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归宿：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落实到贫困人口手中了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中了论文,公共服务论文,归宿论文,支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公共支出归宿考察的是公共支出形成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收入分配效应。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银行，2004)，也是中国政府急需解决的突出课题(World Bank，2000；世界银行，2005)。Stigler(1970)发表“领导人法则”，认为中高收入集团是公共支出计划的主要受益者，而低收入者从中收益甚微。此后，人们进行了大量研究以验证这一假设的真实性。
Grand(1982)针对“谁在使用公共服务?”这一问题，研究了英国公共服务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其结论是，职业型家庭、雇主和经理享受到的公共保健服务和公共教育服务多于他们在相关人群中所占的合理份额；中产阶级享受更多的国家养老金、国民保健服务和个人社会服务；穷人则相对而言享受的公共服务较少。Grand(1982)证明了“领导人法则”。
但是，“领导人法则”也有被证伪的。van de Walle和Nead(1995)基于家庭预算调查，研究了公共卫生支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公共卫生支出级别不同，其利益归宿也是不同的；以预防和治疗为主的基层卫生中心一般比医院更有利于穷人。Jimenez(1995)支持了van de Walle和Nead(1995)的结论，他们对13个国家的调查研究显示，公共卫生支出的50％被占人口40％的收入最低的人获得，而这些人只得到医院服务补助的29％。他认为，就穷人而言，城市医院服务单位成本较高，因而，得到服务的穷人在消费中所占比例小于穷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反，富人得到城市医院服务的成本较低，因而富人更容易得到城市医院的公共卫生支出。与公共卫生支出归宿类似，van de Walle和Nead(1995)以同样的方法研究了公共教育支出归宿，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公共教育支出利益归宿随教育阶段而变化，中小学教育通常比大学教育更有利于穷人。Jimenez(1995)同样支持了van de Walle和Nead(1995)的这一结论，他认为，人口中最穷的40％只得到高等教育补助的10％，而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者得到了小学教育补助的30％。Lanjouw等(2001)对印度尼西亚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公共支出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基础设施利益归宿分析起来就十分困难，Pradhan(1996)认为其原因是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特征，因而以家庭调查方法确立不同利益群体从中得到的利益是困难的。
家庭调查方法有其局限性，原因是获取个人生命周期中收入信息的数据是困难的。为此，研究者以其他方法对公共支出归宿进行了探讨。Bhattacharya和Lakdawalla(2006)提出以受教育程度定义社会经济地位来取代收入决定的社会地位。与以收入衡量社会地位测得公共支出利益主要归宿于富人的结论相反，他们在探讨公共医疗支出归宿时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从货币来说还是从福利来说，公共医疗项目具有非常强的累进性。Sahn和Younger(2000)尝试通过拓展的Gini系数来判断健康与教育支出是否配置给穷人。对8个非洲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公共服务较少惠及穷人。在被考察的服务中，初等教育具有最好的累进性，高等教育累进性最差，医院服务累进性也较差。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是政府支出收益配置分析的有用工具。
在Aaron和McGuire(1970)分析方法基础上，Wulf(1981)提出与总结了公共支出归宿的研究方法：一是现金流量法。它把政府预算看作是流向特定个人或地区的货币流量，侧重于分析政府支付的直接接受者得到的货币受益。这一方法仅仅提供公共支出去向的初步的和局部的考察。二是生产成本法。它从公共支出决策代表谁的利益出发，在会计核算基础上，利用生产成本的大小估量支出的受益。但是，这一方法没有全面考虑具体公共支出的进一步影响，而且，受益大小与分摊数额有可能不一致而使分摊受益标准过于武断。三是均衡模型法。它试图全面考虑公共支出对生产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产生的跨期影响，针对复杂的影响因素，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这种方法由于需要建立庞大的模型求解，需要考虑许多关键性参数，因此，在现实中是困难的，而且这种方法未考虑到心理评价。
公共支出归宿是难于衡量的，其原因是计量归宿的因素复杂而且难于把握。Brown和Jackson(1990)指出，公共支出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很少受到关注或者关注的程度十分有限，有许多客观原因，如公共产出难于衡量，相关信息非常缺乏。
Basley和Kanbur(1993)指出了研究方法困境的根源。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导致公共支出利益难以归宿于穷人，即人们难以鉴别谁是穷人和谁是富人。Galasso和Ravallion (2005)在Ravallion(1999)和Ravallion(2000)的基础上，研究了反贫困公共支出项目的信息结构以及相关行为者之间的博弈行为特征。他们将支出目标分解，并采取村级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转移支付归宿到了穷人，但归宿绩效差别较大。他们将归宿绩效不平等归咎于村级贫困人口之间在决策上的权力大小。van de Walle(2005)延用目标分解方法，应用摩洛哥71个省级数据检验公共支出归宿，其结论是：反贫困公共支出项目较好地惠及了农村贫困人口，但没有惠及城市贫困人口；公共支出增长的物质利益到了城市非贫困人口手中，但大量利益绕过了城市贫困人口；支出利益大部分集中归宿于农村贫困人口。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公共支出归宿绩效评测方法模型，以解释公共支出惠及穷人的绩效差别；然后用中国省际数据检验中国公共支出惠及贫困人口的绩效；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二、模型设定
本方法的目标是测算公共支出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受益差别。在个人收入数据缺失的情况下，考虑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通过估计含有这些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确定公共支出归宿差别。
假定第i行政辖区内有穷人与富人两类，公共支出将在他们中间配置，公共支出受预算
约束。穷人的比例是
，而且是事前决定的。假定没有跨区人口流动以及相关的财政外部性。
花费在穷人和富人身上的公共支出的差别定义为“目标差异”，即：
为了进一步研究与测度目标差异T，我们将(5)式代入(2)式，得到：
在知道G、H和X的情况下，(10)式可以作为估计公共支出在贫富之间配置的目标差异的估计模型。必须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估计值可能为负。在这种情况下，该估计值设为正，目标差异值相应调整。
三、制度背景与变量选取
中国公共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归宿到贫困人口手中了(朱玲，2004；林伯强，2005)，但是，公共支出对于贫富人口的归宿目标差异是显著存在的(Ravallion and Chen,2004)，而且这种差异在快速扩大(世界银行，2003)。
在中国，用于分析公共支出归宿及归宿目标差异的适宜数据是家庭水平上的数据，但是，获取这些数据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有些数据甚至是不可能获得的。相反，地区数据是容易获得的，它们能够替代家庭数据功能，还能够克服家庭数据的部分缺陷(van de Walle，2005)，它们能有效地描述公共支出归宿于贫困人口的平均数；通过研究跨地区公共项目分布和贫困人口的公共支出归宿，支出归宿绩效是可以测量的；通过回归分析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项目配置，地区间的目标差异是可以测度的。本文因而采用地区数据测量公共支出归宿于贫困人口的程度以及公共支出目标差异。
中国公共支出在地区层次上的归宿目标差异是由其财政分权体制决定的。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是近30多年以来逐步演进而形成的。1994年进行的重大改革再次集中了财政收入，但是，却未改变事权的划分。其结果产生了资金缺口，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不足以抵消这一缺口，于是财政收入均等化不足，地区间的财政支出不平衡加剧。
现行分权财政体制运行特点之一是纵向财政收入分配趋向集中化。(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收入分配倾向于中央财政。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1990年为33.8％，1999年和2004年分别为51.1％和54.9％。中央财政收入份额不断提高，但没有对支出作相应调整。尽管大部分中央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却获得了大量收入分配控制权。首先，在税收返还以前，财政部控制授予地方政府财力的权力。其次，随着税收返还占转移支付总额中的份额减少，财政部分配资金的灵活性增加。即财政部决定转移支付比重的随意性增加，减少了公式化转移支付的比重。(2)地方政府收入分配倾向于省级财政。分税制明确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划分，但没有明确地方四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划分。由于此体制具有高度联邦制特点，因此，各省间的收入分配差别较大。地方财政具有两个趋势：首先，与中央财政相比，地方财政资源更加集中化。表现在：相对于地区级单位和县、乡而言，绝大部分省级政府支出比重不断增长。其次，农业部门受到伤害。省级部门的收入以转移农村收入份额为代价的，财源从县乡政府转移到省政府。
特点之二是横向的地区间财政支出资源趋向不平衡。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改革和向更发达的沿海地区倾斜战略。分税制不仅没有减轻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非均衡化影响，而且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这一不平衡的后果之一是，相对于发达省份，贫困省份的人均支出极少，大多数基本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与此类似，省内不平衡也是一样严重。
特点之三是转移支付制度疲软。上面两个结果的有效均等化机制是转移支付，但是，1994年确立的财政体制具有对地区间收入分配非均等化的特点。该体制最显著的两项内容是税收返还和均等化转移支付。税收返还遵循来源地原则，即与征税挂钩，将收入按上缴的税收额的多少返还，这样，更多的税收返还给富裕地区而不是贫困地区。抵消这一累退效果的只有公式化、均等化转移支付机制了。但是，一般在财年结束后才依可获得的资金来确定转移支付额，结果每年各省仅仅收到满足计算公式确定的财政需求中很小一部分的资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与税收返还相比，公式化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是次要的，因而总体效果是分配非均等化。转移支付中第二大科目是专项转移支付/拨款，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3以上。专项转移支付/拨款具有发挥财政均等化的潜力，但事实上也发挥着非均等化作用。专项转移支付流向城市粮食补贴和其他消费补贴，致力于经济增长和解救地方财政，帮助地方政府支付拖欠的养老金和支付国有企业解雇工人的失业补偿金，还用来补助财政资金困难的省份和补偿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命令所用的费用。快速增长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不符合公式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其收入均等化效应尚待检验。
总之，现行财政体制集中了财政收入，加剧了支出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平等，转移支付制度对此态势影响甚微。
为了描述公共服务在各省的分布，研究公共服务在贫富之间的归宿目标差异，基于现行财政经济体制，我们选取公共服务归宿变量如下。
(1)被解释变量。撇开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以及全国性公共品和地方性公共品的区别，我们考察各种公共品中按职能区分的主要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归宿(普拉丹，2000)。公共服务包括一般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经济服务和其他服务。其中，一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国防服务、公共行政服务、外交外事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社会服务主要包括教育服务、科技服务、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经济服务包括基本建设服务、工业服务、农业服务、交通服务、流通服务；其他服务主要包括政策性补贴、支援不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和专项服务。各地区相关变量以省级人均量表示。受中国经验数据搜集约束，工农业服务等极少数指标外延小于指标内涵所规定的外延。由于我们的结论是相对指标，这种外延绝对额不影响我们的研究意义。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指我国经济体制中影响公共服务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或者说贫富人口之间配置的变量。主要有：
资格变量。该组变量是官方规定的配置公共服务的决定变量。分税制使各地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决定于本地经济实力和税收量，中央财政集中起来的财力配置也偏好经济实力强的地区。因此，以省级人均GDP代表资格变量。
结构变量。该组变量考虑的是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缺陷，这些缺陷是政府支出弥补市场配置资源失灵的依据，因此，结构变量是对资格变量的补充。这类变量有：农业发展以及分化到非农产业程度、成人不识字率、疾病、虫灾和干旱等，以省级成人文盲百分率代表结构变量。
开放变量。该组变量考虑的是贫困人口在公共服务配置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这类变量有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党团群体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数量、电力化程度、电话普及率、道路里程与质量等。我们以省级人均每年交通与通讯支出代表开放变量。
财政体制变量。该类变量反映政府财政体制针对社会不公平的调控能力，转移支付是实现这一功能的有效机制。我们以省级人均全年家庭转移性收入来表示。
另外，贫困人口比例项也是解释公共服务配置的变量，我们以省级个人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表示。
四、实证结果
我们选取的样本期为2000～2004年，研究数据为样本期内全国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资料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5年)及Ravallion和Chen(2004)，分析方法为面板数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利用计量方程(10)，得出结果见表1和表2。
(一)公共服务归宿的目标差异
表1显示我国公共服务在贫富人口之间的配置是比较公平的。差异百分比一般不超过5％，例外的有：贫困人口比富裕人口多享受了6.67％的支援不发达地区的项目支持，少享受了10.07％的公共交通服务。显然，公共服务归宿的目标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例外的是外交外事服务在贫富人口之间的配置没有差别，不过，这一特征不显著。我国公共服务归宿目标差异特征是：
1.富裕人口的公共安全服务相对不够
在一般公共服务中，国防服务、公共行政服务和外交外事服务目标差异不显著，只有公共安全显著地存在目标差异，从目标差异的t值可以证明这一点。
国防、公共行政和外交外事服务的目标差异的不显著性与其纯公共品属性有关，即这些服务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些服务的消费与其供给成本不成比例，因此，它们归宿于公民的比例是基本相同的，即使有差别，也不显著。
公共安全则不是纯公共品，而是混合公共品。表1显示了公共安全对富裕人口供给不足，富裕人口比贫困人口少3.66％。这与城市(相对于农村)和沿海发达地区(相对于内地)犯罪恶劣程度较严重及数量相对较多的事实相一致。
2.文教科卫服务以及社会救济对贫困人口(地区)已经有了倾斜，但社会保障相对不足
在社会服务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并广泛实施农村合作医疗计划，贫困人口在样本期内分享到了较多的公共教育服务、公共科技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其多出的百分比分别是：4.77％、3.23％和3.50％，相关t值显示了这些服务归宿目标差异的显著性。社会救济更是向贫困人口倾斜，比富裕人口多出近5％，但是，其显著性稍弱一些。
与大多数社会服务较多地惠及贫困人口相反，社会保障服务却是显著地落后富裕人口近2％。这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有关，反映了贫困人口对社会保障强烈需求的现实。
3.见效快的经济服务较多，但着眼于长远利益的经济服务相对较少
在经济服务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贫困人口得到较多的工农业服务，相对目标差异分别是2.24％和2.13％。工农业服务是国家预算内直接给予企业技术改造和农户农业生产的财政支持，其最大特点是见效快。
但是，在基础性的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方面，贫困人口得到的公共经济服务就较少。在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和流通设施等方面，公共服务归宿的目标差异相对值分别是：-3.54％、-10.07％和-2.12％。特别注意的是公共交通服务，贫困人口的交通服务是整个公共服务中目标差异最大的。
4.补贴给了富人，专项服务和财政支援给了穷人
在其他服务方面，由国家财政拨给用于粮棉油等产品的价格补贴支出主要给了富人，而各种专项服务和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则给了穷人。前者的相对目标差异值是1.72％，后两者分别为3.22％和6.67％。
(二)公共服务归宿目标差异产生的原因
公共服务归宿目标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表2显示了各种公共服务目标差异形成的原因。拟合优度一般较高，证明了我们的理论模型方法及依此得出的实证结果是正确的。t值符号及弹性大小描述了原因特征。
1.一般公共服务
贫富人口中没有因素显著地对国防服务造成影响，充分说明了国防服务的纯公共品性质，国防服务在贫富人口之间的配置没有区别。
对于公共行政服务，经济实力的系数为负，说明经济实力越弱，出于自身内在要求的政府干预或指导冲动越多。公民偏好和财政体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民偏好越容易显示给政府，政府转移支付水平越高，公共行政服务越多。经济缺陷对于公共服务供给影响不明显。综合起来，似乎公共服务是偏重于贫困人口，但显然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不显著的。
关于外交外事，经济实力系数显著为正，印证了“弱者无外交”的事实，经济实力越弱，自身外交外事服务供给能力越差。公民偏好显示系数为负，说明公民越是不愿意显示对外联络的愿望，政府对其外交外事供给越多。经济缺陷和财政体制则对外交外事的影响不明显。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弱的自身供给能力和政府的补偿能力可能相互抵消，因此，目标差异不显著。
在公共安全方面，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拟合优度非常高，解释变量的t值说明系数均非常显著。从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可以看出，经济实力越强，经济缺陷越少，公民安全需求呼声越高，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越多，这样看来，富裕人口可能得到更多的公共安全服务。但是，这一趋势被财政转移支付导致的归宿趋势所抵消：即使是少量转移支付对于少量的贫困人口的人均值来说也是较高的。在安全威胁偏好于富裕人口的情况下，该转移支付效用更高。
2.社会服务
公共教育和科技服务两个被解释变量与各自的解释变量之间的拟合也是较好的，优度分别达到93.88％和90.45％，不过，经济缺陷解释变量的t值均不显著。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表明，经济实力越弱，公共教育服务和科技服务的供给越少；公民的需求偏好显示越高，政府转移支付越多，公共教育服务和科技服务供给就会较多。我国贫困人口近年来人均享受了更多的公共教育和科技服务可能与贫困人口的需求呼声和财政转移支付有关。
关于公共卫生，经济实力与经济缺陷引致作用不明显。拟合优度达到86.76％，说明公民的偏好显示和财政转移支付能力从根本上共同决定了公共卫生供给。公民对公共卫生的偏好显示越高，财政转移支付越多，公共卫生提供就会越多。与城市公费医疗市场化趋势相反，农村合作医疗卫生体制应群众呼声要求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我国贫困人口近年人均得到更多的公共卫生服务是必然的。
社会保障与其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只有15.32％，因而还不足以解释社会保障服务配置决定。值得肯定的是，公民偏好显示是社会保障的显著正相关变量，而经济实力、经济缺陷和财政体制都不显著。现实情况是，城市比农村更容易在政府面前显示对社会保障的偏好，因此，贫困人口得到较少的社会保障服务是可以理解的。
社会救济与其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较好，各变量系数更是非常显著。系数符号表明，经济实力越弱，需求偏好显示越高，财政转移支付越多，得到的社会救济就越多。这就决定了贫困人口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救济。但是，经济缺陷的系数是-2.2912，说明社会救济与经济缺陷负相关，政府社会救济忽视了对经济缺陷的考虑，从而削弱了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力度，贫困人口得到的社会救济只比富裕人口多得到4.97％，还不到5％。
3.经济服务
基础建设与其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较高，达到86.62％，不过经济缺陷系数的t值不高。其他3个变量的系数符号表明，基础设施的供给显著地受经济实力左右，贫困人口获得的基础设施较少。与此同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呼声也得不到很好地响应，财政转移支付也无助于基础设施供给。因此，富裕人口理所当然地得到更多的基础设施。
工农业服务是直接的经济服务。工业服务拟合优度是最高的，达到94.57％，各解释变量的t值也非常高，其中，经济实力的t值高达22.7874。对工业服务归宿的解释是：工业服务显著地依赖于经济实力，经济缺陷才是工业服务提供的根本依据(弹性为5.9978，是几个自变量中最高的)。公民需求偏好显示和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则无益于工业服务的提供。因此，贫困人口得到了更多的工业服务。农业服务供给决定与工业服务不同。它与经济缺陷关联不显著，而与经济实力显著负相关，与群众需求呼声和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显著正相关。从而结论却是与工业服务供给一样，贫困人口得到了更多的农业服务。
公共交通是贫困人口所缺乏的。经验结论显示，经济实力越弱，政府提供的交通服务越多。但是，经济缺陷的弹性是0.8738，远大于经济实力的弹性0.0007，而且与公共交通供给负相关，这就是说，经济缺陷从根本上反向决定公共交通的供给。转移支付有益于交通服务供给，但是无法改变经济缺陷负向决定强势。因而，贫困人口得到的公共交通服务在所有公共服务中与富裕人口差距最大。
与交通服务归宿类似，贫困人口得到的流通服务较少。不过，流通服务供给与经济实力关联不太显著，但经济缺陷也是从根本上反向决定了流通服务的供给。群众的需求呼声有益于流通服务的供给，但转移支付则无益于供给。这样，贫困人口得到了较少的流通服务，但在程度上比交通服务要弱。
4.其他服务
补贴从根本意义上显著地由经济缺陷负向决定，经济实力、偏好显示和转移支付对补贴的供给倾向不太显著或者根本不显著。不过，解释补贴的拟合优度不高，说明也许还存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但单就表2显示的证据看，经济缺陷决定贫困人口得到的补贴较少。
与补贴相反，财政支援和专项服务则倾向于贫困人口。经济实力越弱，支援越多，专项服务也越多，不过，关联不太显著。在经济缺陷决定方面，对财政支援是正向的，即越是有经济缺陷的就越支援；对专项服务则相反，政府对经济缺陷比较忽视，即越是有经济缺陷的越得不到专项服务。专项服务还与转移支付力度和公民的需求呼声显著正相关，而对不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援则与两者关联均不显著。综合地看，贫困人口得到的财政支援和专项服务较多。
五、结语
在家庭数据缺乏的情况下，本文转换变量，构建了可利用中观数据进行分析的公共服务归宿评测模型，该模型适合中国经验检验。
利用新世纪以来的省际面板数据，我们发现：国防等纯公共品的公共服务“阳光普照”了所有人，公共安全则是富裕人口比贫穷人口更缺乏一些。文教科卫和社会救济更多地惠及了贫困人口，但社会保障则供应不足；贫困人口较多地得到了见效快的经济服务，但着眼于长远利益的经济服务相对较少。补贴给了富人，专项服务和支援给了贫困人口。
公共服务归宿差异原因主要有经济实力、经济缺陷、公民偏好显示以及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体制，研究发现了我国公共服务归宿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一般公共服务归宿差异方面，公共行政服务的决定力量方向不一致，因而公共行政服务的归宿差异是不显著的；转移支付决定了人均公共安全服务更多地归宿于贫困人口。在社会服务归宿差异方面，贫困人口的需求偏好显示和政府转移支付决定了近年公共教育服务和科技服务供给更多地惠及了贫困人口；经济实力弱、需求偏好显示多以及财政转移支付使贫困人口得到的较多的社会救济；但是，弱的社会偏好显示却使贫困人口得到的社会保障较少。在经济服务归宿差异方面，经济实力不如富裕人口强使贫困人口得到的基础设施量不如富裕人口多；经济缺陷使贫困人口获得了政府更多的工业服务；经济实力弱以及政府转移支付也使他们获得了政府更多的农业支持；经济缺陷使政府提供给贫困人口的交通服务和流通服务均较少。在其他服务归宿差异方面，经济缺陷严重使贫困人口得到的补贴较少；但经济缺陷使贫困人口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支援；偏好显示和转移支付决定了贫困人口得到了更多的专项服务。
据此，我们简短地提出政策建议：
(1)提高对贫困人口的公共行政服务质量，确保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方向正确。
(2)扩大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服务，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3)保持对贫困人口的工农业服务、专项服务和财政支援，确保贫困人口能够直接而迅速地从公共服务中受益。
(4)加强对贫困人口的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设施建设和流通设施建设，确保贫困人口的社会经济长远发展。
(5)提升贫困人口的经济实力、减少乃至消除经济缺陷、保障偏好显示机制畅通并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努力保证各项公共服务惠及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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