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一篇重要轶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暑期，我在德国波鸿大学的图书馆翻阅上世纪初的欧洲汉学杂志，在《中国学刊》（德文名为Sinica）上看到一篇胡适的文章，标题DIE CHINESISCHE ERZ 
HLKUNST（直译为“中国的叙事艺术”），下有VON PROF.DR.HU SCH 
AUS PEKING（北京的胡适教授博士）字样，《学刊》所载译文未注明译者和出处。当时草草浏览一遍，没有太深印象，只感到它内容充实。回国后想检出胡适原文作对照，竟然遍觅而不得，在迄今大陆、台湾的各种胡适文集，包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胡适全集》中都没有见到与之相应的内容，于是这篇论文的“考证”工作就落到我自己手里。
这篇文章从行文口气看明显为演讲形式，如文中有：“时间不允许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进一步考究在所有这些伟大长篇小说那里的漫长发展过程”；演说对象显然针对外国听众：“18世纪另一部伟大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则在中国以外几乎无人知晓”——在中国的演讲自然无须作此提示；胡适又说到：“在巴黎的收藏中我发现了这部长篇故事诗的一个保存完好的断片（伯字2292号），被标为第19和第20卷”，这个断片指《维摩经》唱文残卷，而胡适在巴黎查敦煌写本是在1926年8、9月间，他1926年9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记有阅《维摩经》事（注：参见《胡适全集》第30卷的1926年日记，季羡林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篇末更有一句：“以至于15年前的满清的崩溃至少要部分地归功于这些小说”。由此不难断定，此文是据胡适1926年在欧洲的演讲辞译出。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适全集》第30卷里的胡适1926年日记中又提到，10月21到27日他连日赶做英文演说稿《中国的小说》，27日晚在法兰克福讲出，所述内容要点与该文完全一致，也提及《维摩唱文》19—20卷，可知就是该文无疑。奇怪的是，它没有被收入同一《胡适全集》里的《胡适著译系年》（第43卷）的1926年或1927年条目中，或许是缺乏证据之故？胡颂平《胡适之先生的年谱长编初稿》也只说到胡适去法兰克福讲演一事，没有提具体内容，而以文章内容的重要性来言，如果胡先生手头有这篇稿子而不置一词，实在与该《长编》有闻必录的风格不符。
这篇轶文的价值却不容低估。胡适在这里修改了他过去对中国小说发生的许多看法。“前几年我以为中国小说是受了印度文学影响然后产生的。此次细细整理材料，始知此说不能完全成立”——本土文学也是源头之一，这是他日记中有详细剖呈的一条。一个重要例子是《孔雀东南飞》，他认为这首诗并非如梁启超所谓受佛教影响以后之作，实属本土文学。对伦敦和巴黎的敦煌文献的研究更加强了他这一看法，因为不但“佛家之通俗文学起来甚晚”，而且敦煌卷中的俗文学或全是散文，或全是韵文，并无佛经唱文那种韵散参杂的形式，这也证明中国自有本土的说故事传统。（注：《胡适全集》第30卷第395—396页1926年10月26日的日记。）另外一点胡适没有直接点出，就是佛经对中国文学在内容和文体形式两面的影响，也是自这篇演讲起开始被胡适认真地考虑。尽管这是几年前就已流行的“旧说”，但显然胡适是在读敦煌写本之后才有了真切体会（在《国语文学史》中还只字未提佛教影响），这在他《海外读书杂记》中有所透露：“从那些僧寺的‘五更转’、‘十二时’，我们可以知道‘填词’的来源……从那些‘《维摩诘》唱文’，我们可以知道弹词的来源。”（注：《胡适全集》第3卷第379页。）
显然，文中的观点汇入了他1928年出的《白话文学史》中——就是说这篇文章构成了《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间的一个桥梁。关于《孔雀东南飞》，在《白话文学史》中是：“近年有几位学者颇主张这一类翻译的文学是《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诗的范本。我从前也颇倾向这种主张。近年我的见解稍稍改变了。我以为从汉到南北朝，这五六百年中，中国民间自有无数民歌发生……正不用倚靠外来的文学的影响。”还进一步明确了两种影响间的关系：“与其说《佛本行经》等书产生了《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诗，不如说因为民间先已有了《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篇故事诗，所以才有翻译这种长篇外国诗的可能。”另一方面，《白话文学史》又专门为佛教翻译文学辟出整整两大章，指出译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大影响，都明显是法兰克福演讲思路的延续。《孔雀东南飞》一章，胡适在1927年他回国不久，即作为单篇在《现代评论》上先期发表，更可见新发现给胡适带来的鼓舞及其间的承接关系。
还有一点，和只有半部的《白话文学史》不同，演讲稿一直述及19世纪，算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文学大纲。如此通盘考虑，从现有材料看，只有胡适1941年在华盛顿作的一个同名英文演说《The Chinese Novel》，它同样可看作1926年讲稿的继续。后者的不同之处，是对《镜花缘》作了详细描述，由其中透露的男女平权思想，猜测它受了某些西方的影响，另外篇末多出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述，将中国小说出于民间，然后被文人阶层接纳洗练，又生出文人原创小说的主线强调一回。但在其他方面，两者内容大致相同，只是1926年讲稿更学术化，《The Chinese Novel》较简明。即从语调用词看，两者也有许多联系，如1926年稿上是“它赠给他们不只是一个上天，而是许许多多新的充满奇妙色彩和永恒福乐的天，不只是一个地狱，而是许许多多长时间地在民众心中保持生动真实的冥冥世界”，1941年稿是“Ancient China knew no heaven or paradise,but India gave us thousands of pradises.Ancient China knew no hell,but India gave us 18 hells of ever-increasing severity and horror”（注：《胡适全集》第38卷第153页。）；1926年稿有“当一支毒箭正好射向恋爱中的男主角时，或者利剑扎向美丽无辜的女主人公时，或者是勇敢的犯人孤注一掷想逃离监牢，而正将要被捉住时，说话人突然间击响了鼓，用那个无情的程式结束了一天的讲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1941年稿则为“Thus when our beloved hero is being taken away by the lictors to be put to death,or a poisonous arrow is being shot at our beautiful heroine,-then the reciter suddenly beats his drum,recites a rhymed couplet and then tells his audience the famous formula,If you wish to know what happens to our hero or heroine,pray come to hear it told in the next recital”（注：《胡适全集》第38卷第157—158页。）；关于《红楼梦》里“树倒猢狲散”的话，胡适在两篇文中都说过一遍。由这种联系我更猜测，胡适关于中国小说演变的看法的真正成熟始于这篇文章。
胡适对这篇稿子其实颇为得意。他在1926年10月21日，10月25、26、27日的日记里都提到它的写作，完工的一天27日是这样记载的：“计这个讲演足足费了我四十个钟头的工夫。若不是为了自己有所长进，若单为了三百个mark而来，殊不值得。三百mark仅足供行旅之费而已”，之前一天即26日的日记也说：“此次写此题，虽费了不少工夫，然自己得益不少”。胡适没有将英文稿译出在国内发表的原因，可能因为个人习惯（《The Chinese Novel》也属于未刊的遗稿），也可能由于文中的创见已在他后来著述中得到承继发挥的缘故。
现将德文稿译为中文，供学术界同人参考。翻译中尽量保持胡适本人或当时文学史家的称谓，如“Erz
hlung”德文为短篇小说或叙述，这里显然指的小说，动词“erzhlen”译作“讲故事”，而“Epik”（史诗）就按胡适的说法叫“故事诗”，“Erzhler”（讲故事者）根据需要有时译为“讲史人”，有时为“说话人”或“说书人”，“Roman ”（长篇小说）译为“章回小说”或“长篇小说”，“Novelle”（中篇小说）则译为“话本”，如此等等。
中国的小说
谁如果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定会在跟其它民族比较中，为那些要求严格分章结构和自由创制的文类的缺失感到吃惊。中国古文学主要由抒情诗和短文章组成。早期的哲人们只留下了格言，后来的才作详细描述，其中有些包含着艺术性的小寓言和譬喻。但却没有故事诗，也没有戏剧和自由发明的散文体小说。民众——至少是智识阶层——以事实性和理智为导向的生活方式似乎压制了每一种描述性文学，也驱散了一切的民间传说——它们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随着秦汉建立了最初的大帝国，不同地域和部落的宗教，同样以及他们的祭司阶层和拜神习惯，都有了紧密联系并渐渐混合成一个大的民族宗教，就是后来所称的道家。这个新宗教的文献里包括了许多神异故事，就像我们今天在《列仙传》和《神仙传》的集子里所得到的那些。所有这些显然表现着那些个时代观念世界的故事，都取了短篇传记的形式，但其中也没有什么因为文采或佳构值得注意的。
大概小说在古中国不甚发达。在两汉、三国和六朝（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600年）全部民间文学中只留存下两首故事形式的诗歌：《焦仲卿妻》和《木兰诗》。后者简短地叙述了木兰，一个假扮男装在军中征战十二年，然后载誉回到家中的女孩的事迹。另一首《焦仲卿妻》是中国文学中最长的诗歌，讲述一个妇女的悲剧故事，她被她的丈夫深爱，却为婆母所不容，只能回到娘家。她自家父母又将她许给了本地一个显贵之子；但她在第二次婚礼的当晚就自尽了，表示对她所爱的夫君的忠贞。她丈夫得悉了死讯，便也自杀了，以此回报她的爱情。故事是在生动多彩的描写中被叙出的，可以同世界上这一类中最好的文学相并列。
诗歌《焦仲卿妻》历来被认为成于公元后三世纪初。但是今天的学者如梁启超都倾向于把它算到晚得多的时间去，而把它的故事性风格归于佛教文学的影响。即使我同意一个相对较晚的产生时间，说这首诗是在佛教影响下写成的，却不能让我信服。显然在悲剧女主人公和她丈夫的故事里面，并没有什么显示出哪怕最轻微的佛教信念的影响；所以这只能是在艺术形式中多少表现出来。毫无疑问，佛教文学的输入对中国的描叙文学有着巨大影响，中国章回小说和中国故事诗应该感谢佛教影响的地方，比人们至今所确知的还要多得多。
从公元后四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是不折不扣地被佛经译文所充斥。印度人早就发展出了一种在幻想神魔故事上极富发明力，布局结构精巧的诗艺。在这方面，印度文学对于弥补古代中国经典的缺陷，正是必需的。中国精神为这种浩荡的卷轶、深邃的人性、诗性的伟力、幻想的发明以及这种构建——与它并列则儒家的干枯经典显得苍白而过份清醒——之宏伟所惊谔，所眩惑，所慑服。
众所周知，佛经（Sutra）也是一种故事诗，一种戏剧。它总是以一个戏剧性场景起头，然后发展成一个包含着主干故事的对话。在佛经外还有大量本生故事（Jataka）和佛陀的生平记述。两部最感人的，《普曜经》（Lalita Viskara）和一位圣者兼诗人Aschvagosch（中译马鸣）的大型故事诗《佛所行赞经》（Buddha-Tscharita），被完整地译成了中文。如此绝妙的作品必然会影响到汉民族的诗学精神。一些高品位的戏剧作品很快就在中国读者中极受喜爱。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维摩诘经》，处在故事中心的不是佛陀本人，而是大圣者Vimalakiriti（中译为维摩诘），他的辩识法术胜过佛的其它大弟子。得知维摩诘生了病，佛派遣他的十个弟子去问疾，但每个弟子都不愿去，都推说不能胜任此项任务，每个人都叙述了自己同维摩诘打交道的经历。最后菩萨文殊师利被选为佛的使者，前去那生病的圣者的居室。故事余下部分讲述维摩诘驾驭法术的神通和他的神迹，以及让菩萨中最大者也晕头转向的深邃智能。
佛经有多种译本，其中鸠摩罗什（Kumaradschiva）的译文因其简明的语言和优美文体甚至到今天还广受欢迎。它在中国的巨大影响，由文学中屡屡被引作典故，尤其是由以它为素材的大量古代佛教绘画可见出。唐代大诗人王维字摩诘，算是对维摩诘一缕温柔的追念。
在斯坦因和伯希和二十年前在敦煌发现的古代中国写本中，我们找到了一些残简，它们是民间流传极广的维摩诘故事的片断。这故事部分是用带韵的散文，部分是用民歌诗行转述出来。经常是一个一百字的段落被扩展成了五千字。整个故事如果以完整形式出现，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故事诗了。在巴黎的收藏中我发现了这部长篇故事诗的一个保存完好的断片（伯字2292号）被标为第19和第20卷，它含有下面这个奇特的卷尾跋：“广政十年（947）八月九日在四川静真禅院写此第二十卷文书。恰遇抵黑书了。——不知如何到乡地去！”然后他在黏着的一张纸上写了一跋：“年至四十八岁，于州中应明寺开讲；极是温热。”
在敦煌写本中我们还发现了叙佛陀生平的《法华经》（Saddharma Pundarika）或《莲华经》（Lotos-Sutra）的变文，以及目犍连下到冥间访母的故事。所有故事都被僧侣们以浅白文体转述出向民众宣唱。其中一些直到今天还为民众喜爱，在中国还在戏台上被演出。
为了照顾不识字的信众而将佛教故事以俗语讲出，这在中古中国的寺院定然广为流行着。好像形成了一个职业讲经者群体，他们编写佛教内容的俗讲变文，把它宣演给不懂原文的虔诚热心的群众。因为在关于两宋的都城，开封和杭州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在职业说话人中有一个阶层被称为“谈（佛）经者”。
对于历史研究者就生出了这个问题：究竟佛经讲经者是所有世俗叙事艺术的鼻祖呢，还是他只是并存于中古中国——譬如在宋朝的都城——的众多讲故事人类别中的一种呢？
在敦煌写本中还有非佛教来源的残简，它们部分是韵文，部分是通俗散文。在佛经之外的世俗故事的存在引我们认识到，本土的叙事艺术已经有了发展。这大致可追溯到《列仙传》和诗歌《焦仲卿妻》。这种发展在唐时似乎已呈现相当的进步，因为我们发出了大量享有名望的作家，他们会时不时写出或多或少属于描述性质的故事来。其中有些相当不错。最了不起的故事里有一部《虬髯客传》，它被归到诗人张悦（卒于730年）名下。它叙述一位豪侠的历险，此人想建立一个新帝国，但当他见到了后来唐朝的建立者李世民，就放弃了他全部野心，因为他承认后者比他更强。这个故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塑造的力量和运用历史人物和史事的手腕。诗人元稹写了一部爱情故事《会真记》，很可能是描画他自己的经历，它受到如此推许，以至于几个世纪后有了至少四个据它写出的，出自不同人手笔的剧本。这只是由知名作者写出的数量不菲的故事——很可能受到了当时无论在僧院或市井生活中都时兴着的说话伎艺影响——中的两例。
允许本土叙事艺术发展的说法成立，决不是要否定佛经文学特别是通过民间说话人对中国故事诗和长篇小说演化施予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两个方向上发生着：一是印度文学无拘无束的自由创制对中国文学起着解放作用。它将中国人从严格依循事实的思维方式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引他们到发明力的自由嬉戏中去。它赠给他们不只是一个上天，而是许许多多新的充满奇妙色彩和永恒福乐的天，不只是一个地狱，而是许许多多长时间地在民众心中保持生动真实的冥冥世界。它带给他们一个新的众神界。它引导他们，远远地，远远地越出我们本身生命的短暂区间，去思念重重世界和悠悠千年。事实上中国在精神上应归功于印度的，无论如何高估也不为过，当我们读到《西游记》或《封神榜》这类离开了佛教影响就根本不会存在的故事时，我们还仅是瞥见了一线微光。
佛教影响的踪迹其次表现在形式上。《天雨花》、《笔生花》等里面的民间叙事文学是用七言韵文体写的；但在伴着音乐唱出的诗节间，插入了散文体的描写。这正是唐代佛经讲唱的样式——在《维摩诘经》的叙事体变文中有最好的表现——，而且大可以追溯到传统上佛经惯用的形式，即散文体对话重复出现在散布的诗节或偈颂（Gathas）中。这种韵散夹杂的形式，同样清楚地表现在中国的小说传奇中。故事主要情节以散文写出，而开头结尾几乎总是一首或数首诗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些描写豪侠性格、女子美色、事件发生地或战场紧要关头的片段用压韵的诗节来表现。这些段落让我们想到佛教的偈颂或早先的韵体民间小说。这当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所有的世俗故事包括那些在敦煌废墟中发现的，要么全用散文（如《秋胡》），要么全用韵文（如《季布歌》），而没有用韵散混合的形式写成的。确实，唐代作家喜欢将大量的诗词插入他们的故事中去，特别是在《会真记》和《西游记》中。但这些诗歌要么是宣示隐秘爱情，要么就是文人雅趣的重要部分。这类事实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叙事艺术在本土发展的存在，这种叙事艺术在其散文形式上可上推到《列仙传》，在韵文形式上则可溯及《焦仲卿妻》和《木兰诗》的时代，后来在佛教影响下发生了演变，最终采取了在散文说白中嵌入诗体段落的形式。
我们知道，小说艺术在九世纪时已渐发达。段成式谈到了835年左右一个街头说话人的存在，他明显是演说历史题材的，诗人李商隐在他《骄儿》中的一首诗里讲到说书人嘲谑张飞的胡子，取笑邓艾的口吃。这两人都是三国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在关于开封的集子（《东京梦华录》）里我们了解道，宋朝时在京城里住着许多类别的职业说话人，其中每一家处理一个专门的领域：或者是历史故事，或者是豪侠行迹的神异故事，或者是那些涉及社会、风俗和宗教问题的故事。
由这些职业说话人发展出来两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和长篇小说。
话本只是长篇小说短的未及展开的形式，因此严格说来并不符合这个名字在今天的意思（“话本”的原文为“Novelle”（中篇小说），译者注）。总之中国的话本有它特别的自身形式，这种形式一直维持到了最近。它几乎总是两部分：一个引子和一个主要故事。引子给出“教训”。这个教训由一个非常简短的，同下面的故事有着内在关系（多数是通过相似性，有时通过对比）的故事显示出来。职业讲书人要吊起听众的胃口，他由经验知道，最有效的就是在较长的故事开始前用一个小故事使他们紧张起来。
留存给我们的这种话本有几百篇。它们中许多可以追溯到宋代，至少是南宋（12和13世纪）。多数则属于明代。最著名的集子是：《京本通俗小说》、《今古奇观》、《拍案惊奇》、《今古奇闻》、《醉醒石》、《西湖佳话》、《十二楼》。
这些话本中的一些即使今天的读者读来也饶有兴味。语言浅近，常有精致的情节发展。上面列举的最后一个集子是一位著名戏曲家李渔所撰，它表现出大师手笔的痕迹；大体上可以说，这些话本显示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特定发展状态，它们本来是为娱乐听众而作的。它们通过演说来动人，但在人物塑造方面常常是不足的。更严重的，这一类叙事艺术受其自身形式所限，不能表现深刻的思想和错综繁复的构思，因为“教训”一成不变地居于真正的故事起首，后者实质上是它的一个说明。
真正的长篇小说是讲史的延续，因为古代中国人没有产生出那种要求凭空发明和结构严整的文类来。古代的故事主要叙述短的事件，它们只需稍许的，或根本就无需加工。大多数情况下，事件的逻辑进程就足够作为情节使用了。最早的长故事全都属于讲史性质。故事本身在不断地演讲，供给说话人在顺序性描绘中运用的最恰当材料。
那种有计划地搭造文字作品的艺术的发展史是极具启发性的。开始我们只发现了没有内在布局意图的史事的随意排列。这一类中最好的例子是《宣和遗事》，一个北宋末年的民间话本。它讲述给我们徽宗皇帝的昏庸统治和北方中国所遭受的鞑靼女真人的毁灭性和屈辱的占领。有些事件是用口语写成，显然出自当时已有的民间话本。另一些是用半文言文写成，多数是原文摘抄那个国仇家恨的灾难岁月的时事记录。没有一个贯穿的情节，甚至没有想过从语言和风格上将不同事件的叙述统一起来。
然后我们渐渐注意到，说话人希望找到一种手段，藉此使听众即使对于一个很长的故事也能葆持注意力，而一个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纠葛的史事铺陈是定然无法达到这一步的。就是佛经讲经者也要面临这一任务，要保证听众第二天还会到场。我们在敦煌写本中发现了一个长的文书，上面是用七言诗体写的伦理训导（伯字2305号）。在这个写本中，每日的讲经文总是以几行敦促听众第二天再来的韵文作结束。
更拟说，日西止。道理多般深奥义。明朝早到与君谈。且向阶前领取偈！
问题就是：为了这许多将要提供的奇妙道理的缘故，明天他们会再来吗？
职业说话人总要多少激发起好奇心。他编排素材和宣讲故事的方式，是要叫听众的心情绷紧到最高程度，然后突然中断叙述，在期望值被刺激到最高点的一刹间停下来。当一支毒箭正好射向恋爱中的男主角时，或者利剑扎向美丽无辜的女主人公时，或者是勇敢的犯人孤注一掷想逃离监牢，而正将要被捉住时，说话人突然间击响了鼓，用那个无情的程式结束了一天的讲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章节划分的源起（每章叫“回”，意思是“时刻”、“时段”）。是叙事艺术的合理的情节开展与谋篇布局的源起：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始。
毫无疑问在明代中期以前，也就是1500年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长篇小说。只有以章节划分的中篇小说和大量有着相当长度的讲史故事。在民众中有一大批历史和神怪故事极受欢迎，就像三国的故事，玄奘和尚到佛教印度奇妙的取经经历，最后还有梁山108位好汉的故事。它们家喻户晓，人人都耳熟能详。在民间戏剧的舞台上总是能看到它们的人物形象。它们的历险故事口口相传，从一村到一村，从一代到一代。每个人，无论男女都可以在它们之上加进些东西，这儿那儿添上去些本地色彩，时不时地作一点新的解释。那些民间传奇和故事的系列讲述就以这种方式，在文学最伟大的匠人：原初的人民精神的手中，历经了无数的变化完善。经过数百年这种无意识的发展后，它们猛然间握住了伟大诗人的发明力，由他们从民众那里接过，在艺术的精神中将其革新。传说保留着，可是情节被改造了，对话变更了，人物形象精炼过了，通篇计划被细细打磨。于是在16世纪时产生了首批伟大的散文文学作品：《水浒传》，《西游记》，还有《三国演义》也可算进去。
这三部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第一个伟大时代的里程碑，其中每一部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其最终形式是几百年未曾中断的发展的结果。三国故事耗费了800年，才达到它最终的形式。玄奘去印度朝圣的故事同样要回溯到唐时，我们至少知道有两种早期的散文稿本，其中一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出于宋末，而另一种较小的《西游记》很可能作于14世纪。在这些散文本外我们还必须提到各式各样的剧本，其中一种（《唐三藏》）是在12世纪女真鞑靼人统治时撰写的。一直到16世纪中以后，才有一位大天才，吴承恩（卒于1580年），对旧的传说加工润饰，创造了他的杰作，即《西游记》今天的样式。
时间不允许我，进一步考究在所有这些伟大长篇小说那里的漫长发展过程。我想挑出最了不起的那部《水浒传》，对其历史作一个简略的概述，以便说明这些伟大长篇小说从它们低级粗陋的开始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方式。
《水浒传》或者说梁山108位好汉的故事要追溯到12世纪，那时宋江和他为腐败官吏暴虐所苦的36位结义兄弟，结成一支可怕的强盗团伙，打败了前来镇压他们的官军。在过了许多个行侠施义的年头后，他们自愿投降官府，成为了军官，在镇压方腊于今天浙江和安徽南部的大起义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宋朝由于女真鞑靼入侵而破亡时，这些早先的强盗又在同进逼蛮族的战斗中冲杀陷阵。这种结合了忠诚与爱国心的侠义精神，赋予水浒传说以一种特有的高贵和特别的激情，这些品性将它塑造成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长篇小说之一。
《宣和遗事》里边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只是个几千字的简短报道。但这个传奇很快就生长起来。由36位结义兄弟增加到108位。他们不再被看作是无法无天，而是因为恶劣不公的待遇才被逼落草的无辜市民。他们是道义的真正维护者。当13世纪蒙古人占领了全国之时，人民的思想又步回到了作为民族侠义精神象征的水浒传奇。艺术家为这36人画像，著名作家为每幅画题赞颂诗。
这个故事给元杂剧提供了种种题材。戏剧家非常自由地对这一传说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塑造不同人物。在明朝初年（1400）很可能有一种关于这个伟大传说的100回本写成。文字稿本经过了许多变动。在1500年时有一位无名大师，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作了一个估计有70回的全新本子，它大大地胜过了原先的本子，以致在所有后续本中这70回都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在16世纪中叶印出了一个由100回组成的新本。17世纪初一些浅愚的批评家想保留早先的版本，又在新本子上加了大约20回。此后就有各种115回和124回的版本出现。17世纪中叶时产生了一个叫金圣叹的大批评家，他摒弃了所有那些的后来的增补，而使70回本成为公认最完善的版本。
《水浒传》其实是一部抗议的作品，它的主导思想是：官府的贪腐是盗寇的起因，一个好强盗要胜过一个腐败官员。《水浒传》成功地在每个读者心中唤起了对于强盗的同情和对官吏的憎恨，这是它了不起之处。由这个主导思想，这部书以真切的方式投射出了中国民众灵魂深处的看法，使异议和反抗的精神得以维持，万古常新。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几千字的故事在400年间演变为各种各样的传奇和戏剧，最终成为一部100章的伟大长篇小说。我们生在一个为成千上万长篇小说所淹没的时代，很容易忘记，那种我们称之为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的特别样式，它的形成是多么漫长和艰难，但只有当我们认清了整个演进过程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去理解中国长篇小说的特性。它们只有在历史演变的背景中才能被澄清。
文艺如同科学一样，在新形式的发明完善上步履迟缓，可是对于一朝被完善者的运用却十分迅疾。中国的长篇小说需要1500年才臻于成熟。可是一当首批的伟大长篇小说问世，它们的影响就能马上感受到了，在100年里发展出了各种门类来。
在16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部罕见地忠实于现实的长篇小说，标题为：《金瓶梅》。它描述一个有一妻、四妾以及其它婢女的男人的家庭生活。这部小说在过去400年里屡被官方所禁，因为它过多地涉及到这家的性生活细节。它显然是世上最有伤风化的小说。但撇开它的放荡恣肆，《金瓶梅》倒是极值得我们关注的，恰因为它对普通男女日常谋营的现实主义描画。它以一种率直的方式演绎出每个家庭成员由习惯和生活方式所限定的发展，直至最后不可避免的结局，这里它接近于今天的自然主义。
17世纪产生了第一部问题小说：《醒世姻缘》。它单涉及婚姻问题。情节本身平常无奇，充斥着无聊的迷信；但是开始一节却值得一提。作者说：孟子说得对：君子一生中有三件至乐的事，它们比做皇帝还叫人快活。头一件乐事是：父母兄弟健康；第二件：在神和人面前都不用感到愧怍；第三件；能寻得和教育一个有出息的少年。可是，作者接下去说，孟子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他忘了提到第四件乐事，它是成就其它三乐的前提条件：如果你有个让你不得安宁的妇人，你如何才能做成一个好儿子和好兄长，一个君子和能干的老师呢？所以那第四件，那个最根本的福气是：有个好老婆。
这五部小说可算是16和17世纪，即中国长篇小说第一期的代表作。《三国演义》代表着数量众多的历史小说，其中许多都可在街头说书人尚粗糙的故事那里寻到源头；《水浒传》代表了英雄传说；《西游记》是那些神魔小说中最最出色的代表者，这类小说那几百年里出了许多；《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严格说来倒并不代表它们的时代，而只是它们领域中的先行者，这些领域只有到了后来才得到充分的探索。
18世纪产生了大量长篇小说。其中有两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作为最好的中国文学，显得尤为突出。
《红楼梦》之作者为曹霑，字雪芹。作者只完成了80回就于1764年死了。小说就以它未成的形式流传开去，许多人尝试着将它续完整。最后在1792年，也就是作者死后近三十年时，一位叫高鹗的人作了40回的续文，发行了第一个“全本”。它一直是这部著名小说的标准版本，只有很少人曾注意到，这部作品出自两位生活时代相差30年的作者之手。曹霑出生于汉军旗人家庭。他的祖父母过着富贵奢华的生活，但到他父亲时家计已陷于贫困潦倒，作者由此放浪纵酒并且英年早逝。在其杰作《红楼梦》里，他成功地交与我们一幅满清盛世时上层家庭日常活动的生动画卷，为我们绘出众多美妙的女子图像，其中一些堪同世界文学中最好的作品中最好的妇女形象媲美。小说主人公对于女性有一种近于宗教般的崇拜。在写作技巧上这部小说可以追溯到《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去，它真率地描绘出一个无可奈何地颓败下去的家庭的故事。拿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他描出了一个方向，它指向那无可避免的结局：“树倒猢狲散”。
18世纪的另一部伟大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则在中国以外几乎无人知晓。作者吴敬梓（1701—1754）同样出于一个著名的儒生家庭。他是诗人兼锐利的思想者。他在其诗人生涯的早期就荡尽了资财，被迫出卖房屋田地，移居南京，在那儿极潦倒的度日。但他作为落魄浪子和遍尝生活艰虞者的丰富历验，又使他获得了大胆地透视人生物态的能力，学会了独立地思索。当时文人教育中迂腐的文辞练习的一无所用令他深为不满。对于儒者生活的扭曲和无益的思考构成他伟大小说的主要题材。儒学者在人们想来，是要被培养来统治民众和领导国家的，《儒林外史》则是对于这些人的奔忙的锐利讽刺。他的书是针对那种单单传授给青年人关于经典的形式知识和炮制作文的机械技艺的教育的最严重控诉。作者指出，这整个计划就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它驯养成了一个阶级的人，这个阶级无知到了最最愚蠢的褊狭，比不识字的农夫小贩还要不如。这本书给出了一系列万花筒式的画卷，它们是这个于世无补的阶层惟妙惟肖的例子。其中最好的是些好心肠的腐儒，他们对于书本外的世界很少或了无所知；那帮迂阔贫乏到了极点的家伙。他的判决是尖锐的，但却充满了同情和幽默。甚至他的最可鄙的怪人物都是以友善的调侃写来。
在最近100年里有两种长篇小说的方向。在中国北方的一股民间文学运动或多或少试图按《水浒传》的样式去写侠义小说，它们主要涉及豪爽的强盗头领的英雄事迹，由北京和其周边的职业说书人写成。对话简截明了，素材极有趣味，形式上却更多民间意味，而较少艺术性。缺少的是独特性、大的成就和思想深度。
另一方面中国南方在满清末年产生了不少模仿《儒林外史》的讽刺小说。它们谴责社会人生，激烈掊击官僚集团的贪腐与无能。旧的社会秩序的一切弱点缺陷均遭到拷问，以至于15年前满清的崩溃至少要部分地归功于这些小说。这一南方中国的文学是由那些不满于当时社会形势的人所推动的。它包含着思想和某种个体性。但这些小说多数是急就章，更像是改革的宣传单而非永恒的艺术品。但不管怎样其中至少也有两到三部值得注意的文学杰作，其艺术价值能与过往的伟大长篇小说的传统相称。
（原载德国Sinical1927年度11/12月号）
标签：胡适论文; 文学论文; 白话文学史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孔雀东南飞论文; 西游记论文; 读书论文; 焦仲卿妻论文; 列仙传论文; 散文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佛教论文; 佛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