，1941年第127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和培元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1941年8月20日，《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
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最好的怀念》(1983年12月26日)中就回忆到他在抗大当面聆听毛泽东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课，载于《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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