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辉语揭示的语言接触感染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语言论文,回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以海南省回辉语及相邻语言的接触状况研究为例，认为语言或方言成分的借用，混合语，甚至双语都只是语言接触变化的表层现象和基本途径，而语言感染以及由此感知的语言结构心理模式是语言接触致变的核心因素之一。
我们认为，单纯从接触和借用讨论语言影响易于掩盖人们对语言接触变化更深层次的观察。以借词来看，借词带来了新的概念或事物意义以及相应的语音形式，但若不达到一定数量，都只是孤立要素，借入语言中的外语言或外方言特征并非借词引起的。即使借入语言中的外借词达到相当数量，甚至进入混合语状态，借入语言与被借语言之间的通话度大幅提高，理论上也未必能说明借入语言的各种特征如何来自被借语言。有鉴于此，我们尝试另寻非典型语言接触案例来观察导致语言变化的原因，或者说，我们希望探讨究竟是何种因素在语言接触中促使借入语言获得被借语言的特征。
通常来说，语言或方言总是按照一定的地理区域分布，我们把这类分布划分为三种类型：
（1）大区域分布，属常态分布，不过，在不同语言或方言大区域之间存在一些过渡地带，呈现出过渡型或混合型语言和方言。
（2）大区域夹方言岛分布，也不罕见，一般情况下方言岛的居民大多可能是双言人，其语言或方言能否留存取决于他们的语言态度、社会环境与自然地理。
（3）方言岛相邻，周边无强势语言或方言挤压。这类现象较少，可以展示出另类语言或方言之间的相邻关系，也可能透露出语言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中支配语言变化的关键信息。
二 三亚方言岛语言状况
海南省三亚市居住着数千回族人，他们所说的回辉语（占语）原属南岛语系，约一千年前从越南占城陆续迁居此地，延续并形成今天的回辉语方言岛。回辉语离开原属地近千年尚能保存至今，与三亚独特的社会环境以及族群自身的特征相关。而语言结构上，回辉语却发生了巨大的语言类型变化，从多音节无声调语言变为单音节为主的有声调语言。
回辉语的结构类型转化原因，研究者通常解释为受周边单音节声调语言影响而发生变化。但究竟是通过接触还是其他方式，目前尚无结论。① 我们从多次语言或方言调查中了解到，三亚是较独特的方言岛相邻区域，历史上未形成特别强势语言或方言。因此，我们无法用传统方言学观念来阐释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造成的变化。这里先简略介绍三亚的语言分布情况。
海南省三亚市的居民聚落以黎族村寨为主。全市陆地总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1990年人口调查约37余万（1964年约16余万人），其中近一半为黎族。汉语方言或其他语言散落在沿海地带，分别有海南闽语、军话、迈话、儋州话、疍家话、潮汕话、回辉语、苗（瑶）族的勉语。2001年出版的《三亚市志》相当准确地标出了各种语言或方言的地理分布，可以作为本案研究的背景（详见三亚语言分布图）。
从三亚的语言或方言地理分布看，是一个典型的方言岛相邻分布区。除黎族人之外，其他语言或方言都呈现出零星的聚点分布。使用海南闽方言的人最多，约20万，主要是三亚市西面的保港、梅山、崖城、天涯，东面的林旺、藤桥，三亚市区则通用海南话和普通话。军话分布在崖城的城区、日升村、遵导村和西关村等几个村子，人口约7000人。疍家话分布在榆港、南海、藤桥等村乡，人口约6000人。儋州话族群分布在三亚市区的儋州村以及羊栏镇的海波村，人口约3000人，其中相当部分是近年从儋州等地迁入的群体。迈话分布在市区附近的羊栏村、妙林村、林家村，以及崖城镇的拱北、城东区和水南乡的几个村，人口约10000多人，其中羊栏村约5000人。回辉语分布在羊栏镇的回辉村与回新村，人口约6000人。目前，三亚通行海南闽语。
然而在历史上，海南闽语并不是当地的通用语，使用人口也不多。海南闽语作为三亚地区通用语的历史很短，仅仅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行政管理的发展，一批批具有海南闽语背景的行政干部携带家属进入三亚，形成以海南闽语为核心的地方行政语言。另一方面，海南首府海口市以及经济、文化在全岛居于发达地位的文昌等地都以海南闽语为母语，逐渐形成全岛的权威性方言地位。政府各级行政会议、商务活动、教育教学、广播电台都采用海南闽语（20世纪50－80年代）。
在这样的形势下，三亚的各级政府机构以及社群和周边族群都向权威方言靠拢，采用权威方言交际，使得海南闽语最终成为整个三亚市各族群的共同交际语。
回辉语就是在这种近千年的方言岛相邻状况下维持和发展的，它与语言族群互不统属，相互之间保持一种各自独立发展态势，族群内部则呈现相当高的语言忠诚现象。这里从语言地理分布介绍两个与回辉人可能存在历史关系的语言族群。20世纪50年代前，三亚地方的行政机构设在崖城镇，当地居住着说军话的族群。军话族群大致属于明代中央政府派遣的戍边屯军部队及家属遗留下来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可能是北方方言中的西南官话。由于集中居住，自成一体，因此长久保留下来。回辉人集中居住地区与崖城相距数十里，历史上虽然经商、宗教行政事务会有一定来往，但直接相互影响不大。
迈人族群与回辉人居住地最接近，日据时代前，两族人相距不过数里。现代更是毗邻而居，村子之间有些房屋已经形成凸凹交错搭建的状况。两个村子的人口分别有约四五千居民，各自有小学，村行政事务互不统属。迈人所在村子属羊栏镇（近年改称凤凰镇）羊栏村，回辉人村子属羊栏镇回辉村。镇府设在羊栏村，处于三亚地区中部，即市区的西北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迈话很可能在闽语成为三亚通用语之前曾一度是该镇的通用交际语言，目前在该地仍有一定影响（邹嘉彦等 2006）。
那么，回辉语究竟是受到哪个或哪些周边语言影响而发生结构类型变化的呢？对此，我们需要从语言使用以及语言微观结构上进一步考察回辉语变化的原因。
三 回辉语中汉语借词的来源及性质
黎族是三亚的最早居民，回辉人虽较早来到此地，但因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两个族群来往不密切。回辉语与黎语有部分词相近，但黎语与南岛语存在可能的发生学关系（Benedict 1941），因此很难判断这部分词的词源属性，鉴于数量不多，本文不加讨论。
回辉语中的汉语借词数量较多，在约2500词中借词有473个。其中，句法借词（连词、介词、副词）占多数，达到45％；其次是量词和数词，占31％：再次分别是名词21％、形容词15％、动词14％（郑怡青 1997:54）。从语用分类角度看，单以名词论，经济、文化、生产工具方面的借词比率较高，占45％；衣饰用品、居住、交通方面的借词占31％；时间、方位、天体方面的借词占14％；身体部位方面的借词占3％。这意味着回辉语内部存在较强的使用活力，基本词汇并不需要从外界输入。另一个特点也能反映回辉语具备活力，即回辉语可以利用借词语素造词，它自身的词法规则还具有能产性。例如，
。
句法结构借词、经济文化类借词占优势意味着回辉语可能有特殊的借词来源，因为语言接触借用的顺序总是借词在先，句法结构和形态借用在后，借用的数量比也应循此顺序。上文已经说明回辉语与周边语言处在方言岛相邻状态，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或方言可以作为强势语言对回辉语发挥重大影响。回辉语虽有一定数量汉语借词，但日常口语中的借词却非常少。表1列举了回辉语与周边语言几个常用词案例，除了极个别外，借词是不多的。例如“糖”，似乎与军话比较接近（材料分别来自郑 1997，黄 1991，江 2007，邱 2005）。
表1 回辉语与周边语言常用词对比举例
回辉语中的汉语借词并非主要来自周边的汉语方言。几年前，欧阳觉亚先生与笔者调查迈话时拜访过回辉村的阿訇蒲宗礼先生，听过他用汉语读书音念报。由此可知，读书音正是回辉语中汉语借词的主要来源。郑贻青的《回辉话研究》不仅详细讨论了回辉语读书音的借用现象，同时还附载了整篇的读报文本，让读者直接了解到回辉语汉语读书音借音系统。不过，回辉语读书音概念与一般汉语方言中形成的文白异读系统并不一样，既表现为双语系统，又一定程度渗透到母语系统，弥补或替代母语中的空白概念和母语中少量原有词语。表2列举了数例文读词（材料来自郑怡青 1997）。
表2 回辉语中的汉语读书音借词对比
从回辉人的历史和文化宗教看，他们读书音的来源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历史上海南一直由内地派遣说官话的官员治理，形成了官话行政语言的传统。第二，崖城（崖州）一直是三亚地区的行政中心，仕宦商人聚居于州府所在地，内地戍边军人及其后代所说的军话也接近官话。地方首府通行的官话不可能不对周边语言和方言形成权威性，这可能是居住此地回辉人接受汉语官话的重要因素。此外，海南最有影响的闽语和儋州话也都存在以官话为基础的文读系统，这一点对回辉人心理上认同官话也应该有一定作用。第三，回辉人的宗教文化也与内地保持一定联系，他们或是派遣弟子入内地学习《古兰经》，或是聘请内地教师来村子给学生授业。这种宗教活动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当时的官话。据阿訇告知，来村教授《古兰经》的有广州教师，还有甘肃、宁夏的教师。迄今为止，回辉村仍然持续开办穆斯林学校。第四，回辉人因其宗教背景，具有较强的族群保护和语言忠诚意识，他们聚村而居，一般不与外族人通婚。我们猜想，他们是以间接方式通过官话读书音接受汉语。由于有官话基础，他们中间懂得周边汉语方言的双语人很少把方言要素带入自己的语言系统。
四 语言感染假设作为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阐释机制
较之于越南占城的占语（郑 1997：倪 1988），回辉语的确是在周边汉语环境中发生了类型转变。既然周边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都不是影响回辉语发生类型变化的关键因素，那么促使语言类型转变的成因是什么？对此，我们提出一种理论设想，即共同区域的语言或方言通过接触借用、双语双言行为，或书面语应用行为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潜移默化的语音和语音结构模式（乃至更进一步的词法和句法结构模式），类推和深入母语模式，逐渐改变母语模式，使两种语言模式不断融合，最终使受影响语言在结构类型上呈现出致影响语言的面貌。
我们相信，这种变化一定有必然的心理机制。例如，为了减少多结构带来的心理负担，就可能产生某种使结构趋同的心理机制，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语言接触变化。Carroll提到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一项心理试验，西班牙语使用人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表现出从西班牙语VOT界限迁移到英语VOT界限的转变，这两种语言清、浊爆发音的界限表现在VOT的位置不同（Carroll 2004:308）。说明接受第二种语言就可能接受这种语言的语音（或）模式，并将自己母语特征迁移到新的模式上，使二者合一，减少多模式带来的冗余。
语言描写对这个假设也有直接的论证。王福堂（王1999:28）提到湖南江永和临武居民都使用官话与土话两套话交际，但江永两套话韵母、声调在数量上、类型上和音质上差别很大，而临武两套话的声、韵、调及语音系统非常近似。他认为早期临武的官话跟土话差别也很大，是在长期的共同使用中相互渗透、相互适应和相互调整中趋同的，“这无疑和人们希望在双语使用中减少发音上和记忆上的双重负担有关”，并进一步指出，这种趋同“应当主要是土话的变化，即土话向官话靠拢的结果”。
以上阐释的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机制可以称为语言感染（bilingual contagion）机制。语言感染作为语言学术语似未有人专门定义，但用“感染”一词来描述语言变化现象却早已有之。李荣在《吴语本字举例》（李1980:2）中提到广州话代词因声调感染音变的现象。他说：广州话“我”字阳上
，“你”字阳上
，“但他”字也是阳上
。广州话“佢”字其实就是“渠”字。问题是“渠”字古平声群母，今音照例读阳平，怎么读阳上呢？那是受了“我、你”两字的感染。“我、你”两字都是阳上，“渠”字也读阳上。显然，李荣教授所用的“感染”亦即类推。所以他又说：广州“渠”字读阳上，向“我”字“你”字看齐。
近十数年来，国际语言学界，特别是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造成的语言变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语言接触的类型、深度和强度，语言的地理分布和扩散，语言联盟和语言区域特征。相关研究更为丰富，如双语和混合语现象、语言转换和语言消亡、语言态度、语用行为，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等等。然而仅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而言，目前的研究很少开展语言接触变化中根本的内在机制解释。借用，包括借词以及借词的语音形式、句法结构，甚至形态，带来的不只是单纯的外来语要素，它一定包含了外来语言的各种模式和制约机制（规则），这是以往研究中触及不多的现象。
尽管回辉语未从周边语言借入大量借词，回辉人日常并不使用借入的官话系统交际，但周边语言和官话系统内在的语音和结构模式却渗入到回辉语结构。这些现象表现在多个方面。
早期回辉语没有硬腭系列音位，周边军话、迈话、海南闽语也没有，但是汉语前硬腭爆发音、塞擦音、鼻音（西南官话及大多数南方方言）都比较丰富。虽然回辉语用齿龈塞擦音对应汉语借词前硬腭声母，但自身却发展出前硬腭鼻音
，替代了原有的
。虽然前硬腭鼻音发音部位与后硬腭鼻音差别不大，然而作为一个新的发音部位和新的音位出现却不容易。这个案例应该可以看成是受汉语感染而形成的。
回辉语原本有内爆音，借入的官话没有内爆音，但回辉语有些借词却可能用内爆音对应，但二读现象也是有的。例如，
“包围”。
回辉语原本无声调，只有高低两类习惯音高，从亲属语言可以清楚知道这一点（Thurgood 1999）。目前回辉语发展出7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情形比较复杂。郑贻青详细分析过回辉语声调产生的阶段以及各类声调产生的条件。她认为回辉语声调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自身结构，汉语影响则是诱发条件。我们进一步认为，回辉人有两套（或多套）语言系统，一套母语系统，一套汉语读书音系统。读书音系统只有部分文化词汇和句法结构等词汇进入母语系统，这些词汇本身不能导致回辉语产生声调。根据经验，声调产生的主要条件是（江1998(5):11），可对比的单音节性，例如单音节词增多，声韵同形的音节之间形成可对比性；声韵母的简洁性，例如音节结构为CV，VC，CVC；音节中出现成系统的涉及嗓音变化的要素，例如浊音清化，韵尾变化或脱落。回辉语在汉语大环境中从汉语官话系统以及周边方言受到汉语模式的感染和浸润，逐步获得这几方面条件，最终产生了声调。
除语音方面的变化，语言感染机制在词法、句法方面也有表现。例如回辉语构词上一般是修饰语在中心语后面，例如：
“蜂王（头＋蜂）”。
我们相信，语言感染作为研究语言接触机制的整体概念和模型值得作更深层次的发掘。
五 结语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涉及很多复杂问题。例如，借词借入的是词还是音类，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论（王 1999:30）；某些区域语言特征，例如内爆音，是语言创新还是古音遗存（陈 1995：朱 2006）；语言结构，例如音节结构、语序结构，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受影响语言：相近语言和异类语言接触引发的变化是否具有共性；是社会因素还是语言结构制约主导接触引发的变化结果。甚至研究的视角和术语都存在很大争议，例如“扩散”往往是从强势语言或方言（致影响语言，源语）角度观察，而“借用”（“借贷”则显中性）则是从弱势语言或方言（受影响语言，受语）角度描述（邹，游 2004）。本文从略微独特的微观案例观察语言接触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既否定了回辉语因借入周边语言词汇、语音要素而触发的变化，又肯定了回辉语因借入周边语言代表的整体汉语结构体系触发的深刻变化。这种看似矛盾的解释需要纳入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需要一种深度发掘，为此，我们提出了语言感染假设作为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阐释机制。这个假设可能对以上所提复杂问题（借音还是借词，存古还是创新等）的解决有一定价值。
注释：
① 参见郑怡青：《回辉话研究》（1997:25－35）。她认为回辉语周边各汉语方言，如军话、迈话、儋州话、海南闽语等，或其他语言（黎语等）对回辉语的影响十分有限（例如借词），因此她设想是一种只用于官场、教学等无大批固定人口的古“官话”强烈影响了回辉语，但没有进一步指明这种古“官话”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